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志还记不记民俗?该不该记各种已属热门话题的流弊恶风?如认为该记，那么应用什么方法为好?本文提供笔者与同事的思路与实践方法，虽自以为并非“姑妄言之”，然而可能引起一番含大葱生姜味道的争议，虽然辣，但有益健康。

一

数年前，曾见同仁撰文与议论，表示续志中不必再设风俗篇章，理由很简单：风俗统属历史旧文化。笔者认为有理，但有一些不确定的想法。至2002年初，收到《河北地方志》编辑部关于民俗文化研究或资料征稿函，通过撰写应征稿，更再三思考，终于明确民俗文化与各类事物同，当代也在运动，也在变化或发展。有的未明显变化，有的则明显大变，也有的骤然生变。有的演化产生质变，更有许多新俗萌生或形成。总之，民俗文化与世永存。1993年，笔者曾在《河北地方志》某期发文，题为《民情习俗贵在深化记述层次》。观点是不能只记民俗表象，还要表述为什么形成，在历史长河中如何沉浮。又予如此反思，于是得出这样结论：续志仍要记风俗，因为志当代，在理论与操作方法上应有创新。

那么为什么出现续志不再志风俗构想呢?就是因为风俗是积淀已久的历史事物，缺乏辩证思维功夫，用一个“旧”字划了句号。旧风俗在当代的运动当然也习而不察。在已出通志中，多是记旧之又旧之俗，少见或不见抗战胜利后或新中国民俗。经如此反思，续志开始，也应该与记述其他各类事物一样，在总结上届经验前提下，解放思想，探求新是。笔者主要有三条构想：

（一）、要分清生活水平与生活习俗之区别。据阅过较多新方志的专家谈，上部书中将生活水平混记入生活习俗的并不很少。在笔者看过的已出续志中，仍存在这个弊端。生活水平与习俗有密切关系，但并非一回事。反映生活水平是物质形态；反映生活习俗是意识形态。生活水平指衣食住行等的好坏优劣；生活习俗指衣食住行等的方式特色。生活水平之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生活质量优劣的前提；生活习俗则每件都属生活质量的某种反映。如现在小汽车已进入部分居民家庭，举家乘车外出，旅游观光，无疑说明生活水平提高。在结婚礼仪中，无论城乡，也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新人都要乘披彩小汽车，这就是民俗。小汽车可能是借的、租的，也有的犯“公车私用”错误，用了公款买的民不许用的“官车”。

（二）、条目设置不能与上部同，要围绕“变”字。上部书中记民俗，篇目都按民俗大类分10余节，每节再按小类分若干目，用子目记具体事物。民俗是积淀很久的意识形态表现，在较短断限中不会类类件件都有明显变化。如依上部那样套续，也算“横不缺项”，但一定有些项言之无物。应围绕“变”字，设数条或节：显变俗、质变俗、难变俗、复苏俗、萌生与新成俗。其下分目具体记述。

（三）、要力求精深，体现功能。民俗存在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虽都有变化，但有轻重大小之别。如不分轻重大小统统记入，一定是费力不小但效果不佳。为说明桩桩件件事物原委，进行衔接贯通，一定出现与上部书所记大量重复，把蛛丝马迹之变也淹没了。应该选取能充分反映时代、地方特点，并体现功能的典型事例，“解剖麻雀”，取举一反三、一叶知秋之效。关于“解剖”方法又有两种：一是通过直叙或寓议于叙，表述民俗事物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反映为什么变和变成了什么样子，为什么难变，新俗为什么能形成。一定要反映人民群众对其褒贬的舆论感情。二是要讲求语言文字生动有趣。在这个问题上，民俗事物确具个性，大多很有生活趣味，趣味性也是能延续不衰的原因。如记得呆板，就达不到真实可信程度，也展示不出俗文化底蕴。

