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期
鼠 疫
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危害人类最严重的传染性强、病程快、病死率高的急性致命传染病,病原体广泛寄居于家鼠等啮齿类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体内。最常见的鼠疫是由带菌跳蚤叮咬引起的腺鼠疫、呼吸道感染鼠疫杆菌导致的肺鼠疫(肺鼠疫患者可能通过飞沫传染他人)。如果病情发展为败血型鼠疫,则会造成皮肤出血坏死,患者尸体呈紫黑色。因此,鼠疫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危害最为,渗烈的传染病。
1947年初,在呼伦贝尔盟和昭乌达盟人间鼠疫开始流行,疫情日趋严重。5月,通辽县暴发人间鼠疫,波及东部14个旗、县,发病30,306 ,死亡25,089人,仅通辽一县即发病15,710人,死亡12,771人,全家死绝就有316户,尸体堆积,难以处理,全村成废墟的屡见不鲜。正如有的材料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鼠疫大流行的凄惨景象是:“疫发天无色,田荒断炊烟,荆棘伴白骨,闹市无明灯”。
1947年7月, 自治政府所在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再次暴发人间鼠疫,相继在科右前旗、突泉县流行。面对这种严重形势,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立即决定,在自治政府领导下成立有党政军领导亲自参加的防疫委员会。“为争取尽速扑灭鼠疫”,9月16日,内蒙古自治政府颁布政府第1号令,在王爷庙设立“防疫本部”,直接指挥扑灭鼠疫工作。从机关、部队、学校抽调大批人员组成防疫大军,投入扑灭鼠疫的战斗。同年9月,内蒙古党委发出“扑灭鼠疫,抢救生命”的紧急指示,并号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防疫工作变为群众工作”,动员各族人民群众紧急行动起来,同鼠疫进行坚决的斗争。
1948年1月1日,乌兰夫主席在元旦献词中,把防疫工作同打仗、生产并列为内蒙古三大中心任务,号召党政军民,共同奋斗,坚决完成。我区医药卫生人员全力以赴,投入防治鼠疫的斗争。东北行政委员会及辽北省、热河省迅速派出防疫队,奔赴重点疫区参加防疫。在这困难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了大批防疫人员,并邀请苏联防疫队来我区支援防治鼠疫工作。
为了尽速扑灭鼠疫,防止鼠疫蔓延肆虐,保障各族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效的措施,以防治鼠疫的流行:一是加强领导,保证防疫工作的/顷利进行。疫情发生后,自治区政府立即组成防疫委员会,成立鼠疫防疫队,建立各级防疫指挥部和专业性防疫所、传染病院以及群众性的基层防疫组织。发出布告、命令,公布防疫办法,要求“军政民大家一致动员,响应内蒙党委会灭疫指示,积极参加防疫清洁运动与防疫互助行动,”特别要求“军政机关人员亲自动手,带领号召,严守防疫纪律,踊跃为人民服务,抢救千万生命”。1948年5月4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暂行条例》和《鼠疫预防暂行条例》,将鼠疫、霍乱、伤寒及副作寒等11种急性传染病“规定为法定传染病”,且规定“必要时经卫生委员会指定之传染病”。将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治纳入法治的轨道。《条例》明确规定了报告及通报制度,“当发生所规定的各种传染病及其疑似症时,患者家属、邻人或闾组长须即时报告卫生人员,不得延迟或隐瞒”。并制定了疫情处置办法,如“交通封锁、隔离、检疫、治疗、消毒”等措施;对“凡直接参加防疫工作,获有特殊成绩者”给予奖励,“因直接参加防疫致被传染而牺牲者,以为公捐躯论”。1949年11月4日,自治政府通令执行防疫工作人员危险津贴,“凡在疫区直接参加防疫工作之医务人员,不论薪给供给”,给予数额不等的补贴,“作为危险津贴”,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医务人员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为了健全防疫组织,进一步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1949年5月28日,内蒙党委和政府联合发布《关于成立各级防疫机构,并授予各项权力的决定》,“在自治政府领导下成立内蒙古防疫委员会及内蒙古防疫指挥部”,各盟及疫区旗县都由党政主要领导同志挂帅,成立防疫委员会和指挥分部,直接指挥防疫工作。同日,发出《关于迅速加强各地防疫工作的紧急指示》,指出“不论疫区与污染区,发病区与预防区,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应将防疫灭疫工作,放在极重要的地位;凡已发病与即将发病的地区,应将防疫灭疫工作放在任何中心工作的第一位,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与公私力量,积极进行防止与扑灭工作”。