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走西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次移民活动。这次移民活动有三个重要的条件：一是政府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鼓励口里人到口外“农垦”；二是口里诸地人多地少，生存环境恶劣，急需外出谋生；三是西口外有着穷苦人理想的生存环境。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但最主要的是第三个条件，它是促使口里人迁徙的核心因素。因此，当时口里人十分向往口外，称西口外是“咸盐堆成山，山药大如碗，银元宝用簸箕撮，羊肉吃不完”。这话未免有些夸张，但着实点出了西口外的魅力所在。

　　那么，走西口的人到底有多少呢？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统计数据，也确实不好统计。于是，有些学者便从口里人口的减少和口外人口的增长，以及人口增长的规律等方面着手，进行理论上的评估。据《河曲县志》载：民国八年(1919年)河曲县总人口为12万人，到1949年仅剩8.6万人；陕西省府谷县麻地沟村民在民国初年有1.5万多人，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仅剩1000多人。按照人口增减规律来考虑，如此锐减，只有三种可能，即战争、灾异、移民，而其间又无大的战事或疫病流行。这些人口，除了“走西口”之外再找不到更好的解释。而与此相反，西口外的人口却成倍地增长。据统计，民国元年，内蒙古共有240.32万人，民国38年，即1949年人口达608.10万人，到21世纪初，全区有2375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402万人，汉族1833万人，余为其他民族人口。那么这1833万人中，有多少是走西口者的后裔呢？据有些学者估算，最低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即有近1000万人，快占到全区总人口的“半壁江山”。

　　这种估算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可以说，在西口外移民的“烙印”随处都在。如在呼和浩特地区，就有上千个村屯的名称与山西、陕西省的州、县、村、社的名称有关，如定襄窑、偏关卜、榆林镇等。而在鄂尔多斯地区，则是以走西口者本人或本族姓氏为名的村屯，如李家坡、冯家渠、徐家梁等，这种名称比比皆是。这支浩瀚的大军，在起初走西口时，大部分是“打工仔”，穷苦人居多，但也有很多匠人、艺人等。穷苦人来到西口外，培育了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精神；匠人来到西口外，如铁匠、木匠、柳匠等，把口里的先进技艺带到口外，加速了西口外由游牧文化向半农半牧，以及农耕文化的转变；而艺人来到西口外，则把口里、口外的民间文化相互交融，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二人台、爬山歌等艺术。

七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走西

 口这段历史，虽然说不上波澜壮阔，但也确实历尽艰险、先苦后甜、曲折发展。文学艺术对这段历史自然多有表现，但就目前笔者所看到的资料中，反映最多的是走西口时男女之间的离别之情，走的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和到了西口外四处闯荡的艰难历程。　

　　离别故土是最让人动情的，特别是当初走西口时都是青年男子出走，女的在家守候，走后境况如何、何时回来、还能否团聚等等都是变数，因而这种难舍难分之情均属常人之理，文学艺术在表现时，将爱情、别情和生活的苦情熔于一炉，把走西口者的感人气氛渲染张扬到了极致：“哥哥你要走西口，小妹妹我止不住泪蛋蛋流”、“叫一声妹妹你不要哭，哭的哥哥我心难活”。这种真实感人的词语，再加上凄楚的乐调，给人一种震撼人心的触动。接着就是往去走的艰辛，其中有一首作品诉说的就是“紧七慢八”走西口的路途经历：“头一天住古城走了四十里整，虽然那个路不远我跨了它三个省。第二天住纳林碰了个蒙古人，说了两句蒙古话啥也没弄懂。第三天乌拉素要了些烂朴布，坐在那个房檐下补了补烂单裤。第四天翻坝梁我两眼泪汪汪，想起那小妹妹想起了我的娘。第五天沙蒿塔拣了个烂瓜钵，拿起来啃了两口打凉又解乏。第六天珊瑚湾我碰了个鞑老板，说了两句蒙古话吃了两个酸酪酐。第七天那到了长牙店我住店没店钱，叫一声长牙嫂子你可怜一可怜。”这首民谣说的是河曲人陆路走西口的情景，虽然它没有过多的感情铺垫，但却把走西口的路程记述得十分真实、清楚，其字里行间也充满了走西口者的艰辛与无奈。另—首讲的是到口外后在生产生活上的情景：“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到口外，数不尽，艰难种种：上杭盖，掏根子，自打墓坑；下石河，拉大船，二鬼抽筋；上后山，拔麦子，两手流脓；进后套，挖大渠，自带囚墩；在沙梁，锄糜子，腰酸腿疼；高塔梁，放冬羊，冷寒受冻；大青山，背大炭，压断背筋；走后营，拉骆驼，自问充军。翻坝梁，刮怪风，两眼难睁；小川河，耍一水，拔断儿根；东三天，西两天，无处安身；饥一顿，饱一顿，饮食不均；住沙滩，睡冷地，脱鞋当枕；铺竹芨，盖星宿，难耐天明；遇‘传人’，遭瘟病，九死一生；沙篙塔，碰土匪，险乎送命……”。

