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一文中说：“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永远不会被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纪念塔。”这就清楚地讲到了昭君这个人的伟大所在。   

但是，有些历史著作和一些历史体裁的文艺作品，他们的作者不去真实的反映实情，而是按照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通过编写王昭君的故事等去表现自己的立场、观点。这些立场、观点千百年来无拘无束的自由漫延。野史淹没了正史。如东汉就有《昭君怨》，到了晋时，因避司马昭之名讳，把《昭君怨》改为《明君怨》。所以到了唐代就出现了李商隐的“七弹明君怨、一去怨不回”。这一时期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是在为昭君的“屈辱”而鸣不平。宋代的苏轼也有“谁知去乡处，万里为胡鬼”和欧阳修的“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到了元代，剧作家马致远则创作出了有名的悲剧《汉宫秋》，说是昭君出塞后，不肯入番，投身黑水（阴山下黄河最大支流之一的大黑河），其中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环佩影摇青冢月，琵琶声断黑水秋”。此剧便成了后人的范本了，更是以讹传讹。就是上世纪20年代末，也还出现了王桐令先生的文章《汉唐之和亲政策》，把汉唐和亲女子分为四等七级，把王昭君列为“不列等”的第七级，并说：“不列等之王昭君，乃下赐称臣、纳妾、入朝之呼韩邪单于者，乃完全为赠品也。”（摘自2008年1月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编的《昭君文化高层论坛论文集》之可永雪、余国钦攥文《有关王昭君的几个问题〈续编〉》)。他们把王昭君当作被历史风雪摧残了的一株含有诗意的玫瑰，向她倾诉同情和感伤的眼泪，来对汉代和亲政策进行非议。这些非议直到1963年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参观昭君墓后，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谒昭君墓》诗：“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掳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和我国著名戏剧作家曹禺先生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旨意写出了新编历史剧《王昭君》之后，才算基本平息，重新回到了班固所著《汉书》所述昭君出塞和亲的真实情节上来。

下面根据昭君出塞时的真实的历史背景和昭君出塞时的真实情节看昭君出塞时昭君的社会地位和出塞和亲的历史意义。

一、昭君出塞时的历史背景

在讲昭君出塞时的历史背景前，有必要顺带讲一讲匈奴的问题。

匈奴，首先肯定的说，它是我国众多民族中的一员。它长期游牧于我国的正北方。《史记》中讲：“匈奴，其先祖夏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狳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所以匈奴人和我们是一家人、亲兄弟。由于它久居中国的北方，过着游牧生活。又由于游牧的性质所决定，当生活得不到保证时，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时，向中原地区侵袭，并通过侵袭索取一些生产，生活用品（包括粮食在内），这些都在情理之中。他们为了生存，必须团结。所以匈奴人发展到秦始皇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集团，并与秦王朝对抗。经常通过侵袭，从秦国掠夺财物，从而增加了秦与匈奴的敌对情绪。秦二世元年（前209）冒顿单于即位后，吞并周围几十个部族，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奴隶主政权，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这对秦王朝绝对是一个特大的威胁。故而秦始皇出兵三十万，出击匈奴。

到了汉朝初年，匈奴对汉朝的侵袭更加频繁。使得刚刚立国的汉高祖脚跟还未站稳时，便接上了和匈奴人的战争。为了安抚匈奴，只能采纳谋士刘敬的建议，与匈奴冒顿单于采取和亲策略。这个和亲从高祖、惠帝、文帝、景帝以及武帝初立，延续了七十余年。汉匈关系一直是亲戚关系。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由于马邑冲突，和亲中断。汉武帝发动了大规模的防御战争，一直延续了三十年，使匈奴人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再加上汉王朝沿边修长城、建立要塞体系，这时的匈奴人基本上失去对汉朝的威胁。

由于连年战争，给匈奴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再加上天灾，匈奴人苦不堪言。这时匈奴奴隶主之间便出现了纷争，从而不时展开斗争。事态发展到公元前60年，因争夺单于继位问题，发生分裂，到汉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出现了“五单于争位”（呼揭单于、东犁单于、乌籍单于、屠耆单于和呼韩邪单于）的局面，内部大乱。就在这个时候，呼韩邪单于登上了历史舞台。但此时的匈奴是“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腊烧以求食。《汉书宣帝纪》”

