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
十、乌泰、拉什敏珠尔的动乱之举
乌泰兵分三路围攻洮南府
民国元年(1912年)8月20日,乌泰在葛根庙宣布科右前旗“独立”后,即兵分三路围攻洮南府及周边各县(原皆属科右前旗领地):
第l路(左路),约500人,从葛根庙出发。17岁的第6世葛根为“元帅”,协理台吉巴图吉尔嘎拉为“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欲先攻取靖安县,之后扑击洮南府。
第2路(中路),约400人,从旗王府出发。锡勒图喇嘛布和巴彦为“元帅”,协理台吉色楞旺宝为“统领”。8月25日,包围了洮南府。当时洮南府城方圆5里,四周仅有土围子,无城墙,城内守军兵力单薄。在重兵压境、四面受围的情况下,城内守兵“昼夜不离城壕”,商务公会招募商团协助守兵守城。摄理知府欧阳朝华和马兵二营管带石得山急中生智,来个兵不厌诈,命城防队官兵夜间悄悄开出城外,白天整队公开回城,且多次改变进城方向,日复一日,给对方造成援军源源不断开进城的假象,使围城蒙军“元帅”锡勒图喇嘛迟迟不敢下令冒然攻城。在两军对峙中,欧阳朝华派两名特使带着礼品到葛根庙拜见乌泰,要求议和,被乌泰拒绝,并将两名特使投入旗王府大牢。
第3路(右路),约300人,从嘎钦庙出发。嘎钦喇嘛为“元帅”,奇默特色楞(乌泰之弟)为“统领”,布和吉尔嘎朗为参谋。欲先取醴泉县,得手后再从西边进军洮南府。
拉什敏珠尔攻陷镇东县城
民国元年8月19日,拉什敏珠尔命协理台吉乌尔塔在包太赉屯设“鸿门宴”,邀请镇东县城防队把总李广才。酒宴中,乌尔塔劝李把总率队投降献出县城,被李严词拒绝。乌尔塔见劝降不成,便命人将李把总扣押起来,然后放走随员,让他们回县报告:“李把总已向蒙旗投降,蒙古兵数千人明天攻城。”县知事陆庆增不知底细,信以为真,十分惊骇,急忙召集哨官李家诚研究部署军警守城事宜。
8月20日午后,乌尔塔指挥蒙古兵丁300余人攻城,李哨官率守城军警拚命抵抗,却不料城内守军中的蒙古族士兵乘机纵火点燃了干草垛,与城外攻城的蒙古兵丁相策应。霎时,城内大火熊熊,火光冲天,人们四处奔逃,秩序大乱。县知事陆庆增和李哨官见坚守无望,便带部分亲随从城西冲出包围,奔向洮南府。蒙古兵丁们冲入县城后,打开仓库,抢夺粮食和物资,夺取枪支40杆,打开牢房释放囚犯,焚烧房舍290多间。
十一、国民政府的举措
民国元年7月19日,国务院向奉天都督赵尔巽发出密电:《乌泰附合库伦决定以兵力剿办》。电文中指出:“乌泰附合库伦,逆迹昭著”,如再隐忍,势必牵动全蒙盟,即(东北)三省无宁日,现经国务会议决定,以兵力剿办。”
8月20日,国务院向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都督发出《札旗涉及全盟,决定以兵力从事,可即迅速赴机》的命令:决定“以兵力从事,党中央已预为筹备,俟劝谕无效,可即出其不意,一战歼旃,望该都督等策励将士,挑选精锐,严为戒备,迅速赴机,以寒敌胆而振全局”。同日,命令赵尔巽派员前往科右前旗对乌泰进行劝谕,“先抚后剿,随抚随剿”,若和平劝告失败,立即“以兵力剿办”。
赵尔巽接到上述电令后,在奉天都督府成立奉天军备处、军饷筹备处,在昌图、洮南两地,分别成立兵站,拨银10万两,供应各营军饷和兵需;调动所属军队,做兵力镇剿的准备。下令调辽源卅(今吉林省双辽县即郑家屯)驻军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官吴俊升,统率所属马步各营(另拨给炮队归其指挥)约2000人,驰援洮南府;令奉天右路巡队队帮统王良臣部,统率马步3个营,日夜兼程,同时驰援。
吉林都督陈昭常接到命令后,在长春设立征蒙兵站,在农安县设立分兵站。负责供应征剿各营队所需粮秣及器械。8月24日,令陆军第23师师长孟恩远特编成一个混成旅,会同奉天、黑龙江省军队“相机剿抚”。混成旅旅长由孟师长兼任,总兵力3179人。
黑龙江都督宋小廉接到电令后,在省都督府秘书厅设立筹访处,并调动部队监视、控制扎赉特旗。
十二、扎赉特旗巴特玛拉布坦宣告撒消“独立”
民国元年8月25日,黑龙江都督宋小廉向科右前旗等三蒙旗发布蒙汉文兼有的《为札萨克郡王旗(即前旗)谋乱进兵攻剿恐他旗惊疑通告》。《通告》宣布:“龙江省均与乌泰旗地相接,为免乱兵窜入,将重兵驻扎保护,以防祸患。”暗示各旗札萨克在此时此刻,应做出明智的抉择,如动乱必遭省防军镇剿。宋小廉指派候补知事张毓华前往旗贝勒府拜会札萨克贝勒巴特玛拉布坦进行规劝。8月29日,陆军马兵三营管带德楞额奉命率本部马队三营、炮兵一队包围了旗贝勒府巴彦塔拉,“以保护为名,实行监视,相机办理”。为了使规劝达到预期效果,黑龙江省府经蒙藏局阿穆尔灵圭亲王提议,特邀杜尔伯特旗阿穆尔沁格勒图喇嘛(是巴特玛拉布坦的胞叔)、管旗章京乌尔图那苏图、伊克明安旗辅国公巴勒济尼玛等3人,前往旗贝勒府,与张毓华共同规劝。当时,巴特玛拉布坦的庶母巴旺玛极力反对“独立”,她对巴特玛拉布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重兵压境的形势下,年幼的巴特玛拉布坦感到很惊恐,又得知乌泰动乱之举连遭惨败,形势急剧逆转。遂接受了劝告。
