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是清代在归化城设立总号的、走“大外路”(指旅蒙商人)的“通事行”，也称“通事司”。“通事行”或“通事司”之“通事”，现代人不解其意，按有关词(辞)典解释说，“旧时指译员”；“译，陈也；陈说内外之言皆立此传语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谓之通事。”而称大盛魁等商号为“通事行(司)”，是指主要用蒙古语作生意的商号。但是，这类旅蒙商号不仅仅限制在用蒙古语言作生意，还用俄语或维吾尔语作生意。也就是说，凡是和不会说汉语的民族或国家做买卖的，都可以称其为 “通事行(司)”。而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这“三大号”，主要还是以蒙古地方为市场，用蒙古语言做买卖的字号。这种商贸字号的店员、学徒，从幼年初入商号就必须学习一种发音不准确的蒙古语，这种语言虽然不标准、不规范，但凡懂蒙古语言的人都能听懂，可以通行内外蒙的各个地方，人们称其为“买卖语”。然而这种行业的老手，不仅能说准确的蒙古语，而且有的甚至能熟练地书写很漂亮的蒙古文字。像大盛魁的总号及其在内外蒙古所设的分庄掌柜、记账先生等，都是经过严格训练和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蒙古通”，这是旅蒙商必须具备的条件，否则你就没有同内外蒙古地方做买卖的起码资格。

据归化城的耆老们说，清代归化城的“三大号”有新老之说。新老“三大号”都属“通事行(司)”。老“三大号”，是指“天元号”、“宏图号”、“范家号”。在这“三大号”之后，归化城又出现了“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新的“三大号”，而新“三大号”的买卖比老“三大号”的买卖做得大。为了区别新老“三大号”，故人们把早期的“三大号”称其为“老三大号”，而后来的新“三大号”则被称之为“三大号”。

“三大号”之首号大盛魁，依史事和史料的轨迹推测，应创始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至雍正二年(1724年)之间。如果是王相卿、张杰、史大学三位创始人随费扬古军队到内外蒙古地方作“通事行(司)”，那应是在康熙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693～1697年)之间的事。因为费扬古是在康熙二十九年秋(1690年)与抚远大将军福全“击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归化城增戍兵，以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焉。”(见《清史稿·费扬古等传》)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寻授(费扬古为)右卫将军，仍兼摄归化城将军事”。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命安北将军伯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抚远大将军伯费扬古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以上均见《清史稿·圣祖纪》)。如果是大盛魁三位创始人随费扬古军队进入内外蒙古作“通事行(司)”，当是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费扬古军队驻归化城，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彻底剿灭噶尔丹，而费扬古立大功被晋封为“一等功参赞”(随即停战)之间的事情。

外蒙古人把肩挑叫卖的货郎称为“丹门庆”。据史料记载，大盛魁的三位创始人，开始是在费扬古军营中当厨夫和服杂役的，在为费扬古的部队采购生活日用品中，得便时也采集一些蘑菇之类的东西，挑到归化城及其附近出卖。他们还经常出入于边关集市,为费扬古部队采买大量的食用牛羊，同蒙古人进行交易。因而逐渐学会了简单的蒙古语言，并懂得了一些蒙古人的礼仪、生活习惯以及相互交易的一些方法。康熙三十四至三十五年(1695～1696年)，费扬古部队随康熙御驾进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地时，三位大盛魁的创始人是以军中“丹门庆”的面貌，肩挑货物随军前往，作随营贸易生意。不久以后，以他们三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的几个人，成立了“吉盛堂”，其后易名为大盛魁。

由随军营移动的“丹门庆”变为设立商号的“人力合伙”的集体小商伙，并在乌里雅苏台设立了总号，即由以往的以军营贸易为主变为以民间贸易为主，由以往的行商为主变为以坐商交易为主，这是一种很大的演进和飞跃，这种质的飞跃，必然同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情势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其一，康熙御征噶尔丹后，北边战事得到平息，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后废除了明朝对蒙贸易政策———马市，开辟了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今多伦县)等几个贸易中心点；稍后，也许可商人请领“票照”———经商执照在蒙古各地进行流动贸易。

其二，民族间的通商贸易，是民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蒙汉人民由于劳动生息在相互毗邻的土地上，民族关系历史悠久，民族间的通商贸易是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绝非统治者们所能限制了的。沿用明代的边禁政策来对待旅蒙贸易，显然是行不通的，但又不能大开禁令，于是就颁发“票照”，按“照”经营。而最初在外蒙古经商的几家商号，大多是随营贸易。由于行之日久，许多人为的限制就不免逐渐松弛，内地商人趁机流入外蒙古的络绎不绝，特别是晋陕商人，由于同内外蒙古近相毗邻，到蒙古地方的商贸活动十分频繁，蒙汉之间的通商贸易发展很快，这也就是大盛魁等旅蒙商号成立和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

大盛魁最初把总号设在乌里雅苏台，是有其缘由的。以后又把总号迁到归化城，也是有其原因的。乌里雅苏台，当时是清朝统治外蒙古地区的军事中心。清朝征噶尔丹后，在乌里雅苏台以及科布多驻有重兵。所以把乌里雅苏台的驻军称为“前营”，把科布多的驻军称为“后营”。其时，清朝以“定边左副将军”驻乌里雅苏台，统辖外蒙古及乌梁海诸部落；以“参赞大臣”驻科布多，隶属于乌里雅苏台将军，辖金山额鲁特北部。由于在这两地驻有清朝大量的军政人员，需要一些商号特别象大盛魁这样原来与清朝军队有密切关系的“通事行(司)”为他们的生活服务，而军营也就成为这种“通事行(司)”重要的营业活动天地之一。但随着营业范围的逐步扩大和经营商品的不断增多，为便于组织内地特别是长江以南地区大量的茶、丝、绸缎、工艺装饰品以及其它生活日用品和资金周转方便等等，以后大盛魁遂把总号迁到归化城，而把乌里雅苏台的字号改为分庄，在科布多也设有分庄。作为大盛魁分支机构来说，乌里雅苏台是大盛魁总号之下的最大分庄，科布多分庄次之。在外蒙古草原上的流动贸易组织，四分之三属于乌里雅苏台分庄领导。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个分庄是在外蒙古广大地区组织羊马牛驼以及皮毛等大批货源的最主要的集散地，除了经营放“印票”(即外蒙古王公或札萨克代表一个部落或一个旗，向旅蒙商高利贷者出具一种盖有王公或旗署印信的借据，因为这种借据上面是盖了官印的，所以一般习惯就把它称为“印票”)帐和赊销各种货物的业务外，也经营收购牲畜、皮毛、药材、土特产品；同时还设置大规模的骆驼饲养场、羊马放牧场。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两个

分庄对于“通事行(司)”大盛魁来说，地位极其重要，连大盛魁春节时贴的门联写的内容里，都念念不忘这两个分庄，并且以“乌、科”来将两分庄相提并论，这副对联的内容是：“戴月披星似鹏程  历尽沙漠极边路；栉风沐雨若豹变  鸿开乌科万世基”。

    （作者单位：呼和浩特市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