由于党和政府切实加强了对防疫工作的领导,因而保障了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二、组织卫生宣传,发动群众,扑灭疫情。防疫工作开始后,群众普遍存有恐惧心理,心有余悸,因而使防疫措施执行不力。原因是在日伪统治时期,每当发生鼠疫时,反动统治者曾野蛮地采取焚烧整个村屯的法西斯手段处理疫区,活埋和解剖病人;武装封锁,不论病人与健康人一起隔离等“残暴、恐怖”手段,在群众中造成恐惧心理。发生病人不敢报告,死了人偷偷埋掉,不敢请医生,加之,群众缺乏卫生科学知识,认为生死有命,一切全靠佛的保佑,求神拜佛,听天由命,或四处逃亡,十室九空,致使疫情扩散,严重地障碍着防疫工作的胜利进行。针对这种情况,自治区采取以“宣传开路,通过宣传打开局面的方法”,通过召开群众会、炕头会,土广播以及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宣传党和政府对疫区人民的关怀,宣传鼠疫的危害性和防治鼠疫的科学知识,以消除顾虑和树立消灭鼠疫的信心。还十分注意组织被治好的病人现身说法,用事实教育群众,只要做到“四报”和“四早”,即发现死鼠、病鼠、急病人和因急病死了人立即报告,“早发现、早就诊、早隔离、早治疗”,就可以及时扑灭疫情,治愈病人。经反复宣传和动员,群众人心稳定,思想信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投入防治鼠疫工作,掀起了群众性灭鼠行动。同时,提出“防疫与生产结合”的口号,发动群众一面防疫,一面生产,做到生产与防疫两不误。正是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了鼠疫的流行,危害程度显著减轻。三、采取多种措施,扑灭鼠疫。鼠疫发生后,自治区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开展了采取扑捉、杀打、烧燎抹垫、消灭老鼠、跳蚤,控防鼠沟(防止家、野鼠交窜),改善环境卫生等以消灭老鼠为中心的综合措施,发挥人民群众的才智;同时,严密封锁交通,在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检诊与预防治疗,对疫区进行消毒和预防注射,实行“注射制度”。“所有疫区的老百姓外出到其它省、市、县、村、屯,证明其本人及其家属确于10日内无传染病发生,且未发现死鼠者,方由公安机关发给旅行证明或路条,方准通行”。并实行“凭注射证买票制度”。在“海拉尔、博克图两地车站设立疫病隔离所”,在乌兰浩特、通辽等地设立了化验室,以防止鼠疫的蔓延。针对“个别地区防疫略有成就,因此生长着盲目乐观与麻痹松懈的情绪”以及“为了完成数量上的任务”,发生“家里耗子无人抓,跑到市外捉野鼠的严重现象”。内蒙古党委和政府联合发出《关于迅速加强各地防疫工作的紧急指示》,指出“防疫灭疫工作是艰巨而持久的斗争任务,非如此不能消灭顽强的鼠疫病患”,要求真正做到“未发病时着重预防,发病以后着重扑灭,扑灭以后继续预防”。并提出鼠疫防治工作必须从“重点着手,由里向外,积极主动出击”的方针,将防治鼠疫工作从被动局面逐步转向主动和深入。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广大防疫人员和各族群众的齐心协力,奋勇作战,1947、1948年连续两年的鼠疫大流行被平息。1949年7月察哈尔省北部发生人间鼠疫,自治政府派出防疫队前往扑灭,在张家口设立察蒙鼠疫防治所,开展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防疫工作。1949年10月27日政务院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扑灭察哈尔省北部的鼠疫。到1949年底,内蒙地区鼠疫流行范围缩小,扭转了被动防御的局面。
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当时处于战争时期,物质条件极其困难,技术力量相当薄弱的条件下,为了保障各族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仅1947年政府拨出防疫专项经费即有5,346)205元,在疫区常年坚持工作的达3,324人。领导蒙汉各族人民,经过3年防治鼠疫的工作,成功地控制了人间鼠疫的流行,发病和死亡人数大幅度地下降。如以1947年发病人数为100%计,到1948年发病人数下降到10.7%,减少了89。3%,病死人数占发病人数的11。10%;1949年发病人数降为1.3%,减少了98,7%,病死人数占发病人数的1.2%。五十年代开始,自治区的鼠疫防治工作转入向鼠间鼠疫主动进攻,提出了“有计划地搜索动物间病灶,控制鼠疫于鼠间,一旦波及到人,就地扑灭”的工作方针,防疫工作进一步加强,使人间鼠疫的发病数和死亡数直线下降,乌兰浩特市由鼠疫的“恐怖之城”,到1952年成立全区第一个无鼠市。鼠疫到1956年已完全得到控制,出现了60年来全区第一次全年无人间鼠疫的纪录。
布鲁氏菌病
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由布鲁氏菌感染家畜(主要是羊、牛、猪)导致以流产为主要特征的疾病。所以,兽医学称为“传染性流产病”。人间则多因接触病畜及其产品感染而发病,损害人的生产活动能力。过去称“波状热”,老百姓称它为“穷病”或“瘫巴病”。
