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中华大地疆域辽阔。

中华文明有三大主源，即：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草原文化。

草原文化作为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文化类型，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与中原文化、南方文化共存并行，互为补充，为中华文明的演进不断地注入生机与活力。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长期以中原文化(即“汉文化”)为正统，视草原文化为“夷狄之属”，加以贬低、排斥。这种偏见至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们对草原文化的认识，往往停留在表象的层次，其间夹杂着不少的偏见、  成见、谬见。对于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发展中的历史贡献，往往不甚了了。这种状况的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也不利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掌握国际斗争的主动权。因此，深入、系统、全面地研究草原文化，特别是探索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的草原文化，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包括亚洲北方草原(今之蒙古草原)、西域地区、青藏高原三大版块，从狭义的角度分析，则专指亚洲北方草原。本文的分析以亚洲北方草原为研究对象。

草原文化以草原民族的游牧文化为主体，在亚洲北方草原，即是以发源于贝加尔湖以西的匈奴、突厥、回纥(回鹘)、维吾尔、黠嘎斯(柯尔克孜)、哈萨克族系，发源于贝加尔湖至大兴安岭的东胡、乌桓、鲜卑、契丹、蒙古族系，发源于大兴安岭以东的肃慎、女真、满族族系等三大族系的草原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生产、生活、意识形态、风俗习惯的总体，即亚洲北方草原的原生文化；包括亚洲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民族、西域民族、藏族及南亚、中亚、西亚、欧洲等民族交往中，特别是亚洲北方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党中央王朝后创造的次生文化；还包括自古以来生活在亚洲北方草原、却并非游牧民族的人们创造的文化。

一、华夏万古溯根源———草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起源之一。

中华文明有三大主源，即：以中原和西北、华北旱作农业为基础的黄河文化，以南方水田农业为基础的长江文化，以亚洲北方草原畜牧业为基础的草原文化。当远古的华夏先祖筚路蓝缕，在中原和南方撒下中华文明的种籽的时候，在广袤的蒙古高原，草原文化最初的开拓者也走出蛮荒，迎来了文明的晨曦。

1、呼和浩特的“大窑文化”。

呼和浩特是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的首府，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塞外名城，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早在数十万年前，这里就是我国北方各民族先人劳动生息的地方。作为远古文明奇葩的“大窑文化”的发现，拉开了呼和浩特地区人类历史的帷幕，把这一地区的人类文化历史从距今3.5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套文化”，提前到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从而有力地证明，呼和浩特是我国古代人类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大窑文化”遗址是呼和浩特市东郊两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总称。一处位于市郊东北33公里处的保合少乡大窑村南山，另一处在市郊偏东方向30公里处的榆林乡前乃莫板村的脑包梁，其中以大窑村南山遗址最为典型。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长期发掘和研究，证实这是一处远古大型石器制造场，是国内外罕见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文化遗址，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科研价值。

大窑村南山，岗阜起伏，沟壑纵横，山腰以上土层稀薄，遍布花岗片麻岩和燧石(俗称火石)。这些石头质地坚实，碴口锋利，是打制石器的绝好原料。山腰以下则是堆积甚厚的黄土层，由于长期的雨水冲刷，在南山阴坡从东往西依次形成八道冲沟，使地下埋藏的古迹显露出来。这里的黄土层形成于五个不同地质年代，经历了从40—50万年前到距今1—2万年前的漫长岁月，记载着整个石器时代极为丰富的历史。

经长期的发掘，在这些不同时期的黄土层中出土多达几千件各类石器、石片和动物化石，其中龟背形刮削器最为典型，有着强烈的北方地区特色。最为重要的是在黄上层底部发现了人类活动的灰烬遗迹和远古哺乳动物肿骨鹿化石。据科学测定，这个肿骨鹿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肿骨鹿相同。肿骨鹿是我国华北中更新世中期周口店—北京猿人动物群中的主要代表。从而证实，“大窑文化”遗址的时代，为距今40—5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中期，相当于周口店“北京猿人”生存时期。这就说明，早在那个时期，呼和浩特地区的原始居民，就世世代代在这座山上开采石料，打制石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

