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国文献收藏整理机构及其对中国地方志利用的情况

(一)文献收藏整理机构情况 

在法国访问考察期间，我们先后走访了该国的东方语言学院、国家图书馆、法国历史与科学文献委员会、法国外交部档案司、法国国家档案馆，与这些主要是从事文献收藏整理的机构(除东方语言学院外)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现将这些机构和单位的基本概况分述如下：

1．法国历史与科学文献委员会

这是一个官方的文献机构，1834年创办。主要工作是收藏法国的历史和科学文献，并对其进行整理、编辑和出版发行；制定保护法国科学与历史文献的规则，供各地遵循；对历史文献进行研究，同时协调有关研究部门和学术团体的研究和学术活动。每年要召开一次学术团体的会议(学术年会)。各年度的会议主题是不同的。每次会议要研究、讨论的问题，两年前就要确定。委员会还要对各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组织教授专家进行评估、审查，由参加大会的教授专家来确定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最后，由委员会对研究成果组织出版发行。

该委员会直属法国教育部，委员会主席由教育部部长担任，现任副主席由卢浮宫的专家兼任。委员会下设9个部门，有255个委员。委员由部长任命，其中有专职的，也有兼职的，有公务员也有专家学者。但公务员当选的条件是必须具备某方面的学术造诣，而不是因为职务的原因。兼职委员无工资报酬。其下属几个部门，分别研究史前、考古、古代艺术、中世纪哲学和历史、法国革命史、各省方言、语言、当代艺术、现代史、科技史以及早期制作工艺方法以及地理环境等方面，但各项研究活动侧重于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与研究。每年确定的研究主题即由这些有关的下属部门负责。此外，委员会内部还有一个协调各部门的中心委员会和出版物发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法国各大区地方上无下属机构，但法国文化部在地方上有一些类似的机构。

委员会的出版物内容很多，涉及方方面面，许多出版物面向广大读者，十分注重书籍影响和吸引人们的兴趣。出版经费的来源，一部分是由每年政府补贴(当地的出版物受到当地政府的补贴)，一部分是卖书后所得收入。这个委员会是很有权威的，它是法国一些出版物唯一能够编辑出版的机构。

2．法国东方语言学院

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创建于1669年。初期教授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主要培养导游、外交官。现在教授的语言已达92种。学校的教学内容是东方语言、文学，包括语言、文化、地理等知识，教育方式是要把语言与该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该院设有图书馆，与教学目的相一致，馆藏图书以各国地理、宗教、文化方面为主。该院设有中文系，这是该院最重要的系，有学生2000多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0％。系里除教授普通话外，还教授粤语。该院图书馆共藏图书70万册，期刊8000种，其中文图书3万册，中文图书当中即有中国地方志。这些书籍是供研究汉语的学者、学生了解中国文化时使用的。较之日文、韩文等东方国家的图书，中文图书受到法国人士的更大推崇，因为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中文图书的收藏自1872年开始，由一些联络员(通讯员)在中国大量收集图书，主要是广东、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地方文献，这些图书通过个人捐赠给该院图书馆，构成该馆中文古籍的主要来源。其中1927～1929年一名中文教师让·波维(音译)捐赠了大量中文图书，其中有不少的地方志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该馆有了购书预算，才有计划地购进中文图书，其中有台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该馆购进的大量中文档案与资料方面的书籍，由以前收藏民族、民俗方面开始转向收藏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文学和历史等方面。该馆注重收藏旧志，而新志主要由法国高等社会学院中国研究中心(或称亚洲之家)来收藏。

3．法国国家图书馆

我们此次造访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旧馆位于巴黎市中心，遗憾的是此行我们未能造访。新馆由法国一位36岁的设计师设计，有4栋相同的相向而立的大楼，像4本巨大的打开的书，高22层，使用面积16万平方米，有23间阅览室，1995年投入使用。旧馆中设有手稿部，藏有手稿25万本。所藏东方手稿中有一些珍贵的手抄本方志以及经书、图片，还购进20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宗教图书近2万册。新馆中文图书有15000册，中文古籍中有大量旧志，基本不收藏中国新编地方志。

4．法国国家档案馆

我们造访的法国国家档案馆为拿破仑时期所建，主要是保存最近50年代以前的文献档案，50年代以后的档案保存在巴黎枫丹白露宫的另外一个档案馆中。档案馆并不整理出版档案资料，只是对馆藏档案进行分类、修复和保管。馆藏档案有法国大革命时期制订的法律文件、拿破仑民法典以及巴黎所有公证人的文档、大巴黎地图集、议会文件、议会通知和法律条文等。该馆还珍藏有法国路易时代使用的印章、打开巴士底狱的钥匙、装国王文档的保险箱等珍贵文物。档案保管在温度、湿度方面不作任何调控，以适应古旧文档生成时期无电、无暖的自然状态。

