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部边疆屈指可数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如果从今天的呼和浩特城区范围的角度而论，她的建城历史也只有430多年；如果从呼和浩特辖区范围角度而论，她的建城历史则可追溯到24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赵国的越武侯筑云中城；之后不到一个世纪，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公元前299年在位）置云中（城）。嗣后北魏拓跋鲜卑筑盛乐，辽代重筑丰州城，直到明清筑呼和浩特新旧城。

    云中城———持续了1800余个春秋的古城

    云中城故址在今呼和浩特西南郊40公里托克托县古城村。现隶属于呼和浩特市管理。

　　2400余年前的赵国，在赵武公（即赵武侯）做国君时（即公元前399—前387年），在五原（黄）河（弯）曲之地筑长城，史称赵长城。同时，又在黄河之西造一大城。然而所造之城的一角崩塌，赵国君臣认为这不是吉祥之兆。于是请卜师在黄河弯曲处之东侧祈祷和物色吉祥之地。这一天，赵武侯君臣正在一边观察地形，一边商量新选筑城之地，抬头一看，见有群鹄游于云中。而从这一天起，群鹄连续数日总在那一个地方的空中游翔徘徊，并见其下光芒普照。赵武侯此时异常兴奋地说：“就是这个地方了!”于是，决定就在鸿鹄盘旋之下、发出大光之地，重新兴建一座城池，取“鹄游云中”之意，定名为“云中”。赵武侯筑云中城的动机和出发点未见史书记载，据今人判断，其扩疆略地的成分较大；而那时赵武侯尚未明确云中城居何建置，只是作为守护边疆的军事城池使用。

    四五十年之后，赵国的国君是赵武灵王。赵武灵王，其名赵雍，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其人其事，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有名的：即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将满朝文武的长袍大褂和笨重铠甲易为短衣长裤和轻装骑服，将步兵发展为骑兵。他的这项措施，开创了中原民族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着装骑射的先河。而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大本营或根据地，就在云中城左近。他“置云中”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为了推行“胡服骑射”。

    到了秦始皇时代，书同文，车同轨，置郡县，将云中置为全国36郡之一郡，委重臣以守。汉承秦制，仍置云中郡作为北疆门户。直到南北朝以至隋唐，云中仍为北方重郡，担负着守土扩疆的重任。

    盛乐———拓跋鲜卑的第一个国都

    盛乐（城）故址在今呼和浩特南郊30公里处的和林格尔县上土城村，现属于呼和浩特市管辖。

    盛乐系拓跋鲜卑所建的第一座都城。拓跋鲜卑部在秦汉之际生息活动于北土大鲜卑山一带，当时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游牧业和狩猎业为主。他们以大鲜卑山为部族名称，谓土为托（拓），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姓）。该部有用索辫发的习惯，故史书上也有“索头部”之称。

    公元3世纪，这个部落走出北荒，经过多次迁徙，南迁大泽，又迁北漠，再迁（黄河）河套之北，公元258年由五原迁到今呼和浩特一带的盛乐。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后于第3年（公元340年）在盛乐建城；次年又在故盛乐以南8里处筑盛乐新城，也就是史称之盛乐。公元386年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把被前秦所灭的“代”重新得以复国，改元盛国。2月迁回盛乐，4月改国号为魏，是为北魏建国之始，史家称为后魏，亦称北魏，也有称其为拓跋魏的。

    拓跋珪复国定都后，首先在这一地区推行“务农息民”的农牧业结合措施。到公元398年迁都到平城（今大同市附近），仍以盛乐为北都。到最后又迁都到洛阳，盛乐仍为陪都。

    无论是魏晋南北朝或是隋唐时期，盛乐都作为中国北方的战略要地设置治所，故这座城池前后存在近千年。

    丰州城———辽代的北方经济文化重镇

    丰州城故址在今呼和浩特东郊近20公里的白塔村西，现隶属于呼和浩特市管辖。

    “丰州”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史书的是隋唐时代。《隋书·地理志》云：“隋开皇5年置丰州”；《唐书·地理志》云：“丰州，隋文帝置……”隋唐史书中所称之丰州，乃系一个黄河以北、沿长城一线行政建置的概念，其治所频繁变幻地点。而公元10世纪以后称的“丰州城”，才是呼和浩特东郊的这座丰州城。这座城池，按史学家根据遗址和遗存的文物古迹考证，是在辽代以前就有的古丰州城；而辽圣宗（公元982—1030年）所筑丰州城和大明寺及其寺中的万部华严经塔（俗称白塔）只是重建的“丰州城”，这座城池到明代废圯，给其后的400多年中留下了孜孜孤立的、五六十丈高的万部华严经塔（白塔）和断断续续残破不堪的城垣遗迹。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从释氏（崇信佛教），又名子聪，拜官后始更后名，其先祖为瑞州人，世仕辽为官族，他在元朝之初做过忽必烈的辅相重臣30余年。当刘秉忠年轻之时，被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其为僧期间，云游云中，路经丰州时写下一首《过丰州》七律诗。诗云：