9月初,母子俩在省署官员的护送陪同下,启程赴省会齐齐哈尔。途经鸭绿河时,遭到俄国军队的阻拦,声称:“奉俄国政府命令查询,因何进省?……如系胁迫,俄兵可护送回旗”。随行的旗贝勒府官员出面理论,俄国军队只好让路放行,但又尾随数十里路后方撤离。巴特玛拉布坦陪同庶母到齐齐哈尔省署后,即会见都督宋小廉。宋都督晓以大义,促其下定了决心。
9月12日,巴特玛拉布坦在齐齐哈尔宣告扎赉特旗撤消“独立”。
黑龙江省“不费一兵一饷,未伤一人一命”,使扎旗的“独立”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足见旗政主持者在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的抉择是多么重要。一个撤消令,使全旗避免了一场难以预见的兵燹之灾,各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局势迅速稳定,“蒙汉安绪如初”。
扎赉特旗宣告撤消“独立”,亦使乌泰失去了一个盟友,处于孤立的境地。
十三、东三省防军平息动乱
民国元年(1912年)8月22日,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官吴俊升部等东三省各部队奉命开始全面武装镇剿乌泰、拉什敏珠尔的动乱,战斗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域全面展开。
第一路,吴俊升、王良臣部驰援开进洮南府后,用9门大炮向围城的蒙兵轰击,官兵们用新式快枪同时射击,火力很猛,蒙兵难以抵抗很快溃逃,首先解除了洮南城府之围。二营管带右得山、三营管带刘锡武部又乘胜追击,击溃城南东大桥、城西北老爷庙的蒙兵,扫除了城西30公里的窑基地,城南30公里的白虎店等地动乱队伍的巢穴和13道防卡,彻底解除了洮南府之围。乌泰的中路动乱队伍失败。
第二路,彻底解除洮南府之围后,奉天右路帮统王良臣指挥马家3个营,从洮南出发分东、西两路推进,在靖安县(白城市洮北区)境连续攻克蒙兵据点。乌泰的左路动乱队伍失败。
第三路,8月下旬,马家一营管带诺门巴图率部开进醴泉县 (突泉县)境,赵尔巽电示:喇嘛庙勿轻易攻击,占据后不可焚毁佛像,经物须加以保护。”9月8日上午11点,诺门巴图指挥官兵在县警扑队的配合下,攻取了嘎钦庙,俘虏蒙兵、喇嘛40余人;又在庙东山峡的7间密室中,搜出右路“元帅”嘎钦喇嘛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及护兵、女仆等十几人,安抚后全部释放。随后,又相继拔除其它各蒙兵据点。乌泰的右路动乱队伍失败。
东三省防军在平息动乱中发生的主要战斗有:
镇东县城之战 8月20日镇东县城失陷后,吴俊升命马家一、二、三营所属骑兵600余名,急驰救援,沿途拔除蒙兵哨卡5处。8月25日,向县城发起攻击。城内蒙古兵丁为轻取县城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毫无戒备,突然听到人喊马嘶,枪炮齐鸣,顿时惊慌失措,弃城向东逃窜。县城当日收复。县知事陆庆增返任后,成立善后事务所,招回安置难民千余人。
瓦房之战 瓦房是洮南的一座较大的繁华集镇,集中了许多蒙古兵丁在此掘深壕据守,为乌泰中路动乱队伍的前驱所聚要点。蒙古兵丁们头缠黑布,说是开了“杀戒”,还有喇嘛念经助战。9月12日,吴俊升指挥马家各营分三路向瓦房镇发起攻击。炮火轰燃了蒙古兵丁盘据的据点和营房,“火光冲天”。炮火中,蒙古兵丁们慌乱成一团,喇嘛急忙奉经念佛,乞求神灵保佑,但无济于事,纷纷向葛根庙方向溃逃。瓦房镇于当日下午5点克复。
葛根庙之战 葛根庙是清末民初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地区最大的喇嘛庙。8月19日始,葛根庙成为乌泰“独立”动乱的总指挥部和大本营。葛根庙墙垣高厚坚固,“聚精锐,四散设伏”,科右前旗贵族及其家眷大部居住在各寺庙中。从镇东县溃退的蒙古兵丁、逃难者共2 000多人,聚集在各寺庙周围,搭起的“天幕”和蒙古包连接起来绵延数里。各寺庙的喇嘛们天天烧香唪经,迎神送鬼,祈祷上苍,保佑乌泰的“独立”之举成功。在这喧嚣声中,又迎来了瓦房之战的溃败者,各寺庙顿时陷入一片混乱。第六世葛根罗卜僧勒布希德特布丹扎拉森“元帅”下子道“法旨”,说有外蒙古活佛的援军,能得到武器弹药等等。他要求大家镇静,拼死抵抗。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年仅17岁的活佛“元帅”惊慌失措的样子比谁都厉害。9月13日夜,吴俊升命马家各营向葛根庙发起攻击,各寺庙的守护兵丁拼命抵抗,战斗十分猛烈。交战中,曹管带小腹中弹身亡,石管带因坐骑中弹坠落马下。吴俊升急令炮队将大炮架设在庙南盂西哈达山顶上,炮口对准葛根庙猛轰。第一发炮弹在寺庙中爆炸,第二发炮弹炸塌了梵通寺大殿的西南角,殿脊上的铜顶子被震落在地。这被活佛、喇嘛们视为“不祥之兆”。此时,“法旨”佛咒完全失灵了,“外蒙古活佛的援军”也无踪影,动乱者从“元帅”、“统领”到众蒙古兵丁都知道大势已去,便在夜幕中一哄而散,纷纷逃命。14日凌晨2点,葛根庙被攻克。吴俊升部队的士兵冲进葛根庙后,乘机抢劫庙内的银铜器具;在乘胜追击中,杀伤不少无辜的喇嘛和群众。
