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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塞外播火——杨植霖同志早期革命活动记事
  •     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春，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绥远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归绥县、毕克齐、丰镇、集宁等地的农民协会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宣传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买卖包办婚姻，反对官府及地主的苛捐杂税和种种摊派。
    　　杨植霖的家乡在毕克齐什报气村，他与村里的一些热血青年搞起了农协。当时村口有棵大榆树，村民们都说是棵仙树，有大仙保佑。树上挂着许多条幅，写着“有求必应”、“神仙显灵”、“福至病除”等等。人们在树下磕头进供，香火不断。每天都有前来求事、治病、求财的人。杨植霖领着农协的进步青年要砍掉大榆树，村里的老年人劝阻说：“这样欺神灭鬼还了得?”农协的一名青年端来一杆鸟铳，冲着大榆树连放了几铳，然后问：“哪来的大仙?都是迷信!”相信鬼神的村民不再当面反对，但背地里还是半信半疑。杨植霖同志领着青年们向群众宣讲：只有科学文化才能改变落后，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欺压人的官府和老财，大家才能过上好日子。 
    　　1926年6、7月间，绥远省农民协会在省会归绥宣告成立，杨植霖在省农会担任秘书工作。这一年，由晋系军阀掌管下的绥远省政府设立了“清丈局”，企图通过清丈土地，重新给农民发“大照”(土地证)的手段，来掠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并乘机勒索清丈费。同时开放烟禁，收取捐税。这些倒行逆施的举动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1927年3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归绥市的500多名工人、市民、农民协会会员齐集市区南郊的孤魂滩，愤怒声讨军阀和贪官污吏的罪行。大伙儿冲进旧城，捣毁了清丈局，砸了归绥县衙门，又一起涌向新城，向绥远都统府请愿。这就是震动一时的绥远孤魂滩事件。群众斗争的巨大威力迫使绥远都统商震答应取消清丈土地，反对开放烟禁。杨植霖作为农协的秘书，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并且在斗争中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民国16年（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绥远地区风云突变，党的活动转入地下。绥远的国民党成立了所谓“清党委员会”查封了被怀疑是共产党的机关，明令禁止农民协会的活动。 
    　　杨植霖同志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不得不回到五族学院继续读书。五族学院也叫中山学院，教育长杨绍萱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民国16年（1927年）4月，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被奉系军阀杀害，杨绍萱组织师生在校内召开了追悼大会，会上杨绍宣讲了李大钊同志一生的革命业绩，为此他遭到拘捕。罪名是吹捧李大钊，有共党嫌疑。后因证据不足释放。杨植霖在学校期间不仅丰富了文化知识，而且革命信念也更加成熟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绥远地区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害。整个夏季天旱地裂，颗粒无收，秋季又连降暴雨，山洪泛滥。受灾人口达140多万。绥远省当局成立了赈济委员会，调集了一些高梁、玉米到农村发放。此时杨植霖已中学毕业，由李正业(曾任绥远农民协会干事，为归绥一带的知名进步人士)推荐担任放粮员，在归绥一带农村放粮。年轻的杨植霖每到一村，便有成群的灾民跪倒在地，号哭不已。望着灾民衣不蔽体，因极度饥饿而浮肿的脸上流着脓水，杨植霖无比痛心。有一次，杨植霖将跪倒在地的几位老人扶起来说：“你们不要再跪了，我现在就给你们发领粮食票。”这时，他觉得身后有人塞给他一卷东西，低头一看是钱。杨植霖用手挡了回去。原来有人想用钱换走粮票，好拿回去放高利贷。连挡了几次，钱还是往杨植霖的手里塞。杨植霖愤怒极了，他一把将钱抓在手中，奋力抛向空中，灾民们拥上来一抢而光。塞钱的人看到不能得逞，恼羞成怒，威胁说：“年轻人，有人收拾你呀!”又恶狠狠道：“这家伙连钱都不爱，八成是个共产党。”在赈济工作中，杨植霖遇到好几次这样的事。在武川县活动的几个放粮员乘机索贿，作威作福，整天躺在屋里，吃白面烙油饼，有酒有肉。老百姓因他们办事不公，成群结队进城告状。杨植霖气愤之余，在《绥远社会日报》上写文章揭露他们的丑行，并作诗道：“尸横遍野怨天惨，不济饥民反济官。赈物如山难果腹，灾由人祸最心酸。”
    　　民国18年（1929年）夏，杨植霖考入北平新农农业学校就学。教育长葛春林是进步人士，他的妻子是共产党员。与杨植霖同班的学生么之尧也是共产党员，并且是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对杨植霖的影响很大。当时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很高，除了罢课、闹学潮外，学校党组织还派进步学生换成农民的装束，到附近的农村宣讲革命道理。杨植霖在火热的斗争气氛中锻炼成长。 
