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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 (方志论坛)谈方志接受发展新趋势
  •     所谓方志接受义同广义用志,是指从到方志文本(含泛文本,如方志影视、光盘等)到方志价值的转化全过程,包括方志传播阅读、批评、应用、整理、收藏等环节。李铁映同志指出:“修志为用”,“用志是新时代方志事业的新特点、新发展。”(《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里所谓“新发展”就是指新趋势。从1996年全国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我国方志接受工作已经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从宏观角度去审视,这种变化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四个发展新趋势。
      一、接受对象的多样化趋势
      我国长期以来,由于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局限,我国方志文本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有限的。就某一具体志书而言,不仅印制数量不多,而且只有单一的纸型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首轮大规模修志的蓬勃发展和印刷技术的飞速进步,方志作品的总体面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具体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志书种类迅速增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世纪末,全国已经编纂和出版省、市、县三级政区总志4700多部。除此之外,还有种类繁多和数量巨大的部门专业志、企事业单位志、山水名胜志和乡、镇、村志问世。自9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志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在方志作品多样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随着电脑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推广,一些部门和修志单位在出版纸型版志书的同时还印制了微缩版志书、录音录像版志书、电子版志书等。有的单位还建立了地方志信息库,让志书内容上了互联网。1997年,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策划并组织摄制的《黄陵县志》影视版问世。同年,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与宁波金轮计算机有限公司制成我国第一张地方志光盘《浙江省名村志》。
      1998年,北京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河南省志》光盘等。有的修志单位为了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不同需要,他们在已有新编志书的基础上又改编和出版了旨在普及的新方志简本。例如,方志出版社于1999年就出版了第一辑8部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其中包括秦皇岛、绍兴、新集、文登市志,大足、顺德、建水县志以及阜阳地区志。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扩大志书的读者面,方便领导查阅和群众阅读,各种志书还要出简本,要搞干部读本和群众读本,使之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案头卷和群众的家藏书”。根据“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国家文化工作总方针的要求,我们应该努力促进方志作品的多样化,以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不同需要。
      二、接受主体的大众化趋势 
      就某一文化作品来说,从来就有一个究竟是适应多数人需要还是适应少数人需要的问题。楚辞《对楚王问》载日:“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我国旧方志素以官修官用著称于世,皆属不适应于普通百姓需要的“阳春白雪”类的高雅作品。著名史志学家顾颉刚在论及旧方志的读者预设问题时说:“每地修志,主要目标在于备行政官吏之鉴览”(《中国地方志综录·序》)。虽然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
      传统,但它一直被局限在士大大阶层之中,圈子很狭小。时至当代,随着国家政权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方志读者构成已随之发生历史性变化。简而言之,这种历史性变化就是读用主体由以官为主变为以民为主,读者人数越来越多,读者分布范围越来越广。具体说来,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志书的适用人群已经由原采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扩大到全社会各阶层。王忍之同志对于这种转变曾做这样评说:“新编地方志的服务功能并不是古代方志传统的简单承袭。从主导方面、本质方面而言,它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不但表现在志书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的拓展,更表现在服务对象的转变。”(《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序》)二是志书的读者构成已经逐步大众化。有人曾对自己所在地区的方志
      读者构成问题作过调查,并得到这样的结论:“读者范围广,对象多,形成了可观的读者群”。其具体构成是这样:“按籍贯分,本地人、本地的外地人、外地的本地人约占70~80%,其他读者用者约占20—30%o而在前者,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人员约占60%。从职业、爱好和所处地位来看,既有各级党政领导、各职能部门干部,又有离退休同志和工人农民;既有史志专业工作者又有一般志书爱好者;既有各行各业的学者专家又有普通的业务工作人员;既有教师和各级教育工作者又有大中小学生。”(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第27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三、接受过程的市场化趋势
      接受过程的市场化现象植根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当然不自今日始。据学者考证,书籍成为商品始于西汉末期。汉平帝元始四年,大司马王莽在首都长安扩建太学。古籍《三辅黄图》对此记载说:在太学附近的槐树林下形成了一个买卖各地土产及书籍的“槐市”,当时有“博士弟子万八百人”,“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予买卖,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其中“经传书记”这一短语自然包括秦汉时期志书,如图经、地记、郡书等。虽然买卖志书现象早已有之,但由于数量很有限,故在计划经济时代,志书的商品属性并没有明显呈现出来。从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志书的商品属性才空前地凸现出来,并促使方志接受活动逐步市场化。这种逐步市场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追求志书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已经成为广大志界同仁的一个基本共识。因为经济上的盈亏总是要制约着方志事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那些已经处于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境地的方志经营单位,实际上已经把盈利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已经完全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文化企业。其二,由于商品和市场观念的深刻影响,在方志领域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专职方志出版商和方志营销单位。如方志出版组织、经销书店、传播企业等。其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部分志书都要通过市场这一中介环节才传递给读者,绝大部分方志读者都必须付出一定资金或其他代价才能获得对志书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甚至可以这样说,方志市场的初步形成和志书经济效益的初步显现,已经构成了当代方志领域的一条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虽然我国方志消费市场至今还比较稚嫩,但它在逐步成长壮大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四、接受手段的现代化趋势
