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封制度与“八王之乱” 
    曹魏代汉，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奉汉献帝刘协都许昌始，至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曹丕称帝，用了三十年；司马氏代魏，从魏文帝登基、司马懿辅政始，到司马炎取得帝位，（公元265年）用了四十五年，可谓处心积虑，瓜熟蒂落。西晋政权存在了不到六十年（公元265~313年），比较稳定的是晋武帝在位的三十五年。司马炎最大的功绩是消灭吴国，完成了北方短暂的统一；最大的失误是听信儿媳贾氏的鬼话，把一个白痴儿子司马衷立为太子，又分封了一批宗室子弟为王，成为他死后傻子当国、恶妇秉政、诸王作乱、骨肉相残的历史荒诞剧的作者。 
    说道“八王之乱”，有必要简单讨论一下分封制的由来及其危害。编纂《晋书》的史官（以下简称史官）把作乱的八位宗王专门立传，于卷首发表了一番议论：“自古帝王之临天下也，皆欲广树藩屏，崇国维城。……洎乎周室，封建亲贤，并为列国”。意思是说，自古帝王君临天下，都想巩固统治基础，扩大势力范围。怎么办呢？办法就是“广树藩屏”，即象周文王时把王爵土地及其人民分赐给宗室子孙和有功之臣，形成许多小的王国，代天子治理天下。可惜事与愿违，作茧自缚，没过多久，诸侯就各自为政，互相兼并，周王室成了徒有虚名的空架子，靠各国进贡维持生活。秦始皇称帝，吸取周朝亡国的教训，废除分封诸王的旧制，改行郡县制，由朝廷委任官吏管理地方。这一伟大的创举，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绵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史官却认为秦王朝这样做导致“枝叶微弱，宗祜孤危，内无社稷之臣，外缺藩维之助。陈、项一呼，海内沸腾。……事不师古，二世而亡。”刘邦错误地总结亡秦的教训，登基之始，大封宗室功臣，结果是养虎遗患，先是彭越等功臣叛乱，韩信也因功高震主被杀。接下来是吴楚七国之乱，差点颠覆朝廷。史官则把祸乱的原因归结为“矫枉过直，……土地封疆，踰越往古”。即分赐给诸王侯的土地太大了，不合古制，所以才出现以下犯上的事情。按照这样的逻辑，史官认为曹魏政权的短命也是由于不封诸王，“魏武（曹操）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宗室子弟不能建国称王，号令臣民），徒分茅社（封地），实传虚爵，（虽然给了宗室子弟王公之称谓，但不给分治一方的实权）本根无可庇荫，遂乃三叶（三代）而亡。”说道西晋广立藩王，史官称之为“思改覆车，复隆盘石”，对于后来发生的内乱，史官归咎于朝廷用人不当：“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授职任命违背常规），政令不恒（政令多变），赏罚斯滥。……机权失于上，祸乱作于下。”所言不无道理。但史官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分封制度本身的弊端，反而荒唐地吹嘘说：“夫为国之有藩屏，犹济川之有舟揖，安危成败，义实相资。舟揖且完，波涛不足以称其险，藩屏式固，祸乱何以成其阶！”把分封制比喻为庄园的篱笆，渡河的舟船。于是得出结论：“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孔子主张“法先王”，把西周的典章制度奉为圭臬，裂土分疆、诸侯林立的分封制度在以儒术治国的封建社会很少受到质疑，尽管在实践中反复证明其不可行，但在理论上没人敢公开予以批判。汉文帝时晁错主张削藩，身遭横祸；贾谊建议限制诸侯权力，忧愤而死。直到唐代柳宗元写了《封建论》，才第一次拨乱反正，一扫思想界千年迷雾。柳宗元认为，上古爵位世袭，非圣人之意，而是大势所趋。