随着岁月流逝，在这块约200万平方米的遗址上，遗迹琳琅满目，祖先打凿过的石块，堆积很厚的碎片、石渣，漫山遍野，俯拾皆是，使这里成为国内外至今所发现的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蕴藏量最多的石器制造场。1979年，文化部把这一石器制造场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大窑文化”，并确认为目前已知的世界面积最大的古人类石器制造场所。

围绕大窑村，还发现了水泉村、杨四窑子、李执窑子等几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它们和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海生不浪、呼和浩特市东郊美岱村、哈拉沁沟、二十家、东五十家等几十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反映了原始社会古人类在呼和浩特地区劳动生息的状况。

2．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套人”。

鄂尔多斯高原，是黄河环抱的海拔1400—1700米的台地，地形起伏迭次，在莽莽沙原之上，河流纵横。无定河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流过，河内溃沙急流，流向不定，故名无定河。它又名萨拉乌苏河、红柳河，是黄河的一条支流。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外考古学家相继在无定河流域发现了珍贵的古人类化石。专家鉴定，这是35000年前生活在鄂尔多斯南部地区的古人类化石。因其生活在黄河环抱的鄂尔多斯地区，故而称之为“河套人”。

当时，地球气候温暖湿润，无定河地区湖泊众多，林木繁茂，草原广阔，各类野兽成群出没。河套人在捕食野兽的过程中，学会以石头作为武器，击杀野兽；并以石头为工具剥皮剔骨，敲碎兽骨以吸食骨髓。还学会了以燧石取火。当时的石制工具，有石核、石片和经过加工制作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刮削器又有直刃、凸刃、凹刃和复刃等不同类型。此后，河套人学会制作石铲、石刀、石镞、石杵、石凿、石锤、石纺轮等，并制作陶器，建房盖屋，从渔猎、采集过渡到畜牧、狩猎和农业生产，过上了定居生活，并从群居生活的旧石器时代发展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或氏族公社，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3、呼伦贝尔草原的“扎赉诺尔人”。

呼伦贝尔草原不仅以其世界三大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原之一享誉中外，而且是亚洲北方草原古人类的摇篮。

二十世纪初，在扎赉诺尔露天煤矿的采煤生产中发现有人头骨化石，引起考古学界的注意。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相继有前苏联、日本、法国、中国学者前往考察，出土16个个体的人头骨化石标本，这在世界考古界是十分罕见的，考古界将其命名为“扎赉诺尔人”。

扎赉诺尔人的头骨化石经测定距今约有10000年左右，属于中石器时代。在扎赉诺尔人头骨出土的同层位地层中，还发现了人工制作的石斧、圆头刮削器、石核、石片、石叶，骨刀柄、骨锥，制作粗糙的陶片，以及大量古生物的化石。可以遥想当年，在距今10000年以前，扎赉诺尔人已经生活在呼伦贝尔广阔的草原上。他们打制石器、捕猎野兽、采摘果实，过着群居的生活。在那漫长的历史时代，呼伦贝尔草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繁茂，野兽出没，形成了原始人类生存的适宜环境。扎赉诺尔人是呼伦贝尔大地上最初的拓荒者。

在人类发展史上，扎赉诺尔人处于新人阶段。经人骨测量鉴定，古人类学专家认为扎赉诺尔人带有蒙古人种的原始特征。在日本出版的《北方人类学》(1968年)一书中，对于扎赉诺尔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提出，“只要石器和陶片出于‘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的同一层位，那么‘扎赉诺尔人’就是日本九州‘福进文化’的源头，是北方远古民族的摇篮之一。”

在发现扎赉诺尔人头骨化石之后，考古工作者在呼伦贝尔地区发现了多处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如：

