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三次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地方志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至少已有了近5000部志书，又有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的资料积累，还有了现代化的修志手段。既然基础不同了，条件不同了，任务和要求也要有所不同。对于续修志书和新一轮的修志工作，在质量上应该有新的更高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要把精品意识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一切工作都以出精品为纂修志书的基本精神，不要在数量和速度上做文章。”梁滨久先生在《加强对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战略研究》一文中（见《黑龙江史志》2002年第六期），提出“续志精品战略”，把出精品这个基本精神提到战略高度。笔者读后认为，为实施精品战略，必须把全面反映“三个代表”生要思想作为思维基点，并自觉增强几种精品意识。

一、把全面反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思维基点。

“三个代表”生要思想也作为续志指导思想，写进凡例第一条中。但作为思维基点，在书中予以全方位反映，却先需要澄清一点模糊认识，因为有的认为“三个代表”是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提出来的，这年未在断限之内，或属断限之末，全面予以反映能做到的吗？

上届修通志，都明确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那么“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个概念的提出和确立，有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地位，毛泽东的领导核心作用开始形成。逢1941年3月至1943年7月，先后有张如心、刘少奇在各写出的文章中，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1943年7月8日，王稼样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945年4月下旬开始如开的“七大”上，刘少奇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思想。”于此可知，毛泽东思想并非只是毛泽东一人之思想，是1935年以来，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将领导中国革命的各种实践，予以归纳和升华而成的理论体系。

2000年，江泽民视察广东省高州市期间，提出“三个代表”这个概念，并在“七一”讲话和“五卅一”讲话中，全面阐述其内涵和辩证关系。与“毛泽东思想”同理，并不是提出以后才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是改革开放以来，先后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改革开放各项实践的归纳和升华。也正如科学这个概念其中一个涵义：是发现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东西。1989年以来的飞速发展变化，更充分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成为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续志断限也恰是这重要思想形成并确立的阶段。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务是指对社会的全面管理。反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是只在政治类编章，因为其实践包括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包括各种经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以及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所以在每个记述单元中，都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作为思维基点，在采撷与选用资料以及编撰行文等一系列工作中，都以其为指导。

二、使上届实践升华为理论指导的科学研究意识。

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是一种知识形态。它又是技术的归纳和升华，是实践的抽象化、理论化，其功能是“是什么”“为什么”“能不能”。上届修志中，许多同仁能自觉对传统方志学进行研究，研究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发现古旧时修志的思想和方法“是什么”“为什么”和“能不能”。进而对起码是近百年来的客观事物，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衡量，决定新方志“做什么”“怎么做”“做出来有什么用”，即创造纂修新方志的技术方法。

李铁映同志说：“既然基础不同了，条件不同了，任务和要求也要有所不同。”他提出了一定出精品的要求，就应该继往开来，更深一步对上届修志的思想和方法再予细密研究。便能发现上部新方志“是什么”“为什么”和“能不能”，进而发明“做什么”“怎么做”和做出来有什么新的用处。这便是方志学和其他一切学科认识与实践辩证逻辑关系。讲续志精品意识，如此研究当是其他诸种意识之前提。

有副名联：“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方志学当然也是如此，如不与时俱进，仍照上部书的方法套编，一定不能适应已发生显变的形势事物，那就是退步。作为方志工作者，尤其是曾参与上届修志的老者，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反思，将上届实践的感性认识予以归纳和升华，成为与时俱进的新理论，进而使之演绎，具体化，实用化，发明出新的方法技术。如此便是“今朝续志，非同古事，与时俱进，探得新是”，形成方志学科体系的战略性思考。老同仁们这样做就一定“心似平原走马易放难收”。如仍任主编、主笔，或当顾问、参谋，也就能有韬有略，或受顾而能过问，作参而有高谋。上届虽也参与了但并未真正进入角色者，以及属新手的，更应记取理论先异不足，以致“根底浅”、“腹中空”之教训，切切实实虚心反思学习。

三、在研究学习基础上，有胆有识，勇于创新意识。

出精品靠新思路新方法，创新意识是各种意识的总鉴。不妨再引录一副名联：“浮躁一分到处便招尤悔；因循二字从来误尽英雄。”正如李铁映同志所说：“要以出精品作为纂修志书的基本箱神，不要在数量和速度上做文章。”就是要切忌“浮躁一分”和“因循二字”。上届有的急于出书，固然精神可佳，但有的有点浮躁，并未真正进入角色，未对修志思想和实践方法进行深入探究，只是很粗浅地知道方志是横排竖写，于是匆匆横排出篇目，又匆匆竖写起来。并不清楚这是“傲什么”  “怎么做”  “做出来有什么用”。“摸着石头过河”，但并不晓石头的大小和多少，更不晓其位置和深浅时时在变化，就难免溺水之险。所以有的书硬伤很多，软伤更比比皆是，出书后不免尤悔，在上届后期不得已而返工重修，也有的列入新一轮中重修通志计划。