王府之战 清光绪七年(1881年),乌泰袭郡王爵后,旗王府从席喇布尔哈苏王家豪沁(乌兰浩特市北郊永联嘎查)迁至斯力很努图克台伯力屯(斯力很乡向阳村),距葛根庙4公里。守护的府兵很少,不堪一击。吴俊升命令用大炮轰击,“枪炮齐鸣,炮火延烧王府”。乌泰见屡战屡败,大势已失,便在“十八罗汉”等亲兵护卫下,放弃王府,连夜逃往王爷庙。吴俊升部马步各营官兵乘胜紧追至王爷庙。乌泰率亲随百余人冲开后墙,连夜逃往索伦山。
镇国公府之战 科右后旗王府设在察尔森,因旗札萨克拉什敏珠尔为镇国公衔,故亦称镇国公府。9月18日,黑龙江都督宋小濂命令管带王伯龙率300余人协助奉军攻打镇国公府。首先攻打印君府(即协理台吉之首掌印协理台吉驻地)。这里“聚有精锐重兵”,连攻3次未能得手。后用炮击,从东面派马队“伪用蒙旗诈近”,后续马队一拥而上,攻克印君府。从印君府至镇国公府无路,仅有宽不足8尺的小山道,上有山险下有河流,旗王府兵“节节设卡严防”。奉军用炮火做前驱,派马队袭击公府背后。拉什敏珠尔见败局已定,下令“自行焚毁”公府逃散。有抵抗者,大部被歼灭。奉军、黑龙江军官兵从镇国公府里缴获“大蒙古国三军司令旗”1杆,各种三角旗5杆。拉什敏珠尔在混乱中带少部分亲随败逃索伦山。
从8月22日至9月30日止,经过大小战斗30次,东三省防军彻底平定了乌泰、拉什敏珠尔的“独立”动乱。参与动乱者死伤757人,释放被俘者920人,缴获各种枪支237杆;东三省参战部队官兵死伤74人, 无辜群众死伤2556人;毁坏房舍2000余间,一些商号货物被抢,计损失白银1.37万两、银洋6.66万元。动乱区域内的农牧业生产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括遭受到很大的破坏。
从10月5日起至11月15日止,参战的东三省防军各自撤回原防地。
十四、孙中山先生的呼唤
孙中山先生注意到了清末和民国开国之初,蒙古地区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封建王公贵族和上层僧侣,在民主革命的冲击下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部分上层人士,挑起了“泛蒙古主义”旗帜,投靠沙俄搞起“独立”活动,构成了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危害,而这个阶层是有一定规模的。他们有着牢固的政权与神权相结合的封建基础。孙中山先生对这样的态势表示关注、忧虑和不安。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中外关系,制定灵活适宜的政策,是摆在孙中山先生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针对这种态势,孙中山先生积极倡导“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他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愿中国“五大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孙中山特别强调,实现这种民族关系的基础是“五族共和”。孙中山的这种民族观,成为南京临时政府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纲领。他在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希望西藏蒙古各位活佛王公认清:“政体虽更,国犹是国”,在维护中华版图完整的前提下,实现全国的共和。他在191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特别提醒蒙古王公活佛们注意,“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不可倚赖”。盼望王公活佛们关怀时局,眷念桑梓(古时家乡的代称),派出代表到南京,“参议政要”。孙中山先生说,在坚持上述原则基础上,对蒙古王公联合会提出的不变动“蒙古制度”的要求,同意让步。这种妥协,当然是以取消哲布尊丹巴活佛型的“独立”和乌泰型的“独立”为前提的。