布病在我区流行历史悠久,主要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蒙汉人民群众中流行。我区人间布病的传染源主要是病羊,其次是病牛。病畜通过流产物排出大量布氏菌,人接触病畜后引起感染发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生产体制的改变,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增加了牲畜间的接触与流动,引起布病严重流行。给人民健康和畜牧业生产发展带来严重危害。1953年,内蒙古东部区卫生防疫站在呼盟科右前旗发现布病后,自治区即组织力量,开展了调查工作。至1956年底,在全区41个旗县证实有人、畜间布病发生与流行。
如开鲁县和平公社矩星大队1957年检查400人,阳性率高达54%,全队588个劳动力,有233人患上了布病,当时羊的流行率60%。科右前旗敖力伯等4个努吐克1955年292名布病患者中,青壮年患者245人,绝大多数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布病的严重流行引起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把布病和鼠疫、性病,列为自治区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并作为实现“人畜两旺”政策的重要措施,1956年,中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指出:“对危害我区人畜两旺的布氏菌病必须组织多方面的力量,坚决予以消灭。”同年,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布氏菌病防治》的文件。1964年9月23日,乌兰夫同志在包头市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防治布病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从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的角度来看待这项任务”。“要加强党委的统一领导,把防治布鲁氏菌病的工作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抓思想、抓规划、抓具体措施、抓有关部门协作、抓督促检查。”他要求防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一是要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对这种病的认识;一是教给群众防治办法,如做好个人防护、管理好病畜,执行各项防治措施等,向疫病作斗争。防治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实行领导、群众与专业人员相结合。”
自治区于1954年在通辽市成立了布氏杆菌病防治站。1956年扩建成 立了内蒙古布氏杆菌病防治所,确立了卫生部门与畜牧部门相结合、中西医相结合的方针。专业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现场设立简易病房、家庭病床、门诊、实时往诊等多种形式。为不影响生产劳动,采取“重症集中,轻症分散,送医送药上门”的措施,免费对布氏杆菌病人进行治疗。大力开展了群众性的预防工作。在切断传播途径方面,实行人、畜分居,加强个人卫生,使发病率逐年下降,治疗效果逐步提高。中医(包括蒙医)医疗效果更为显著,好转率达到80%以上。经过积极治疗,新发病人由1956年至1965年的34,033人下降到70年代初期年发病500令人,70年代末期年发病仅几十人。经过治疗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恢复了健康,参加了生产。
结核病
结核病是对人类危害很大的慢性传染病。病原体是结核杆菌,肺、肾、肠、淋巴结等组织由于结核杆菌的侵入而形成病变。症状是低热、夜间盗汗、咳嗽、多痰、消瘦,有时咯血,老百姓称之为“痨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它曾严重地威胁着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身心健康,那时人们谈痨色变,防治无术。
自治区成立之前,结核病在城市、农村、牧区严重流行。结核病在自治区的流行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呈暴发流行状态。潜伏期短,一旦发生,多为全家得病。所以群众又称结核病为“窝窝病”。二是青少年、儿童患病率较高。三是结核性脑膜炎与骨结核病人多。四是牧区、少数民族地区患病率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治区为了防治结核病的流行,于1949年在呼盟扎兰屯建立了第一个结核病防治机构,1953年又在呼和浩特市建立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结核病院,1954年,自治区在扎兰屯召开首次防痨工作座谈会,会后,满洲里市、海拉尔市、乌兰浩特市、通辽等地区的综合医院相继成立了防痨科,进行了结核病的防治工作。 自治区各级医疗机构和卫生部门通过对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采取“预防为主”、接种卡介苗、扩大计划免疫、加强传染源管理、抓好治疗中的各项重要环节等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结核病的传染流行,使结核病不再构成对各族人民健康的重大威胁。