 新一轮修志，因为时代与地方特点大变，一定要记取上届教训，切不可因循上届旧路，必须再度创新。创新的思路方法，各部类篇章不会相同，如总览全书的概述，上部书多是分五个层次：勾勒地方主要特点，交待各业网络结构，描清事物发展脉络，指出存在主要矛盾，策论发展前进方略。续志就不宜照套，理由是：上部书是贯通历史长河，自有积淀己很久的地方特点，和长期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形成的闭锁性网络结构，且因为长河之水时东时西，时缓时急，形成的脉络曲曲折折又粗粗细细，所以都用大量笔墨予以展现。这类历史特点在当代已经淡化或基本失去，改革开放使各地方互通互补，闭锁性结构已被打破。讲新特点，主要是在一定地域之内，相邻地方的差异。所以第一、第二层次不会有那么多内容。第三层次却有极为丰富的内容，新事多多，好事多多，新矛盾困难也多多，但新事好事与新矛盾困难同在，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约，就不太必要将矛盾困难独作一个层次。如此，基本上是两种内容，一是充分说明发展变化，展示各类辉煌成就：二是明示主要矛盾困难，策论继续改革方略。再者，因为就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这一条线，题名《发展变化述略》更为贴切。   

全书唯一纵线的大事记也有创新必要。有的曾表示不再设大事记，理由一是断限短，大事屈指可数：二是只一条主线，无所谓“变古”与“非常”。这种设想很带片面性。近10余年中的深度改革就属大变古，许多新事物当然非常，而且有许多看似小事，但属“意有所示”或“后有所因”，如引进一项先进科技，当时还未显大效益，但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生命力很强。所以，大事记非但不可无，而且大有新意，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衡量，坚持一个“精”字。在方法上，上届有年份与事物类别条数均等说?实际是错误的。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这条主线上，各年份大事绝不均等，应该显见年份特点。再者，上届多 是编年体，是因为事物发展变化周期长。而近10余年中，各种大事都呈飞动状态，开始不久即显见效益，所以应该全用或多用叙事本末体。不要再记成散而平的流水账。另外，还可使其有索引功能。

 篇目设置也要有新的思维?上届修志篇目大多雷同，但当代事物结构甚至其名称大有变化，如先设条目，不会离开上部书的影子，先命题后作文己不适宜。正确的方法是依资料内容而命题。如此，再出的数千部志书，篇目就不会雷同，一定各具特点。所有篇章各有创新文章可做，不再赘举他例。

四、明确方志功能，尤其是增强资治辅政功能意识。

这是创新的一个重要视角，是精品志书之内核。地方志一向讲具存史、资治与教化功能，至近代与当代，又有交流、开放功能，有了现代化修志手段，逐渐使志书实现网络化，更是交流、开放功能方便，快捷的手段。练观这五种功能，存史为前提，具体则是那四种，其中资治是古旧方志监修官和纂修人的主要宗旨，新方志应予继承和发展。古旧地方志被视为“资治之书”“辅政之书”，明代有人提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章学诚强调居官者“以示观美。将求其实用。”所以知县们多把修志作为一件大事，即“知县任内三件事：收赋、断案、修县志。”还有知县“三修“说，即修城、修庙、修县志。在知县们监修的县志中，经济内容如凤毛麟角，唯赋税记得特细。主要是田地税，记耕地数量精确到亩以下六位小数，即分，厘、毫、丝、忽、微。一微土地多大面积?是6．67平方厘米，相当半个火柴盒！涉及国家主权是寸土必争，涉及赋税是寸土必征，“争”与“征”这两个同音字都是政治事项，可见古旧县志记税务实属施政之需。

上届所修新志，记述了大量属于政治的经验和教训。关于改革开放的功能则不明显，因为断限末尾数年属新长征的起步，好比万米和马拉松赛跑，起跑之快慢并无所谓，决定胜负是靠长途中身体耐力和头脑支配力。而近10余年与起步那一刹那大不相同，取得空前辉煌成就，有了大量宝贵经验，但也出现许多新的矛盾，遇到新的挑战。所以说续志大有具资治辅政功能的内容可记，应该强化这种意识。

体现资治辅政功能，并非只是政治部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务泛指对自然、经济、文化、社会一切事项的管理，公务员就是社会管理员，各篇章编撰都要有为公务员提供参考的意识。