　　这些记述确实真实感人，更是我们研究走西口的宝贵资料。但笔者认为，文学艺术反映生活毕竟是有限的，走西口历经300年，经过了开拓创业、苦斗图存和逐渐发展三个阶段，而更长的阶段则是不仅男人走西口，而且女人也走，直至全家走、全户走、整村走，这才形成了浩大的走西口潮，而我们的文学艺术在这方面却反映的不多。

八

　　伴随着走西口的移民史，催生出了一门独特的文化艺术――二人台。“没有走西口，就没有二人台”，这是专家、学者们的一致定论。然而，若没有二人台，特别是二人台中的最有代表的剧目《走西口》，那么走西口这段移民史也不会如此著名、流传甚广。

　　二人台起初叫小曲儿坐唱、打坐腔、唱玩艺儿、打玩艺儿，属于民间百姓聊以自娱的原始的艺术形态。　随着走西口的兴起，晋陕冀宁等地的人民来到西口外，同时把这种原始的艺术形态也带到了塞外，在广袤草原的哺育下，形成了这一独特的艺术品种。至于“二人台”这个名字，直到1951年绥远省民间艺人学习会期间，绥远省政府副主席杨植霖以省政府的名义作《二人台翻身》的报告，才正式把这个艺术叫二人台，二人台这个名称也才响亮于华夏大地。

　　二人台是一个集民歌演唱、舞蹈表演、曲艺说唱、牌子曲演奏、戏曲表演五位一体的独具风格的综合性艺术。有西、东路之分。西路二人台主要流行于今之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呼和浩特市、包头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和晋陕冀宁五省区；东路二人台则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为中心，同时流行于冀北、晋北等地。西、东路二人台的流行地域覆盖90多个旗县，1500多万人口。二人台属于地方戏曲，为了演出方便，节目一般是两个人，即一生一旦或者一丑一旦，因此便有了二人台的叫法。这种戏曲主要反映农村的生活，半个小时之内一个节目，没有复杂的戏剧冲突，演员表演时可自由发挥。其特点是：形式多样，短小活泼，集戏、曲、歌、舞、乐于一身，深受人民的欢迎；贴近群众，反映现实生活；具有诙谐、风趣、喜剧风格，且以男女调情逗闹为多。

　　二人台的传统剧目有很多，达100多种，如《走西口》、《打金钱》、《打樱桃》、《压糕面》、《探病》、《顶灯》、《五哥放羊》、《小寡妇上坟》、《水刮西包头》、《种洋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了许多新的剧目，如《兄妹开荒》、《刘胡兰》、《红色娘子军》、《莜面飘香》、《人民公仆牛玉儒》等。这种剧目，因道具简单，演员数量少，受场地、环境等制约因素较少，因而很受农村、牧区等人民的喜爱。

　　近年来，随着二人台艺术影响的不断扩大，引起了诸多关于二人台究竟归属哪里的争论。笔者认为，争论仍可进行，但必须立场公允、视野宽广。其中，有一点必须承认：没有走西口，就没有二人台，二人台是走西口的派生物。在此基础上再看二人台的归属才是符合客观现实的。因此，笔者十分赞同中国二人台研究专家邢野的胸襟，他说：“倘若我们能够站在比万里长城还长，比阴山还高，比土默川平原还宽广，比毛乌素沙漠还浩瀚的立场”来看，“不能武断地说二人台是谁的，是哪一个省的……它是晋陕冀宁走西口人在塞外这块热土上共同培育起来的民间艺术，它五位一体的艺术特点，正是这种文化积淀折射出的独特的文化现象”。

九

　　中国二人台艺术源于走西口这段历史，而二人台传统剧目的代表作就是《走西口》。因此，谈及走西口，必须要讲述《走西口》。

　　《走西口》这出传统剧目，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发展，现有十几种脚本，但目前广为流传的是1953年由绥远省戏曲改革审定委员会会同艺人改编的《走西口》。剧中人物有两个：孙玉莲和太春。背景由两人出场自我介绍。“家住在太原，爹爹孙朋安。生下我一枝花，起名叫孙玉莲。玉莲一十六岁整，刚和太春配成婚……”；“咸丰整五年（1855年），山西遭年限”、“太春去借粮，一颗也没借上”、“二姑舅捎来信，他说西口外好收成。我有心走西口，恐怕玉莲不依从”。剧情从此引出，反映山西大旱灾后，这对新婚夫妇，为生计所迫，忍痛分离时的无限悲苦。整出戏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就以“送、别、走”为主要内容，围绕“不走不行走不行”和“欲留不住留不住”这条主线层层展开，表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走西口离别时的真情绝唱。