当中国“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以后,驻京的内外蒙古王公们,以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等为首,以外蒙古86旗、内蒙古49旗代表的名义,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代表蒙古王公的利益登上政治舞台。成立之初,持抵制共和的态度。当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必须废除,实现共和已成为全国政治潮流的时候,蒙古王公联合会顺应形势,随风转向,改变立场,于1912年2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表达对共和的妥协愿望,唱出“赞助共和”的调子。
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满汉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7条。这个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十分明确的表达了民国政府对蒙古王公的政治态度是妥协和让步,其核心内容是维护蒙古王公贵族的私产、王公世爵制度“概仍其旧”、对喇嘛教信仰自由。蒙古王公联合会于2月12日看到文件后,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表示欢迎和接受,并立即代表内外蒙古王公发表声明:“诸王公赞成共和”,今后,“同建民国”。3月24日,派出代表前往库伦(即乌兰巴托),劝说哲布尊丹巴活佛取消“独立”。以此为起点,内外蒙古王公贵族阶层,开始明显地分化,以蒙古王公联合会为代表,团结绝大多数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拥赞共和,高举爱国的旗帜,与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势力 展开了斗争。8月19日,民国政府发布《蒙古待遇条例》,共9条。《条例》规定“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蒙古各地呼图克图喇嘛,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蒙古王公世爵俸饷,应从优支给”……。
1915年6月7日,中、俄、库伦政权三方代表在俄国境内的恰克图签订《中俄蒙协约》。协约中“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国。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的—部分。”6月9曰,外蒙古宣布撤销“独立”,解散“大蒙古国”。中国政府声明:于《中俄蒙协约》签字日,中华民国特准:“将所有附从外蒙人员,照旧在该地方自由往来居住。”这一声明,为乌泰等在“独立”失败后逃往库纶的王公贵族喇嘛回归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和十分宽松的政策保障。
十五、乌泰、拉什敏珠尔回归恋放土
1912年9月l7日,乌泰、拉什敏珠尔等人败逃至索伦山后,俄国驻海拉尔领事派出军队将其接到海拉尔。乌泰“痛恨俄人失信”。俄国领事百般安抚、劝慰,赠给乌泰3万卢布表示“关怀”。11月初,乌泰、拉什敏珠尔与第6世葛根活佛一行百余人在俄国军队的保护下,乘火车赴库伦(乌兰巴托)。到库伦后,乌泰被委任为“蒙古国刑部副大臣”,拉什敏珠尔被封为“郡王”。
《中俄蒙协约》签订、中国政府声明发布后,滞留在库伦的内蒙古王公贵族喇嘛中,逐渐出现了悔罪回归的潮流。1915年10月初,拉什敏珠尔首先向蒙藏院呈文,承认做了“违背同胞之义,悔之何及”的错事,表示“将故妻之灵柩存留库伦,并将跟役人等遣回乡里,率领孤子先行进京,拟请觐见。蒙藏院核议,请奉天省派员护送其进京。10月13日,大总统接见后发布命令:“拉什敏珠尔当国体初更……现悔罪投诚,赴京请觐,实属倾心内响,著先行开复镇国公原爵。”11月29日,令其留京任陆军部顾问。1916年9月5日,拉什敏珠尔故于北京。
1915年8月9日,乌泰向奉天省发出信函,表示回归之意。10月下旬,省署提出7项条件:一、赦免以前各罪;二、开复爵秩归还各不动产;三、入京觐见后职任由大总统决定;四、遣散带回来的兵丁及武装;五、不能与外国人交接;六、政府保护回归者生命财产;七、不得私自处理各不动产。乌泰全部予以接受,偕同第6世葛根活佛等兵丁从库伦启程回归,于10月末到海拉尔。奉天、黑龙江两省派出官员送去2万元作为随从人员回本旗的安置费,另拨1000元给乌泰做进京路费。11月4日,乌泰到京后将请觐文呈交大总统。当日,大总统令开复其郡王原爵。12月2日,令其留京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赐官邸1所。北京报界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乌泰输诚来归,待遇极优”,“令人感慨”!
