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蒙古旧志资料的贫乏及原因
    乾隆四年（1739年），江南名士金志章就任直隶分巡口北道，在任三年，依据档案，旁采旧文，纂成了辖下张家口、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的合志--《口北三厅志》，从此开创了内蒙古方志编纂的先河。
    塞外虽陆续设官置厅，毕竟经济文化落后，缺乏著述之人。而且地方官吏更替频繁，多不重视志事。与内地相比，内蒙古地区方志出现甚晚，数量亦甚少。除受地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制约外，其主要原因在于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间的深刻差异。
    以专门记载地方自然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方志，是定居农业文明的产物，是汉族的发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方志，国家统治者可以了解各地的自然条件、土地、人口与物产等，以定赋税、徭役和兵防守备；地方官吏亦可了解当地政制沿革、史事、民俗，以知依循和因地制宜。
    而蒙古地区则不同，因地势高旷，遍布草原，寒冷少雨而宜于畜牧，这里自古便是游牧民族的家园，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①。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导致了社会组织、国家机构及政事的疏简。由于迁徙不定，这里既少人工胜迹，更无繁复的政制沿革供官吏依循。蒙古地区的游牧地随着放牧需要的变化、各民族各部落间政治力量的消长。只有部落是相对稳定，世代相传的。因此，在游牧民族那里，只有以政治家族为中心的国家史或部落史，而没有地方志。只有在游牧经济转化为定居农业经济以后，或是在汉族官吏与文人的关注下，内蒙古地区才会出现方志。而这种转化或关注只有在汉族农民大量移入并定居后才可能实现。
    秦汉以来，随着汉族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力量对比的变化，内蒙古地区多次被汉族王朝所兼并并开垦设治，但又总是被游牧人夺回，变成牧地。在这种反复争夺与较量中，所设郡县因地处边疆，人烟稀少，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在方志尚未发展成熟，内地志书亦较少的情况下，这里没有志书是自然的。宋代是方志发展成熟和定型的时代，而与之鼎立的北方辽金两朝因系少数民族所建，虽统治逾三百年，却没有留下什么方志。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方志亦为数寥寥，且限于内地。以后，明朝与蒙古对峙，内蒙古地区大部仍是空旷的牧地。
    到了清代，蒙古地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大量涌入内蒙古南部地区垦殖谋生的内地过剩人口和从事贸易的商贩不断定居繁衍、发展壮大，很快便打破内蒙古原有的经济结构，创造了南农北牧的新格局。这种情势下，为了加强统治，清政府开始在内蒙古南部垦区陆续设治。
    雍正年间，内蒙古南部垦区先后设立归化城厅、张家口厅、多伦诺尔厅、八沟厅等。它们拉开了内蒙古游牧经济向定居农业经济转化的帷幕，农业兴盛、人口增多与设治，必然带来日益纷繁的事务与兴革。与之相适应，修纂方志以保存地方历史与文献并加强统治的客观需要便逐渐产生。在汉族官吏与文人的关注下，内蒙古地区才出现方志。随着开垦设治浪潮的推进，内蒙古地区的志书逐渐增多。整个近代，内蒙古地区的方志始终是南多北少，即厅县多，蒙旗少，发展极不均衡。
    二、从清代到民国，内蒙古旧志篇目设置的演变
    无论何时，方志的编纂都要受到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内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远逊内地，其方志编纂水平较低、志书质量也较差；但由于内地有识之士的积极参与，随着时代的演进，内蒙古方志的编纂也在不断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国内对蒙地危机的重视，使内蒙古方志的总体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内蒙古旧志既有不同时代的深刻烙印，又呈现出自身独具的特点。
    总体而言，旧方志是以分散而落后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古代社会的产物，其体例结构与内容亦相应有着分散、孤立的特点，彼此间缺乏内在联系。而且出于统治阶级“资治”与“教化”的需要，往往重政教，轻民事，缺少经济生产、民众生活、民间宗教信仰等记载；甚至施曲笔，以“隐恶扬善”。