5．法国外交部档案司

法国外交部档案司是17世纪末创建的，归法国外交部管辖。它收藏着法国对外关系的档案资料。该司有100名工作人员，其中30％的人员的工作是处理特殊文献，即特殊文献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其他工作人员负责文档管理、图书管理、图书修缮复制及日常行政工作。该司还雇佣了20位历史学家负责出版事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还雇了一部分学生。档案室下设：历史文献部，主要向专家和公众提供可以公开的外交历史性资料；文献部，收藏国家对外签订的条约、协议；图书馆，主要向职业外交官提供他们所需的图书资料，图书总量达45万册，同时还管理一些重要外交人员(如外交部长)的文档、社会名流来外交部访问的音像资料；地图收藏室，收藏有各国地图、某一外事事件的形势图、国外组织发展的示意图等；出版物出版办公室，出版可以公开的外交历史文献。

(二)对中国地方志和中国其他地情资料的收藏利用情况

在法国，中国方志文化虽然没有找到共享模式，但我们却了解到其作为特有的中国文化所受到的特别关注和重视。法国国家图书馆中文部的藏书中，虽没有单列方志科目，但所藏中文古籍中有大量的中国旧志，其旧馆中还有珍贵的手抄本方志。法国东方语言学院图书馆和中文系图书馆中都藏有中文图书，其中就有中国方志，供汉语教学和研究者查阅。该院试图将汉语教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因而十分重视方志在汉语教学研究中的作用，并将方志文化同中华文明的地位联系起来。教师和学生往往通过这些图书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在中文系图书馆所见的中国方志有《道光海南府县志辑》、《嘉庆安徽府县志辑》、《同治江西府县志辑》、《乾隆湖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87年)。该馆重视对旧志的收藏。

在法国外交部档案司，我们也了解到外交部图书馆所藏历史文献按国家分类，收藏有中国福建、广东、新疆、西藏、东三省的历史文献。我们还在该图书馆看见有珍贵的中国一些地区的历史地图与历史图片资料。

法国历史与科学文献委员会还整理出版了《1949～1999年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一书，在一些国家受到欢迎，他们并将此书赠送给了我们考察团。

 (三)法国地方文献的编辑、整理与出版

在法国历史与科学文献委员会我们了解到，法国也编写与中国地方志类似的地方史。法国在该委员会成立以前就已出版过一些地方史，内容多涉及当地王朝、贵族的情况。委员会成立以后，不再对以前出版过的东西重新整理和概括，而是对地方史中没有讲到的东西如当地的社会问题进行补充，或者对地方史进行研究，研究的成果再进行编辑，视其价值进行出版。例如：法国12世纪的宪章，不断完善、陆续出版的分省地图册(将过去很小的村落都标示出来)等史地文献。

法国外交部档案司还对一些重要的职业外交官、历史名人、社会名流资料进行采访和整理，制成历史人物的声像文档，向公众开放。此外，档案司还侧重出版1648～1780年与外交相关的历史文献。

二  中国方志专业考察团欧洲之行的收获

首先，考察团大致了解了法国文献机构的情况。所造访的5个文献机构中，法国历史与科学文献委员会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虽然中国和法国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但该委员会组织形式、人员构成、业务开展以及经费来源等方面，让大家看到文献收藏整理工作的“另一种文化”的存在，引发大家比量揣摩，日后进行比较研究和进一步交流互访的基础较好。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的布局、设计理念和现代化设施与图书科学管理方式对我们建立国家、省级方志馆或多或少有一些启发。法国国家档案馆以及外交部档案司重视原始材料的收集与保护意识也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次，考察团初步了解了法国文献部门收藏利用中国方志的情况。除了法国高等社会学院中国研究中心、法国国家图书馆旧馆此行未能造访留下遗憾外，我们看到其他相关机构基本上都比较重视对中国旧志的收藏和利用。所到之处，大家无不为法国人重视包括方志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感到自豪!

第三，考察团基本了解了法国地方史的编修情况。法国与中国共有重视地方文献的传统，也有与方志类似的著述形式，但毕竟由于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从文献的内容到整理编辑理念上还是具有很大的不同。但不同的文化之间正是因不同而交流，因相异而生辉的。

第四，考察团加强了同法国文献机构的联系与沟通。此次造访的5个法国文献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愿意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与交流，双方都互相留下了联系的方式。甚至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与我们分别于21日上午、23日下午两次进行了交流。原因是前一次考察活动院长因故未能出席，所以第二次再作安排，双方进一步作了交流。法国外交部档案司工作人员还亲自为考察团团员们演示，从因特网上如何获得该机构所收集的有关中法外交的史料与图片。