      在80年代以前,我国的读志用志活动当然没有什么现代化手段可言。但自80年代以后,我国的读志用志领域则逐步走上现代化道路。1997年颁布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指出:“各级修志机构要组织和推动用志;要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建立方志地情信息资料库,推向社会,逐步实现信息网络化。”自上一轮修志开展以来,我国在方志接受手段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可喜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其一,志书印刷手段日益现代化。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高新技术不断被出版单位所采用,传统志书出版中的编、印、发运作方式和技术手段便随之面目一新。编辑工作正在由纸与笔的案头劳作转变为在电脑和网上进行,过去以纸质为介质的稿件已经变为软磁盘或数码带。整个志书印制正在逐步告别铅与火,而代之以激光照排、胶版印刷、联动装订、彩图直接制版等。其二,志书传播手段日益现代化。志书传播工作长期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高新技术在出版业的迅速普及,这种状况正在发生飞速变化。如书店对志书的进、销、存、调以及电子联销网络等。其三,志书阅读手段日益现代化。如利用志书光盘在电脑上检索、阅读,利用语音软件和志书光盘在电脑上听读,在互联网上查考和阅读志书等。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应用现代科技成果修志,除了出志书还可以出光盘,进行电脑联网等。”1993年,河南省郑州信息工程和郑州书社建立中国方志书目数据库。1995年,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省情资料库。
      2000年,黑龙江省“中国龙志”网站(WWW.ZGLZ.COV.CW)率先建成。2001年8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与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长春市联合召开了全国地方志网络建设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山东省、黑龙江省、吉林省、福建省、四川省、青岛市、锦州军分区、渑池县诸单位代表还作了网上演示和解说。
      李铁映同志最近指出:“使用志书是进一步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环节,要将用志摆在与修志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不断开发方志资源,改进用志手段,拓宽方志服务领域,加大用志工作力度。”(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二次会议纪要》,《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2期)我们在方志接受领域中虽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其未来道路仍然崎岖和漫长。因此,我们作为有志于方志发展的新一代方志人,一定要遵循李铁映同志关于修志与用志“同等重要”的指示,进一步做好新世纪的修志和用志工作。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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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谓方志接受义同广义用志,是指从到方志文本(含泛文本,如方志影视、光盘等)到方志价值的转化全过程,包括方志传播阅读、批评、应用、整理、收藏等环节。李铁映同志指出:“修志为用”,“用志是新时代方志事业的新特点、新发展。”(《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里所谓“新发展”就是指新趋势。从1996年全国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以来,我国方志接受工作已经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从宏观角度去审视,这种变化大致可概括为如下四个发展新趋势。
      一、接受对象的多样化趋势
      我国长期以来,由于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局限,我国方志文本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有限的。就某一具体志书而言,不仅印制数量不多,而且只有单一的纸型版。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首轮大规模修志的蓬勃发展和印刷技术的飞速进步,方志作品的总体面貌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具体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志书种类迅速增多。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世纪末,全国已经编纂和出版省、市、县三级政区总志4700多部。除此之外,还有种类繁多和数量巨大的部门专业志、企事业单位志、山水名胜志和乡、镇、村志问世。自9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志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在方志作品多样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随着电脑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推广,一些部门和修志单位在出版纸型版志书的同时还印制了微缩版志书、录音录像版志书、电子版志书等。有的单位还建立了地方志信息库,让志书内容上了互联网。1997年,由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策划并组织摄制的《黄陵县志》影视版问世。同年,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与宁波金轮计算机有限公司制成我国第一张地方志光盘《浙江省名村志》。
      1998年,北京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河南省志》光盘等。有的修志单位为了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不同需要,他们在已有新编志书的基础上又改编和出版了旨在普及的新方志简本。例如,方志出版社于1999年就出版了第一辑8部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其中包括秦皇岛、绍兴、新集、文登市志,大足、顺德、建水县志以及阜阳地区志。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扩大志书的读者面,方便领导查阅和群众阅读,各种志书还要出简本,要搞干部读本和群众读本,使之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案头卷和群众的家藏书”。根据“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国家文化工作总方针的要求,我们应该努力促进方志作品的多样化,以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不同需要。
