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方志编纂属广义概念。它是指从地情信息到方志文本(含泛文本，如方志影视、光盘等)的整个生产过程。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从80年代以来，尤其是从全国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以来，随着国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社会的迅速转型，方志编纂事业已经发生和将继续发生前所未有巨大变化。以社会学眼光去审视，这种巨大变化大致可概括为如下三个新趋势。
    一、社会化趋势
    方志编纂作为一种精神生产从来都是社会化的产物。只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我国昔时方志编纂事业的社会化程度确实比较低。传统方志编纂以封建地主阶级思想为指导，只为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服务，结果严重脱离了社会。当年梁启超在论及旧史书的时代局限性问题时就指出：“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改造》)旧史书是如此，旧志书也同样是如此。时至民国，由于受西学的影响，封建尊君思想被革除，民本思想被确认。稍有中国历史长识的人都知道，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帝王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严。在传统地方志书中，凡圣旨、皇言、训典、谕批必冠于卷首，且以大字书写；凡皇帝名字，必须另起一行高出栏框等等。这些渗透着封建尊君意识的现象不仅在民国地方志书中看不见了，而且彼时方志学界还提出了方志必须平民化的主张。例如，有的学者说：“方志为平民之书”(曹锡福《鄱阳县志·例目》)。有的当代方志学者对于传统方志编纂事业也曾作这样评说：“虽说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尽竭的光荣事业，但它一直被局限在士大夫阶层之中，圈子很狭小，修的志书也主要是供掌权者使用，志书无法真正深入社会，深入民间”(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方志学基础教程》第314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应该说新方志编纂事业在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文化发展总方针的指引下，在社会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主要表现有这样几方面：其一，编纂思想已经由原来的“官本位”逐步转化为“民本位”，即志书已经由原来为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服务扩大到为全社会各阶层服务。其二，编纂工作机制已经由原来少数文人操办的那种封闭型的案头工作转化为党委领导、政府主持、编委会组织实施、专家参与、众手成志这种开放型的新格局。其三，志书内容已经改变了原来那种“重人文轻经济”和“重道轻艺”的倾向，全面系统地记载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状况，特别重视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记述。其四，志书文本已由单一化变为多样化，既有提高本又有普及本，既有纸型版又有电子版。
    方志编纂事业和其他社会事业一样，“只有那些和社会的要求保持活的联系 的倾向，才能获得辉煌的发展。凡是在生活的土壤中不生根的东西，就会是萎靡的、苍白的，不但不能获得历史的意义，而且它的本身，由于社会没有影响，也将是渺不足道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册第543页)。从80年代以来，尤其是从90年代后期以来，方志编纂和方志事业社会化问题已经被许多人们所关注。我们在方志编纂社会化方面虽已取得巨大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社会化。“现在的情况是，新志书出版后，基本上是在本地区、本系统内部运行，社会上和外地真正需要志书的人和单位，往往问津无路。即使有些志书进入市场，由于新志书部头很大，一部县、市志动辄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字，个人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价格又高，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这样的志书虽然资料丰富，很有价值，可以放在图书馆、方志馆供专家、学者以及一些因工作需要的同志查阅与研究，但要走进一般干部、群众家，恐怕就难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编地方志社会效益的发挥。”(王忍之《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前言》)正有鉴于此，故李铁映同志曾曾强调指出：“要把志书工作从以往的案头工作发展成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社会服务工作。”(《在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为了进一步捉高方志编纂工作的社会化程度，我们必须遵循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指示，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继续在编纂思想社会化、编纂工作机制社会化、志书内容社会化和志书文本社会化诸方面下功夫，以满足社会各阶层读者的不同需要。在方志编纂社会化方面，我们还任重道远，还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有一方志学者也这样说道：“方志作为一门社会事业应该走社会化之路，解放思想，开拓社会化新思路，还有许多可做的事。”(张桂江著《地方志编纂与续修》第53页，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版)整个方志事业是如此，方志编纂事业也是如此。
    二、现代化趋势
