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0日是王老逝世10周年。10年好像是昨天，王老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他去世前在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典期间在党中央代表团接见自治区老干部代表时的半个多小时的发言，谈到成绩、经验，也谈到存在的问题，语重心长地谈了对今后工作的建议，语音宏亮，精神特别好。我知道王铎同志病情已经严重，去医院看他时已不多说话了；但在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各种大的活动仍去参加，他是对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成立50年的庆祝活动非常高兴振作精神去参加的。我看到王老这种精神，听到他半个多小时的发言，内心十分感动，心想，这难道是王铎同志的最后的肺腑之言吗？难道就这样和他相处几十年的老同志们告别吗？
　　我是王铎同志的部下，断断续续在王老的教育、领导下相处了近60个年头。1939年7月我不懂事的时候去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同年12月王铎同志到陕公55队（蒙古青年队）担任指导员，除担负整个政治思想工作外，对几个少年特别关心、爱护。王铎同志发现我小便的时间过长，还有尿炕的毛病，强制把我送到党中央医院，医院的金大夫建议让开刀治疗，他认为如果治疗不彻底，将来要出大问题。于是，王铎同志同意为我作了手术，手术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第二次把我强制送党中央医院是割盲肠，又去了一块病痛。1941年春天在陕北公学55队的基础上成立了陕公民族部，王铎同志任主任，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党中央、毛主席为了培养更多的少数民族抗日干部，决定于1941年9月18日成立了中国第一所少数民族的高等学府——延安民族学院。王铎同志担任教育处副处长（处长乌兰夫同志），很快就担任了秘书长，因院长是兼任，副院长高克林同志调绥蒙党委任书记，乌兰夫同志到党中央党校学习，民族学院的实际工作由王铎同志负责。1943年延安的高等院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民族学院的名称不变，独立存在，王铎同志是民院的负责人。为了接近蒙、回族群众，民族学院于1944年春由延安搬迁到定边，1945年春又搬迁到陕甘宁边区伊盟城川，王铎同志都是民院的主要负责人。在延安时期王铎同志有近6年的时间担任民族教育的领导工作，我一直在王老的领导下学习、工作。1940年为陕北公学全校冬天取暖去南泥湾附近烧木炭；1943年为延安大学全校取暖去瓦房烧木炭，都是王铎同志领队，受到这两所学校领导的表扬和全校师生员工的高度评价，并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打窑洞、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等劳动生产，王铎同志都亲自参加并完成了他个人的生产任务。他亲自指导民院的文艺活动，参加延安蒙古文化促进会、成吉思汗纪念堂、牧民招待所的成立庆祝和祭奠大会。因为他在教职员工和学员中威望高，1942年作为边区参议员候选人，我们大家抬着他在延安各机关、学校、街道进行竞选演说。在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会上王铎同志为用蒙古语讲话的同志作汉语翻译，他还能修改蒙古文讲义、作品。王老无论在学习、劳动、讲课、文娱体育等活动中都和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的教职员工和学员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深厚的同志感情。在民族学院工作前，1935年他在东北大学边疆政治系学习的时候，就和孔飞同志利用暑假，来内蒙古西部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临河、五原、百灵庙、西苏旗进行了社会调查；1939年作为《新华社记者》，第二次来内蒙古西部地区访问、考察，做民族统战工作，和上层交朋友，团结下层，和牧民打成一片，在毛乌素、库布其大沙漠，在鄂尔多斯高原，在杂草丛生、泥泞的道路上，他艰难地行走，脚上打了血泡，有时找不到住处，克服一切艰难困苦，走遍伊盟的鄂托克、杭锦、乌审、准格尔、达拉特、札萨克、郡王等旗。完成了任务，回到延安后写了报告，报告内容被西北局收入到《关于抗日战争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中。1940年冬至1941年初春，王铎同志第三次来到内蒙古西部地区，这次是带着延安《蒙古文化考察团》到伊盟牧区进行蒙古族建筑、绘画、雕塑、服饰、礼仪、音乐、舞蹈、风俗、文学、戏剧、社会风情等的学习、考察，著名文学艺术家朱丹、刘炽、焦心河、王亚凡、马寅、李庆森等同志随同王铎同志一同去考察。这说明党对少数民族是关怀的，王铎同志已经和蒙古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带队去考察是最适合的人选。这次是在寒冷的冬天深入伊盟牧区考察，困难比前几次更大，行李由毛驴驮着，步行在沙漠、草丛、积雪中，基本住在喇嘛庙，艰辛是难以想象的。经过4个月的考察，获得了丰收，回延安后，由蒙古文化促进会主办，在延安新市场举办了蒙古文化展览，参观的人很多；编写了反映蒙古人民抗日斗争故事的蒙古歌剧《塞上黄昏》，由西北文艺工作团演出后，受到延安各界的欢迎；由刘炽编舞配乐的舞蹈，由民族学院的学生在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演出，受到观众的好评。考察团介绍了蒙古的传统文化和进步的新文化，介绍了古老而又优美动听的鄂尔多斯音乐等民间艺术，在延安引起强烈的反响，蒙古族的艺术作品首次出现在延安的展览室、报纸和演出的舞台上。