        “山边瀰瀰水西流，夹岸离离禾黍稠。

          出塞入塞动千里，去年今年经两秋。

　　      晴空高显寺中塔，晓日平明城上楼。

　　      车马喧阗尘不到，吟鞭斜袅过丰州。”

    《过丰州》仅8句56字，但由于作者是一位大手笔，手起笔落，几笔就勾画和展示出了当时丰州城及周围的面貌景观：大青山边烟云弥漫，大黑河水由东向西流淌，沿田径小路两旁到处是离离糜谷麦黍；……在塞外蓝蓝的晴空下，大明寺的宝塔拔地凌空，拂晓的晨光中丰州城的城楼巍然矗立城之四隅；乘车驭马穿过闹市，响鞭催马中看着城郊袅袅炊烟就驶过了丰州。由此诗可见，元初的丰州城是多么的繁华，佛教文化是何等的兴盛，农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亦像《马可·波罗游记》所说，是较为繁荣昌盛的。遗憾的是元末明初的战乱兵燹使一座塞外古城毁于一旦。

    呼和浩特———富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北疆历史文化名城   

    呼和浩特是一座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特色的塞外名城。从明代中期在今呼和浩特旧城址开始兴建“库库和屯”起，到如今的近四个半世纪里，对这座城市名称的称谓即有了多样性的意味。

    今呼和浩特，由新、旧两城组成。旧城，系指明代土默特蒙古部首邻阿勒坦汗及其“哈屯”（蒙古语，汉语意为夫人）“三娘子”主持兴建的原“库库和屯”。但“库库和屯”城垣的原貌因历经400余年中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原因而几乎全部被历史湮灭。只有城址而已。然而对城的名称称谓则不下六七种。明代刚刚建起的“库库和屯”，即有两、三种称谓。“库库和屯”为当时蒙古语的称谓，意为“青色的城”。而明廷的赐名则是“归化城”，有“归服教化”之用意———因为大明朝视蒙古土默特部为异族异邦，蒙汉一但和平交往，大明皇权统治者就认为是蒙古土默特部“归服”，“归服”后的第一要旨是“教化”。由此可见明廷对兄弟民族侮辱之偏见。蒙古语“库库和屯”意为“青色的城”，方志中有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库库和屯”城垣系用青色砖瓦所筑，同时其城之北有青色之土，民人用以抹房刷墙，故称“青色之城”；第二种说法，说“库库和屯”北以青山为屏，南以（大、小）黑河为带（当时当地民族“青”、“黑”同义），又处于离离土默川的绿色原野之地（“绿”亦称“青”），故此得名。在此称谓的同时，不少人又把这座城池称为“三娘子城”，是因为修筑“库库和屯”主要是由阿勒坦汗的第三位夫人———钟金哈屯主持并由阿勒坦汗和“三娘子”所居，故此又称“三娘子城”。

    明代阿勒坦汗及其夫人“三娘子”所筑之“库库和屯”（归化城）的城垣较小，并且在明末清初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对土默特部以及清太宗皇太极对林丹汗的两次战争中损坏大部分建筑；之后于清康熙30年（1691—1692年）清廷命重修归化城，扩其东、南、西三面，四周各有城门，城党中央有鼓楼，城门外有瓮城，城之南门外为闹市，城之北门外为牧场。

    清雍正末年（1736—1737年），清廷派员赴归化城勘察地形，以备筑城屯田、移民实边。不久乾隆帝登基，乾隆帝准于归化城东北5里建造新城。到乾隆4年6月（1739年）新城告竣，城周9里13步，城墙高2丈9尺5寸，顶阔2丈5尺，底阔4丈；筑东、西、南、北四门；四门之上各筑一城楼，四门外各筑瓮城，城四角各有箭楼一座，城外环以护城河。乾隆皇帝赐名该城为“绥远”———绥靖远人之意，并赐南门为承薰，此门为镇宁，东门为迎旭，西门为阜安。绥远城从此之后，相对归化城被俗称为“新城”。新城筑成后，即移山西右卫健威将军及满洲八旅屯驻该城，并增设副都统两员，调集征讨准噶尔军队2000人，热河驻防兵1000人和右卫蒙古兵500人，总共3500人驻防绥远城。