    方志编纂现代化就是指方志编纂从传统旧方式到当代新方式的转换过程。现代化作为中国的一个学术用语始见于20世纪初期。一百多年前康梁领导的维新运动，按其本来意义就是一次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运动。胡适在30年代就曾指出这一点。他说：“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建国问题引论》，见《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只是当时的讨论大都在中西文化比较层次上兜圈子，很少涉及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到了30年代，现代化一词开始经常出现在报刊上，并成为舆论界的热门话题。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当时梁启超曾提出史学建设必须现代化的主张。他说：从前那种只供少数“贵族”使用的史书，“在前代或为其所甚需要。非此物以保社会之结合均衡，而吾族或早已溃灭。虽然，此种需要在今日早已过去……今之史家，当常念吾书之读者与彼迁《记》、光《鉴》之读者绝不同伦，而矢忠覃精以善为之地焉，其庶可以告无罪于天下也。”(《中国历史研究法·史之改造》)民国余绍宋在论及重修浙江通志问题时也这样说道：“身居现代，究非古人，现代科学既昌，安可不采用其方法与精神，而使记述合乎其原则；若仍因循旧格，又焉用此通志为耶!故今兹修志，必以史法为归，以现代为准，无可訾议。”(《略评旧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与清代相较，民国时期的方志编纂主要有以这样几点变化：其一，在编纂思想上彻底破除了尊君思想，并开始倡导民本思想。例如，方志学者甘鹏云说：“往日修志之于民事殊略：近日修志，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重也。”(《方志商》)综观民国时期所编的志书，普遍增加了劳动就业、社会福利、方言、谣言、民歌、婚姻、丧葬等内容。这些内容都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方志与人民的距离。其二，增大了经济部类在志书中的比重。民国以前问世的志书皆重人文而轻经济。经济部类一般只占总篇幅的寸‘分之一，甚至不及。例如，明代《吴兴备志》计设32卷，清代《云中郡志》计设14卷，其中经济皆仅有一卷。民国期间方志界明确提出：“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之骨干。”(李泰菜《方志学》)因而经济部类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一般政区总志其“经济部类扩大到十分之二，多达十分之三、四。”(刘纬毅著《中国地方志》第130页，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例如，《察哈尔通志》计设28卷，其中经济部类就占有11卷。其三，淘汰了封建迷信思想，增加了科学内容。民国以前的志书，对于列女节妇等内容必以相当篇幅予以宣扬，而民国问世的志书多数予以摒弃。即使没有摒弃，其篇幅也大为缩小。民国以前的志书，一般都设有很不科学的“星次”、“分野”等类目。而民国时期的志书均以现代科学思想为指导，对地理、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等内容进行科学记述。其四，志书用语也有所现代化，一般志书行文都摒弃晦涩难懂的文言文，而主张用语大众化。有的学者在论及志书用语问题时就这样说道：“编纂用浅显的文言，唯求详实明达，加以新式标点，使一般公民皆能阅览了解。”(《南康县志·序》，转引自刘纬毅著《中国地方志》第130页)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从20世纪肋年代以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方志编纂事业也和当代中国的各行各业一样都大讲现代化，并在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其主要表现大致有这样几方面：其一，方志编纂指导思想和编纂思想发生根本变化。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从80年代以来，在方志编纂指导思想和编纂思想方面已经摒弃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牢固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并从“官本位”逐步转化为“民本位”。其二，志书内容日益大众化。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容明显增加。其三，普遍以现代科学思想指导各项内容的编纂，即讲究科学性，并力求体现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其四，志书用语一律摒弃文言文，而使用典范的语体文。其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修志单位把电脑技术引进方志编纂领域。有的新编志书不仅有纸质文本，而且还有方志影视和光盘等。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以地方志书为核心内容的地情信息库。《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工作报告》曾明确指出：“现代化信息手段发展迅猛，要积极探索地方志工作与现代化信息手段接轨的途径。”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要应用现代科技成果修志，除了出志书还可以出光盘，进行电脑联网等。”其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家提高与普及相统一方针指引下，已经有越来越多多的修志单位编纂和出版了新志简本。关于简本的普及意义恰如王忍之同志所云：“原本与简本，一繁一简，各有侧重。如果想简明快捷，就读简本；如果想了解更详细，、更系统的资料，请读原志。两者各有千秋，互存互补，互相辉映。由于简志具有部头不大、价格适当、信息密集、特色鲜明的优点，它可能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让新编地方志走上一帮俺不、群众的案头、书架”(《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序》)。一些先行编纂和出版新志简本的地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三，产业化趋势
    广义的方志编纂可分为方志稿本和方志文本两个生产领域。方志文本生产领域属于书籍出版业范畴，很早就走上了自负盈亏的产业化道路。故此方面这里就无须赘言了。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实行的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方志稿本编纂工作当然属事业性质。所谓事业性含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具有公益性，即为国家创造或改善生产条件，为国民经济、人民文化生活、增进福利等服务，不以为国家积累资金为直接目的。二是具有服务性，即既有“无偿”的含义，也有不以营利为直接目的意思。概括地说，具有公益性和服务性，这就是传统事业单位的基本特点。我国现有的各级和各类方志机构绝大部分属事业单位。1985年颁布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也作这样规定：省、市、县三级政区均应“建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并设置相应的修志常设机构。常设机构应作广为事业单位”。