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建立，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三次大统一，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交流、大融合，推动了中华文化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扩大了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元朝实行的多元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忽必烈的文治、变通与推行汉法
    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初，即面临汗位之争。忽必烈任漠南王时，延揽各族人才，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举凡吏治、军事、财赋、经济等诸般事宜，多征询其计而从其谋划。忽必烈以窦默、姚枢、赵璧、王鹗、僧子聪（刘秉忠）、张文谦、魏蹯、元裕之（元好问）、董文用、董文忠、郝经、王文统、许衡等一批文人汇集于帐下，或讲《四书》、《五经》，或解治国平天下之道，或主管文书案牍，或协助指挥军事。忽必烈“用汉人治理汉地”、“以汉法经营中原”的政策得到内地地主、士族的拥护，赞其为“能用士”、“而解行国之道”的“中国之主”（1）。
    蒙哥汗去世后，漠北守旧权臣拥戴反对忽必烈的阿里不哥继承汗位，并从漠北、漠南发兵进攻忽必烈。这场战争从表面上看是为争夺汗位发动的，其实质则是开放、革新与封闭、守旧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利益的冲突。成吉思汗时，就确立了开放、革新的政治理念，并重用了一批契丹人（耶律楚材、耶律阿海、耶律留哥、耶律不花等）、回鹘人（镇海、塔塔统阿、土坚海牙、阿里海牙、月举连赤海牙等）、汉人（史天泽、李全、李荣、严实、张柔、邸顺、王珍、梁瑛、刘黑马等）。忽必烈继承了成吉思汗的政治理念，主张“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2），引起一些守旧派宗亲、权臣的反对，曾于蒙哥汗前进谗言，诬陷忽必烈。忽必烈送妻子为质，亲自晋见蒙哥方解其疑。蒙哥汗逝后，守旧派宗亲、权贵拥戴阿里不哥继位，其实质仍是反对忽必烈的主张“文治”，实行“变通”，推行“汉法”的开放、革新政策。
    平定阿里不哥之后，忽必烈将政治中心从漠北杭爱山的哈剌和林迁往燕京，后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在王文统、刘秉忠等汉族大臣的筹划下，元朝陈设纲纪，确立法度，“内立都省，以总宏纲；外设总司，以平庶政”，“顾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3），确定“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4）。并且“重农桑，宽赋役，省徭役，募民屯田，招抚安辑流亡，兴修水利，使百姓安业力农”（5）。忽必烈在实行汉法的同时，仍保留了前朝的达鲁花赤监临制，袭用辽代“五户丝”制，金代“驱口”制，并从中亚引入“撒花银”、“斡脱”制等，形成胡汉兼容的制度体系。
    从官员的民族结构也可看出这一特点。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任命的十路宣抚使中，有回回2人，汉化很深的女真、畏兀儿各1人，汉族6人；在燕京设立的行中书省，4名长官仅1名蒙古人，3人为汉族，僚佐百余人中绝大多数为汉族。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调整补充的中书省长官15人中，蒙古人4名，回回1名，汉族3名。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忽必烈宣布“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官制”（6）。即蒙古人为各路统帅主掌军事，汉人主掌行政，回回主掌财赋。
    忽必烈定汉制，行汉法，得到汉族地主、士人、官员的拥护，稳定了在汉地的统治，从而迅速战胜了阿里不哥及随后反叛的江淮大都督李。不仅巩固了元朝政权，对于恢复、发展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其疆域内的各个民族，生产方式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因此，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这一庞大帝国虽然后来分裂为四大汗国，但是元朝仍保持着宗主的地位，而东西方的交流之势既已形成，便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元朝建立，其疆域“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7），比前之汉唐盛世更为辽阔。当时，元朝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其声誉远播于亚、欧、非三大洲。元朝通过钦察汗国与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儿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等，经中亚、阿拉伯传入欧洲，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医学、数学知识也传到中国。东方文明传到欧洲，使得沉浸于中世纪黑暗里的欧洲在受到蒙古铁骑进攻的强烈震撼之后，见到了来自东方的文明曙光，为此后的文艺复兴肇发先声。
    元代通往中亚、西亚、欧洲的陆路交通畅通无阻，并形成了从蒙古通往中亚，自蒙古经叶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西行，经河西走廊西行等主要的道路。忽必烈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东行中国，并为官多年，返回后所著游记，生动、具体地描述了元朝的广阔疆域与繁华的城市，发达的工商业，灿烂的文明，激起欧洲人的向往。此后，来自西方的使节、商人、传教士、旅行家等纷至沓来，络绎于途。元代的海上交通也很发达，史称“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8）。陆路、海路交通的畅达，形成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巨大网络，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三、民族交融与演变
    蒙古汗国——元朝的建立，对中国与亚、欧两大洲的民族演变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首先，元朝时分布在国内各地特别是南方的蒙古族，后来逐渐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例如，蒙古兵进入内地后，便错居民间，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元政府为促进农业发展，在农业地区普遍立“社”，并“命蒙古、探马赤军人一体入社，依例劝课”（9），被编入社的蒙古军人与汉族关系更为密切，相互通婚，血缘上也融为一体。元朝以皇室宗王镇守云南，因而定居云南的蒙古人约达10万以上。而至今云南的聚居蒙古族仅有通海县的一个民族乡，人口仅数千人，其习俗已大有变异。其次，西征后分布在中亚、西亚、欧洲各地的蒙古族，在中亚地区的成为“突厥化蒙古人”，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即为成吉思汗五世孙月即别所建，国因其名；在阿拉伯地区的皆接受了伊斯兰教，后融入当地民族；曾建立印度莫卧尔（“蒙兀勒”之谐音）王朝的蒙古人后裔，也最终融入了当地的居民。这一状况与自东胡、匈奴以来草原民族的形成、兴盛与扩散、演变（有些是消失了）的状况是一致的。当草原上某一部落战胜其他部落而形成一个民族时，如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当这一民族兴盛强大时，如江河奔流、汹涌澎湃；当这一民族扩散到十分广阔的地域与众多的、远远超过本族人口的其他民族区域时，便如江河漫漶，分散成无数的小河、细流，逐渐被广阔的大地所吸收。因此，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时，蒙古族的人口仅约60——80万人左右，其中还包括了相当部分的突厥人后裔。至元朝与四大汗国鼎盛时，蒙古族的人口约达2000万之众，其中融合了相当多的其他民族成份。而目前，全世界的蒙古人约1000万，说明有相当多的蒙古人融合到其他民族中了。
    另一方面，元朝东西文化的交流催生了中国新的民族——回族。元朝色目人的政治待遇仅次于蒙古人。色目人是对畏兀儿、回回、钦察、康里等西域人的总称，在元代多掌财赋贸易，也为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古西征，俘获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工匠、军人、商人、知识分子等。元朝东西方贸易兴盛，也有许多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以上诸民族来到并留居于中国各地，遂有“元时回回偏（遍）天下”（9）之说。这些穆斯林久居中国，特别是与汉族杂居共处，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环境，然则仍然保持着共同的宗教信仰、严格的教规、共同的生活习惯与心理特征，从而逐渐淡化了原有的民族本源，逐渐形成新的民族——回族。
　　
参考文献
　　（1）郝经：《陵川集》卷三十七《与宋国两淮制置史书》。
　　（2）《元史•许衡传》。
　　（3）《元史•刘秉忠传》。
　　（4）《元史•王文统传》。
　　（5）《元史•世祖本纪》。
　　（6）《元史•世祖本纪》。
　　（7）《元史•地理志》。
　　（8）《元史•兵志•站赤》。
　　（9）《明史•西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