    清代内蒙古志书亦不例外，卷目的设置或内容的记载多从静态事物着眼，既割裂了事物间固有的联系，又缺乏丰富生动、更能反映社会实况的动态内容。例如，详于官署而略于施政；明于祠寺，却昧于地方宗教详情；记载了市集，却忽略了商号；有仓廒数目，却无办理情形、贸易活动的记载等等。
    相反，“崇正教，黜异端”却不遗巨细。记公署，以其“为莅治之所，皆不可不详叙”②，甚至画影图形，“以悬法象，肃观瞻”③。记人物，重在“传教义与节烈，维人道，励民俗”。故“于艺术、方外、杂传之类悉屏弗登”④，将节烈之“有卷可查考及访闻确切有据者，悉著于编，以资观感而发潜德之幽光”⑤。为倡导礼教，详录《大清会典》的尊孔诏令与文庙庙制，主制、褒典、配享、礼器等，多达数万言；甚至将地方从未有过的名宦祠、忠孝悌祠、节烈祠等列入；而地方伊斯兰、基督诸外教则悉屏不录。而且，因厚古薄今和应付功令，志书多抄录旧籍，陈陈相因，不仅缺载地方史事，往往错误百出。
    盛世修志为历代通例，而内蒙古地区却不尽如此，危难之世修志更勤。因时局对简体志书的需要，人们很快认识到以志书体例编纂“调查报告”或“概况”，是迅速并概括反映地方现状的最佳办法。经过一番摸索，主要以“调查报告”或“概况”为名的简体志书迅速崛起，不仅数量占民国内蒙古志书的大多数，而且体例与编纂方法亦大为改进，渐趋定型。它们针对性强，成书迅速，基本只反映现状，一般没有人物、艺文、文征、金石、古迹、职官、大事记之类的内容。与注重存史和保存文献的传统志书相比，它们重在致用，不图存史，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和鲜明的应急色彩。它们虽非方志正流，却方便实用，不可偏废。所谓“调查报告”或“概况”，名称并不统一，尚有名“调查”、“调查记”、“考察纪略”、“概要”、“概观”、“概略”、“要览”、“事情”者，有些亦以“志略”为名。
    三、以经济部分为例，看内蒙古旧志的演变
    食货志是中国古代史书中专叙经济内容的史书专志体例，亦是旧志书中的一个门类。其名来自《尚书》。《汉书•食货志》：“《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司马迁作《史记•平准书》开“食货志”先河，叙述简明。《汉书•食货志》稍繁，以后各史篇章增多。后世方志多列“食货”一门，详载当地经济情况，为后人研究经济史提供了资料⑥。而在内蒙古旧志中，食货志鲜见其中。
    被视为边陲名志的《口北三厅志》是内蒙古地区第一部方志，成于乾隆七年（1742年）。以体例允当、取材丰富、考证审慎著称。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譬如它收录的雍正年间地方设治的奏章和御批，内容多不见于《清实录》，并详载历代职官等。可以说是了解地方设治的原始资料。可是该志轻民生，缺乏关于社会生产、民众生活与蒙汉关系的记载。实际上在多伦会盟之后。清廷敕建汇宗寺，吸引了周围的蒙古部众。多伦诺尔又是漠北、漠南东四盟蒙古等蒙古部众通往京师的交通要道。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城镇发展提供机遇，商人渐多，“商务渐盛，居民亦众”⑦。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多伦诺尔建成了东西宽2里、南北长4里的买营，至康熙五十二年（17l6年），已足“居民鳞比、屋庐望接，俨然一大都会也”⑧。对于这样一个漠南蒙古繁华之地，在《口北三厅志》中却鲜见叙述，实为憾事。
    《古丰识略》成书于咸丰九年（1859年），张曾纂。在“市集卷”记载了归化城商贾的活动范围，商行的组织，牲畜交易市场及各厅流通的货币等。“税课卷”载有各种货税的沿革、征收额等。但总体上较空泛，不仅无商号数量、资本、经营种类、物价、销路等，连声名赫赫的旅蒙商号大盛魁等都未提及，根本无法反映地方商业的全貌。咸丰十一年（1861年），张曾再纂《归绥识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高赓恩所纂的《归绥道志》均略论历代商业，内容疏简。这些均反映出19世纪中叶的修志水平。
    民国时，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民国22年（1933年）由绥远省政府所编的《绥远概况》的记载就偏重于绥远地区的资源、物产与经济状况。全书共14编，从第二至第十编分别记载了当时绥远地区的交通、农林业、垦务、水利、牧畜、工业、商业、金融等情况，而第十一和十三编又分别记载了绥远地区当时的教育与社会概况，占全书的90%以上。而且上述当中的许多调查报告大多以垦殖、水利为重点。可见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成为"调查报告"的重要内容。
