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首次组织专业考察团于2002年9月20日—10月4日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学术访问和考察活动。考察团由天津、黑龙江、安徽、陕西等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组成，中指组秘书长单天伦为团长。考察期间，访问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国立图书馆、澳大利亚皇家历史学会、新南威尔士州档案馆、悉尼大学图书馆，在黄金海岸拜会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吴缉华教授夫妇，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拜会了纽西兰中华文化中心主席、《亚洲时报》社长孔东博士夫妇。现将考察情况汇报如下：  

一、澳大利亚、新西兰地方史志和年鉴编纂与研究的基本情况

澳大利亚国土面积768万平方公里，是世界面积第六大国家。人口1860万，其中城市集中了全国人口的72％，是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1770年4月29日，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率“努力号”在东岸植物学湾登录，并沿东海岸西上，宣布整个澳洲东部归英王所属。1788年1月26日，首任总督亚瑟·菲力浦率“第一舰队”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开始了殖民统治。这一天成为澳大利亚建国纪念日。    

新西兰是南太平洋的岛国，国土面积27万平方公里，人口360万，约85％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也是高度城市化的国家。1769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及其船员成为首先踏足新西兰土地的欧洲人。1840年2月6日，新西兰土著  毛利人与英国王室签署了《怀唐伊条约》，使新西兰成为英属殖民地。这一天成为新西兰建国纪念日。             

澳大利亚、新西兰建国时间不过一、二百年，与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和系统的史志编纂传统相比，这两个国家对本土历史的编纂和研究显得既不系统和又缺乏规划性。但受欧洲文化的影响，他们对文化的重视和研究也有自己的特点。

1、重视对本土历史的研究，澳大利亚各州都有编纂地方史的组织

在悉尼，我们访问了澳大利亚皇家历史学会，这是新南威尔士州编纂和研究地方史志的组织，成立于1901年，是澳大利亚成立最早的历史学会。在该会资料室，我们见到了类似我国地方史志的书《新南威尔土州志》。据该学会秘书大卫·路易斯介绍，不仅每个州都有这样的组织和史志的编纂，而且还有行业的专门性组织，如教育、宗教、军事、运输、家族、移民等，也在从事专业性的史志编纂，并有全国性的总志。这些组织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互相交流情况，研究等问题。会议由各州轮流组织。他们除了承担州史的编写，还承担国家政府部门或家庭史、家族史及专业史志的编写。

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州档案馆，我们了解了档案资料的收藏和利用情况。新南威尔士州档案馆有政府各部门和法院、学校、医院等单位提供的资料，除少数因涉密等原因，多数资料都向公众开放提供查阅。据该馆的工作人员林德赛·艾伦介绍，来这里利用档案的多数是研究人员、作家，如做地方史、家族史、家庭史研究和撰写历史书的人，他们经常来，有些人持续几年的时间。   

对于年鉴的编纂，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年鉴》，新西兰有《新西兰官方年鉴》，是反映两国概况的。但地方年鉴较少。   

2、多元文化，兼容并蓄

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移民国家。由于世界多民族的不同文化背景，使澳、新两国不得不放弃“白澳政策”，实行多元文化，但实际上仍然是欧洲文化为主体，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影响，而亚太文化的影响是其中重要因素，华人重视编纂与研究史志的传统也同样产生了影响。   

关于研究澳洲历史的书，近年有袁仲明《澳洲华人史》，刘纬平《澳洲华侨史》等著作。昆士兰中国人协会还组织编写出版了《多元文化园地的耕耘者———昆士兰华人社区杰出人物选》中、英文版，介绍昆士兰州华人对澳洲的贡献。在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一方面的中文书，如近人卫聚贤《中国人发现澳洲：论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王省吾《澳洲的发现与清代中国人对澳洲的认识》，论述了中国人对澳洲的发现及中国人的观念。早在1432年(宣德七年)的中国明朝，郑和船队第七次下西洋时，就到达了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达尔文港，比历史上第一个到澳洲的葡萄牙人曼德撒(于1521年-1532年在澳洲东部探险)早了将近100年。据说这一观点在澳洲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在该图书馆，

除了澳大利亚史等方面研究的著作，也有以“志”命名的书，如祝天明《大洋洲列国志》，介绍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概况，并有很多图片。虽以“志”命名，但似乎侧重旅游。薛继土熏、谭继纯合译的《澳洲新志》，该书译自英国牛津大学一位学者的著作。从目录看，似乎与我们的志书篇章较为接近。  

在奥克兰，孔东博土介绍，类似中国地方史志的编纂主要在华人圈子。1996年，纽西兰中华文化中心出版了由孔东博土主编的《地方史志及编纂论文集》，收录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一些学者的文章，介绍了中国地方志编纂的传统，地方志的功能与志书的价值，新编地方志的成就等，这对中国地方志向海外开放很有助益。   