天 花
天花是一种急性传染病,由天花病毒引起,极易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传播,症状是病人先发高热,全身出现红色的丘疹,变成疱疹,最后变成脓疱,中心凹陷,十天左右结痂,痂脱落后的疤痕就是麻子。病人感染以后,呼吸道、消化道及各种内脏器官都会受到损坏,并可能并发肺炎等。天花不但病势凶险,致死率高达25%~40%,而且传染性特别强,病人的衣服、被褥也有可能传播病毒。
天花,在自治区成立前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据记载,1949年仅昭盟地区的一次流行,就发生1111例病人,死亡388例,病死率为34%。1950年,全区发生1103例,死亡171人。从1950年起,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普种牛痘,经过7年的努力,到1956年仅发生1例天花,全区已基本上消灭了天花。1957年以后,再无新的病例发生。1980年5月第2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全球已经消灭天花。世界至今未再出现天花病例。
伤寒副伤寒
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伤寒的症状包括高热(持续在39℃到40℃)、皮疹、寒战和出汗,白血球减少,严重者肠道出血。伤寒具有很高的传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伤寒副伤寒在内蒙古许多地区流行猖獗。
据史料记载,1938年呼伦贝尔盟诺敏地区流行肠伤寒,有98人死亡,占当地鄂伦春族人的一半以上。50年代,伤寒副伤寒在自治区呈散在发生,并且逐年下降,但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却出现了全区性的大流行,发病率达97.55/10万,持续时间达7年之久。造成这次伤寒副伤寒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新开拓的厂矿和新兴修的水利工程的工地上,卫生防病措施不力和管理不善造成的。如红山水库工地、黄河水利工程工地和乌达煤矿工地的工人、民工来自区内外四面八方,其中有的来自伤寒副伤寒疫区,其本身就是轻型病人或带菌者,而工地的居住条件差,又相对集中,环境上卫生不好,水源及粪便管理不善,苍蝇密度高,加之初发病人的漏诊、误诊,使疫情发生后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造成伤寒副伤寒的流行。疫情扩大以后,又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而工地民工的轮换交替没有任何检疫,多有带病返回原籍者,许多伤寒副伤寒患者和带菌者分散到自治区的广大农村、城镇,这是形成自治区伤寒副伤寒暴发流行的主要根源。疫情发生后,自治区各地医疗机构进行了积极诊治和预防,逐渐平息并控制了疫情的流行与蔓延。据卫生资料统计,到1985年全区伤寒副伤寒的发病率已降低到4/10万。
细菌性痢疾
细菌性痢疾是由痢疾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患者轻者腹泻,重者可以引起严重脱水及循环系统的衰竭。细菌性痢疾是在自治区分布较广、发病率较高、危害较大的一种肠道传染病。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记载的在自治区有过3次菌痢流行。一次是1958年和1959年,全区平均发病率是411.5/10万,一次是1973年,全区平均发病率是343.8/10万,第三次是1983年,全区平均发病率是528.9/10万。而在流行点的发病率则更高。续发病例多由于日常生活接触感染。自治区卫生部门根据传染病的构成,明确了以肠道传染病为重点的防治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到1985年,痢疾的发病率 下降到140.5/10万。虽然如此,痢疾的患病人数仍占自治区急性传染病患病总数的40%以上,目前仍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公共卫生问题。
此外,在自治区的传染病谱中还有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肝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百日咳、炭疽、白喉等各种传染疾病。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和医疗事业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一些传染病被控制、消灭;一些传染病能够做到防有措施、治有办法。过去这些给各族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令人谈之色变、无法医治的疾病,现在已变得不再可怕了。