    民国23年（1934年）付印的《绥远省份县调查概要》中，记载归绥工商业多达19页，近两万言，不仅详尽，而且也更为科学。同时编写的《和林格尔县志草》“土产”项仅开列名目，既无产地、产量，更不及销售状况。营业项虽简述了和林商业日渐衰落的情况与原因，却不载当时商号数量、资本、经营项目及销售盈绌。这些最能反映和林格尔经济状况的内容全赖与该志同时的《绥远省份县调查概要》等文献保存。该书堪称是地方要籍。
    《绥远通志稿》由李泰棻为总纂，民国28年（1939年）完稿，共120册。该书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商业卷不仅记述了省县及盟旗的商业沿革、现状，还根据著名旅蒙商号大盛魁二百年的账簿制作了《清代商货价格变动表》、《清季及民国商货价格变动表》，开列清雍正七年（1729年）至民国16年（1927年）各类货物的价格。最重要的是该志采用新的科学方法，较泛泛著录更为有用，远非旧志可比。由于该志记载较全面系统，堪称一方全史。
    综上比较可以看出，民国时简体方志体例和编纂方法都大为改进，趋于定型。它往往是作者根据亲身调查，获得实际材料，进行研究分析后写成的文字材料。随着时局的发展，即外患加剧，边疆不断出现危机情况，开发西北、巩固国防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时的内蒙古方志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性、针对性、真实性。
    “按旧志惯例，当地方主持修志的长官名列在前，称为‘修’，而实际执笔、主编者署名在后，称为‘纂’，……官修用‘纂’，私修用‘撰’，以抄撮辑录为主者用‘编辑’”⑨。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方志官修比私修多，编修模式的改变证明民国政府对修志的高度重视。可以说，由于国难危机极大地促进了政府和国人对内蒙古地区的关注和重视，从而导致旨在反映现状、以备时需的简体方志大量出现，使内蒙古民国时期的方志数量远远超过清代。
    四、激浊扬清    作如是观
    笔者认为应考虑现实、尊重历史渊源、客观地评价内蒙古方志。如前文所述，旧志中普遍存在重政教，轻民事。内蒙古诸志同同时期内地志书相比，有些作品堪称方志名著。如《口北三厅志》就被内藤虎次郎编入《满蒙丛书》，可见其重要价值。
    民国时期的简体志书虽然在编纂方式上有很大改进，亦有很多缺陷。如民国22年（1933年）由卓宏谋撰写的《蒙古鉴》，以抄录为主，广集旧籍，汇为一编。其中调查西路自辟商埠报告，得自实地，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清末民初的方志取材于日人的调查著述，内容详于内蒙古东部而略于西部。但由于疏于考证，出现了许多错误。如书中称“内蒙古之商业中心及商业区，能使欧商获利益而注意者，仅惟蒙古主权下之阿拉山及鄂尔多斯。惟其繁荣之故，非因其接近辽宁奉天也，……吾人所以指此两地为内蒙商业中心者，以其出口原料之收买，与进口货物之销售，皆能实在运转于鄂尔多斯及阿拉山之市集上。盖内蒙古之行政首领驻跸于此之故也。”其荒谬之至，令人愕然。阿拉山当即阿拉善之讹，与鄂尔多斯距辽宁数千里之遥，何能接近奉天（今沈阳）？且两地商业并不突出，不能称为商业中心。而且当时的内蒙古系地理概念，并非统一的行政区划，并无行政首领？志书的质量和撰修者对蒙地地情了解程度、严谨的修志态度密切相关。
    许多志书编纂草率，考证不实，错讹较多。有的甚至出现偏离方志编纂原则，着重宣扬党中央政府对蒙政策，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现象。这些都是新时期新修方志所要克服的。这些记述是必要的，且作为一方之全史的方志，对一地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提高，不可或缺。这些既是内蒙古旧志编纂的不足，也是新志编纂必须注意和克服的。
参考文献：
    ①司马迁：《史记•匈奴传》
    ②沈潜：《归化城厅志•凡例》
    ③文秀主修、卢梦兰总纂：《新修清水河厅志》
    ④贻谷：《归绥道志》
    ⑤文秀主修、卢梦兰总纂：《新修清水河厅志》
    ⑥黄苇主编：《中国地方志辞典》第464页，黄山书社1986年版。
    ⑦姚明辉：《蒙古志》。
    ⑧金志章：《口北三厅志》，《圣祖仁皇帝御制汇宗寺碑文》，《内蒙古史志》卷61,第30页。
    ⑨周清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内蒙古方志述评》，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四期。

（作者：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地方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