呼韩邪单于本想重振家业，东山再起，不意，其兄左贤王呼屠吾斯在其东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其西出现了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自立为闰振单于。后，郅支杀闰振并追杀呼韩邪，并占领了单于庭。逼迫呼韩邪再次出走。此时的呼韩邪东山再起的锐气受到了严重的挫伤。为了保存实力，只好采纳左伊秩訾王的建议：“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韩邪带上他的残留部属，朝着汉朝的方向南下，企图通过对汉朝的依附来保全其残部。故而出现了呼韩邪单于的三次入朝。每次入朝，汉都以厚礼相待。

第一次，甘露三年（前51年）呼韩邪来朝，汉宣帝在甘泉宫接见了他，宠以殊礼，位在诸候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赐以黄金玺绶。后相会于渭桥，诏单于毋谒，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二月归，留居光禄塞（今内蒙古包头西昆都仑河谷口处）。汉遣董忠、韩昌率领一万六千骑，又征调边郡数以千计的马匹相送。“诏忠等留单于，助诛不服，又转边谷米糒，前后三万四千斛，给赡其食。”

第二次是黄龙元年（前49年）汉“礼赐如初，加衣一百一十袭，锦帛九十匹，絮八千斤”。元帝初年（前48年）“呼韩邪上书，言民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转谷二万斛以给焉。”

第三次入朝是在“竞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胥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喜欢。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见《汉书·匈奴传》）

汉元帝对呼韩邪单于入朝称臣，从内心表示欢迎。因自武帝以来，与匈奴战争，虽为常胜，但“劳师远征，倾国殚货，伏尸流血”，以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损失也很惨重，此时的汉朝的实力也就是只能战败匈奴，而不能臣服匈奴。

这个时候，郅支单于继续与汉朝为敌，他看到呼韩邪与汉朝的友好关系，并出兵谷助呼韩邪与其作对，自度无力统一匈奴，乃向西迁徙，同时破坚昆，侵乌孙称霸西域，成为西汉王朝西域之患，所以在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汉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及副校尉陈汤，为了保护西域的安全主动出击郅支部，“斩其首，传旨京师”。元帝为了这次胜利还告过太庙。

自马邑冲突后，世代联姻关系被中断，直至竟宁元年，昭君出塞和亲整整一百年，这一百年，汉匈之间始终处于战争状态之中，而这种战争无论对匈奴，还是对汉朝，都是灾难，绝对两败俱伤，只是大小而已。

呼韩邪向汉朝称臣，可以说是无奈之举。理由是：南北匈奴分裂后，他的力量明显弱于郅支，不依附汉朝，南匈奴的实力难以保存，如果汉朝对其出击，那就更无立锥之地了，所以呼韩邪选择了主动入朝称臣这一正确的决断。大丈夫能伸能屈，这一举动充分体现出呼韩邪这个人的雄才大略。

呼韩邪单于称臣后，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于竟宁元年（前33年）春正月，第三次来朝觐见，提出“愿胥汉氏以自亲”。汉元帝因其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便把当时的“待诏掖庭”的昭君赐给单于。此举进一步消除了汉匈之间的戒备心理，这就是昭君出塞时的真实历史背景。

二、昭君出塞时的社会地位和出塞和亲的历史意义

现代学者胡适先生在其《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中讲：“王昭君，名嫱，是蜀郡姊归人氏。他父亲叫王穰，所生只昭君一女。昭君自幼便和平常女儿家不同，一切举动都合礼法。长成的时候，生得秀外慧中，绝代丰姿，真个宋玉说的‘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傅粉则太白，涂脂则太赤’。再加上幽娴贞静，所以不到十七岁，便早已通国闻名了。乃笄以后，那些世家王者来求婚的，不知其数。他父亲总不肯许。恰巧元帝选良家女子入宫，王穰听了这个消息，便来与女儿说知，想要把昭君送进宫去。王昭君听了这话，心中自己估量，自思自己的父亲只生一女，古语道得好‘生女不生男，缓急非所益’，父母生我一场，难道亲恩未报，就此罢了不成?如今不如趁这机会，进得宫去，或者得了天子恩宠，得以昭仪或婕妤，那时可不是连我的父母祖宗都有了光荣，也不枉父母生我一场”。（《实用人生》1991年版第209页）