扎赉诺尔矿区蘑菇山的旧石器遗址，发现了20余件带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制品，50余件人工打制石器。据专家认定，其打制方法与呼和浩特大窑文化早期打制石器相同，距今已有了数十万年的历史，属于地质时代的更新世晚期。

在蘑菇山南12公里的孤山子东南坡，发现了长约200米、宽约100米的属于晚侏罗纪的凝灰质粉细砂岩砾石条带，地表遍布石片矽化木等，专家采集到14件打制石片，根据石制品的大小、形态以及加工方法分析，与蘑菇山的遗址同属于更新世晚期遗存；

在海拉尔西山发现了16个遗物点，采集了一批细石器的陶片。专家认为，这一遗址是属于以细石器为代表的中石器时代遗存，距今约8000—9000年，是东北地区较早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在新巴尔虎左旗铜钵好赉沼泽的西北岸边，发现了范围较大的石器时代遗址，地表散布着大量的打制、压制、磨制石器。打制石器有砍砸器、刮削器、切割器，压制石器有石镞、石核、石叶等，磨制石器有石斧、石杵、石锤、石磨盘、石磨棒等。专家认为，这时的古人类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此外，在鄂温克旗的乌兰哈日格那、鄂温克旗苏格尔嘎特山西侧山坡、鄂温克旗辉河、海拉尔市团结村、额尔古纳市奇乾乡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至辽代的文化遗址。

这说明，扎赉诺尔人的发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自远古以来，呼伦贝尔大地就是我国北方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是草原民族诞生、成长的摇篮。

4、赤峰的“红山文化”与“中华第一玉龙”。

赤峰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大兴安岭逶迤南下，与燕山山脉相接，西辽河上游的西拉沐沦婉蜒流淌，象母亲的乳汁滋润大地。古代的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书写了赤峰历史的最初篇章。

在这里，考古发现并经国家考古界命名的原始人类文化类型，有距今8000—7500年新石器期的兴隆洼文化，距今6500—6300年的新石器中期的赵宝沟文化，距今6000—5000年的新石器中晚期的红山文化，距今5300年的新石器晚期的富河文化，距今5000—4500年的新石器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距今4200年的新石器晚期、北方青铜器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等生产、生活器物证明，早在8000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过着农耕为主、兼营渔猎和畜牧的生活。

是他们，为赤峰地区的开发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项考古发现轰动了世界—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了一件大型碧玉龙，通高26厘米，雕刻着猪首、马鬃、蛇身，造型极为独特，美观大气。据专家考证，玉龙系7000多年前制作，誉之为“中华第一玉龙”。世人的目光纷纷投向这里—塞外古城赤峰，这片钟灵毓秀之地，龙的故乡。“中华第一玉龙”的涎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龙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图腾。这件高26厘米的大型玉龙，造型十分奇特—龙体蜷曲，呈“C”字型；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头上无角，鼻端前突，上端边缘起锐利的棱线，端面近似椭圆型，有双对称的圆洞，为鼻孔；双眼突起，呈菱形，前角骨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额部及颚底均刻有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为规正的小菱型；颈脊起长鬣，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鬣呈扁薄片状，通磨出不明显的浅凹槽，边缘收成锐角，似刃，弯曲上卷，末端尖锐；龙尾内卷。龙背对穿的脊孔，以绳系挂，龙的首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具有极高的工艺水平。玉龙伸曲刚劲有力，长鬣高扬，生气勃勃，令人视之有激昂腾飞的感觉。