如果说事业性仍然是目前各级各类方志编纂机构的主要属性，那么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们各级各类方志编纂机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产业性。这种产业性之所以会形成，首先是由全国文化部门和文化单位的属性嬗变这一大背景所决定的。大家都知道，包括方志在内的文化事业在目前国民经济的分类中属于第三产业。把文化部门纳入第三产业，实际上就是承认文化事业也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目前我们国家对文化事业单位的财政管理分三种类型，一为全额拨款单位，二为差额拨款单位，三为自收自支单位。此种分类管理原则实际上也是以认定某些文化事业单位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为前提的。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作为全额拨款单位的将会越来越少，作为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单位的将会越来越多。其次，是由文化生产的本身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早期著作中就已经将生产这一概念用于文化和精神活动领域。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写道：“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经验常识也告诉人们，当代文化生产也具有一般物质生产的基本特征，即同样存在着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基本环节。它既讲投入，又讲产出：既讲社会效益，又讲经济效益，既要实现实物和价值补偿，又要实现价值增值。第三，目前一般文化事业单位虽然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但盈利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因为经济上的盈亏总是要制约着文化生产和事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那些已经处于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境地的文化事业单位，实际上也已经把盈利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环视中华大地，许多文化部门和单位在实际上也已经完全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文化企业。就目前方志系统来说，也已经出现了一些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单位，如方志出版社、郑州方志书社等。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触动所有中国人，也触动方志编纂界。方志编纂机构举办经济实体，方志工作者下海经商，方志刊物转向刊登社会趣味文章等等。就目前我国方志事业的总体而言，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其主要属性仍为事业性，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作为次要属性的产业性已经客观地存在着，而且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这种产业性还将会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有些志界同仁早在80年代末就发现了方志编纂事业将逐渐产业化的发展趋势，所以彼时就有人撰文曰：“为开创方志工作的新局面，我们不妨提出‘以企养志’的大胆设想。”(详见郑玉民《以企养志搞活方志工作》，载郑正西、周永光编《中国地方志争鸣》，黄山书社1988年版)如果说这种设想在当时还仅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推测，那么时至今日，在有些地区的有些单位已经把这种推测逐步变成了现实。例如，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领导同志在总结近年工作经验问题时就这样写道：“面对现状，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审时度势，积极地倡导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作风，走自我规划、自我设计、自我发展的新路子……为拓宽舞台，又陆续建立了山东大方实业公司、山东史志编印服务中心、山东年鉴广告信息中心等服务经营型实体”(张守富《实施战略战术两个三部曲，稳步跨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地方志》1999年第1期)。在现阶段，我们的方志编纂工作应该遵循既背靠政府又面向市场这一基本原则。只有背靠政府，我们方志编纂工作才可能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也只有既背靠政府又面向市场，我们方志编纂工作才可能赢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由于种种原因，在现阶段我们还不能把整个方志编纂工作推向市场，完全走自负盈亏的产业化道路。
    综上所述可知，我们的方志编纂工作已经出现了社会化、现代化和产业化趋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文化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方志编纂工作的社会化、现代化和产业化程度必将会逐步提高。这里之所以如此断言，主要基于这样一个理由：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精神同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相统一，即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实现经济和整个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又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势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科学意义上说，这种统一就是要实现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及其协调发展。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包括方志编纂在内的文化事业要不要面社会、面向市场、要不要走产业化道路?答案是肯定的。近十多年来，我们虽然在方志编纂社会化、现代化和产业化方面已经迈出了新的步伐，但仍然前程曲折、任重道远，还需要我们去努力探索和开拓创新，以永葆方志编纂事业的勃勃生机。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