　　三次来内蒙古，王铎同志受到很大启迪、教育，收获丰厚，同时在挖掘、搜集、整理蒙古族文化艺术宝藏方面，在传播、对外介绍蒙古族的优秀文化艺术方面，王锋同志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开创性的。蒙古民族革命文艺的兴起，应当从延安算起，王铎同志功不可没。
　　第四次到伊盟，是王铎同志带领延安民族学院的师生们从延安到定边、从定边到鄂托克旗城川，这里已是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领导的地区，有边区政府驻城川办事处，有中共伊盟工委，还有学校、部队。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领导培养蒙古族青少年的教学工作。因为工作需要在抗战胜利前，王铎同志调到绥蒙政府任秘书长，这时，我也调到部队、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从此和王铎老师六年一同生产劳动、参加整风运动、一同开展文体娱乐活动，在王老的领导下学习、工作、入党，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兄长之情。在和王老师暂时离别之际，我们一直把他和周吉同志送到城川寨子大门外，送到走向延安、走向晋绥边区的大道上。
　　王铎同志任绥蒙政府秘书长后，转战偏关、右玉、凉城、丰镇、集宁等地，后调张家口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察锡工委、骑兵十六师、察锡巴乌工委、内蒙古自治政府、内蒙古工委、东部区党委、内蒙古党中央分局、内蒙古党委……，都担任过重要职务，参与了内蒙古重大问题、重大方针政策、重要人事安排等的决策，在各项工作中都作出过重大贡献，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工作专家、民族理论权威、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老领导、好领导。
　　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和王老又见面了，虽然我在部队工作，但对王铎同志的工作、生活情况通过各种途径还是了解一些。转业后，我和王老共同经历了“文革”的浩劫，打倒“四人帮”，我和王铎同志都“解放”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他是文教书记也是常务书记（仍管文教），我在宣传、文教口工作，王铎同志是直接领导，接触的多了，了解得更全面了。王老的做人原则是，在是非面前态度分明，在工作上勤勤恳恳，在生活上艰苦朴实，对下属关心爱护。有一次我向王老汇报工作，着重谈了对自治区大政方针、几个重大事件、宣传文教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直谈到下午1时多。我说该吃饭休息了，王老说：没关系，你对领导有哪些看法，特别对我本人有什么批评意见，都可以谈完，谈完心情舒畅，对工作好，吃饭也香。那次谈话谈得挺痛快，我把心理想的东西都倒出去了，吃饭真的香了，
　　有一次个别人为了达到把我的电影作品《母亲湖》扼杀的目的，到处造谣中伤，无中生有。王铎同志知道此事后，在自治区旗（县）以上干部会上放映、审查，反映很好，又指派六位宣传部长去审片，看完后一致认为是部好电影，中映公司认为是部好电影，发行为甲级拷贝，还奖励了电影制片厂。于是，王铎同志指示公开发行上映，他及时地挽救了一部影片的“生命”。
　　王铎同志退到二线担任内蒙古顾问委员会主任，和老同志一起成了党委很好的参谋，未到届他主动请求不再担任顾委会主任。离休了，但王老仍很忙，除按规律安排生活外，他在老年体育、网球等项目上担任领导职务，为开展老年体育工作四处奔波，流了汗，尽了力，做出很大成绩。根据设在延安和北京的总会的要求，为弘扬延安精神，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更好地教育下一代，发挥老同志们的余热，自治区先后成立了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内蒙古延安精神研究会，老领导、老校友王铎同志担任两会会长，做全面的领导工作。因为我是常务副会长，又是王老的邻居，能随时向他请示工作，在王老的领导下，两会的活动很活跃，在社会上造成了良好的影响，给老同志们创造了一个贡献余热的极好机会。记得有一次召开两会春节大联欢，王铎同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和老同志及青年文艺工作者一起跳起了大秧歌，老同志们真是狂跳、高歌，高兴极了，好像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
　　王老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他六十多年为民族教育，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和新中国成立，为自治区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出了力、流了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我们的老领导。他为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和各行各业的人才，呕心沥血，孜孜不倦，桃李满天下，是我们的好老师。他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群众的疾苦，为群众谋福利办实事、办好事，是我们的好朋友。
　　一位汉族同志，六十个春秋，全身心地投入到少数民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一直奋斗不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关心着民族问题，关心着各族人民的生活、事业、前途，留下了宝贵的遗言，这是何等崇高而伟大啊!
　　王老走了，王老的高贵品格、奋斗终身的精神，与少数民族的血肉关系、廉洁奉公的公仆形象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王铎同志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