胡适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大学者，他所言虽然不一定是历史的真实写照，但合乎情理。一个良家女，能够被选入宫，是一大机遇，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产生光宗耀祖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事情，也是人之常情。至于“昭君入宫数年，不得见御，积悲怨。”这也在情理之中。因昭君在姊归老家，虽为良家女，但被父母宠为掌上明珠，原想进宫后，会马上得到皇帝的恩崇，荣华富贵，伸手可得，没想到冷宫数年，不得见御，从感情上讲，落差太大，故而产生悲怨，也是自然的。

另外，此时的昭君已不是在姊归老家时的黄毛丫头了，而是进宫数年（按习惯数年应为6年左右）的昭君，年龄应为二十三、四岁。女子，从生理上讲较男子成熟的要早。昭君又是一个十分聪慧的女子，这时应该是一个很成熟的人了，言谈举止，绝对不能冒失行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为。辩证地讲，冷宫数年，对昭君来说绝非坏事，表面看好象受到了冷遇，实际上是磨炼了她的意志。所以如果昭君没有数年的冷宫生活的磨炼，绝对不会有后来匈奴呼韩邪单于“愿胥汉室自亲”时昭君“乃请掖诞令求行”的胆识和气度。

说起匈奴地，正如东汉蔡文姬在其《悲怨诗》中所言；“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处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环境肯定恶劣，特别是从中原到边荒，生活多有不适应。这个事，昭君肯定想到了，但也肯定变相思维过：匈奴人也是人，他们能生活，我为什么不能?更何况是嫁与一个和汉朝缔结“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相攻诈”的友好盟约的匈奴单于。另外她也想过，如果不去，可能在冷宫生活一辈子。尽管这个冷宫是“月楼花院”、“绮窗朱户”。谁会因为“月楼花院”、“绮窗朱户”而留恋这个牢狱般的冷宫呢?就是用黄金做成的牢狱，也是牢狱，没有人因为黄金而留恋牢狱。昭君“乃请掖庭令求行”是向封建贞操观念提出的辛辣的讽刺，同时也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对妇女的野蛮凌辱和迫害的抗议。

在此，有人会提出反问，昭君如果带上这种反抗心理去和亲，结果能好吗?结论很简单，不可能好。但人的思想是在变化的。如果昭君的“乃请掖庭令求行”不被皇帝批准，这个反抗情绪是不会打消的；但她的这个“请行”被皇帝恩准了，也就是她要跳出这个用黄金做成的牢狱了；从此她要象正常女人一样过正常生活了；她的目的都达到了。这个时候，昭君的心情就不是怨恨了，而是感恩图报。在这种心情指导下出塞和亲，效果绝对极佳。从这个角度看，昭君的“自愿请行”这一超乎一般人想象的举动就又成了一个具有特殊个性的女性的远大抱负。这在当时那种封建专制下的社会里，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约束下的社会氛围里，昭君这个主动“请行”的举动，不仅震惊了满朝文武，而且也惊呆了后宫粉黛，绿艳红芳，同时也突显出昭君敢于和封建传统思想挑战的女中豪杰，并有超越时代束缚、敢于追求自由幸福、敢于体现自我的伟大女性。