乌泰眷恋故土,于1818年1月请假从北京回到科右前旗王府,与亲友度过春节,并清理在执政时遗留的一些旗务。11月底返回北京官邸。1920年4月,乌泰请假去五台山进香,但由于疾病缠身未能成行,于5月6日丑时病故。大总统指令,按故郡王例致祭品牛犊l头、羊6只、酒7瓶,祭文用蒙汉两种文字印发,拨给“赙银”1200两。遗体依其遗嘱葬于山西五台山。(全文完)
(作者单位:内蒙古科右前旗党史地方志局)
十、乌泰、拉什敏珠尔的动乱之举
乌泰兵分三路围攻洮南府
民国元年(1912年)8月20日,乌泰在葛根庙宣布科右前旗“独立”后,即兵分三路围攻洮南府及周边各县(原皆属科右前旗领地):
第l路(左路),约500人,从葛根庙出发。17岁的第6世葛根为“元帅”,协理台吉巴图吉尔嘎拉为“统领”,乌勒木吉为参谋。欲先攻取靖安县,之后扑击洮南府。
第2路(中路),约400人,从旗王府出发。锡勒图喇嘛布和巴彦为“元帅”,协理台吉色楞旺宝为“统领”。8月25日,包围了洮南府。当时洮南府城方圆5里,四周仅有土围子,无城墙,城内守军兵力单薄。在重兵压境、四面受围的情况下,城内守兵“昼夜不离城壕”,商务公会招募商团协助守兵守城。摄理知府欧阳朝华和马兵二营管带石得山急中生智,来个兵不厌诈,命城防队官兵夜间悄悄开出城外,白天整队公开回城,且多次改变进城方向,日复一日,给对方造成援军源源不断开进城的假象,使围城蒙军“元帅”锡勒图喇嘛迟迟不敢下令冒然攻城。在两军对峙中,欧阳朝华派两名特使带着礼品到葛根庙拜见乌泰,要求议和,被乌泰拒绝,并将两名特使投入旗王府大牢。
第3路(右路),约300人,从嘎钦庙出发。嘎钦喇嘛为“元帅”,奇默特色楞(乌泰之弟)为“统领”,布和吉尔嘎朗为参谋。欲先取醴泉县,得手后再从西边进军洮南府。
拉什敏珠尔攻陷镇东县城
民国元年8月19日,拉什敏珠尔命协理台吉乌尔塔在包太赉屯设“鸿门宴”,邀请镇东县城防队把总李广才。酒宴中,乌尔塔劝李把总率队投降献出县城,被李严词拒绝。乌尔塔见劝降不成,便命人将李把总扣押起来,然后放走随员,让他们回县报告:“李把总已向蒙旗投降,蒙古兵数千人明天攻城。”县知事陆庆增不知底细,信以为真,十分惊骇,急忙召集哨官李家诚研究部署军警守城事宜。
8月20日午后,乌尔塔指挥蒙古兵丁300余人攻城,李哨官率守城军警拚命抵抗,却不料城内守军中的蒙古族士兵乘机纵火点燃了干草垛,与城外攻城的蒙古兵丁相策应。霎时,城内大火熊熊,火光冲天,人们四处奔逃,秩序大乱。县知事陆庆增和李哨官见坚守无望,便带部分亲随从城西冲出包围,奔向洮南府。蒙古兵丁们冲入县城后,打开仓库,抢夺粮食和物资,夺取枪支40杆,打开牢房释放囚犯,焚烧房舍290多间。
十一、国民政府的举措
民国元年7月19日,国务院向奉天都督赵尔巽发出密电:《乌泰附合库伦决定以兵力剿办》。电文中指出:“乌泰附合库伦,逆迹昭著”,如再隐忍,势必牵动全蒙盟,即(东北)三省无宁日,现经国务会议决定,以兵力剿办。”
8月20日,国务院向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都督发出《札旗涉及全盟,决定以兵力从事,可即迅速赴机》的命令:决定“以兵力从事,党中央已预为筹备,俟劝谕无效,可即出其不意,一战歼旃,望该都督等策励将士,挑选精锐,严为戒备,迅速赴机,以寒敌胆而振全局”。同日,命令赵尔巽派员前往科右前旗对乌泰进行劝谕,“先抚后剿,随抚随剿”,若和平劝告失败,立即“以兵力剿办”。
赵尔巽接到上述电令后,在奉天都督府成立奉天军备处、军饷筹备处,在昌图、洮南两地,分别成立兵站,拨银10万两,供应各营军饷和兵需;调动所属军队,做兵力镇剿的准备。下令调辽源卅(今吉林省双辽县即郑家屯)驻军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官吴俊升,统率所属马步各营(另拨给炮队归其指挥)约2000人,驰援洮南府;令奉天右路巡队队帮统王良臣部,统率马步3个营,日夜兼程,同时驰援。
吉林都督陈昭常接到命令后,在长春设立征蒙兵站,在农安县设立分兵站。负责供应征剿各营队所需粮秣及器械。8月24日,令陆军第23师师长孟恩远特编成一个混成旅,会同奉天、黑龙江省军队“相机剿抚”。混成旅旅长由孟师长兼任,总兵力3179人。
黑龙江都督宋小廉接到电令后,在省都督府秘书厅设立筹访处,并调动部队监视、控制扎赉特旗。
十二、扎赉特旗巴特玛拉布坦宣告撒消“独立”
民国元年8月25日,黑龙江都督宋小廉向科右前旗等三蒙旗发布蒙汉文兼有的《为札萨克郡王旗(即前旗)谋乱进兵攻剿恐他旗惊疑通告》。《通告》宣布:“龙江省均与乌泰旗地相接,为免乱兵窜入,将重兵驻扎保护,以防祸患。”暗示各旗札萨克在此时此刻,应做出明智的抉择,如动乱必遭省防军镇剿。宋小廉指派候补知事张毓华前往旗贝勒府拜会札萨克贝勒巴特玛拉布坦进行规劝。8月29日,陆军马兵三营管带德楞额奉命率本部马队三营、炮兵一队包围了旗贝勒府巴彦塔拉,“以保护为名,实行监视,相机办理”。为了使规劝达到预期效果,黑龙江省府经蒙藏局阿穆尔灵圭亲王提议,特邀杜尔伯特旗阿穆尔沁格勒图喇嘛(是巴特玛拉布坦的胞叔)、管旗章京乌尔图那苏图、伊克明安旗辅国公巴勒济尼玛等3人,前往旗贝勒府,与张毓华共同规劝。当时,巴特玛拉布坦的庶母巴旺玛极力反对“独立”,她对巴特玛拉布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重兵压境的形势下,年幼的巴特玛拉布坦感到很惊恐,又得知乌泰动乱之举连遭惨败,形势急剧逆转。遂接受了劝告。