周朝封建诸侯，“裂土而瓜分之”，势如车轮，以天子为轴心，周环辐辏，自以为完善，不料诸侯强盛之后，尾大不掉，周天子“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关于秦、汉兴亡得失，柳宗元作了精辟的分析：“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守宰，……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秦王朝“不数载而天下大坏”的原因是“暴其威刑，竭其货贿”（徭役繁重，刑罚残酷，耗尽天下资财），然而“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所以说“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遵遁）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朝廷被诸侯叛乱弄得疲惫不堪）。当时虽然党中央政权受到严重威胁，但“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成功），亦以明矣。”寥寥数语，切中要害，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得失优劣，确然定案，无可置疑。 
    “八王之乱”是西汉吴楚七国之乱的翻版，而惨烈程度犹有过之。在闹剧开演之前，先将主要剧中人物按出场次序介绍于下： 
    汝南王  司马亮 
    楚  王  司马玮 
    赵  王  司马伦 
    齐  王  司马冏 
    长沙王  司马乂 
    成都王  司马颙 
    东海王  司马越 
    如果说分封诸王是西晋政权动乱的根源，那么司马炎选错接班人和辅政大臣则是引起政变的导火索。司马炎临死前委托岳丈杨骏和汝南王亮共同辅政，杨骏以外戚显贵，此人专权怙势，平庸无能而又刚愎自用，他矫诏（私自纂改诏令）将司马亮排斥在外，大权独揽，结党营私，把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他的两个兄弟杨珧、杨济倒有些才识，屡次规劝，杨骏不听，“多树亲党，皆领禁兵，于是公室怨望，天下愤然矣。”惠帝之妻贾南风与宦官董猛、中郎孟观、李肇等密谋，发动政变，请汝南王亮、楚王玮出兵，里应外合，消灭杨骏势力。楚王玮要求入朝，杨骏应允，欲趁玮入朝对他加以控制，以防其变。楚王玮一到洛阳，贾皇后等立即让惠帝下诏，废除杨竣职权，同时宣布宫廷内外戒严。杨骏得知消息，不知所措，召众官商议。有人建议烧宫室、集甲兵、拥太子、入宫逮捕贾后等人。杨骏仍犹豫不决，为乱兵所杀。杨骏肆行无道，其败亡实属自取。然而虎去狼来，贾后代之而预政弄权，比杨骏更加骄奢淫逸，“八王之乱”就是由她一手引发的。贾后，晋丞相贾充之女。贾充当年曾帮助司马昭刺杀高贵乡公，被司马昭视为心腹之臣，司马炎当太子，贾充也为之说过话，因此成为西晋建国的元勋，位居三公宠极人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他将女儿贾南风嫁给晋武帝太子司马衷作太子妃，太子即位，贾南风便成为皇后。一个酒囊饭袋的皇帝和一个凶神恶煞的皇后居中司命，一帮虎视眈眈的公子王孙外专方面，一场同室操戈的悲剧从此拉开序幕。这个女人体貌青黑，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而心肠恶毒，曾亲手杀死多人，又因妒嫉而用戟投刺孕妇，婴儿当场堕地。司马炎闻讯大怒，要废掉这个悍妇。偏偏有一群佞人从旁劝解营救，晋武帝念其父贾充有恩于己，才饶恕了她。当了皇后之后，贾氏“暴戾日甚”，一面与族兄贾模、养子贾谧、从舅郭彰等分掌朝廷，狼狈为奸，一面与太医令程据等淫乱宫帏，丑行闻于朝野。她先假借淮南王亮、楚王玮除掉政敌杨骏，然后密令楚王玮诛灭当政的司马亮和卫瓘，再以滥杀大臣的罪名害死楚王玮，接着又废掉愍怀太子（非己生）。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位飞扬跋扈，穷凶极恶的妇人自以为有恃无恐，可以“专制天下，威服内外”，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她得意忘形的时候，赵王伦率兵入宫，一杯毒酒结束了她丑恶的一生。 
