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以蒙古统治者为主建立的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其创建者忽必烈，是成吉思汗之孙，宪宗蒙哥之弟。当他潜藩漠北为藩王时，就“思大有为于天下”。（1）非常赞赏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至太平”，（2）不断延揽“耆儒硕德”和各种“奇材异能之士”到漠北潜邸，“待以心腹，契如鱼水”。向他们咨谋治国平天下之道，并请他们推荐“南州人物，可备器使者”。（3）

当时应邀至漠北，受到忽必烈器重的“才能智略之士”包括：海云(禅宗僧人，名印简，俗姓宋)、刘秉忠、赵璧、王鹗、张德辉、张文廉、窦默、李德辉、姚枢、马亨、徐世隆等，皆就忽必烈所关心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各抒所见。其中“于书无所不读”，学兼儒、释、道三家的刘秉忠所上“万言之书”，从典章、礼乐、法度，“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一直谈到“务农桑”、“设学校”、“罢繁碎”、“止科征”、“尊孔子”、访名儒、“颁历改元”、“大开言路”，尊贤任能、统一法度等，得到了忽必烈的“嘉纳”。（4）说明忽必烈对刘秉忠所上借鉴中原封建王朝统治经验的建议，非常赏识，后多付诸实施。

具有“王佐之略”的大儒姚枢，亦曾上书数千百言。“道陈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的治道共三十条：即立省部、辟才行、班俸禄、定法律、省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肃军政、周匮乏、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等等。忽必烈“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5）说明忽必烈对姚枢所上之“治国平天下之大经”非常重视。此后亦多付诸实施。姚枢亦感忽必烈“虚己受言，可大有为，感以一介见信之深，见问之切，乃许捐身驰驱宣力”。（6）中原汉地“大贤硕儒”与蒙古贵族新派的代表忽必烈，互相推心置腹，彼此昭合无间了。

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呼之为“状元”的曹州东明(今属山东)人王鹗，朝夕相见，无所不谈。凡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王鹗皆陈于前。忽必烈大为耸动，尝谕王鹗曰：“我今虽未能行，安知他日不行之耶”。（7）说明早在潜藩漠北时期，忽必烈不仅“思大有为于天下”，而且欲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行之于天下了。

1251年(蒙哥汗元年)，忽必烈之兄蒙哥被蒙古诸王、诸大将推举为大汗。忽必烈本人也因为是蒙哥的同母弟“最长而贤”，取得了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大权。（8）同时可以“把驻在那些地区的所有左右翼的异密(大臣)置于他的统率(之)下”。（9）这时，忽必烈不仅可“以皇弟开邸金莲川”，（10）广延四方豪杰智谋之士，访问古今治乱得失。而且可以承制封拜，征天下名士而用之”。（11）“使怀一艺，抱一能，莫不毕效其长，立功当世”。（12）史称忽必烈“征聘四方宿儒俊造，宾接柄用，以更张治具。立安抚司于邢，爬疏芜秽：立经略司于汴，开斥边徼；立宣抚司于秦，保厘封国”；“四方传其新政”（13）就是忽必烈在南镇金莲川(即爪忽都之地)时期，将其从四方征聘而来的“宿儒俊造”用之于邢州、河南、关中等地，推行“新政”，而施展其政治报负所迈出的第一步。其中以邢州的新政最为突出。 

具有“名郡”之称的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在忽必烈南下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以前，蒙古统治者每年“遣人更迭监牧，类皆不知抚治”，（14）而“惟知聚敛”（15）。加之邢州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征需百出，民不聊生，只得四处逃亡。使邢州旧有户万余，  日减月削剩下不满数百（16），致使国家的赋税、投下领主的五户丝，驿站的供应、商旅的投宿都无着落。真是“公私缺乏，日不能给”。（17）这时，封地在邢州的两答刺罕和刘秉忠、张文谦等都向忽必烈进言，选择良吏往治邢州，“要其成效，俾四方诸候，取法于我”。（18）忽必烈乃决定在邢州地区试行设立行政机构安抚司，先后派遣赵瑨、李惟简(或名李简)、刘肃、张耕、赵良弼等人前往整治，这些人多为他在南镇金莲川时所网罗而来的“宿儒俊造”。他们在忽必烈的全力支持下，积极推行新政，改变以往蒙占统治者竭泽而渔的掠夺政策，由是流民逐渐复业，经过几年的齐心抚治，终于取得“邢乃大治”（19）。