    清朝建立之后，归化城（旧城）隶属于山西省朔平府管辖。雍正元年（1723年）设归化理事同知厅。乾隆4年（1739年）增置绥远厅。乾隆6年（1741年）设归绥道，道之下辖归化、绥远二协理通判厅等口外七厅。乾隆20年（1755年）改归化为山西朔平府归化同知厅。光绪10年（1884年）改为归化扶民同知厅。民国元年（1912年）原归绥道改为归绥观察使；次年与山西分治，设绥远特别行政区，并将归化、绥远二城合并为归绥县，直属绥远特别行政区管辖。民国18年（1929年）绥远省成立，定归绥市为绥远省省会，又在该市设置归绥县，故有归绥市和归绥县之名称。

    1937年10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归绥市后，于10月27日改归绥市为“厚和豪特市”；1939年9月1日，日寇改“厚和豪特市”为“厚和特别市”。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旋又恢复“归绥市”和“归绥县”名称。

    1954年3月绥远省与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合并、撤销绥远省建置后，同时撤销归绥县建置，改原归绥市称谓，恢复其明代蒙古语原名，但按其标准发音书写为“呼和浩特”。

    城市功能的多种用途，决定了城市建筑体的多样性。

    ———历史上担负北疆守戍的重任，决定了原归化城筑有内外城垣和高大厚实的城墙以及四门城楼与藏兵的瓮城；原绥远城始建的主要功能是用于清朝八旗兵驻守边防，所以从军事需要出发，筑有将军衙署，“三分三”的“老官房”遍布全城，还有用于操练的若干个“校场”，城内的街道也有很多正、厢、黄、红、蓝、白旗的称谓。

    ———历史上处于漠南传播宗教文化的中心，故有“召城”的出现。旧城，是内蒙古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始建，故到处是该部族及其虔诚的信徒皈依喇嘛黄教（格鲁派）的痕迹。

    在16世纪中叶以前，蒙古族封建主大都信奉红教，而蒙古民间普遍信仰北方传统的萨满教。从阿勒坦汗晚年频繁接触黄教喇嘛教之后，出于其对新思想武器的渴求，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改信了黄教喇嘛教（格鲁派）。故从1580年在漠南的库库和屯建起第一座喇嘛寺庙———大召（历史上所称之“无量寺”、“弘慈寺”、“银佛寺”等）起，历经明、清、民国的三个半世纪中，归化城内外相继兴建起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喇嘛召寺庙宇，之后，归化城又被人们称之为“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的“召城”。这些召庙的建筑风格，大都是藏汉合璧；像上文所说的“七大召，八小召”的建筑，大多是召庙建筑群，庙堂宏伟壮丽，殿宇功能齐全。到清代中期，喇嘛教在归化城进入发展鼎盛时期，当时土默特部约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均为庙产，喇嘛人数数万人，真所谓“召庙林立，信徒遍地”，成为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少有的“召城”。   

    蒙古民族提倡宗教自由和宗教平等。在归化城内，土默特左、右两旗首领允许其他宗教在归化、绥远二城从事正常的宗教活动，所以从前清以来，旧城北门外聚居的回族建有十数座中西亚伊斯兰风格的清真寺以从事穆斯林宗教活动；新城聚居的满族在新城可以从事萨满教的宗教活动：新旧城内还建有儒、道教和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天主教、耶酥教等）庙友、教堂等等宗教活动场所。

   ———历史上充当北方多个民族生息和活动的载体，故民族风格和特色的建筑体各放异彩。历史上有匈奴、柔然、林胡、鲜卑、突厥、党项、契丹、金、蒙古、回、满、汉等等30多个北方民族或先后在此生息、活动，或同时杂居此地。而古代那些北方民族活动生息的痕迹已不多见，但近代和现代蒙古、汉、回、满等民族生息活动的建筑物载体则遍布全市。如旧城内生息活动的主要是蒙汉民族，故旧城出现“蒙元一条街”和“塞上老街”，以及尚存的大召、席力图召、五塔寺召、观音庙等等召庙建筑；而旧城北门外通道街是回族市民主要生息活动的场所，故通道街出现“伊斯兰风情一条街”和众多清真寺院建筑；新城是满族市民主要生息活动的场所，虽然城区改造的力度很大，但将军衙署、影壁、慈禧居住过的东、西落凤街及以八旗命名的街巷尚存，东、西、南、北门虽然无存，但对原四门旧址的称谓依旧。