    司马亮是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晋武帝的叔父，是朝中重臣，居侍中之职。“时宗室殷盛，无相统摄，乃以亮为宗师，……使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后来出任镇南大将军，封汝南王。晋武帝临终，欲召亮回朝辅政，被杨骏截留诏书，亮不得入朝奔丧。杨骏被诛，诏以亮为太宰，录尚书事，与太保卫瓘对掌朝政。这时楚王玮也因诛杨骏有功而留居朝中，此人年轻气盛，好大喜功，拥兵自重。司马亮欲夺其兵权，司马玮怀恨，贾后借刀杀人，唆使玮杀亮。玮诬称亮与卫瓘有废立之谋，率兵包围司马亮府第，此时司马亮自以为无罪，不肯下令反抗，结果为乱兵所害。 
    楚王司马玮是晋武帝第五个儿子，武帝崩，入朝为卫将军，性情暴戾，好立威刑。司马亮与卫瓘商议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国去，省得在朝生事。司马玮亲信的僚属公孙宏、岐盛，人品不端，亮、瓘准备将二人治罪以绝后患。二人听到消息，便诈称受楚王之命，到贾后那里告亮、瓘的状，说他俩排除异己，有废立之心。贾后正想收拾这几位王爷，便以此为由，让惠帝下诏废免去亮、瓘职务。司马玮明知事有蹊跷，乐得公报私仇，于是率兵捕杀了二公。与此同时，贾后已设下一箭双雕之计，命殿中将军王宫打着皇家卫队的旗幡到司马玮府前，当众宣告楚王矫诏。楚王的卫兵闻言，一哄而散，这位不可一世的将军顷刻变成孤家寡人，被朝廷以图谋不轨罪问斩，时年二十一岁。临刑前，司马玮从怀中取出诏令，哭着对监刑官说：“奉诏行事，原以为是有功之臣，而今却成了罪名！我受此大冤，请你为我申诉！”事已至此，谁能救得了他呢？ 
    除掉杨骏，汝南王和楚王之后，贾后成为真正的独裁者。接下来她又与宦官合谋废掉太子，除去最后一个隐患。就在她自以为大功告成，可以高枕无忧时，朝野早已群情愤怨，诸王中只有赵王伦谄事贾后。太子旧部谋废贾后，迎太子复位。他们对赵王伦亲信孙秀说：“中宫（指贾后）凶妒无道，危及社稷，朝中大臣将起事讨伐，到时祸必相及，你应早作打算。”孙秀恐惧，向赵王伦建议率先起兵废贾后，诛除其党羽。司马伦以为有理，准备发动政变。孙秀自忖太子复位，决不会重用贾后一党的人，于是又对司马伦说：“太子刚直，知道我们是贾后党羽，必然加罪于你我。不如稍缓动手，贾后必加害太子，那时以为太子报仇为名讨伐贾后，不仅可以免祸，还是社稷功臣。”如此妙计，司马伦自然言听计从。孙秀故意泄露一点太子复位图谋的消息，促使贾谧等人杀害太子。贾谧怕太子东山再起，果然派人将太子害死。司马伦、孙秀见时机已到，乃假托圣旨，威胁利诱，使禁卫军各部将领归顺，与齐王司马冏合兵，发动兵变，将贾后及其党羽一网打尽，猖獗一时的中宫势力顷刻烟消云散，作恶多端的贾南风落得个千古骂名，真是报应不爽。旧恶方除，新凶更炽。赵王伦一朝得势，便效法当年的司马懿自封为大都督、相国、侍中，朝政大权尽归于己。虽然登上权力的顶峰，无奈不学无术，庸劣无能，一切计谋皆出于奸诈狡猾的孙秀，朝政实际掌握在孙秀手中。这个刀笔小吏一旦得志，“遂恣其奸谋，多杀忠良，以逞私欲。”此时的西晋朝廷充斥城狐社鼠，纲记大坏。淮南王司马允、齐王司马冏对司马伦、孙秀作威作福深为不满，孙秀命齐王冏出镇许昌，并废除淮南王护军之职。司马允大怒，起兵征讨，兵败被杀。伦、秀更加肆无忌惮，通过装神弄鬼、妄托符瑞、逼迫晋惠帝退位，司马伦便顺理成章地黄袍加身，做了君主。为了收买人心，这位新皇帝大施隆恩，让就读的太学生们全部到官衙任职，郡县令长一律封侯，身边亲信皆给高官，甚至连奴隶仆役也赐予爵位。“每朝会，貂蝉（冠冕上的装饰，用貂尾做成，代表贵族身份）盈坐，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狗尾续貂”的成语由此而来。二人用爵位和金钱收买了趋炎附势之徒，失去的却是人心。他们的倒行逆施不仅令朝臣齿冷，更激怒了掌握重兵的藩王。