    　　民国18年（1929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北平的各大院校准备联合搞一次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消息传出，反动当局十分恐慌，派大批军警封锁了学校，不许随便出入。学校党组织交给杨植霖一大捆宣传材料，要求送到颐和园西边的同志手中。任务很艰巨，一旦暴露肯定会遭逮捕，杨植霖想了个办法，把材料分成小捆藏在黄包车的踏板下边，躲过军警的搜查，顺利完成了任务。
    　　民国19年（1930年）10月，杨植霖经么之尧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1930年9月下旬，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10月，清华大学来了一位上级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大家采取隐蔽斗争，壮大发展队伍，做长期打算。由于反动派到学校公开抓人，凡是暴露了身份的学生都离开了学校，么之尧去了天津，杨植霖亦因参加政治活动较多，引人注目，决定离校返回绥远。 
    　　临行前，么之尧向杨植霖传达了中共顺直省党组织的指示。要求他返回绥远后尽快找到合法职业，先隐蔽好，以后派人在当地组织特委，一起开展斗争。年底，杨植霖返回归绥，到省建设厅报到。不久被委派到武川县当林业技术员。但杨植霖并没有到任，转而要求回自己的家乡土默川，到毕克齐当了一名教书先生。在毕克齐小学，杨植霖找到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王建功、盂纯等人。王建功曾在民国16年（1927年）赴广州黄埔军校和农讲所学习，孟纯在蒙藏学校读书期间，曾给李大钊跑过交通。他们都是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者。久别重逢，同志情、战友情使他们的心连在一起。几个人彻夜长谈，分析绥远当局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分析归绥一带由于天灾人祸造成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状况，决定发动群众搞一次反霸斗争。 
    　　杨植霖一面教书，一面与农民群众接触。他了解到毕克齐区的区长刘子义是个民愤极大地坏蛋，十里八乡的群众提起他无不切齿痛恨。此人巧取豪夺，贪得无厌，甚至对自己的本家兄弟也要敲竹杠。毕克齐有个三关庙是个很热闹的集市，杨植霖经常在这里与农民群众交谈，了解到刘子义的种种恶行。他和王建功、孟纯共同筹划，决定就拿此人开刀。一天，在集市上，人们又在一起议论起了刘子义所干的坏事，谈到他搜刮民财、抢男霸女、欺上瞒下等种种行径，越说越气愤，人越聚越多。此时群情激奋，杨植霖站出来大声说：“大家一条心，不能再让刘子义为非作歹，不能再让他当区长。有胆量的跟我走，找他算帐去!”大伙齐声响应，千余群众冲向刘子义宅第。刘子义闻声吓破了胆，越墙逃跑。群众出于义愤砸了他的家。后来县政府被迫撤换了刘子义的区长职务。杨植霖等率领乡亲们初战告捷。
    　　民国19年（1931年）4月，杨植霖接到么之尧从天津的来信，让他到天津与上级组织联系。杨植霖赶到天津后，按接头地点没有接上关系。原来由于叛徒出卖，顺直省委被破坏了，许多同志被捕入狱。么之尧也再无消息，很可能是牺牲了。
    　　5月初，杨植霖返回家乡毕克齐。王建功告诉他，年初时中共山西省委派赵鹏九、 ***等人来归绥建立了中共绥远特委，对外以做生意为名进行掩护。按照王建功提供的地址，杨植霖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大意说：“听说你们是做买卖的，我是学农业技术的，很想和你们谈一谈生意上的事”就在杨植霖将信发出时，赵鹏九等人由于在市区印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特委成员范建中被捕后叛变，致使特委成员全部被捕。杨植霖的信也通过邮政检查落入特务手中。国民党绥远省部派人到毕克齐逮捕了杨植霖，王建功同志也一起被捕。
    　　杨植霖同志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始终未向敌人屈服，也未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被国民党绥远当局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在关押期间，他结识了著名共产党人王若飞同志，并在建国后撰写了《王若飞在狱中》一书，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植霖同志民国22年（1933年）出狱。由于在狱中受到敌人的虐待，患了很重的肺病。民国23年（1934年），王建功同志也出狱了。他们又联络了共产党员柳洪雄、高凤英等同志，一起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武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杨植霖同志几起几落，始终没有放弃对党的信念，始终没有放下对敌斗争的武器。民国26年（1937年）11月。他们找到了八路军120师，向贺龙同志汇报了大青山地区的情况，并在民国27年（1938年）8月份，先期回到绥远做准备工作，迎接八路军120师大青山支队进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后，杨植霖同志一直担任根据地政府的行政领导，为绥远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作者单位：内蒙古档案局、内蒙古党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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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26年下半年到1927年春，在全国革命形势的推动下，绥远地区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归绥县、毕克齐、丰镇、集宁等地的农民协会积极组织发动群众，宣传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买卖包办婚姻，反对官府及地主的苛捐杂税和种种摊派。