      二、接受主体的大众化趋势 
      就某一文化作品来说,从来就有一个究竟是适应多数人需要还是适应少数人需要的问题。楚辞《对楚王问》载日:“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我国旧方志素以官修官用著称于世,皆属不适应于普通百姓需要的“阳春白雪”类的高雅作品。著名史志学家顾颉刚在论及旧方志的读者预设问题时说:“每地修志,主要目标在于备行政官吏之鉴览”(《中国地方志综录·序》)。虽然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
      传统,但它一直被局限在士大大阶层之中,圈子很狭小。时至当代,随着国家政权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方志读者构成已随之发生历史性变化。简而言之,这种历史性变化就是读用主体由以官为主变为以民为主,读者人数越来越多,读者分布范围越来越广。具体说来,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志书的适用人群已经由原采统治阶级中的少数人扩大到全社会各阶层。王忍之同志对于这种转变曾做这样评说:“新编地方志的服务功能并不是古代方志传统的简单承袭。从主导方面、本质方面而言,它是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不但表现在志书的深度与广度等方面的拓展,更表现在服务对象的转变。”(《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序》)二是志书的读者构成已经逐步大众化。有人曾对自己所在地区的方志
      读者构成问题作过调查,并得到这样的结论:“读者范围广,对象多,形成了可观的读者群”。其具体构成是这样:“按籍贯分,本地人、本地的外地人、外地的本地人约占70~80%,其他读者用者约占20—30%o而在前者,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乡镇人员约占60%。从职业、爱好和所处地位来看,既有各级党政领导、各职能部门干部,又有离退休同志和工人农民;既有史志专业工作者又有一般志书爱好者;既有各行各业的学者专家又有普通的业务工作人员;既有教师和各级教育工作者又有大中小学生。”(杨军昌《中国方志学概论》第27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三、接受过程的市场化趋势
      接受过程的市场化现象植根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当然不自今日始。据学者考证,书籍成为商品始于西汉末期。汉平帝元始四年,大司马王莽在首都长安扩建太学。古籍《三辅黄图》对此记载说:在太学附近的槐树林下形成了一个买卖各地土产及书籍的“槐市”,当时有“博士弟子万八百人”,“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传书记笙磬乐器,相予买卖,雍容揖让,或论议槐下。”其中“经传书记”这一短语自然包括秦汉时期志书,如图经、地记、郡书等。虽然买卖志书现象早已有之,但由于数量很有限,故在计划经济时代,志书的商品属性并没有明显呈现出来。从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志书的商品属性才空前地凸现出来,并促使方志接受活动逐步市场化。这种逐步市场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追求志书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已经成为广大志界同仁的一个基本共识。因为经济上的盈亏总是要制约着方志事业本身的生存和发展。尤其是那些已经处于差额拨款和自收自支境地的方志经营单位,实际上已经把盈利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已经完全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文化企业。其二,由于商品和市场观念的深刻影响,在方志领域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专职方志出版商和方志营销单位。如方志出版组织、经销书店、传播企业等。其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大部分志书都要通过市场这一中介环节才传递给读者,绝大部分方志读者都必须付出一定资金或其他代价才能获得对志书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甚至可以这样说,方志市场的初步形成和志书经济效益的初步显现,已经构成了当代方志领域的一条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虽然我国方志消费市场至今还比较稚嫩,但它在逐步成长壮大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四、接受手段的现代化趋势
      在80年代以前,我国的读志用志活动当然没有什么现代化手段可言。但自80年代以后,我国的读志用志领域则逐步走上现代化道路。1997年颁布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指出:“各级修志机构要组织和推动用志;要运用现代化的手段建立方志地情信息资料库,推向社会,逐步实现信息网络化。”自上一轮修志开展以来,我国在方志接受手段现代化方面已经取得可喜进步。这种进步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其一,志书印刷手段日益现代化。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高新技术不断被出版单位所采用,传统志书出版中的编、印、发运作方式和技术手段便随之面目一新。编辑工作正在由纸与笔的案头劳作转变为在电脑和网上进行,过去以纸质为介质的稿件已经变为软磁盘或数码带。整个志书印制正在逐步告别铅与火,而代之以激光照排、胶版印刷、联动装订、彩图直接制版等。其二,志书传播手段日益现代化。志书传播工作长期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高新技术在出版业的迅速普及,这种状况正在发生飞速变化。如书店对志书的进、销、存、调以及电子联销网络等。其三,志书阅读手段日益现代化。如利用志书光盘在电脑上检索、阅读,利用语音软件和志书光盘在电脑上听读,在互联网上查考和阅读志书等。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应用现代科技成果修志,除了出志书还可以出光盘,进行电脑联网等。”1993年,河南省郑州信息工程和郑州书社建立中国方志书目数据库。1995年,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建立了全国第一家省情资料库。
      2000年,黑龙江省“中国龙志”网站(WWW.ZGLZ.COV.CW)率先建成。2001年8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与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长春市联合召开了全国地方志网络建设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山东省、黑龙江省、吉林省、福建省、四川省、青岛市、锦州军分区、渑池县诸单位代表还作了网上演示和解说。
      李铁映同志最近指出:“使用志书是进一步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环节,要将用志摆在与修志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不断开发方志资源,改进用志手段,拓宽方志服务领域,加大用志工作力度。”(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三届二次会议纪要》,《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2期)我们在方志接受领域中虽已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其未来道路仍然崎岖和漫长。因此,我们作为有志于方志发展的新一代方志人,一定要遵循李铁映同志关于修志与用志“同等重要”的指示,进一步做好新世纪的修志和用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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