为较具体的说明如上构想，再就一些具体事例进行谩议：

随着社会的发展前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加之旧时执著迷信老天爷与各种神的人大多故去，当代从总体看，供神的人已经不多。但在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地方表现仍较浓重。我们枣强，有商代少师比干曾在大营一带为官，率民制裘之传说。纣王宠妃妲己，系狐狸精所变，便于八月十五将比干杀害。自古以来，大营皮匠有中秋节供祭比干的习俗。当代仍有许多家庭供奉陶制比干像。90年代初，镇政府投巨资建了比干庙，还请来道士举办开光典礼。而后时常有皮毛从业人员入内跪拜，还以发大财者为多。他们明知发财靠的是党的政策，和技术、市场，但仍要向最先为民造福之官表示虔诚。位于县境东边缘的旧县村，有董仲舒石像，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百姓把保护室仍称“董子祠”。因为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王道》中论“元气”，是用人体比作天下，用人心或大脑比喻皇帝，用元气运行比喻皇帝治理天下，给百姓布施恩惠。实际是中医经络学，所以传说董仲舒也是神医。那一带各村，包括景县、故城一些村庄的妇女，为给家人医病，至今仍常年有的到石像前跪拜。明知摆放的点心、水果是老鼠享用，但她们以“心诚则灵”而自安。也求医问药，病好了，也有“董子爷”之恩。如没治好，就又有解释，总能自圆其说。如这两例典型，具有研究价值，虽然这些人并非宗教徒，只是平民，但其思想观念有历史沿袭下来的迷信意识。

土葬立墓之俗予以改革，比破除迷信还难。1958年“大跃进”，为建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和“大兵团作战”方田，有个口号是“死人给活人让路，祖先给子孙造福”。几乎平了所有坟墓。但风头刚过又都堆敛起来。60年代的“四清”和“文革”，又有平坟之举，又是白辛苦一场。近几年，为保护耕地，便于农机作业，在大力推行火葬制同时，又用行政命令平所有坟墓。公告、讲话、新闻中都是强调“一刀切”。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于是坦诚地对主管领导人讲，几千年的民俗好比“滚刀肉”，莫说一刀，多刀也切不成，必须文火炖。结果是：有的乡村没予理睬，有的只是应付一下官的视察与记者镜头，而后报纸上便有平掉几万座坟，扩大耕地千亩的报导！未几，又是“一刀切”命令，也只是开开会而已。如实记入这个典型，当有资治功能。

有些民俗传延至当代，已呈现明显弊端。如本为喜庆的燃放爆竹，总趋势是噪音竞赛，其污染程度已成公害。常常是“无边弹屑萧萧下，不尽炮声滚滚来。”又如婚事大操大办风愈演愈烈。2000年1月2日，某公司老板为其公司5对青年举办集体婚礼，县领导成员都到场表示祝贺。同时在大街上，有特从北京开到的40余部彩车示庆，各类花炮满天飞，使交通受阻，人们头晕目眩耳鸣。而后又有上百桌大宴。据传这场集体婚礼共耗资70万元!

打麻将等，其源是一种如下棋的游戏俗，而后出现了赌博风。至当代，笔者有一个破例想法，即一分为二，不能统以赌博而论。一方面，常备麻将的家庭多得很，无论男女老幼坐在一起搓搓玩玩的场面比比皆是，甚至树荫下、胡同里也有，这就是固有的游戏性民俗。另一方面，那似乎交战，弄个你死我活的赌博窝点也不少，确为恶风。在表述中应予分清。

在《汉书·地理志》中，有一段讲风与俗并不全同，有人归结为“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笔者理解“上”是指官场与大富阶层，“下”则是平民百姓。许多年中的“不正之风”，已演化为流弊恶风，已相当严重了。这种风之变是不能回避的。

在非畜牧区，养狗为看家守户，狗又是一种宠物，所以“打狗看主人”。抗战前，因为兵痞盗匪四起，我们这一带，养狗户达十之五六。抗战开始后，为八路军、游击队等抗日人员活动，群众忍痛灭宠。胜利后，养狗户逐渐增多。至六七十年代，又有“打狗运动”，因一只狗所耗粮食能顶两口人的口粮指标，人不果腹焉能顾狗?80年代起，养狗风俗大起，枣强县大营镇、新屯乡一带，因从事皮毛业，家家富足，几乎家家养狗。

某年，一次民俗入志学习班上，笔者提到养狗已成俗。不料被讲课专家叽笑，言“人所共知那属畜牧业，与民俗何干?”

