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成立起始于世界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最初的一个夙愿。这位年届花甲的探险家前半生单枪匹马跋涉于亚洲内陆,在考察探险过程中留下种种缺憾――考古、采集标本、人体测量、气象探测等很多工作他一个人无法完成,他很想在有生之年组织一支来自不同学科、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组成的科学考察队伍,对中亚那些鲜为人知的地域进行综合考察。斯文•赫定向对他抱有好感的德国寻求经费支助，正好，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早有开通德国柏林到中国上海的欧亚航线的计划,经过与赫定协商,汉莎公司愿意承担由赫定组织的在中国西部内陆地区进行科学考察的费用。斯文•赫定很快组织起了一支科考队伍，队员由瑞典和德国的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第一阶段的任务是骑着骆驼沿着计划的路线进行考察。1926年底，斯文•赫定在德国飞行专家钱默满的陪同下，由西伯利亚铁路经哈尔滨、沈阳抵达北京，向中国政府正式递交了考察报告书。
　　中国政府很快批准了赫定的考察申请报告。赫定立即开始筹措科考队的给养、装备等物质，他还邀请被称为“蒙古通”的瑞典人拉尔生担任考察队驼队队长，让能讲一口流利蒙古语的丹麦人哈士纶担任他的助手。1927年2月，德国和瑞典的考察队员们陆续来到中国北京、包头等地。
　　就在斯文•赫定积极筹备之时,他的这一考察行动受到北京学术界的强烈反对，这是赫定一开始并未意识到的。
　　首先站出来强烈抗议的是中国学术团体协会。
　　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成立于1927年初，原基于北大、清华、历史博物馆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目睹中国19世纪下半叶,一些外国探险家借考察探险之名,用金钱收买当地不法之徒,大肆掠夺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些外国文化侵略者的行径，激起中国学者的极大愤怒，大家一致认为，应立即成立中国自己的学术团体，有组织地开展一些科学考察工作，捍卫国家文物古迹不受外侵的主权。中国学术团体甫一成立，便遇到斯文•赫定要在中国西北考察之事。因而，冲突不也就不言而喻地发生了。
　　斯文•赫定不愿放弃夙愿和即将实现的计划，加之他多少能理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受的种种屈辱，于是在安特生等人的斡旋下，中瑞双方的代表坐到了谈判桌前。
　　谈判异常艰难，但由于赫定与中方的学者们都对这次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抱有极大地诚意，因而，双方争吵之后仍有耐心地再次回到谈判桌前做出各自的让步，使分歧逐步缩小，以达到双方都能认同的目的。经过漫长而激烈的谈判，于1927年4月26日，双方终于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签署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办法》。
　　共19条的《合作办法》主要规定：考察团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由“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监督和领导。考察团除瑞典、德国、丹麦17名外籍团员外，吸收10名中国团员参加。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知名学者徐旭生（徐炳昶）和斯文•赫定博士分别担任中、外双方团长，共同负责考察团的事务；考察团所采集、挖掘的一切动植物标本、文物、矿物样品等都为中国财产；考察团考察的路线、时限都由理事会确定。此协议被称为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第一个平等协议。

　　包头是考察团人员、物质的集结地和科考活动的正式出发地。
　　还是在斯文•赫定在北京与中国学术团体谈判的时候,瑞典、德国、丹麦的外籍团员们一边等候谈判结果,一边在包头整理设备和购买给养、骆驼。5月9日，斯文•赫定、徐旭生等一行从北京西直门启程，10日晚便到达了考察团设在包头的大本营。在当晚的动员大会上，徐旭生、赫定两位中外团长庄严宣布：“伟大的科学考察活动已经开始，这是一个光荣的时刻！”
　　一到包头，徐旭生、黄文弼（考古学者）、詹蕃勋（地图学者）、丁道衡（地质学者）等中国团员便到郊外调查民俗和采集古物去了。
　　在包头作了充分准备后，5月20日一早,考察团离开包头前往草原重镇百灵庙周边进行考察。
　　经过8天的跋涉，考察团在东距百灵庙40公里处的呼济图河畔驻扎了下来，此地被编为8号营地。在这里，考察团开始了正式和全面的科考活动。
　　中外队员们分批结伴来到百灵庙考察后，黄文弼带着一名挖掘工顺着流经百灵庙的艾布盖河下游寻找古代遗址；丁道衡、贝格曼（瑞典考古学者）、那林（德国地质学者）等则向西北而去，分头去寻找地质材料、古器物等。不几天便传来捷报：黄文弼在距百灵庙30公里处的敖伦苏木遗址发现了著名的“王傅德风堂碑”，通过辨认碑文，证实了这里就是蒙元时期盛极一时的汪古部落的赵王城遗址；丁道衡、贝格曼等也发现了三处古遗址。