在发展变化述略中，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思维基点，加大策论继续改革方略成分，使之述而有作，作出新知高见。还有各编章的综述，上届只是本编章所记事物主提要综合，却综而未述，续志中则应也含述的成分。在各大小记述单元中，也应该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寓议于叙。如此全书中既有宏观性策论，又有分述，还有微观性小议，自然就在广度与深度上增强了资治辅政功能，对许多事物的客观记叙，本身就有资治辅政功能。如记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发展变化状况，有利于开发利用和管理运筹决策。选录各界人士的重要进言献策，还有杜情民意、街谈巷议等也是资治辅政价值不可低估的资料。

再者，资治辅政并非只是对官而言，官也是百姓，只是在一定任期内担负公务责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有监督和参政议政责任，广大平民百姓都有权力和义务管理社会事物。

 五、“大事则书”，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尺精选资料意识。

 这也是出精品的重要条件。宋代徐无竟所论“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则舌”，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分析认识，从出精品出发，仍然能够成立，前三者很明显，当代改革开放力度很大，就是变古，就是非常，从后两者看，有许多新事物开始发生在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家庭成员中，人尚不注意，但能予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大方向，有“三个代表”功能，便是“意有所示、后有所因”。   

按毛泽东哲学思想分析研究徐无党的“大事则书”，便是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典型事物。毛泽东提出的“解剖麻雀“法，就是典型调查方法，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麻雀虽小，却肝胆俱全，所以要了解麻雀的机体构造特性，只需解剖一两只麻雀，而不用分析每只麻雀。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矛盾的基础，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普遍方法。

续志志当代，各类事物记忆犹新，甚至历历在目，这种情况既为利但也可能是弊。论其利在于亲历亲见或亲闯，对事物在社会生活中位置，对社会发展变化起的作用，比较清楚，选用起来能得心应手?恰到好处。论其弊也在于“三亲”，但仅限于耳目之浅薄感觉，缺乏对其性质、功能的研究，未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思维基点，于是不分大小轻重，凡事必记，有闻必录，把“非此五者”的也塞进志书，使断限仅10余年甚至不足10年的一部志书，又是一二百万言，书呈厚重，却可能是精品意识淡薄的产物。

六、正视并敢于触及主要矛盾，反映百姓的忧患并警示意识。

这是强化资治与教化功能意识的一个切入点。必须坚持一条原则：坚持奏响社会发展变化的主旋律，浓墨重彩地表述辉煌成就，也不回避客观存在已成广大百姓“热门话题”的主要矛盾和困难。反映主要矛盾和困难，自在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新的思维和方法予以解决和克服，创造新的辉煌，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旧方志多不记社会主要矛盾，尤其不记官场腐败。当时一些学者并不认同那种做法。李泰芬校阅一部志稿后，明确指出方志的实用在于辅政，要求增加记述贪官污吏的劣迹。贾恩绂在其主纂的一部县志中，先用按语方式表述其观点：“志于职官善恶并著!有褒无贬用意虽厚，然有玷官箴者无所忌惮，劝惩之志荒矣。”随之补记了几名贪图私利之官。唐代刘知几明言：“以褒贬为宗，余者皆为枝赘。”意思当然是要有鲜明的褒贬意识，不见是非观念的文字属于“枝赘”，应予砍削。如上所述本是无需争议的。陶渊明笔下的“桃源”，那是他想象的世外一小块净土，而世内得有许多官率民去清除灰尘垃圾。方志展示灰尘垃圾所在，是希望或告诫地方官与百姓去积极清除。

当代面临的主要矛盾困难，包括自然与经济方面，也包括政治，文化与道德方面。关于自然资源，由于掠夺性开发，山川面貌遭破坏的并不很少。加之洪水、沙尘暴的肆虐，一些国土资源失去郁郁葱葱原貌，动植物生态失去平衡。还有城乡皆有的水、土、空气等环境污染，都使广大百姓产生忧患意识。

改革正处在新旧体制更替阶段，经济成分结构与管理模式，以及就业和分配途径多元化，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也发生一些摩擦冲突。故有的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在建立之中，社会还未能把各类事物统纳入规范轨道，对一些钻空子的失范行为，尚难及时有效制止，在这个背景下，所以出现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和其他流弊恶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已进入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治安问题多，工矿、交通事故频发，还有一些道德败坏行为，以及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滑，下岗职工再就业难等，都已成为反映公众忧患并警示意识的热门话题。党中央领导和确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地方官，也有这种或那种忧患意识，在写文章或讲话中，经常就某问题向公众表述忧患意识，发出警示性呐喊。

续志中反映这类问题，确有思想障碍，如已有人发文直言：“记成绩，掌权人喜上眉梢，若记缺点和问题则很不容易，他们不同意就不能定稿出书。”其实哪位掌权人也不敢说他掌权之地不存在大矛盾困难，不敢说无有那些热门话题．志书中如实反映，确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明智者不会责难编者，不太明智者也无理可讲。对只谋私利而不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者则是举鞭重挞。