首先倡议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市)设河南经略司以治理河南，进而以图南宋者，为忽必烈的“潜邸旧臣”姚枢。忽必烈亦知“汉地不治，河南、陕西尤甚”（20）。于是乃请于宪宗，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等为经略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以治河南。针对当时河南“民无依恃，差役急迫，流离者多”（21）。而“军将”则“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22）。史天泽、杨惟中、赵璧等接受忽必烈整治河南的重任后，首先铲除残酷虐害河南人民的河南总管刘福及其党羽杨兴(睢州长官)、董某(封丘主簿)，“百姓鼓舞称快”。（23）同时，举贤任能，淘汰冗滥，信赏明罚，训农劝兵。均赋税以苏民困，更钞法以通有无，立边城以遏寇冲，立屯田保甲以实边鄙，利则兴之，害则去之。不及三年，河南大治。（24）

蒙哥汗以汉地分封亲藩，忽必烈受京兆分地。他即遣姚枢立京兆宣抚司(治今陕西西安市)，当时京兆所辖八州十二县，在兵火焚斩之余，户不满万，皆惊忧而不聊生。（25）忽必烈乃以孛兰、杨惟中为宣抚使，以有“经济(才)略，左官诸候”的商挺为郎中，（26）并以金末名儒杨奂为宣抚司参议，（27）“以才干称”的马亨为京兆榷课所长官。（28）惟中与商挺至陕，“进贤良，黜贪暴，明尊卑，出淹滞，定规程，主簿责，印楮币，颁俸禄，务农簿税，通其有无”。“诛一大猾，群吏咸惧”，（29）民乃得安。

1254年(蒙哥汗四年)忽必烈以具有“文武全材、有用书生”的畏兀人廉希宪取代杨惟中为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并升商挺为宣抚副使，以治邢有成效的女真人赵良弼参议宣抚司事”。（30）又召许衡为京兆提教授，秦人闻许衡来，“莫不喜幸来学，郡县皆建学校，民大化之”。（31）姚枢为关中劝农使，“身至八州诸县，谕上(指忽必烈)重农之旨”。此后关中“桑成列者，皆所训植”。（32）关中，亦即陕西之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

通过忽必烈“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对“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之甚者”取得的所谓“号称大治”（33）。从而使忽必烈以前蒙古统治者“对中原汉地，施治未遑”、“官盛刑滥、民困财殚”（34）的严峻局面大为改观；史称当时中原汉地“诸路之民，望陛下(忽必烈)之治，巳如赤子之求母”。（35）天下“生民”，莫不引领以望，“思见德化之盛，至治之美”。（36）虽然难免溢美之词，但从此亦可见到忽必烈在其统治区内推行新政，非常之得中土人心。（37）

1252年6月，忽必烈奉命出征大理(大理作为一个地方政权或国号，从其国主段思平开始，其疆域与南诏和元代云南行省略同)，以包抄南宋的后背。1253年秋，忽必烈从临洮取道吐番，向大理进发。参加忽必烈这次远征的，除了大将兀良哈台及诸王阿必失哈、也只烈及左手诸王五十余人所率领的精锐蒙古军外，还有汉人董文炳、董文忠、解诚、郑鼎、畏兀人叶仙鼐等所率领的汉族地主武装和色目人的军队。同时还选择了他在潜藩时期一直追随他的潜邸旧臣如刘秉忠、姚枢、张文谦等从行。1253年底大理城破，得忽必烈遣往大理招降的三使者尸。按照蒙古统治者“祖宗之法，杀诏使者，城破必屠”。（38）文谦与秉忠、姚枢谏曰：“杀使臣拒命者高祥(大理权臣)尔，非民之罪，请宥之”，（39）忽必烈即令姚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传示大街小巷，大理人民赖以全活”（40）。这既是相信儒臣所言不嗜杀人，能统一天下：同时也是他对其祖宗之法“杀诏使者，城拨必屠”的重大变通。免遭屠杀的大理人民不可能不归心忽必烈。