9月初,母子俩在省署官员的护送陪同下,启程赴省会齐齐哈尔。途经鸭绿河时,遭到俄国军队的阻拦,声称:“奉俄国政府命令查询,因何进省?……如系胁迫,俄兵可护送回旗”。随行的旗贝勒府官员出面理论,俄国军队只好让路放行,但又尾随数十里路后方撤离。巴特玛拉布坦陪同庶母到齐齐哈尔省署后,即会见都督宋小廉。宋都督晓以大义,促其下定了决心。
9月12日,巴特玛拉布坦在齐齐哈尔宣告扎赉特旗撤消“独立”。
黑龙江省“不费一兵一饷,未伤一人一命”,使扎旗的“独立”问题得到和平解决,足见旗政主持者在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的抉择是多么重要。一个撤消令,使全旗避免了一场难以预见的兵燹之灾,各族群众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局势迅速稳定,“蒙汉安绪如初”。
扎赉特旗宣告撤消“独立”,亦使乌泰失去了一个盟友,处于孤立的境地。
十三、东三省防军平息动乱
民国元年(1912年)8月22日,奉天后路巡防队统领官吴俊升部等东三省各部队奉命开始全面武装镇剿乌泰、拉什敏珠尔的动乱,战斗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域全面展开。
第一路,吴俊升、王良臣部驰援开进洮南府后,用9门大炮向围城的蒙兵轰击,官兵们用新式快枪同时射击,火力很猛,蒙兵难以抵抗很快溃逃,首先解除了洮南城府之围。二营管带右得山、三营管带刘锡武部又乘胜追击,击溃城南东大桥、城西北老爷庙的蒙兵,扫除了城西30公里的窑基地,城南30公里的白虎店等地动乱队伍的巢穴和13道防卡,彻底解除了洮南府之围。乌泰的中路动乱队伍失败。
第二路,彻底解除洮南府之围后,奉天右路帮统王良臣指挥马家3个营,从洮南出发分东、西两路推进,在靖安县(白城市洮北区)境连续攻克蒙兵据点。乌泰的左路动乱队伍失败。
第三路,8月下旬,马家一营管带诺门巴图率部开进醴泉县 (突泉县)境,赵尔巽电示:喇嘛庙勿轻易攻击,占据后不可焚毁佛像,经物须加以保护。”9月8日上午11点,诺门巴图指挥官兵在县警扑队的配合下,攻取了嘎钦庙,俘虏蒙兵、喇嘛40余人;又在庙东山峡的7间密室中,搜出右路“元帅”嘎钦喇嘛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及护兵、女仆等十几人,安抚后全部释放。随后,又相继拔除其它各蒙兵据点。乌泰的右路动乱队伍失败。
东三省防军在平息动乱中发生的主要战斗有:
镇东县城之战 8月20日镇东县城失陷后,吴俊升命马家一、二、三营所属骑兵600余名,急驰救援,沿途拔除蒙兵哨卡5处。8月25日,向县城发起攻击。城内蒙古兵丁为轻取县城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毫无戒备,突然听到人喊马嘶,枪炮齐鸣,顿时惊慌失措,弃城向东逃窜。县城当日收复。县知事陆庆增返任后,成立善后事务所,招回安置难民千余人。
瓦房之战 瓦房是洮南的一座较大的繁华集镇,集中了许多蒙古兵丁在此掘深壕据守,为乌泰中路动乱队伍的前驱所聚要点。蒙古兵丁们头缠黑布,说是开了“杀戒”,还有喇嘛念经助战。9月12日,吴俊升指挥马家各营分三路向瓦房镇发起攻击。炮火轰燃了蒙古兵丁盘据的据点和营房,“火光冲天”。炮火中,蒙古兵丁们慌乱成一团,喇嘛急忙奉经念佛,乞求神灵保佑,但无济于事,纷纷向葛根庙方向溃逃。瓦房镇于当日下午5点克复。
葛根庙之战 葛根庙是清末民初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地区最大的喇嘛庙。8月19日始,葛根庙成为乌泰“独立”动乱的总指挥部和大本营。葛根庙墙垣高厚坚固,“聚精锐,四散设伏”,科右前旗贵族及其家眷大部居住在各寺庙中。从镇东县溃退的蒙古兵丁、逃难者共2 000多人,聚集在各寺庙周围,搭起的“天幕”和蒙古包连接起来绵延数里。各寺庙的喇嘛们天天烧香唪经,迎神送鬼,祈祷上苍,保佑乌泰的“独立”之举成功。在这喧嚣声中,又迎来了瓦房之战的溃败者,各寺庙顿时陷入一片混乱。第六世葛根罗卜僧勒布希德特布丹扎拉森“元帅”下子道“法旨”,说有外蒙古活佛的援军,能得到武器弹药等等。他要求大家镇静,拼死抵抗。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年仅17岁的活佛“元帅”惊慌失措的样子比谁都厉害。9月13日夜,吴俊升命马家各营向葛根庙发起攻击,各寺庙的守护兵丁拼命抵抗,战斗十分猛烈。交战中,曹管带小腹中弹身亡,石管带因坐骑中弹坠落马下。吴俊升急令炮队将大炮架设在庙南盂西哈达山顶上,炮口对准葛根庙猛轰。第一发炮弹在寺庙中爆炸,第二发炮弹炸塌了梵通寺大殿的西南角,殿脊上的铜顶子被震落在地。这被活佛、喇嘛们视为“不祥之兆”。此时,“法旨”佛咒完全失灵了,“外蒙古活佛的援军”也无踪影,动乱者从“元帅”、“统领”到众蒙古兵丁都知道大势已去,便在夜幕中一哄而散,纷纷逃命。14日凌晨2点,葛根庙被攻克。吴俊升部队的士兵冲进葛根庙后,乘机抢劫庙内的银铜器具;在乘胜追击中,杀伤不少无辜的喇嘛和群众。