当前,全区上下正在积极投入抗击“非典”的战役,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有我们历史上战胜各种传染疾病的成功经验,只要我们发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就一定能取得战胜“非典”的最后胜利。
鼠 疫
鼠疫是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的危害人类最严重的传染性强、病程快、病死率高的急性致命传染病,病原体广泛寄居于家鼠等啮齿类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体内。最常见的鼠疫是由带菌跳蚤叮咬引起的腺鼠疫、呼吸道感染鼠疫杆菌导致的肺鼠疫(肺鼠疫患者可能通过飞沫传染他人)。如果病情发展为败血型鼠疫,则会造成皮肤出血坏死,患者尸体呈紫黑色。因此,鼠疫无疑是人类历史上危害最为,渗烈的传染病。
1947年初,在呼伦贝尔盟和昭乌达盟人间鼠疫开始流行,疫情日趋严重。5月,通辽县暴发人间鼠疫,波及东部14个旗、县,发病30,306 ,死亡25,089人,仅通辽一县即发病15,710人,死亡12,771人,全家死绝就有316户,尸体堆积,难以处理,全村成废墟的屡见不鲜。正如有的材料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鼠疫大流行的凄惨景象是:“疫发天无色,田荒断炊烟,荆棘伴白骨,闹市无明灯”。
1947年7月, 自治政府所在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再次暴发人间鼠疫,相继在科右前旗、突泉县流行。面对这种严重形势,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立即决定,在自治政府领导下成立有党政军领导亲自参加的防疫委员会。“为争取尽速扑灭鼠疫”,9月16日,内蒙古自治政府颁布政府第1号令,在王爷庙设立“防疫本部”,直接指挥扑灭鼠疫工作。从机关、部队、学校抽调大批人员组成防疫大军,投入扑灭鼠疫的战斗。同年9月,内蒙古党委发出“扑灭鼠疫,抢救生命”的紧急指示,并号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防疫工作变为群众工作”,动员各族人民群众紧急行动起来,同鼠疫进行坚决的斗争。
1948年1月1日,乌兰夫主席在元旦献词中,把防疫工作同打仗、生产并列为内蒙古三大中心任务,号召党政军民,共同奋斗,坚决完成。我区医药卫生人员全力以赴,投入防治鼠疫的斗争。东北行政委员会及辽北省、热河省迅速派出防疫队,奔赴重点疫区参加防疫。在这困难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了大批防疫人员,并邀请苏联防疫队来我区支援防治鼠疫工作。
为了尽速扑灭鼠疫,防止鼠疫蔓延肆虐,保障各族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效的措施,以防治鼠疫的流行:一是加强领导,保证防疫工作的/顷利进行。疫情发生后,自治区政府立即组成防疫委员会,成立鼠疫防疫队,建立各级防疫指挥部和专业性防疫所、传染病院以及群众性的基层防疫组织。发出布告、命令,公布防疫办法,要求“军政民大家一致动员,响应内蒙党委会灭疫指示,积极参加防疫清洁运动与防疫互助行动,”特别要求“军政机关人员亲自动手,带领号召,严守防疫纪律,踊跃为人民服务,抢救千万生命”。1948年5月4日,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布了《传染病预防暂行条例》和《鼠疫预防暂行条例》,将鼠疫、霍乱、伤寒及副作寒等11种急性传染病“规定为法定传染病”,且规定“必要时经卫生委员会指定之传染病”。将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治纳入法治的轨道。《条例》明确规定了报告及通报制度,“当发生所规定的各种传染病及其疑似症时,患者家属、邻人或闾组长须即时报告卫生人员,不得延迟或隐瞒”。并制定了疫情处置办法,如“交通封锁、隔离、检疫、治疗、消毒”等措施;对“凡直接参加防疫工作,获有特殊成绩者”给予奖励,“因直接参加防疫致被传染而牺牲者,以为公捐躯论”。1949年11月4日,自治政府通令执行防疫工作人员危险津贴,“凡在疫区直接参加防疫工作之医务人员,不论薪给供给”,给予数额不等的补贴,“作为危险津贴”,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医务人员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为了健全防疫组织,进一步加强对防疫工作的领导,1949年5月28日,内蒙党委和政府联合发布《关于成立各级防疫机构,并授予各项权力的决定》,“在自治政府领导下成立内蒙古防疫委员会及内蒙古防疫指挥部”,各盟及疫区旗县都由党政主要领导同志挂帅,成立防疫委员会和指挥分部,直接指挥防疫工作。同日,发出《关于迅速加强各地防疫工作的紧急指示》,指出“不论疫区与污染区,发病区与预防区,当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应将防疫灭疫工作,放在极重要的地位;凡已发病与即将发病的地区,应将防疫灭疫工作放在任何中心工作的第一位,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与公私力量,积极进行防止与扑灭工作”。