1253年夏，忽必烈统率远征云南大军驻扎六盘山、监洮，准备取道吐番，涉大沪水以奇袭大理（41）。吐番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曾被忽必烈召至军营，问及吐番的历史和宗教方面的情况，（42）这是忽必烈与八思巴的第一次会见，（43）使忽必烈与八思巴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当忽必烈所统率的蒙汉大军进至吐番境内时，当时处于四分五裂的西藏地方割据势力，互相争战，藏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受到极大危害。忽必烈大军从临洮出发“俞吐番，分军为三道，禁杀掠焚庐舍”。（44）随即“下西蕃(即吐番)诸城”，（45）使分裂割据诸城的吐蕃统治者不得不投降忽必烈，这对吐蕃地区割据混战的结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忽必烈平定大理，师还，亦取道吐番。藏传佛教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追随忽必烈到漠南汉地，成为忽必烈王府之臣。史称“世祖皇帝龙德渊潜，师(八思巴)知真命有归，驰驿径诣王府”。（46）就是八思巴知忽必烈大有可为而来投奔的。忽必烈即位称帝之后，八思巴之所以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西方佛子，大元帝师”（47），绝不是偶然的。

二、龙飞滦水，践祚开平

1256年春，忽必烈又命刘秉忠于恒州之东，滦水之北，城开平府，经营城郭宫室。（48）“以谨朝聘，出政令，来远迩，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49）以后忽必烈定都于燕，遂以开平为上都，实行两都制以取代蒙古汗国的政治中心哈剌和林，实滥觞于此。史称忽必烈始作城郭宫室的开平城为“有龙居之”的“龙飞之地”，（50）是不难理解的。

忽必烈在其“潜邸”根据地开平经营郭宫室，并在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文武才能之士，作为其统治漠南汉地的政治中心。还针对汉地不治，组织和重用这些才能之士，改变蒙古汗国竭泽而渔的传统统治方式，取得邢州、河南、陕西的“号称大治”。（51）率师征云南，变通“杀诏使者，城拔必屠”的“祖宗之法”为“神武不杀”。（52）完全符合各族人民的利益，但与蒙古、色目贵族既得利益和蒙古最高统治的汗权，特别是与大蒙古国以漠北和林为中心的既定国策是相对立的。这就必然引起“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53）的蒙哥汗的反对。因而在1257年(蒙哥汗七年)命其亲信阿兰答儿等到关中、河南等忽必烈进行改革的地区，大行“钩考”，对忽必烈设置的经略司，宣抚司等改革机构的大小官员，进行无情打击。单是“钩校京兆钱谷”死于酷刑者就有“二十余人”。（54）当是时，史天泽挺身而出曰：经略事我实主治，是非功过，理当我责。（55）廉希宪则说：宣抚司事，有罪由我独任，僚佐何预。（56）曾任陕西宣抚司郎中的赵良弼亦力陈大义，使阿兰答儿等“卒不能诬，故宣抚司一无所坐”。（57）具有“王佐之谋”的大儒姚枢则劝忽必烈“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58）