　　剧情在“留”与“走”的矛盾中一步步展开，当太春决意把动身的消息告诉玉莲时，整出戏的情节推向了高潮，通过人物地对话，表达了夫妻情深意浓、恋恋不舍的心情。丈夫去口外谋生，妻子多方叮咛，一方语重心长、一方声声相应，对话是那样娓娓动听，情意绵长。通过人物的语言，深刻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难留。怀抱上梳头匣，给哥哥梳梳头。”清朝男子都留有长辫，这是特有的服饰民俗，从妻子给丈夫梳头开始，推出了送行话别的重头戏，先是离家后“要”哥哥做什么，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开始嘱咐： “走路要走大路”、“歇息要平地息”、“坐船要坐船舱”、“住店要住大店”、 “吃饭要吃熟”、“睡觉要当炕睡”……凡是一个做妻子应该想到的都想到了；一般妻子想不到的，她也想到了，一桩桩、一件件是那样的关怀备至，体贴入微。临到分别的最后一刻，则是嘱咐哥哥“不要”做什么：“一不要抽大烟，二不要贪耍钱”、“哥哥西口外行，不要贪‘花红’。恐怕你变了心，忘了妹妹的好恩情”……

　　通过叮嘱的全部内容，难分难舍的全部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一对纯朴多情、惜惜相依的青年夫妇形象。最后太春终于与玉莲分手了，当太春“走出二里半，扭回头来看”时，“望见玉莲小妹妹，还在房上站。”这真挚、素淡的粗线条勾勒，给观众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达到了美的境界。

　　《走西口》剧情至此就结束了，至于玉莲在剧终时唱得“但愿他平安无事，秋后早回来”，太春走后是否回来了，他在西口外究竟情况如何，都没有交待。因此说，《走西口》只演出了走西口这段历史的开头，大戏还应该在后面。

十

　　走西口这段历史纷繁复杂，那么作为文学艺术的反映也是多种多样。其中仅就二人台《走西口》这个剧目也有很多脚本。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十分欣赏二人台，并欣然题诗：“亲切二人台，民间歌舞来。春风扬锦帕，玉蝶百花开”。《走西口》剧目也呈百花盛开之势。上一篇谈了比较正宗的《走西口》，下面再谈三个有代表性的《走西口》。

　　一是传统剧目《走西口》，它与正宗《走西口》相比，不仅拓展了内容，而且还增加了人物，由原来的两个人，增加到六人，多了玉莲父母、二姑舅和货郎。内容主要加了两点，一是成婚前的情况，玉莲爱上了太春，因为封建礼教的束缚，达不到婚姻自由的目的，便得了相思病，请了许多医生都没有治好。最后她的父母没办法了，声明谁能治好就把玉莲许配给谁。这时太春来了，一进门玉莲的病就好了三分，刚一把脉，便好了七分，没吃药病就好了，最后两人结了婚。二是太春走后的情况，他与二姑舅到了归化城（今呼市），住了三年，因“买卖做得好”，让二姑舅回去给玉莲带了封信，说他要戴荷包，于是又引出了玉莲绣荷包的戏来。笔者认为，这种扩展很有意义，它更全面地记录了历史，有创新的理念。

　　二是老舍写的《新走西口》，背景是1960年的太原，人物是孙玉莲和她的儿子继春及继春之妻周雨香。主写太春走西口“一去不回还”，玉莲把她俩的儿子继春抚养长大，继春要去支援包钢建设，母妻俩进行送别，但这次用老舍的话说是“化凄楚为欢快，以见时代的变化”，进入新社会，社会发展，环境改变，今非昔比，反映的是新时代的走西口情结。这属于“旧瓶装新酒”式的创新，有时代感，但仍用旧模式。

        三是近日在电视上看到的由山西省等部门联合创作的新编京剧《走西口》，讲述清代晋商经营“晋德裕”的老板常雨桥发现与自己共创基业的二掌柜为弥补亏损，在“晋德裕”卖出的胡麻油中掺假的事实后，坚持以诚为本，将以双倍价钱收回的掺假油付之一炬。挽回声誉之后，他又大胆开拓北疆，打开了对俄贸易的通道。此剧的重大创新是，用京剧的形式反映走西口的历史，并出现了女人走西口的形象。而剧在反映走西口途中货物遭抢、兄弟失散，最后克服各种困难，又回到故里实现了大团圆，表现出了晋商儒学的理念。（待续）

                            （作者：内蒙古乌海市档案史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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