　　6月底，考察团为扩大由百灵庙到额济纳旗的考察测绘面积，决定分三路向西推进：中路由斯文•赫定和徐旭生两位团长带队；北路距中路20公里左右，由外籍地质学家那林带队，组员有贝格曼、郝德（德国气象学家）、丁道衡；南路距中路10公里左右,由袁复礼带队，组员有黄文弼、詹蕃勋等，并约定三队在今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的善丹庙会合。
　　北队出发不久，徐旭生就接到丁道衡的报告：他在一个叫白云鄂博的地方，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铁矿。丁道衡的这一发现，是这次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大成果之一。
　　从呼济图河畔的8号营地到善丹庙约420多公里，一字排开的三路队员们一边向西行进，一边做着详细的科学考察，他们晨起暮宿，头顶烈日，足踏炙热的沙漠，在旷野茫茫的草原测绘地形，记录气象数据，寻找古地质特征，中午只能在野外随便吃一点随身带着的干粮充饥。条件虽然艰苦，但这些中外科学工作者们深深为自己所从事的伟大的科学考察所感动，他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特别是到了晚上归营之后，大家在月光下、篝火旁，各自整理着采集的标本，记录考察笔记，相互观看欣赏对方的考察收获，那一刻，则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刻。虽然队员们来自不同的国度，但彼此所从事的科学探求却紧紧把大家联系在了一起，科学语言消弭中外文化隔膜和专业陌生。正如赫定博士在考察日记中发出的感慨那样：“伟大的东方大陆已经攫住了我们的心，她的美貌、温柔和朴实，引得我们离开了原来的世界。”
　　在乌拉特中旗海流图一带，黄文弼发现和发掘了一座汉代兵营遗址，获得铜箭头、弩机等古代兵器，还有古币、鎏金铜器、带钩、铁片、陶片等文物，收获颇丰。
　　在阴山山脉狼山区域的岩石上，年青的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发现了三处岩画，这是在这一区域除郦道元的《水经住》之后关于阴山岩画的最早记录。
　　8月16日,斯文•赫定与徐旭生率领的中路到达了善丹庙。不久，其他两个分队也陆续到到达，大家作了短暂的休整后，继续分队向西考察，于9月初进入阿拉善盟境内，途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于9月下旬来到额济纳旗。26日，考察团继续分组前往黑城遗址考察之后，于28日来到额济纳河畔的松杜尔，赫定与徐旭生团长决定把这里当作大本营，安营扎寨，作较长时间的考察。
　　考察团决定要在这里建立气象观测站，留钱默满、马叶谦（中国气象学生）、生瑞恒（瑞典在中国传教士之子，懂瑞典语、蒙古语、汉语，在考察队协助赫定团长工作）等数人在气象站做观测记录工作。
　　在到达松杜尔大本营的当天，赫定团长就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要乘船顺着额济纳河而下，一直到达居延海，进行水文测量等水上考察工作。
　　没有船自己造。考察队员和蒙古驼工们砍伐了两棵粗壮的胡杨树，剖开树干中心，成为两条独木小舟，然后将两条小舟并在一起，成为一条稳稳当当的小船。
　　10月17日，斯文•赫定团长与助手哈士纶（丹麦人，考察团管理旅行事务的副队长，著有《蒙古的人与神》一书）乘上小木船顺着额济纳河下游开始了水上考察，他们不停地测量水深、水温，斯文•赫定绘制着各种各样的绘图；徐旭生则与其他队员进行沿河沿湖考察。10月22到23日，赫定团长划船考察了索果淖尔湖，记录了第一手水文资料。到27日，水陆两路考察小队皆圆满完成了考察任务回到了营地。
　　1927年11月8日一早，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拔营离开了松杜尔大本营，冒着冰雪严寒，浩浩荡荡地开往了通向新疆哈密的更为艰辛的考察之途。
　　从1927年5月9日赫定、徐旭生团长离京前往包头，到11月8日开始离开内蒙境内，考察团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整整考察了半年时间。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考察不仅时间跨度长，考察面积广，而且取得的成绩也是令人注目的。
　　在自然科学领域，在考察开始不久，就有丁道衡对白云鄂博铁矿的发现，可谓是考察团的旗开得胜之局。当这位年青的地质考察队员“登高俯瞰，则南半壁皆为矿区。”（丁道衡《绥远白云鄂博铁矿报告》）。这一重大发现使他兴奋不已：“很荣幸，我发现了它的秘密。”（引文同前）。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丁道衡设想着如何开发利用白云鄂博丰富的宝藏，他还想到了要修一条包头通往白云鄂博的铁路，还要在包头附近建大型钢铁企业，同时，他又想到利用大青山的煤田来开矿、运输、冶炼等问题，一举数得。当徐旭生在大本营得到丁道衡发现白云鄂博铁矿的信函后，当即就断定：“此地将来要成为中国一个很大的富源。”（《徐旭生西游日记》）。30年后，科学家们的预见变成了美好的现实。新中国成立后，在白云鄂博铁矿的基础上，建成了我国三大钢铁工业基地之一的包钢企业。