王府之战 清光绪七年(1881年),乌泰袭郡王爵后,旗王府从席喇布尔哈苏王家豪沁(乌兰浩特市北郊永联嘎查)迁至斯力很努图克台伯力屯(斯力很乡向阳村),距葛根庙4公里。守护的府兵很少,不堪一击。吴俊升命令用大炮轰击,“枪炮齐鸣,炮火延烧王府”。乌泰见屡战屡败,大势已失,便在“十八罗汉”等亲兵护卫下,放弃王府,连夜逃往王爷庙。吴俊升部马步各营官兵乘胜紧追至王爷庙。乌泰率亲随百余人冲开后墙,连夜逃往索伦山。
镇国公府之战 科右后旗王府设在察尔森,因旗札萨克拉什敏珠尔为镇国公衔,故亦称镇国公府。9月18日,黑龙江都督宋小濂命令管带王伯龙率300余人协助奉军攻打镇国公府。首先攻打印君府(即协理台吉之首掌印协理台吉驻地)。这里“聚有精锐重兵”,连攻3次未能得手。后用炮击,从东面派马队“伪用蒙旗诈近”,后续马队一拥而上,攻克印君府。从印君府至镇国公府无路,仅有宽不足8尺的小山道,上有山险下有河流,旗王府兵“节节设卡严防”。奉军用炮火做前驱,派马队袭击公府背后。拉什敏珠尔见败局已定,下令“自行焚毁”公府逃散。有抵抗者,大部被歼灭。奉军、黑龙江军官兵从镇国公府里缴获“大蒙古国三军司令旗”1杆,各种三角旗5杆。拉什敏珠尔在混乱中带少部分亲随败逃索伦山。
从8月22日至9月30日止,经过大小战斗30次,东三省防军彻底平定了乌泰、拉什敏珠尔的“独立”动乱。参与动乱者死伤757人,释放被俘者920人,缴获各种枪支237杆;东三省参战部队官兵死伤74人, 无辜群众死伤2556人;毁坏房舍2000余间,一些商号货物被抢,计损失白银1.37万两、银洋6.66万元。动乱区域内的农牧业生产和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括遭受到很大的破坏。
从10月5日起至11月15日止,参战的东三省防军各自撤回原防地。
十四、孙中山先生的呼唤
孙中山先生注意到了清末和民国开国之初,蒙古地区政治形势的复杂性。封建王公贵族和上层僧侣,在民主革命的冲击下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部分上层人士,挑起了“泛蒙古主义”旗帜,投靠沙俄搞起“独立”活动,构成了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危害,而这个阶层是有一定规模的。他们有着牢固的政权与神权相结合的封建基础。孙中山先生对这样的态势表示关注、忧虑和不安。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和中外关系,制定灵活适宜的政策,是摆在孙中山先生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针对这种态势,孙中山先生积极倡导“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他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愿中国“五大民族,相亲相爱,如兄如弟,以同赴国家之事”。孙中山特别强调,实现这种民族关系的基础是“五族共和”。孙中山的这种民族观,成为南京临时政府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纲领。他在就职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希望西藏蒙古各位活佛王公认清:“政体虽更,国犹是国”,在维护中华版图完整的前提下,实现全国的共和。他在191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特别提醒蒙古王公活佛们注意,“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不可倚赖”。盼望王公活佛们关怀时局,眷念桑梓(古时家乡的代称),派出代表到南京,“参议政要”。孙中山先生说,在坚持上述原则基础上,对蒙古王公联合会提出的不变动“蒙古制度”的要求,同意让步。这种妥协,当然是以取消哲布尊丹巴活佛型的“独立”和乌泰型的“独立”为前提的。
当中国“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以后,驻京的内外蒙古王公们,以贡桑诺尔布、阿穆尔灵圭等为首,以外蒙古86旗、内蒙古49旗代表的名义,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代表蒙古王公的利益登上政治舞台。成立之初,持抵制共和的态度。当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必须废除,实现共和已成为全国政治潮流的时候,蒙古王公联合会顺应形势,随风转向,改变立场,于1912年2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表达对共和的妥协愿望,唱出“赞助共和”的调子。