姚枢劝忽必烈把妻女送到蒙哥汗处为质，作“久居”之谋，以表示自己并无大志。实际上是姚枢劝他将锋芒暂时收敛的“韬晦”之计。这与郝经所说“以时进退”、“遵养时晦”，（59）是一致的。因为当时忽必烈的力量还不足以同蒙哥相抗衡，故不得不如此。不过，忽必烈虽然一时被迫交出兵权，撤消了在漠南汉地所设置的一切改革机构，停止了所有改革措施。但忽必烈王府所聚集的豪杰智谋之士(即所谓潜邸旧侣、藩府旧臣)，并未因此而解体。相反地，通过这次同生死，共患难的严峻考验，更加进一步地团结在一起了。中原汉地有识之士，亦因此更把忽必烈看成是“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的“中国之主”。（60）忽必烈就是依靠他“在潜开邸，以待天下士”；（61）“收召贤杰，悉从人望，子育黎庶，率土归心”（62）；得以东山再起，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蒙古族统治者统治全国的元朝杰出帝王的。他之所以能在以后将蒙哥汗以漠北和林为中心的大蒙古国，转化为以汉地为重心的元王朝，其主要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中原汉地的所谓“豪杰智谋之士”(其中主要是儒士)，之所以某心情愿为忽必烈“捐身驰驱宣力”，主要是“见上(忽必烈)聪明神圣，才不世出，虚己受言，可大有为”（63）。观其德度，“汉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64）希望通过忽必烈“建一时之事业，建万世之世业”，能救“吾民”于“斧钺”。（65）得“于其父兄子弟，脱颠沛而就休养”。（66）结束南北之间的纷争与血战，实现全国大统一。而忽必烈不分“远近亲疏”、“富贵贫贱”的任用这些“殊方绝域豪杰智谋之士”，“举而措之得用得行之地，而致其功”。（67）为他下一步建立元朝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储备了必须的治国人才。

1258年(蒙哥汗八年)，蒙哥汗自将伐宋，命忽必烈统诸路蒙古军、汉军从征。在南下征宋途中，忽必烈一如既往，继续征聘儒士。1259年，军次濮州，忽必烈即召宋子员、李昶，问及治国用兵之要。二人都提到“不嗜杀”问题，忽必烈皆“嘉纳之”。旋即“戒诸将毋杀”。（68）进入宋境，诸将分道并进，忽必烈又“各遣儒士相其役，禁戢军士，毋肆杀戮，毋焚烧庐舍”。（69）这对加速南宋的崩溃，实现南北大统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征宋中，忽必烈又把东路军的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进一步增强了军事实力。

1259年(蒙哥汗九年)7月，蒙哥汗在攻宋战争中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城下，留在漠北的阿里不哥和他的支持者立即准备夺取汗位，命令脱里赤为断事官，据燕京、按图籍，号令诸方面；并命阿兰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去忽必烈潜邸根据地开平仅百余里，形势非常危急。当时，忽必烈仍在征宋前线，其妻察必遣人至军前密报，并请速还。忽必烈立即召集诸将和谋士们商议对策。郝经、廉希宪都建议忽必烈与宋讲和，立即率轻骑返回燕京，稳定局势，然后正大位以安天下。忽必烈遂令霸突鲁(木华黎孙)统率军队留原地待命，自己则兼程北上。行至半路，商挺提及“军中当严符信，以防奸诈”。忽必烈立即遣使“至军立约，未几，阿里不哥之使至军中，执而斩之”。（70）粉碎了阿里不哥的“奸诈”。

1259年年底，忽必烈返抵燕京，立即将阿里不哥死党脱里赤所括之兵全部遣散，同时派赵良弼往觇秦(陕西)、蜀(四川)人情事宜”。（71）廉希宪则奉命修好于宗王塔察儿，希宪即对塔察儿说：“主上圣德神功，天顺人归，高出前古，臣下议论已定。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72）塔察儿立即应允。