古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证明，图腾的产生总是与古代人类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的，也体现出古代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感受、认识所形成的主观追求。古代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生存(保存生命)与繁衍(延续生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使命，最基本的追求。赤峰玉龙诞生的时代，野猪已有驯养，成为肉食的重要来源；猪的繁殖力极强，一胎多仔，成为中华先民崇拜地对象。在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史前墓葬遗址中，发现了国内最早的玉器——— 一对玉玦，在一位墓主的两侧还陪葬有两头整猪，说明古代的人希望逝者在阴间仍能享用猪肉的美味。陆地的动物如马、鹿、野牛、骆驼等，脖上皆生鬣毛，奔跑起来随风飞扬，给人们强健昂扬的美感。古代的艺术家触景生情，希望人类也有那种驰骋如飞的能力，能够更为迅捷地猎获野兽，因此将其表现为龙鬣。水中之鱼，摇鳍摆尾，随波逐流，自由自在，不但肉食鲜美，又具有陆地动物不可比拟的繁殖能力，使人类羡慕不已。古人不仅将食之“鲜”字从“鱼”旁，而且也将其融入龙的造型之中。于是，一条现实与虚幻相结合、写实与变型融为一体的“中华第一玉龙”，便栩栩如生地来到世间。此后，虽然龙的造型逐渐复杂，演变为头生角、颔生须、腹生爪的形象，但是其脱胎于“中华第一玉龙”则是无可置疑的。

龙图腾的产生，标志中华先民民族意识的形成，中华民族从此成为“龙的传人”。

5、包头的“阿善文化”。

包头地区的人类活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较多，主要分布在大青山西段南麓台地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阿善遗址，引起国内外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

“阿善”为地名，蒙古语意为“甘泉”。阿善遗址，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以东15公里处，阿善沟门东边的圪膝盖沟两旁台地上，依山面水，台地高于黄河河面80———96米，是一处相当完整的原始社会晚期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总面积约有50000平方米，由深到浅地迭压着第一、二、三、四期文化遗存。前三期属于距今6000—4200年的新时器时代，第四期属于青铜器时代。在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发现的石筑围墙，当属罕见，大约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古老的城防工程之一。

阿善遗址第二、三期文化遗存丰富。半地穴式房屋的基址排列有序，房屋呈圆角方形，坐北朝南，通常进深约5米、宽约6米。地面抹着一层层夹带白灰的黄泥，坚硬、平坦而且光滑地面上遗留的柱坑，说明当时是用木柱支撑屋顶的。室党中央稍偏近门口的地方是火塘，火塘边上有专门保存火种的坑。在房屋附近的窖穴星罗棋布，有的用来堆放杂物，有的用来贮藏谷物，它表明原始先民已经有了相当进步的农业，以至有了一定数量的谷物积存。围绕居住区建有石筑围墙，墙基厚约1米，现存高度为1.70米，因地形而起伏，总长约1000米左右，它表明原始先民在此经历了长时期的定居生活。

阿善遗址出土文物繁多。大量石斧、石刀、陶刀、骨铲、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说明原始先民的主要经济部门是定居农业；石镞(石箭头)、石球、角矛、网坠和骨制鱼钩等，表明原始先民还兼营着狩猎业和渔业。牛、羊、猪、狗、鸡的遗骸告诉我们，原始先民的家畜、家禽饲养业已经达到相当普遍的水平；石纺轮、陶纺轮、骨针、骨锥，则是阿善人已经熟练地运用植物纤维和动物绒毛、皮革进行纺织和缝制衣物的物证。磨制精美的石镯、骨簪、骨项链，更反映了阿善人富于美感的精神生活。所有这些，对研究我国畜牧业史、农业史、陶瓷史、建筑史、工具史以及美学史，都有宝贵的价值。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阿善遗址第二、三期文化的特征，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有着明显区别，是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而又与之平行发展起来的—种地方性文化。因此，它对于研究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社会形态及其相邻地区的文化联系，显得格外珍贵。阿善遗址是一处难得的原始社会晚期的“博物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已将其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包头市东河区、九原区、土默特右旗、固阳等地，与阿善遗址属于同—时期的文化遗址还有14处，说明当时包头地区已经有了较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并已出现了村落和城市的雏型。

内蒙古地区广泛分布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乃至青铜时代的大量文化遗存，充分地说明了这里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待续）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