　　1927年9月建立在额济纳河畔的气象站是当时中国广袤西北地区的第一个气象站。坚守气象站工作的是两名外籍队员和一名中国气象学生，在考察队开往新疆后，气象站在荒凉寂寞的西北地区坚持了八年之久。三名气象工作者凭借着对科学的献身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在官府威逼、军宪抓捕关押以及缺粮断炊的极端恶劣的工作环境下，他们没有漏掉一个数据，缺少过一次观测，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他们利用当时的设备条件，对额济纳河流域的气象、水文、地质等数据作了最精确的测量和记录，为广袤的西北大地记录下了第一手珍贵的气象学资料，为当时甚至以后几十年的科学研究提供了详实而精确的依据，这座气象观测站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是当时人们所无法预料的。
　　在额济纳河畔考察期间，年过6旬的赫定团长与助手哈士纶沿额济纳河顺流而上，直到索果淖尔（东居延海）进行水上考察，这是有史记录以来第一次对额济纳河水域进行有着科学意义上的考察。
　　这次在内蒙古境内的考察，除自然科学取得的成绩之外，人文科学取得的成果也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黄文弼在敖伦苏木遗址发现的赵王城，是辽、金时期驻牧于阴山一带的汪古部落所建。汪古部落于13世纪初期归顺成吉思汗后，在随蒙古帝国大军南下灭金征宋大战中屡建战功，被封为赵王，成吉思汗并与之联姻，从金末到元末，先后有16位公主下嫁于汪古部长，汪古部也先后有8人被封为赵王。经营100余年的赵王城盛极一时，矗立于蓝天白云绿草间显得格外富丽堂皇。元朝灭亡之后，这座草原城池亦为兵燹所毁。辽、金、元史书虽对一这座城池有所记载，但大都语焉不详，对赵王城遗址确切方位的探寻，是困扰了史学家500多年的一个难解之谜。
　　1927年6月5日，中国西北考察团黄文弼带领助手来到百灵庙东北30公里处的敖伦苏木古城考察，黄文弼根据废墟中的残碑所记《王傅德风堂碑记》断定：敖伦苏木古城遗址就是消失了500余年的赵王城。他的这一发现很快轰动了史学界，此后，中外学者纷纷前往敖伦苏木考察，探访赵王古城的真容。
　　从1929年底到1931年初，年青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与中国学者陈宗器等在额济纳河流域进行一年多的考古发掘中，先后共获得一万余枚汉简，被史学界命名为“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为研究汉代西北地区的历史提供了多方面的信息，其种类包括书信、官府公文、律令及个人书札等等。内涵及其复杂，所载事件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汉代历史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
　　居延汉简与殷墟、敦煌文书被史学界并列为20世纪前期考古的三大发现之一。
　　此外，贝格曼在考察途中于河套地区狼山的岩石上发现了三处岩画，为河套地区寻找和研究岩画提供了线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年的艰苦考察途中，相当多的来自锡林郭勒地区和察哈尔地区的蒙古族青年自始至终参与了考察活动。他们为考察队牵骆驼、当翻译、放驼、下夜、挖掘、做饭，这些蒙古族青年吃苦耐劳，忠于职守，白天紧张工作后，有时在宿营后的篝火晚会上，他们拿出随身携带着的笛子、胡琴等身乐器演奏一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歌曲，为大家在孤寂的旅行途中消除了疲劳，带来了欢乐。赫定团长在考察日记中多次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巴图及胞弟雅米廷•劳伦、班钦、玛泰喇嘛、宾巴、撤兰•格列尔、桑•比利克。
　　1929年11月4日，斯文•赫定重返百灵庙，并在营地举行了一个庄严的颁奖仪式——1927年曾为考察团作出贡献的玛泰喇嘛、巴图等四位蒙古族雇员，荣获了瑞典国王授予的荣誉勋章。
　　1934年，在斯文•赫定组织的第二次汽车考察中，他们中的不少人再次被雇。
　　科学考察任务结束后，中外科考队员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国度，从事着不同学科的研究工作，但在中国西北那段艰辛而充满激情的科考生活永久地留在了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考察日记甚至是考察报告中，常常流露出对那段生活的怀念，那位受人尊敬的斯文•赫定团长在临终的前一年，还在打听着他那位远在中国队员陈宗器的情况呢。
　　81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年青的考察队员皆已作古，但他们所完成的卓越的科学成就和无畏的科学献身精神，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中。

（作者：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纪检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