昭君被恩准和亲后，汉宫要臣肯定要在元帝的意旨下对昭君进行政治说教，如和亲的意义，朝廷的希望等，昭君呢，绝对应允，并且能够讲出自己圆满完成和亲策略的清晰思路。这个时候候的昭君，思想境界就又高了一步，她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良家女和单纯有反叛思想的“待诏”了，而是一个身肩国家和民族重任的并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政治人物了。所以在临辞大会上才会出现“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和淡淡装天然样，风韵万千，落落大方，超凡脱俗的姿态，以出塞和亲的高尚情操，出现在朝臣之中，如鹤立鸡群、气压群雄。并出现了“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的尴尬场面。同时也证实了王昭君是一个成熟的、有理想、有抱负且能执行汉元帝和亲政策的理想人物。

昭君和亲出塞，不是一个一般的和亲。一、汉元帝亲自主持临辞大会，可见规格之高和重视程度之不一般；二、因和亲而改元竞宁，这在西汉王朝的历史上是首例，而且是仅此一例；三、呼韩邪单于对这次和亲更为重视，史载：“元帝遂以良家子王嫱，字昭君，配他为妻”，“单于喜欢”并返回匈奴单于庭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四、昭君出塞后，与呼韩邪单于关系甚密，生一男，两年后呼韩邪单于死了，她马上上书朝廷请求归汉，当时成帝遣使复诏，令“从胡俗”再嫁呼韩邪的儿子雕陶莫皋（复株累若鞮单于）从这件事，又可看出昭君是带有一定身份和政治地位而与匈奴和亲的。如果昭君没有一定身份和政治地位。她也没在单于死后上书求归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昭君出赛和亲是汉朝与匈奴两族的政治行为，她是代表汉朝出使匈奴的使者。

昭君出塞后，半个多世纪“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宣帝、元帝、成帝）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天下一片太平。直到王莽执政时，为了分化匈奴人，大分匈奴十五单于等，致使汉匈关系又受到了损害。

五十年的和平，这在历史上不是一件小事，这绝对与昭君和亲后的作为有关。尽管史学家着墨不多，但昭君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她是一个献身于民族友好事业，为巩固和发展汉匈友好关系作出不朽贡献的人物。她是民族友好的使者，她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正如清将世袭云骑尉、诗人彦德在其《青冢诗碑》中对昭君赞曰：

      闺阁堪垂世，明妃冠汉宫。

      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

      若以功名论，几于卫青同。

　    人皆悲远嫁，我独羡遭逢。

　    纵使承恩宠，焉能保始终?

　    至今青冢在，绝胜赋秋风。

昭君活着的时候，为匈奴人办了好多好事，匈奴人对他十分敬重；死后，匈奴人按照汉人的习俗进行土葬，墓冢的高大程度超过汉代帝王墓冢，可见昭君在匈奴人心中的位置。

这座高大的墓冢至今还屹立在大青山下的呼和浩特平原上，像一座永不损灭的纪念碑传颂着昭君为民族团结立下的丰功伟绩。

昭君出塞和亲的事情，已经过去两千多年了。当时的和亲，在一些持有大汉民族观点的人的眼中，认为是一种“屈辱”。其实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有使以来，民族间的通婚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秦始皇统一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了。到了汉朝，形成了一个大汉民族，这个大汉民族，实际上也是一个众多民族组成的，包括匈奴人在内的融合体。西晋以后，民族融合更为频繁，隋炀帝杨广、唐王李世民，他们身上就流着鲜卑人的血。我敢断言，就是历代非议昭君和亲的人，他们也很难说清他们身上就没有少数民族的印记。所以民族间相互通婚，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这也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事情。特别历史发展到今天，在我中华大地上，蒙汉、满汉、藏汉等，以及各少数民族间的相互联姻，已成—种风尚，—种民族团结的风尚，一个家庭甚至出现几个民族的组合体。如父亲是汉族，母亲是蒙古族，儿子娶的是满族，姑娘嫁的是斡尔族，这种家庭比比皆是，特别是内蒙古这个多民族地区。所以汉代和亲政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是一个进步的决策。另外从人类进化学的角度看，远亲结合，决对是科学之举。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民族间的相互通婚、通礼、通俗是一个正常的、进步的行为，对民族团结、民族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铸就了谁也离不开谁，血浓于水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和谐社会里，这种关系显得更为重要。昭君和亲的历史意义永放光芒。

    （作者：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