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满汉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共7条。这个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十分明确的表达了民国政府对蒙古王公的政治态度是妥协和让步,其核心内容是维护蒙古王公贵族的私产、王公世爵制度“概仍其旧”、对喇嘛教信仰自由。蒙古王公联合会于2月12日看到文件后,立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表示欢迎和接受,并立即代表内外蒙古王公发表声明:“诸王公赞成共和”,今后,“同建民国”。3月24日,派出代表前往库伦(即乌兰巴托),劝说哲布尊丹巴活佛取消“独立”。以此为起点,内外蒙古王公贵族阶层,开始明显地分化,以蒙古王公联合会为代表,团结绝大多数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拥赞共和,高举爱国的旗帜,与各种形式的民族分裂势力 展开了斗争。8月19日,民国政府发布《蒙古待遇条例》,共9条。《条例》规定“各蒙古王公原有之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蒙古各地呼图克图喇嘛,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蒙古王公世爵俸饷,应从优支给”……。
1915年6月7日,中、俄、库伦政权三方代表在俄国境内的恰克图签订《中俄蒙协约》。协约中“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国。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的—部分。”6月9曰,外蒙古宣布撤销“独立”,解散“大蒙古国”。中国政府声明:于《中俄蒙协约》签字日,中华民国特准:“将所有附从外蒙人员,照旧在该地方自由往来居住。”这一声明,为乌泰等在“独立”失败后逃往库纶的王公贵族喇嘛回归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和十分宽松的政策保障。
十五、乌泰、拉什敏珠尔回归恋放土
1912年9月l7日,乌泰、拉什敏珠尔等人败逃至索伦山后,俄国驻海拉尔领事派出军队将其接到海拉尔。乌泰“痛恨俄人失信”。俄国领事百般安抚、劝慰,赠给乌泰3万卢布表示“关怀”。11月初,乌泰、拉什敏珠尔与第6世葛根活佛一行百余人在俄国军队的保护下,乘火车赴库伦(乌兰巴托)。到库伦后,乌泰被委任为“蒙古国刑部副大臣”,拉什敏珠尔被封为“郡王”。
《中俄蒙协约》签订、中国政府声明发布后,滞留在库伦的内蒙古王公贵族喇嘛中,逐渐出现了悔罪回归的潮流。1915年10月初,拉什敏珠尔首先向蒙藏院呈文,承认做了“违背同胞之义,悔之何及”的错事,表示“将故妻之灵柩存留库伦,并将跟役人等遣回乡里,率领孤子先行进京,拟请觐见。蒙藏院核议,请奉天省派员护送其进京。10月13日,大总统接见后发布命令:“拉什敏珠尔当国体初更……现悔罪投诚,赴京请觐,实属倾心内响,著先行开复镇国公原爵。”11月29日,令其留京任陆军部顾问。1916年9月5日,拉什敏珠尔故于北京。
1915年8月9日,乌泰向奉天省发出信函,表示回归之意。10月下旬,省署提出7项条件:一、赦免以前各罪;二、开复爵秩归还各不动产;三、入京觐见后职任由大总统决定;四、遣散带回来的兵丁及武装;五、不能与外国人交接;六、政府保护回归者生命财产;七、不得私自处理各不动产。乌泰全部予以接受,偕同第6世葛根活佛等兵丁从库伦启程回归,于10月末到海拉尔。奉天、黑龙江两省派出官员送去2万元作为随从人员回本旗的安置费,另拨1000元给乌泰做进京路费。11月4日,乌泰到京后将请觐文呈交大总统。当日,大总统令开复其郡王原爵。12月2日,令其留京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赐官邸1所。北京报界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乌泰输诚来归,待遇极优”,“令人感慨”!
乌泰眷恋故土,于1818年1月请假从北京回到科右前旗王府,与亲友度过春节,并清理在执政时遗留的一些旗务。11月底返回北京官邸。1920年4月,乌泰请假去五台山进香,但由于疾病缠身未能成行,于5月6日丑时病故。大总统指令,按故郡王例致祭品牛犊l头、羊6只、酒7瓶,祭文用蒙汉两种文字印发,拨给“赙银”1200两。遗体依其遗嘱葬于山西五台山。(全文完)
(作者单位:内蒙古科右前旗党史地方志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