1260年3月，忽必烈在其潜邸根据地开平，召开推举大汗的忽里台。宗王塔察儿、也先哥、合丹、阿只吉等率东、西道诸王来会，塔察儿“率先劝进”。（73）当时，忽必烈还故作谦让，廉希宪与商挺同时进言：“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安危逆顺，间不容发”；“时机一失，万巧莫追”。（74）忽必烈乃于1260年3月在漠南开平“即皇帝位”。从此，在潜开邸时就思大有为于天下，无远近亲疏之分任用殊方绝域豪杰智谋之士的蒙古藩王，终于成为君临中原的元朝开国皇帝；其潜邸根据地开平，亦在他即位称帝之后一跃而成为其政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忽必烈在潜邸所聚集的文武才能之士，其中主要是儒士，则在他即位之后，大多成为参与帷幄之密谋，制定社稷之大计的柱石之臣。元初各项制度大都由他们深谋密划，共同制定。从此，以漠北和林为中心的蒙古汗国终于向以中原内地为重心的元王朝转折；“久符人望”，“具有汉唐英主之风”（75）的元世祖忽必烈，终于成为“有汉唐之地而加大，有汉唐之民而加多”（76），实现南北大统一的元朝创建者。

注释：

（1）《元史》卷4《世祖纪一》。

（2）《元朝名臣事略》卷12《内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撰《王鹗墓碑》。

（3）《佛祖历代通载》卷21《刘太保神道碑》。      

（4）《元史》卷157《刘秉忠传》；《佛祖历代通载》卷21《刘太保神道碑》。

（5）《牧奄集》卷15《姚枢神道碑》；《元史》卷158《姚枢传》。

（6）同上

（7）《元朝名臣事略》卷12《内翰王文康公》；《元史》卷160《王鹗传》。

（8）《元史》卷4《世祖纪一》。

（9）《世界征服者史》下册，汉译本第699页。

（10）《元史》卷157《郝经传》。

（11）《陵川集》卷35《杨惟中神道碑》：“上(忽必烈)以太弟镇金莲川，开府承制封拜”；《元史》卷146《杨惟中传》作“得开府，专封拜”；  《陵 川集》卷首附苟宗道撰《国信使郝公行状》作“开府于金莲川，征天下 名士而用之”。

（12）《雪楼集》卷8《秦国昭宣公神道碑》。

（13）《元朝名臣事略》卷10《尚书刘文献公》引商挺撰《刘肃墓碑》。 

（14）《元文类》卷58《张文谦神道碑》。

（15）《元朝名臣事略》卷10《尚书刘文献公》引商挺撰〈刘肃墓碑〉。

（16）《元史》卷4《世祖纪一》；卷157《刘秉忠传》。

（17）《元朝名臣事略》卷10《尚书刘文献公》引商挺撰《刘肃墓碑》。

（18）《元文类》卷58《张文谦神道碑》。

（19）《元史》卷4《世祖纪一》。

（20）《元朝名臣事略》卷7《丞相史忠武王》；《元史》卷155《史天泽传》。

（21）《元朝名臣事略》卷7《丞相史忠武王》引西溪王公撰《行状》。

（22）《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23）《陵川集》卷35《杨公(惟中)神道碑》；《秋涧集》卷48《史公(天泽)家传》

（24）《秋涧集》卷48《史公(天泽)家传》；《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25）《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参政商文定公》引清河元公撰《墓碑》；《元史》卷159《商挺传》。

（26）《元朝名臣事略》卷5《中书杨忠肃公》；卷11《参政商文定公》；《元史》卷4《世祖纪一》。

（27）《遗山文集》卷23《杨公(奂)神道之碑》。

（28）《元史》卷163《马亨传》。

（29）《元史》卷159((商挺传)。

（30）《元史》卷126((廉希宪传)；卷159《商挺传》、《赵良弼传》。

（31）《元史》卷158《许衡传》。

（32）《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33）《元史》卷158《姚枢传》。

（34）《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元史》卷158((姚枢传)。

（35）此据《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元史》卷158《姚枢传》则作“诸路之民望陛下之，如赤子之求母”。对忽必烈在邢州、河南、陕西的推行的新政所取提的效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明忽必烈此时在牛原 内地已争取到大批的拥护者。