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联合起兵犯阙，伦、秀万分惶恐，一面派兵迎战，一面在家祀鬼求神，请道士到军中妖言惑众。这样自欺欺人的小伎俩当然不会奏效，孙秀被乱兵所杀，那些狐群狗党无一幸免。赵王伦只好把罪责推到孙秀身上，表示愿意迎惠帝复位，自己告老还乡。三王派甲士把惠帝从金镛（幽禁惠帝之所）迎了出来，同时把司马伦父子关了进去，演出了一场“请君入瓮”的好戏。胜利者会百官于朝堂，一致认为赵王伦罪不容赦。短命的皇帝席不暇暖，就沦为阶下囚，一杯毒酒命赴黄泉。临死前还在怨恨地说：“孙秀误我！”然而悔之何及！ 
    齐王冏因惠帝反正（恢复帝位），讨贼有功，成为第四个登场的辅政大臣。他没有吸取赵王伦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独断专行。他毁坏庐舍，大起宅第，广建宫室，安插亲信，自置属官，坐受百官朝拜，直接对大臣发号施令，俨然天子。而且“沈于酒色，不入朝见”。一位叫李含的翊军救尉，跑到河间王颙那里，诈称受惠帝密诏，要求颙起兵讨冏。司马颙自有他的打算，他估计长沙王乂势力不及齐王冏，就传檄让长沙王带兵入朝讨伐齐王，待齐王打败长沙王，他与成都王颖合兵，以为长沙王报仇为名灭了齐王，然后拥颖为帝，自己做宰相。出乎意料的是长沙王与齐王血战三日，结果齐王兵败被杀，司马乂成了新的功臣。颙计划失败，便暗中指使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与河南尹李含联合攻击长沙王，没有成功；又派刺客行刺，也被发觉而未果。司马颙计穷，便孤注一掷，与成都王合兵讨伐长沙王。双方苦战两个多月，成都王的军队屡败，长沙王在洛阳久战，城中乏粮，而将士同心，皆愿效死。二王久攻不下，正欲撤兵，在朝中任职的东海王越怕长沙王威胁自己的地位，派禁卫军逮捕了司马乂，用残忍的手段将其害死，时年二十八。 
    此后，政权落入成都王颖之手。他坐镇邺都，遥控朝廷，“恃功骄奢，百度驰废，甚于冏时”。长沙王被杀，河间王迫使惠帝废掉太子，立颖为皇太弟，任丞相。长沙王旧部起兵拥惠帝征讨成都王，四方响应，因将帅无能而兵败，惠帝又成了司马颖的俘虏。安北将军王浚联合乌丸（桓）的军队袭击邺都，颖逃至洛阳。河间王见颖大势已去，遂废除其爵位，令其归藩（封国），不久被捕，自缢而亡。接下来是河间王与东海王之间的战争，司马颙兵败，被南阳王派人刺杀于车中。至此，八王中有七位死于非命，司马越“硕果仅存”。鉴于前车，他入朝执政第一件事就是诛除异己，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了怀帝的舅舅王延，接着免除殿中禁卫军将领的职务，换成自己的亲信；侍郎高韬说了几句忧国的话，他以讪谤时政的罪名将其除死。然而越是杀人，越是心不能安，总是疑神疑鬼，怕人寻仇。此时西晋政权气数已尽，北方各族纷纷造反，地方军阀各自为政，天下大乱，朝廷风雨飘摇。司马越自知祸在旦夕，忧惧而死。羯族军阀石勒痛恨这位藩王乱国误民，派兵截下司马越的灵柩，对众人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这就是乱臣贼子的下场。 
    这段血雨腥风的历史给我们诸多启示，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生动的反面教材。它昭告后人：邦以德兴，国以法治。阴谋诡计可得逞于一时，不能取信于天下。作为君主，不能恃兵为强，要持身以正，近贤远恶，否则必然失去人心，亡国丧身。纵观历代，外戚当国、后宫预政，武夫掌权，乃治国之大忌，三者有其一，则国运不昌；而西晋政权是三祸并伏，其败亡短命是必然的结果。晋武帝教子无方，委国于竖子，贻误天下苍生，导致社稷倾危，生灵涂炭，子孙凋零，令人扼腕感叹。至于分封宗室的教训，前面已经论及，不再赘述。

（作者：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调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