世纪之交，在某些家庭，狗之地位高之又高，取“洋名字”，穿可体毛衣，用洗浴液给狗洗澡，吃特制的食品。一位老先生，进某家串门，正遇同龄友之子，怀抱洋狗亲昵。见老伯进，于是抓着狗爪示礼：“爷爷请坐!”“爷爷”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刚刚落座便起身要走，于是又“爷爷再见!”老先生回到家，自觉啼笑皆非，便赋“打油”一首：昂首挺胸大富有，拥抱他那“巴罗欧”。同吃同住同穿戴，父母亲友不如狗!这虽属趣闻，但足能说明这类民俗在某些方面已演化为无度的奢侈，属于“意有所示则书” (徐无党语)，应该记入。至于专家所谈属畜牧业，应该是记养狗场或大户的品种数量、饲养方法与经济效益。

中秋节吃月饼之俗，80年代起大盛，将近中秋节，街市出售月饼的摊点接二连三，超市柜台上更是琳琅满目。农村还有加工户，许多家庭加工数十公斤。但2001年中秋节，此俗却发生骤变。原因是南京一家举国知名的食品企业，用上年存下的馅制作，被党中央电视台曝光。一家违法，株连同业，整个月饼市场萧条下来，街头摊点顿时寥寥无几，顾客对超市中各具风味的名牌也不屑一顾。人们预料，2002年月饼市场仍会冷落，因为人们心有余悸。很可能有人又将上年未抛售出去的月饼馅，包装一番，重演那家公司丑剧。从民俗学角度记入这件事，恰有资治、教化功能，对强化市场管理是有价值的。

当代有些事物已成新俗，有的初露端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一件举国上下乃至海外同胞与朋友，绝大多数人参与的文化活动，即1984年起，每年春节除夕，都看党中央电视台的春节大联欢节目，并连年纷纷品评节目是否新鲜，是否生动感人。历史上有过举国上下共同参与同一文化活动的情况么?而这10余年来却年年有，岁岁出新。无疑这是一件最大新俗。也为此，赵忠祥和倪萍，逐渐被赵本山、宋丹丹扮演的人单相思!遗憾的是，在笔者看过的其他县(市)志中，都未记这件新且大的民俗。编入大事记也理所当然么。续志中记还不算迟，已有新的色彩可容。还有聊大天，即聊天下大事，各地都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聊斋”，聊民众众，大聊特聊，也已是当代一件内涵丰富，外延广远的新俗。

春节贴春联，以前在我们较贫穷县份并未成俗。近些年也已成俗。倒贴“福”字据说源于山西，近些年在河北，也家家“福”到(倒)了。打电话拜年，还有通过电视台点播节目，表示对结婚、开业、乔迁、升学者的祝贺已成明显民俗。广大农村，一向称父母为爹娘，而当代儿童都是称爸爸妈妈。

如前所议，结婚必用小汽车已成俗。在丧事民俗中也出现新意，送“亡灵”去“望乡台”，一向是用纸糊制车、马、牛、轿，现在有的以“现代化设备”取而代之，是用泡沫塑料等制成的摩托车、小轿车和整套家用电器。当代人已不相信“瑶池故有青鸾舞”，也明知死者不能再享小康福，但已有人出了这鲜招儿，村民都感有趣，便不得不花一大笔钱定制，入乡随俗也是传统意识。

一些纯而又纯的文俗，曾被统统贬为“封建”，有的近些年复苏。如拙作《修谱之俗能开拓创新》(见《河北地方志》2002年第二期)所议，修新谱之俗在全国已具一定热度。再如交际礼仪活动各种帖式重新出现，有的已广泛应用。虽然旧婚书已不具法律效力，但人们还要工笔书写那“敬求金诺”与“仰答玉音”，自有欣喜之感。讲求礼仪是中华民族的故有文明，旧帖式复苏应肯定其积极成分。

续志志风俗，搜集资料的方法不能与其他内容等同。靠某部门一定搞不好甚至弄不成。应该采用邀集读者朋友座谈的方法，集思广益，写出的稿子再征求大家的补充修正意见。如此三番五次便能编好。