解决编撰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障碍，还要靠指导功能的史志期刊，编写发表文稿不该回避这类问题。《中国地方志》原主编诸葛计先生在一次致笔者的信中曾言：“对人人关心的热点事物，不敢正视，不敢触及，志人的良心安在?志书的价值何存?”敢于正视矛盾，指陈时弊，正是对社会发展前进爱的深抗，爱的升华。历史从无私心，俯仰不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孟子·尽心上》中：“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春秋》能寓褒贬于文字之中，后人称“春秋笔法”。)

七、继续体现内容的社会性，明确新方志是官书更是民书意识。

古旧方志因为是纯之又纯为官所用，所以读者面极窄。己出新方志大不同于旧方志，表述对象是推动历史发展变化的人民群众，内容广而又广，所以身份为民比身份为官的读者多之又多，这实在是可喜的社会性变化。续志纂修应再明确并加重社会性意识。

因为深度改革，社会大转型，每一类每一件事物，百姓都是参与者，都有所感知，所以应该面向所有居民，尽力消除部门志痕迹。如上届所修的科技分志，基本上属于部门志，仅限于政府科技管理机构顾及的有限的工作。而近10余年，科学技术发展最为迅速，覆盖面包括自然、经济、政务、文化等所有方面，广大居民无一不享先进科技之福，充分证明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英明论断，就是非常突出的社会性，必须全方位反映这个特点；再如科学研究，上届所修县(市)志中部没这方面内容，原因是没设研究机构。可以肯定地讲，自有人类以来就有科学研究，原始人类利用石器，就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并服务手生活的科研成果。科学不仅是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当代小地方上虽没研究机构，但自觉或不自觉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实在多得很，都在研究社会大转型的万千事物。在处处皆有大大小小的“新聊斋”里，总有人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什么”“为什么”和“能不能”。对国际形势亦然。聊民并没意识到这也属科学研究，但志人应子肯定并高看?广大。人民群众如此研究，价值非同寻常。各种观念形态也随着社会转型在发生变化，涉及每一个有头脑思维活动的人。应把各种观念形态变化这个社会性现象也在续志中用恰当方法反映出来。因为观念形态是行动作为的内因，记述内因是所记事物层次的深化，各类事例都能说明，方志既有官书性，于今更有社会性。

八、“事本飞动”，要有与其适应的“史笔飞动“意识。

清末变法维新思想家梁启超，也是方志学家。他曾讲“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若看亦昏昏欲睡。”主张“史笔飞动”：达到“使看的人要哭则哭，要笑则笑”的效果。这个论点并非只就单纯文采美而言，更是就事物变化本身具有的素质美而言。事物发展变化本来是起起伏伏的跳动状态，如写得呆呆板板，  “人将不愿看，若看也昏昏欲睡”。

当代事物总体特征便是飞动，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真正大跃进。飞动事例举不胜举，如上年还是“摇把子”电话，而且数量极少，下年便变成程控电话，而且迅即普遍应用，我国还成了世界上手机最多的国家。至2002年，许多大学生有手机，于是好事又出现鱼面效应，即课堂上手机信号公害。2001年，大学只有办公教学和科研用的电脑，翌年多数学生自己也有了。

  关于飞动运笔方法试举数例：    发展变化述略不再搞成全而又全的“大拼盘”，也略去一些事物的渐变过程，只记象征性大变事物。

  前述创新意识中所举大事记写法，不用或尽量少用编年体．只用或尽量多用记事本末体，道理也在于此，自始至终时间短暂，具飞动特点的才算大事。

  记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不要流水账式记开会部署、思想动员、各方协商，以及投标拍卖等程式化内容只记改制前是什么样子，改制后是什么样子。

  在农业篇章，上部节都有农用机具单元，记传统农具由全至少渐变长过程。续志则不必续记由少到无的过程，只设农业机械化单元，记“化”到什么程度。

  记科学技术，运用飞动之笔更为明显，只记反映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高新技术发明创造和推广应用，以及高科技产业与其产品。不再如上届记一般性的技术改良。还有公务科技，即智能网络化办公系统，就是瞬间飞动而来的崭新事物。

  居民生活状况之飞动人人有深刻感知，下再如上届细之又细地记衣食住行等从水平很低到过得较好那些渐变，而把准高水平生活消费，较细地记，再与一般的进行比较，反映出差距。

  多数篇章需有许多数据，但不宜求全，只记反映具有典型性飞动特点的。如不然：还苛求其全，会把飞动特点淹没，也难免假错。志书是反映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并不是一本报账单。

  总之， “文似看山不喜平“，不记那平之又平，读者自会明白的渐变过程。况且当代大多事物并没那平之又干的渐变，记飞动性突变，也正是当代时代特点与地方特点的同一性。

（作者单位：河北省枣强县政府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