三  中国方志专业考察团欧洲之行的体会

(一)方志文化的传播交流任重而道远

此次中国方志专业欧洲考察活动在中国地方志发展史上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考察团对所造访的机构情况作了粗略的了解，建立了初步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未来的考察交流活动会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此次欧洲考察之行也有令我们深感遗憾的地方。所造访的文献收藏整理机构对中国的修志机构和活动了解甚少，大多将方志机构与档案馆混同起来，甚至志书的收藏也是有限的。另外，考察团所接触到的有关中国方志收藏的信息，基本上都是中国的旧方志，外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仅仅通过中国的旧方志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今天的中国在飞速发展和崛起，中华文明在传承中历经演变的事实，只有在新方志中才能全面展现。可见，要想让外国人认识到这一点，要想双方进行更有效的深层次的交流，中国新方志向欧洲的推介工作尚需加强。

此外，我们还深切地体会到，方志文化应肩负着树立民族自信心，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重任。纵观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始终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自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形成规模地传人中国始，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所不及地遭受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始终处于被动劣势地位。此行我们在法国见到的关于中国方志文化传播的蛛丝马迹，仍然带有近代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色彩，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曾经为此遭受到极大伤害。文化交流本来应该是在双方正常交往中在对等的态势下的一个双向对流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必须以彼此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为前提。可喜的是，我们如今具备了这样的前提。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日益丰富多彩，并且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中国的方志文化同其他传统文化一道，凭借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西方不同文化与之交流。中国方志文化要想发扬光大，也不得不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冲撞与融合，来不断丰富、完善自己。世界了解方志文化，方志走向世界的条件已经具备。中国的修志机构，既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机构，也应是中西方文献收藏整理机构交流融汇的实体。我们既不能忘记西方列强将大炮、鸦片和传教联为一体，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历史，也不能忘记今天我们肩负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心的历史重任。

 (二)收集、保存、整理与研究并重的历史文献保护意识

法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欧洲大国。法国人十分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重视对历史文献资料(不仅是本国的，也包括与自己有关的外国的)的收集、保护、整理和研究。考察法国文献保护、编辑、整理、出版发行的基本情况后，我们感到，法国文献保护机构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收集、保护、整理与研究并重的地方文献保护意识。

从法国历史与科学文献委员会委员的构成来看，无论是专职或兼职人员或是公务员，都必须具有一定的研究才能；从其业务开展来看，除了开展编辑、整理业务外，还从事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如前所述，该委员会下设若干研究机构，进行各方面的历史文献研究。例如对法语成为正式语言之前的方言进行研究，其成果编成字典，此项工作19世纪以后甚至超出了法国本土。此外，每年举行的学术年会确立一个研究主题，吸引诸学术团体和许多教授专家参加，特别是地方文化团体参加。所出版发行的图书资料更多地体现出研究成果。同样，法国外交部档案司的工作人员中也有许多人是从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整理以及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工作的。此外，无论是外交部档案司还是国家档案馆，许多档案工作服务地对象是有关方面的研究学者，甚至外交部档案司不向公众开放的珍本、善本图书也向研究人员开放。

(三)中西方文化与自然保护意识的反差

不同的自然景观、文化遗存与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紧密结合。其间有自然界气候、水土等客观的因素，也有人们对此保护意识的主观因素。我们考察欧洲七国，所到之处，无不为欧洲保存完整的古典风貌以及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所震撼和感动。流连于巴黎老城、罗马、维也纳古典建筑群之中，往往能体味到其中蕴含着的深刻哲理与深沉的文化精神。同样，里昂绿色的田园风光，阿尔卑斯山麓宁静的湖泊与小屋，以及草地上安逸的牛群，时刻提示着人们，这里的自然保存完好。置身这样的人文与自然环境之中，不由得让我们联想起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壮丽秀美的大好河山。我们也有金碧辉煌的故宫、北京传统的四合院、苏州的园林、九寨沟、张家界景区。但这些与欧洲总体印象相比，我们深深地感到，中西方在文化与自然保护意识上仍然存在着差距。

欧洲各国重视保存、保护自己的文化，注重整体性与多样性和特色的保护，尤其重视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所造访的机构中，法国历史与科学文献委员会、法国外交部档案司等部门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然而在中国，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步伐的加大，对旧城改造的同时，在城市规划方面，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一些历史名城有文化价值的古老建筑在逐渐消失，文化特色在逐步淡化，给传统文化造成永难修复的败笔。而新城的建设当中，由于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景观设计的严重脱节，致使城市规划对文化保护方面相对滞后，导致新旧城建不相协调，丧失了传统的中国城市特有的韵味。而在广大乡村，传统文化与自然的保护状况更不容乐观。

在全国的方志界，有不少省方志办公室都承担了本省的文化保护工作。既然承担了此项重任，那么在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思想以及以人为本，全面、科学、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处理人与自然，现实与传统文化的冲突面前，我们应当放眼世界，在文化保护工作中，应当具有更科学更久远的眼光。

代表团成员：

秦其明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霍力进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联络处处长

于伟平  《中国地方志》副主编

魏志民  武警总部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王建中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高  静  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邓国宝  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谭云龙  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谭  奇  青海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王春柱  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报告执笔人：于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