二

续志该不该与能不能充分反映当代各种流弊恶风，是志界一个相当为难的课题。

首先，必须解决对当代事物特点的全面认识问题，搞清楚为什么出现种种流弊恶风。不能因其存在，甚至相当严重，持“不提也罢”的态度：也不该缩手缩脚，只来个“蜻蜓点水”。当代，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有提高，猪狗也跟着享福了。因为“垃圾围城”，里面也有糕点、水果、肉、蛋、奶，结果是老鼠也胖了，苍蝇也壮了!当然，这是出自感性认识的笑谈。予以升华，我们的理性认识是：综观我国历史，凡在改革力度较大，社会相对开放，经济相对发展的时期，时弊歪风也较突出，予以揭露嘲讽也往往特别流行。当代，我国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一方面是改革开放深入，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大有提高，社会环境宽松，民主空气渐浓，人们有言志抒怀的自由逸情；另一方面是新旧体制虽在更替但尚多并存，经济成分与其结构以及管理模式，使人们的就业途径与物质所得日益多样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也发生一些摩擦冲突。也就是说，故有的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在建立之中，社会还未能把许多新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物质生活现象纳入规范轨道，对一些钻体制变革空子的失范行为，尚难以有效制止，以致久有的一些不正之风，演化为流弊恶风。虽然人们无不认为当代是中国历史上成就最大，也最有前途的时代，但又夹杂着种种困惑、迷茫甚至焦虑、激愤。正是这样的社会条件，产生众多嘲讽风弊语言文字，并广为流传。

在我国历史上的一些岁月中，广大百姓对流弊恶风是敢怒不敢言的。比如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支小品味的联唱歌曲，名《茶馆小调》，表现小茶馆里客满座，“有的谈天，有的吵，有的苦恼，有的笑；有的谈国事呀，有的就发牢骚。”可胆小的老板却是：“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啊，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他要求各位“喝完了茶就回家去睡一个蒙头觉。”再如，1958年起20年内，莫说国事，连个人生活琐事，人们也不敢在公众场合谈吐己见。上部《枣强县志》中记反右派运动，就是“积极分子”们，与同事闲聊，取得“引蛇出洞”的“经验”，推而广之，以致扩大化。以后的几场运动，也都是抓人的口舌把柄，并越抓越狠。所以人们在应付“革命”之余便睡“蒙头觉”。

至当代，改革开放使广大人民群众受益多多，可“老鼠也胖了，苍蝇也壮了”，人们当然很看不惯。但不再睡“蒙头觉”，而是大骂“老鼠”和“苍蝇”，也怨恨一些“懒猫”等，说它们不但不逮“老鼠”，还跟“老鼠”交了朋友。各地方都出现许多大大小小的“聊斋”，众多聊民天天聊，围绕某件事反复聊，就聊成大量给流弊恶风写真的嘲讽谣。如“猫和老鼠一条炕，一觉睡到大天亮。又一块进那桑拿浴，天天都有风流事。”“你造假，我装傻，便宜就是咱们俩。他们来查你甭怕，自有我去说句话。”1998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百姓话题—当代顺口溜》(鲁文编著)，将各种流弊恶风分为50篇，共20万言，或俗或雅，都是聊的产物。这种艺术化，也是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还有，我们收听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时，也常听到拟人化的广播词，印象就深刻，也便于宣传。鉴于这类情况，考虑“该不该”问题，也就容易肯定了，这类专著都出版了，地方志有什么道理予以回避呢?续志中比较充分地反映各种流弊恶风，正是反映复杂化多样化的现实，体现社会发展规律之所需。

关于能不能，用什么方法能比较充分地表述流弊恶风，在搞清楚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态度，应该破一破格，不用一般化总结体语言文字，而引录百姓广为流传的嘲讽谣。章学诚曾论，城者之讴，舆人之诵，童竖之谣，时俗之谚入志，恰有真实美、简洁美、质朴美。嘲讽谣虽不属“讴诵”，但也具“三美”是无疑的。再者，因为这类谣广为流传，自然而然就是一种社会舆论，向有“人言可畏”与“舆论可畏”之说，在一定意义上，“可畏”就因为具有警示成分，而警示恰恰是资治与教化的一种特殊有效手段，于此可以得出结论：“舆论可畏，恰如警钟。予以入志，功在长鸣。”艺术化舆论正是能使人铭记于心的“警世通言”，不正是长鸣之效吗?老同志们都记得当年那位“李有才”，其“板话”就是土地改革时期百姓们聊的产物。既有歌颂土地改革那场大变革成果的，也不乏嘲讽乘虚而入歪风邪气的。同理，从存史功能讲，可用古谣简而言之：“上山下乡问渔樵，若知民意听民谣。”