　  ———历史上多个北方游牧民族同汉民族在此共同生息，因此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融合。如果说这一地区几千年来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民族频繁发生战争冲突的话，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双方相互的需求、相互的经济、文化的渗透和互补。从生产方式这种最基本最基础的活动说，农耕经济需要畜牧经济所拥有的耕畜、繁殖家畜、战争所用役畜以及生活必需的皮、毛、乳、肉、牲畜粪肥等等；而畜牧经济则需要农耕经济所拥有的粮食、饲草料、布匹绸缎、烟酒调味品，以至于手工业、农业、建筑业、家庭养殖业等等方面的生产经营技能；还有悠久的农耕经验和深厚的文化等等。所以，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汇、交融时时刻刻，有意无意地不断发生，从而形成了这一地区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最早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至秦汉时代的“二牛抬杠”，延至北魏时代的“务农息民”，又到隋唐时代的“畜牧蕃息”，“五谷丰登”，再到明代阿勒坦汗的“板升农业”，直到今天的农牧产业化和“乳都”的出现，无不体现农牧业结合的生产方式。从古到今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中人们认识到了农牧之间，（结）合则两利，分（离）则两害，“单打一”则畸型。所以，农牧结合，种养加形成链条，贸、工、农（牧）形成一体化，是这一地区繁荣发展的兴旺之路。

    ———历史上这一地区承载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商贸交往和交流的重任，“买卖城”的痕迹比比皆是。如明代这座城市是以“通贡互市”的面貌出现在漠南；到了清代，众多晋商云集归化城，有的开设“活货”市场，即活畜交易市场，有的并设“死货”市场。故归绥（特别是归化）城出现数不清的“市”和“桥”（交易点）。从清代到民国，归绥（特别是归化）城的“市”，有“草市”、“柴禾市”甚至有灾年卖儿卖女卖老婆的“人市”；而“桥”比“市”或多，如“牛桥”、“马桥”、“驼桥”、“羊桥”、“杏桥”、“瓜桥”等等。因“桥”多而应运而生的“桥”上“媒介”———“桥牙子”到处可见；维护“桥”上（特别是“马桥”）治安的“十大股”名噪一时。晋地等处人士除了在归化城经营国内贸易外，还把生意做到内外蒙各旗县、新疆乃至俄罗斯的恰克图、莫斯科等地，所以归化城出现了以新老“三大号”为代表的数百家商号，而旅蒙商“通事行（司）”的买卖做得尤其大，他们以驼运为主要交通手段，从归化城通往南北特别是北部和西部的“驼道”就有十数条。到民国时期，“绥远商场”贸易闻名遐尔，“沙漠旱船”运行分秒不息。

    ———今天的呼和浩特进入了现代化大都市的行列，因此体现工业文明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呼和浩特城区面积拓展数倍，又一新的城区———城东、城南之高楼巨厦林立，马路纵横贯通，彰显出这座城市的生命和活力。

    城市的多样性特征与包容性特征像一对双生兄弟形影相随相依。多样性与包容性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如有了包容才能保证有多样，而有了多样才可能有包容。但可不可以这样看，多样性体现的大多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包容性主要体现的是人文的精神风貌。

    从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方式———从事的生产及其生产方式看，这座城市既吸纳农耕，又弘扬畜牧，也接纳商贸，同时也鼓励手工业，工厂加工制造业快速发展，还欢迎各地域、各民族文化、教育、艺术、金融信贷、交通信息等等产业的发展。

    从宗教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既允许喇嘛黄教又允许佛、道、儒等中国传统的宗教，也允许西方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北方传统的萨满教等等宗教的存在和从事合法活动。

    从文化的角度看，这座城市既继承和弘扬中原农耕文化，又发扬和发展草原文化；既传承中国传统的汉文化，又挖掘和发展蒙古族、回族、满族等民族文化，在现代还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朝鲜、藏等等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昭君出塞、胡汉和亲、公主下嫁、异民族通婚等等，则反映的是古代民族文化的交往和相通相容。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这座城市可以容纳广大乡村、草原的子民在此从事经济文化和技艺活动；也可以容纳晋、冀、陕、鲁、豫、京、津、沪以至江南、东北等地的人士在此从事经济、文化和技艺活动。例如从清代到民国，上述各地的文化艺术纷纷来绥献艺，以至使归化城出现“小部梨园同上国，千家闹市入丰年”的繁荣景象。如今流行的“二人台”、“漫汗调”等等艺术成果，就是晋陕文化同草原文化紧密结合的直接产物，其民族的、地域的特色特别明显和突出，是典型的、民族的、地域的“草根”文化艺术。

    从以上对呼和浩特的富有多样性、包容性和民族特色的北疆历史文化名城的简述可以确认，这座城市，不愧为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北部的一座民族团结的光荣之城！

               （作者：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规划局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