由于党和政府切实加强了对防疫工作的领导,因而保障了防疫工作的顺利进行。二、组织卫生宣传,发动群众,扑灭疫情。防疫工作开始后,群众普遍存有恐惧心理,心有余悸,因而使防疫措施执行不力。原因是在日伪统治时期,每当发生鼠疫时,反动统治者曾野蛮地采取焚烧整个村屯的法西斯手段处理疫区,活埋和解剖病人;武装封锁,不论病人与健康人一起隔离等“残暴、恐怖”手段,在群众中造成恐惧心理。发生病人不敢报告,死了人偷偷埋掉,不敢请医生,加之,群众缺乏卫生科学知识,认为生死有命,一切全靠佛的保佑,求神拜佛,听天由命,或四处逃亡,十室九空,致使疫情扩散,严重地障碍着防疫工作的胜利进行。针对这种情况,自治区采取以“宣传开路,通过宣传打开局面的方法”,通过召开群众会、炕头会,土广播以及自编自演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宣传党和政府对疫区人民的关怀,宣传鼠疫的危害性和防治鼠疫的科学知识,以消除顾虑和树立消灭鼠疫的信心。还十分注意组织被治好的病人现身说法,用事实教育群众,只要做到“四报”和“四早”,即发现死鼠、病鼠、急病人和因急病死了人立即报告,“早发现、早就诊、早隔离、早治疗”,就可以及时扑灭疫情,治愈病人。经反复宣传和动员,群众人心稳定,思想信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投入防治鼠疫工作,掀起了群众性灭鼠行动。同时,提出“防疫与生产结合”的口号,发动群众一面防疫,一面生产,做到生产与防疫两不误。正是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了鼠疫的流行,危害程度显著减轻。三、采取多种措施,扑灭鼠疫。鼠疫发生后,自治区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开展了采取扑捉、杀打、烧燎抹垫、消灭老鼠、跳蚤,控防鼠沟(防止家、野鼠交窜),改善环境卫生等以消灭老鼠为中心的综合措施,发挥人民群众的才智;同时,严密封锁交通,在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检诊与预防治疗,对疫区进行消毒和预防注射,实行“注射制度”。“所有疫区的老百姓外出到其它省、市、县、村、屯,证明其本人及其家属确于10日内无传染病发生,且未发现死鼠者,方由公安机关发给旅行证明或路条,方准通行”。并实行“凭注射证买票制度”。在“海拉尔、博克图两地车站设立疫病隔离所”,在乌兰浩特、通辽等地设立了化验室,以防止鼠疫的蔓延。针对“个别地区防疫略有成就,因此生长着盲目乐观与麻痹松懈的情绪”以及“为了完成数量上的任务”,发生“家里耗子无人抓,跑到市外捉野鼠的严重现象”。内蒙古党委和政府联合发出《关于迅速加强各地防疫工作的紧急指示》,指出“防疫灭疫工作是艰巨而持久的斗争任务,非如此不能消灭顽强的鼠疫病患”,要求真正做到“未发病时着重预防,发病以后着重扑灭,扑灭以后继续预防”。并提出鼠疫防治工作必须从“重点着手,由里向外,积极主动出击”的方针,将防治鼠疫工作从被动局面逐步转向主动和深入。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广大防疫人员和各族群众的齐心协力,奋勇作战,1947、1948年连续两年的鼠疫大流行被平息。1949年7月察哈尔省北部发生人间鼠疫,自治政府派出防疫队前往扑灭,在张家口设立察蒙鼠疫防治所,开展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防疫工作。1949年10月27日政务院召开紧急防疫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扑灭察哈尔省北部的鼠疫。到1949年底,内蒙地区鼠疫流行范围缩小,扭转了被动防御的局面。
内蒙古自治政府在当时处于战争时期,物质条件极其困难,技术力量相当薄弱的条件下,为了保障各族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仅1947年政府拨出防疫专项经费即有5,346)205元,在疫区常年坚持工作的达3,324人。领导蒙汉各族人民,经过3年防治鼠疫的工作,成功地控制了人间鼠疫的流行,发病和死亡人数大幅度地下降。如以1947年发病人数为100%计,到1948年发病人数下降到10.7%,减少了89。3%,病死人数占发病人数的11。10%;1949年发病人数降为1.3%,减少了98,7%,病死人数占发病人数的1.2%。五十年代开始,自治区的鼠疫防治工作转入向鼠间鼠疫主动进攻,提出了“有计划地搜索动物间病灶,控制鼠疫于鼠间,一旦波及到人,就地扑灭”的工作方针,防疫工作进一步加强,使人间鼠疫的发病数和死亡数直线下降,乌兰浩特市由鼠疫的“恐怖之城”,到1952年成立全区第一个无鼠市。鼠疫到1956年已完全得到控制,出现了60年来全区第一次全年无人间鼠疫的纪录。
布鲁氏菌病
布鲁氏菌病(简称布病)是一种人畜共患的传染病。由布鲁氏菌感染家畜(主要是羊、牛、猪)导致以流产为主要特征的疾病。所以,兽医学称为“传染性流产病”。人间则多因接触病畜及其产品感染而发病,损害人的生产活动能力。过去称“波状热”,老百姓称它为“穷病”或“瘫巴病”。