3、注意保护文物，强调学术研究与本土结合

澳大利亚、新西兰对文物和环境的保护意识特别强，两国建国一、二百年，不少建筑被完好地保留下来，如各地早年的市政大楼、议会大楼、当年的街道建筑等。对这些古建筑，国家有明确规定，不许随意拆建和破坏。我们所到之地，都见到不少。新西兰的奥克兰早年的市政府大楼至今保存完好。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早年的市政大楼不仅还在办公，而且经常举办各种展览，供人参观游览。墨尔本市百年以上的建筑随处可见，如维多利亚州议会大厦，1901年联邦政府成立，1913年在此召开首次联邦议会，一直到1929年之前，联邦议会基本都在这里举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现在仍在使用。墨尔本大学校园里的建筑物，祖孙“四代同堂”，既有百年前的英式建筑，又有非常现代的智能大厦。每座建筑上都标明建筑年代。墨尔本还有一特别的景致，称为“楼中楼”。这座楼从外面看是一个很大的商厦，进到里面，却见党中央空间很大，将一座百年前所建的兵工厂楼房包在其中，而且里面仍作商店使用。悉尼有一条街，都保留着当年的英式建筑风貌。我们访问的皇家历史学会办公楼，建于联邦政府成立的 1901年，现在还在办公使用，并且在每年的国庆日向市民开放。为了提高国民素质，澳大利亚、新西兰几乎所有的博物馆、纪念馆、公园等公共设施以及市政厅、国会大厦都是免费开放的。                             

我们所见到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城市，都建在丘陵地带，城市规划和植被都十分宜人。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成立，墨尔本和悉尼争作首都，联邦政府决定在两市之间的堪培拉(土语，意为“聚会的地方”)建都，并向世界招标设计方案。在众多的方案中，美国设计师格里芬的方案中标。1913年破土动工，1927年竣工，同年首都从墨尔本迁至堪培拉。90年来，堪培拉的市政建设一直遵循着这一设计方案，使堪培拉成为世界著名的园林城市，可与日内瓦媲美。悉尼歌剧院和悉尼大桥是澳大利亚的象征。悉尼歌剧院白色的外表，建在海港上的贝壳般的雕塑体，象风帆，更象花瓣，一直令人叹为观止。悉尼大桥是得到世界广泛赞誉的拱形钢铁大桥，它成为连接悉尼南北的空中长廊。桥高134米，万吨巨轮畅通无阻，桥面宽49米，8条汽车道，两条火车道，两旁还有人行道。大桥竣工于1932年。70年过去了，当年设计的车流量正好适合现在的实际需要。   

受欧洲传统学风的影响，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学者十分重视原始资料的真实性。澳大利亚各州立图书馆、档案馆负责收集澳洲本土历史档案资料，政府制定一定的标准和计划。除了政府各部门的档案资料，教会史料、移民史料、地契等都有保存。国会活动记录，也存有一套完整的资料，过一段时间向公众开放。在与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中文系主任贺大卫(David Mials Hoom)教授座谈时，贺大卫教授说，中国老一辈学者重视宏观研究，西方重视微观研究。我们澳大利亚过去主要也是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现在也开始注意东方的理论和方法，更特别注意同本土的情况结合，创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   

二、澳大利亚、新西兰相当重视对中国地方志和年鉴的收藏与利用

我们通过访问墨尔本大学图书馆，悉尼大学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在黄金海岸会晤了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教授吴缉华和夫人於葆芳(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职员)，使我们对澳大利亚收藏和利用中国地方志和年鉴的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墨尔本大学图书馆收藏全套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收有民国以前的旧方志2千余种)，对新编地方志的收藏，范围涉及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市、县三级志书以及部分年鉴和专业性的志书。收藏《安徽省志》25卷，地市县志52部，年鉴等地情书16部。据贺大卫教授介绍，该校计划将亚洲研究院建成澳大利亚亚洲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他认为地方志和年鉴是研究中国的最好最可靠的资料。该校图书馆很注意中国地方志的收藏，今年学校已拨款3万澳元，购买贵州、湖南、广西、四川、山东、江苏等地的志书，明年学校计划拨款6万澳元，购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志书。在对中国方志的利用上，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有一批学者从事中国社会、民俗、建筑、方言、民间文学及区域方面的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大多来自地方志。

悉尼大学图书馆东亚部收藏中国新编地方志不多，而且比较零散。但也藏有台湾出版的全套《中国方志丛书》。利用者主要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