（36）《陵川集》卷32《立政议》。

（37）《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有忽必烈“王府得中土心”的记载：《元朝名事略》卷8《左丞姚文献公》、《元史》卷158《姚枢传》同。《陵川 集》卷37《再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则作“其得中士人心”。

（38）《牧庵集》卷18《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

（39）《元史》卷157《张文谦传》。

（40）《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元史》卷157《张文谦传》。

（41）《牧庵集》卷17《贺仁杰神道碑》。

（42）《萨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152页。

（43）详见陈得芝《八思巴初会忽必烈年代考》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4）《雪楼集》卷5《平云南碑》。

（45）此据《蒙兀儿史记》卷94《郑鼎传》；《元史》卷154《郑鼎传》作庚戍(1250年)从宪宗攻大理，误。

（46）《佛祖历代通载》卷21《拔思发帝师行状》。

（47）此据《草木子》卷3下《杂制篇》；《元史》卷202《八思巴传》作“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48）参《元史》卷4《世祖纪一》；《道园学古录》卷13《上都留守贺胜庙碑》。

（49）《道园学古录》卷13《上都留守贺胜庙碑》。

（50）杨允孚：《滦京杂咏上》诗云：圣祖初临建国城，风飞雷动蛰龙，惊。自 注云：“上京有山，旧传有龙居之”。《秋涧集》卷80《中堂事纪》上，《元史》卷126《廉希宪传》皆有所谓“龙飞之地”的记载，指的都是开平。

（51）《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52）《牧庵集》卷18《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元文类》卷23《平云 南碑》。   

（53）《元史》卷3《宪宗本纪》。

（54）《元史》卷159《赵良弼传》。

（55）《秋涧集》卷48《史天泽家传》；《元史》卷155《史天泽传》。

（56）《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王》；《元史》卷126《廉希宪传》。

（57）《元史》卷159《赵良弼传》。

（58）《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元史》卷158《姚枢传》。

（59）《陵川集》卷32《班师议》。

（60）《陵川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61）同上。

（62）《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王》引河南高公撰《家传》。

（63）《牧庵集》卷15《姚枢神道碑》。

（64）《陵川集》卷37《再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

（65）《陵川集》37《与宋国两淮则置使书》。

（66）《道园学古录》卷12《两淮转运副使潘琚》。

（67）《滋溪文稿》卷2《四先生画像记》：“自居潜藩，征召宿儒，访求治道，初无远迩亲疏之间也”。同书卷21《林坚墓碑》所记略同。《雪楼集》卷8《秦国先墓碑》谓“一技一能苟有以自见者，罔不举而措之得用得行之地而致其功，盖兼受一视，初无富贵贫贱之间也”。《滋溪文稿》卷17《韩永神道碑》谓忽必烈能大一统，“凡殊方绝域豪杰智谋之士，随其才器而登用之”。

（68）《元史》卷4《世祖纪一》；卷159《宋子贞传》；卷160《李昶传》。

（69）《元文类》卷58《张文谦神道碑》。

（70）《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参政商文定公》引清河元公撰《墓碑》；《元史》卷159《商挺传》。

（71）根据《元史》卷126《谦希宪传》、卷159《赵良弼传》记载：蒙哥死后，关中情况非常复杂，刘太平、霍鲁海在关右，浑都海屯驻在六盘山，征南诸军散处秦、蜀。在这里，阿里不哥有较强的军力，但步调不一。故廉希完建言忽必烈宣遣赵良弼往关中察访秦、蜀人情事宜，使忽必烈得以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对关中的控制。

（72）《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王》引河内高公撰《家传》。

（73）《元文类》卷65《廉文正王神道碑》。

（74）《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参政商文定公》；卷7《平章廉文正王》。

（75）《陵川集》卷38《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

（76）《陵川集》卷32《立政议》。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