布病在我区流行历史悠久,主要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的蒙汉人民群众中流行。我区人间布病的传染源主要是病羊,其次是病牛。病畜通过流产物排出大量布氏菌,人接触病畜后引起感染发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生产体制的改变,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增加了牲畜间的接触与流动,引起布病严重流行。给人民健康和畜牧业生产发展带来严重危害。1953年,内蒙古东部区卫生防疫站在呼盟科右前旗发现布病后,自治区即组织力量,开展了调查工作。至1956年底,在全区41个旗县证实有人、畜间布病发生与流行。
如开鲁县和平公社矩星大队1957年检查400人,阳性率高达54%,全队588个劳动力,有233人患上了布病,当时羊的流行率60%。科右前旗敖力伯等4个努吐克1955年292名布病患者中,青壮年患者245人,绝大多数不能参加生产劳动。布病的严重流行引起了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把布病和鼠疫、性病,列为自治区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并作为实现“人畜两旺”政策的重要措施,1956年,中共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决议中指出:“对危害我区人畜两旺的布氏菌病必须组织多方面的力量,坚决予以消灭。”同年,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布氏菌病防治》的文件。1964年9月23日,乌兰夫同志在包头市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防治布病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从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的角度来看待这项任务”。“要加强党委的统一领导,把防治布鲁氏菌病的工作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来。抓思想、抓规划、抓具体措施、抓有关部门协作、抓督促检查。”他要求防治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一是要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对这种病的认识;一是教给群众防治办法,如做好个人防护、管理好病畜,执行各项防治措施等,向疫病作斗争。防治工作要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实行领导、群众与专业人员相结合。”
自治区于1954年在通辽市成立了布氏杆菌病防治站。1956年扩建成 立了内蒙古布氏杆菌病防治所,确立了卫生部门与畜牧部门相结合、中西医相结合的方针。专业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现场设立简易病房、家庭病床、门诊、实时往诊等多种形式。为不影响生产劳动,采取“重症集中,轻症分散,送医送药上门”的措施,免费对布氏杆菌病人进行治疗。大力开展了群众性的预防工作。在切断传播途径方面,实行人、畜分居,加强个人卫生,使发病率逐年下降,治疗效果逐步提高。中医(包括蒙医)医疗效果更为显著,好转率达到80%以上。经过积极治疗,新发病人由1956年至1965年的34,033人下降到70年代初期年发病500令人,70年代末期年发病仅几十人。经过治疗的病人,绝大多数都恢复了健康,参加了生产。
结核病
结核病是对人类危害很大的慢性传染病。病原体是结核杆菌,肺、肾、肠、淋巴结等组织由于结核杆菌的侵入而形成病变。症状是低热、夜间盗汗、咳嗽、多痰、消瘦,有时咯血,老百姓称之为“痨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它曾严重地威胁着内蒙古各族人民的身心健康,那时人们谈痨色变,防治无术。
自治区成立之前,结核病在城市、农村、牧区严重流行。结核病在自治区的流行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呈暴发流行状态。潜伏期短,一旦发生,多为全家得病。所以群众又称结核病为“窝窝病”。二是青少年、儿童患病率较高。三是结核性脑膜炎与骨结核病人多。四是牧区、少数民族地区患病率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治区为了防治结核病的流行,于1949年在呼盟扎兰屯建立了第一个结核病防治机构,1953年又在呼和浩特市建立了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结核病院,1954年,自治区在扎兰屯召开首次防痨工作座谈会,会后,满洲里市、海拉尔市、乌兰浩特市、通辽等地区的综合医院相继成立了防痨科,进行了结核病的防治工作。 自治区各级医疗机构和卫生部门通过对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采取“预防为主”、接种卡介苗、扩大计划免疫、加强传染源管理、抓好治疗中的各项重要环节等措施,有效地控制了结核病的传染流行,使结核病不再构成对各族人民健康的重大威胁。