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对中文书的收藏，是南半球国家最多的。对中国地方志的收藏，除了藏有台北出版的全套《中国方志丛书》，还收藏有一批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转道美国后运回台湾的善本书的微缩胶卷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地方志全部微缩胶卷。对新编地方志的收藏也比较丰富。特别是对《安徽省志》、《河南省志》收藏齐全。而对地市县志收藏则比较薄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可以说是澳大利亚研究汉学的中心，对中国地方志和年鉴的利用是很重视的，过去有一批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等学科的学者，并招过一些博士班的学生。据说近些年由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不景气有减弱的趋势。

从总体来看，澳大利亚学者已经普遍认识到中国地方志所蕴含的资料价值、学术价值，但在收藏上，中国地方志新、旧志确有一定的差距。澳大利亚普遍对旧志的收藏相对比较系统，而新编地方志却收藏较少。据了解，造成新编地方志收藏困难的原因，主要是购书渠道不畅和经费趋紧。对旧方志的购买，他们主要通过香港和台湾书商，因为以往澳洲与这两个地区的文化交流活动较多，所以购书渠道比较顺畅。相反，由于我们对外学术交流活动没有开展，使新编志书的交流几乎处于封闭状态。1995年之后，我们的新编地方志出版已进入丰收期。对这一点，我们所访问的几个单位几乎都不了解，他们也看不到我们出版的书目。其次，购书要通过书商，而书商把价位抬得很高，所以出于经费的局限，也制约了他们对新编地方志的购买。

这次出访，考察团全体成员一致认为有很大收获，不仅是新编地方志工作开展以来指导小组第一次组团，标志着中国地方志对外学术交流活动的起步，更重要的是宣传了中国地方志文化传统和新方志事业的伟大成就。总的来说：

1、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

这次访问，使我们初步了解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地方史志编纂研究的特点、社会文化风气。他们以人为本的观念，对文物、环境的保护以及对国民素质的重视、对人民文化的熏陶，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索弗仑金山采矿博物馆，为了让后人了解淘金矿工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早年矿工们劳动生活的地方、当年的市镇、矿区、矿井、华人矿工的中国村等，不仅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且还制作放映以第一人称讲述华人淘金矿工奋斗血泪史的电影，可以说是声像化了的地方志资料。在新南威尔土州档案馆，林德赛·艾伦先生向我们介绍了他们不久前花1万澳元在伦敦拍卖会上购买的早期英国移民史料，让我们参观了该馆运用现代化手段保护和珍藏的珍贵档案。他们的有些政策措施和方法，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是可以借鉴学习的。这些是我们方志工作者封闭在国内所不能了解到的。                           

2、建立了初步的联系，结识了朋友，广泛宣传了中国新编地方志的成就

考察团所访问的大学、图书馆及有关部门和学者，都建立了初步的联系，结识了一些朋友。我们所到之处，对于中国地方志编修的传统、新编地方志的编修组织、国家的重视都作了介绍，广泛宣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编地方志工作和成就，引起了他们的广泛兴趣。考察团各省市的成员与他们洽谈了交流方法和志鉴购销渠道，使新编地方志对外开放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3、增强了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通过这次交流，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地方志的价值，在国外学者中得到广泛认同，特别是在华人学者中影响更大。他们普遍认为地方志和年鉴是他们研究中国、了解中国的重要载体。他们在购书渠道不畅的情形下，还花了那么多的财力、物力和精力去购买地方志、年鉴，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做好地方志工作的重大责任，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4、增强了爱国情结

这次出访，了解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一些情况，既看到了他们的长处，也看到某些不足。我们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快速发展，国力国威和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产生了深刻的国际影响。我们所见到的海外华人，无论是新近移居海外的，还是华人后裔，他们都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稳定富强。他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达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他们在海外生活政治环境改善的依靠，他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而骄傲。如墨尔本市的市长和悉尼市的副市长，是由华裔人士出任的。我们深感海外游子的爱国情结，增强了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爱。

三、进一步扩大地方志对外交流的建议

l、要进一步加强对外学术交流

考察团的同志一致认为，地方志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大有益处，很有必要。建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今后进一步加强对外学术交流工作。不仅要走出去，还应组织召开一些国际性的学术会议，邀请有关的史志学者、地理学者、社会学者、民俗学者和图书情报部门的人员参加，使中国地方志真正走向世界。

2、要开辟志书对外发行渠道   

地方志机构要积极地加强对外宣传，自主地拓展志书对外发行渠道，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购书单位的负担，使地方志在世界各国发挥作用。我们在一些图书馆看到台湾收集出版的旧志比大陆的多得多，甚至以蒋经国基金会的名义赠送对方，深感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建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成立志鉴交流中心，沟通国内外的志鉴交流。

(此文根据考察团集体研究的材料编写)

（摘自《安徽地方志200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