再谈难的问题，就难在两点上：一是应该见事见人，可真难下笔。如果举个事例，隐其姓名，也未必能说明属“风”，虽然当代读者自会领会有举一反三之效，但未来读者未必都能如此推论。二是以其种类列出几目，但文字上都是“比较严重”“相当普遍”之类。如此空空如也，蜻蜓点水，就不如不分目，在篇标题之下只写八个字：“各种流弊恶风皆有”。可如此“惜墨如金”，也就分文不值了!史学家范文澜曾自题一联，也是先生的座右铭：“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们就应该如此，用百姓艺术化嘲讽，恰是解决这个难题，不写空话的好方法。再从深层次讲，撰史修志一定要着眼于人民群众，写人民群众之做之想之盼，反映人民群众的心态感情，也正是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说话。再一点，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毛泽东主席讲思想是行动的内因，嘲讽是思想表现，给予正确引导，可以转化为积极力量。也正如宋代史学家徐无党所论，这属“意有所示”，继之就可能属“后有所因”，当然“则书”。

从两个例子，看具体写法吧：

关于吃喝风，如：“口中没有味儿，开个现场会儿；要想解解馋，组织检查团；要想多喝酒，下乡走一走。”“四菜一汤，四盆一缸；表虚内实，糊弄党中央。”“年年月月几乎天天有客临宾馆；大大小小基本官官免费解大馋。”群众希望：“人来请，拒门外，讲明利，说清害。怨你傻，民不怪，正党风，请自爱。”

关于买官卖官弊，如“不跑不送，永远别动；只跑不送，原地待命；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要致富，提干部，光研究，不宣布，谁钱多，谁算数。”“买与卖虽只十字之差，小到大却需万元付出。”

凡此种种，字里行间当然有艺术渲染成分，但谁敢说这不是实情呢?你溜他溜，众人都溜，甚至拍手叫好，正说明它具有真实美、质朴美，溜到人的心坎儿里了!关于这类内容的篇章归属，当然也是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关于分散，即在凡涉及流弊恶风的记述中，引录这类民谣，原汁原味儿，具直观性，有佐证文字记述之效。关于集中，一向文化篇都设艺文录，这类当然也是那个宅门的成员。但我们县，续志中的文化篇，远不如上部书所记丰富多彩，基本上是平平淡淡。如将这类排进去，就好比一片生机并不盎然的土地上，只凸起一个大土丘，杂草丛生，却也簇拥着一朵朵使人爱看的野花。按方言说，它显得“疙楞”，即与其他内容不相干，通篇很不协调。再者，此类并分不清产自何地，有外来货，的确不宜入文化篇。不妨再较细分析一下流弊恶风与民俗的关系，风与俗并不尽同，“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风弊与嘲讽谣，显然是“上之所化”引发“下之所化”。再者，通常说的“俗谣”，也可说“谣俗”。就前说看，既有通俗易懂之意，也可作由俗而生之解。就后说讲，人皆顺口而溜，也是一种俗象。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人人都会高声喊唱“溜溜山歌”之类，就是一种民俗。鉴于如此分析，置入风俗篇更为得体。在我们编撰的风俗篇中，第五条是“萌生与新成俗”，包括若干件。殿后的是“聊大天”俗，写不同身份、阅历者，各就不同内容，从不同视角，带不同心态感情大聊特聊的概况，嘲讽时弊恶风是其中较重要的内容。第六条便是“流弊恶风”，如前举例那样排列多种。如此能够说明，既然是“上之所化”引发“下之所化”，就用“下之所化”反映“上之所化”。使“聊大天”与“流弊恶风”为邻，如此前后贯通，后者排列的内容对前者的记述以充实与深化。如此正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辩证逻辑关系。

（作者单位：河北枣强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