天 花
天花是一种急性传染病,由天花病毒引起,极易通过空气中的飞沫传播,症状是病人先发高热,全身出现红色的丘疹,变成疱疹,最后变成脓疱,中心凹陷,十天左右结痂,痂脱落后的疤痕就是麻子。病人感染以后,呼吸道、消化道及各种内脏器官都会受到损坏,并可能并发肺炎等。天花不但病势凶险,致死率高达25%~40%,而且传染性特别强,病人的衣服、被褥也有可能传播病毒。
天花,在自治区成立前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据记载,1949年仅昭盟地区的一次流行,就发生1111例病人,死亡388例,病死率为34%。1950年,全区发生1103例,死亡171人。从1950年起,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普种牛痘,经过7年的努力,到1956年仅发生1例天花,全区已基本上消灭了天花。1957年以后,再无新的病例发生。1980年5月第2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宣布全球已经消灭天花。世界至今未再出现天花病例。
伤寒副伤寒
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伤寒的症状包括高热(持续在39℃到40℃)、皮疹、寒战和出汗,白血球减少,严重者肠道出血。伤寒具有很高的传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伤寒副伤寒在内蒙古许多地区流行猖獗。
据史料记载,1938年呼伦贝尔盟诺敏地区流行肠伤寒,有98人死亡,占当地鄂伦春族人的一半以上。50年代,伤寒副伤寒在自治区呈散在发生,并且逐年下降,但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却出现了全区性的大流行,发病率达97.55/10万,持续时间达7年之久。造成这次伤寒副伤寒流行的主要原因是新开拓的厂矿和新兴修的水利工程的工地上,卫生防病措施不力和管理不善造成的。如红山水库工地、黄河水利工程工地和乌达煤矿工地的工人、民工来自区内外四面八方,其中有的来自伤寒副伤寒疫区,其本身就是轻型病人或带菌者,而工地的居住条件差,又相对集中,环境上卫生不好,水源及粪便管理不善,苍蝇密度高,加之初发病人的漏诊、误诊,使疫情发生后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造成伤寒副伤寒的流行。疫情扩大以后,又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而工地民工的轮换交替没有任何检疫,多有带病返回原籍者,许多伤寒副伤寒患者和带菌者分散到自治区的广大农村、城镇,这是形成自治区伤寒副伤寒暴发流行的主要根源。疫情发生后,自治区各地医疗机构进行了积极诊治和预防,逐渐平息并控制了疫情的流行与蔓延。据卫生资料统计,到1985年全区伤寒副伤寒的发病率已降低到4/10万。
细菌性痢疾
细菌性痢疾是由痢疾杆菌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患者轻者腹泻,重者可以引起严重脱水及循环系统的衰竭。细菌性痢疾是在自治区分布较广、发病率较高、危害较大的一种肠道传染病。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记载的在自治区有过3次菌痢流行。一次是1958年和1959年,全区平均发病率是411.5/10万,一次是1973年,全区平均发病率是343.8/10万,第三次是1983年,全区平均发病率是528.9/10万。而在流行点的发病率则更高。续发病例多由于日常生活接触感染。自治区卫生部门根据传染病的构成,明确了以肠道传染病为重点的防治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到1985年,痢疾的发病率 下降到140.5/10万。虽然如此,痢疾的患病人数仍占自治区急性传染病患病总数的40%以上,目前仍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公共卫生问题。
此外,在自治区的传染病谱中还有流行性感冒、病毒性肝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百日咳、炭疽、白喉等各种传染疾病。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和医疗事业的不断进步和完善,一些传染病被控制、消灭;一些传染病能够做到防有措施、治有办法。过去这些给各族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令人谈之色变、无法医治的疾病,现在已变得不再可怕了。
当前,全区上下正在积极投入抗击“非典”的战役,我们相信,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下,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有我们历史上战胜各种传染疾病的成功经验,只要我们发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的精神,就一定能取得战胜“非典”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