    　　杨植霖的家乡在毕克齐什报气村，他与村里的一些热血青年搞起了农协。当时村口有棵大榆树，村民们都说是棵仙树，有大仙保佑。树上挂着许多条幅，写着“有求必应”、“神仙显灵”、“福至病除”等等。人们在树下磕头进供，香火不断。每天都有前来求事、治病、求财的人。杨植霖领着农协的进步青年要砍掉大榆树，村里的老年人劝阻说：“这样欺神灭鬼还了得?”农协的一名青年端来一杆鸟铳，冲着大榆树连放了几铳，然后问：“哪来的大仙?都是迷信!”相信鬼神的村民不再当面反对，但背地里还是半信半疑。杨植霖同志领着青年们向群众宣讲：只有科学文化才能改变落后，只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欺压人的官府和老财，大家才能过上好日子。 
    　　1926年6、7月间，绥远省农民协会在省会归绥宣告成立，杨植霖在省农会担任秘书工作。这一年，由晋系军阀掌管下的绥远省政府设立了“清丈局”，企图通过清丈土地，重新给农民发“大照”(土地证)的手段，来掠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并乘机勒索清丈费。同时开放烟禁，收取捐税。这些倒行逆施的举动引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1927年3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归绥市的500多名工人、市民、农民协会会员齐集市区南郊的孤魂滩，愤怒声讨军阀和贪官污吏的罪行。大伙儿冲进旧城，捣毁了清丈局，砸了归绥县衙门，又一起涌向新城，向绥远都统府请愿。这就是震动一时的绥远孤魂滩事件。群众斗争的巨大威力迫使绥远都统商震答应取消清丈土地，反对开放烟禁。杨植霖作为农协的秘书，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并且在斗争中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民国16年（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中国大地。绥远地区风云突变，党的活动转入地下。绥远的国民党成立了所谓“清党委员会”查封了被怀疑是共产党的机关，明令禁止农民协会的活动。 
    　　杨植霖同志与组织的联系中断了，不得不回到五族学院继续读书。五族学院也叫中山学院，教育长杨绍萱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民国16年（1927年）4月，李大钊等共产党人被奉系军阀杀害，杨绍萱组织师生在校内召开了追悼大会，会上杨绍宣讲了李大钊同志一生的革命业绩，为此他遭到拘捕。罪名是吹捧李大钊，有共党嫌疑。后因证据不足释放。杨植霖在学校期间不仅丰富了文化知识，而且革命信念也更加成熟了。 
    　　民国十八年（1929）年，绥远地区遭受了空前的自然灾害。整个夏季天旱地裂，颗粒无收，秋季又连降暴雨，山洪泛滥。受灾人口达140多万。绥远省当局成立了赈济委员会，调集了一些高梁、玉米到农村发放。此时杨植霖已中学毕业，由李正业(曾任绥远农民协会干事，为归绥一带的知名进步人士)推荐担任放粮员，在归绥一带农村放粮。年轻的杨植霖每到一村，便有成群的灾民跪倒在地，号哭不已。望着灾民衣不蔽体，因极度饥饿而浮肿的脸上流着脓水，杨植霖无比痛心。有一次，杨植霖将跪倒在地的几位老人扶起来说：“你们不要再跪了，我现在就给你们发领粮食票。”这时，他觉得身后有人塞给他一卷东西，低头一看是钱。杨植霖用手挡了回去。原来有人想用钱换走粮票，好拿回去放高利贷。连挡了几次，钱还是往杨植霖的手里塞。杨植霖愤怒极了，他一把将钱抓在手中，奋力抛向空中，灾民们拥上来一抢而光。塞钱的人看到不能得逞，恼羞成怒，威胁说：“年轻人，有人收拾你呀!”又恶狠狠道：“这家伙连钱都不爱，八成是个共产党。”在赈济工作中，杨植霖遇到好几次这样的事。在武川县活动的几个放粮员乘机索贿，作威作福，整天躺在屋里，吃白面烙油饼，有酒有肉。老百姓因他们办事不公，成群结队进城告状。杨植霖气愤之余，在《绥远社会日报》上写文章揭露他们的丑行，并作诗道：“尸横遍野怨天惨，不济饥民反济官。赈物如山难果腹，灾由人祸最心酸。”
    　　民国18年（1929年）夏，杨植霖考入北平新农农业学校就学。教育长葛春林是进步人士，他的妻子是共产党员。与杨植霖同班的学生么之尧也是共产党员，并且是学校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对杨植霖的影响很大。当时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很高，除了罢课、闹学潮外，学校党组织还派进步学生换成农民的装束，到附近的农村宣讲革命道理。杨植霖在火热的斗争气氛中锻炼成长。 
    　　民国18年（1929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北平的各大院校准备联合搞一次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消息传出，反动当局十分恐慌，派大批军警封锁了学校，不许随便出入。学校党组织交给杨植霖一大捆宣传材料，要求送到颐和园西边的同志手中。任务很艰巨，一旦暴露肯定会遭逮捕，杨植霖想了个办法，把材料分成小捆藏在黄包车的踏板下边，躲过军警的搜查，顺利完成了任务。
    　　民国19年（1930年）10月，杨植霖经么之尧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1930年9月下旬，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10月，清华大学来了一位上级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指示精神，要求大家采取隐蔽斗争，壮大发展队伍，做长期打算。由于反动派到学校公开抓人，凡是暴露了身份的学生都离开了学校，么之尧去了天津，杨植霖亦因参加政治活动较多，引人注目，决定离校返回绥远。 
    　　临行前，么之尧向杨植霖传达了中共顺直省党组织的指示。要求他返回绥远后尽快找到合法职业，先隐蔽好，以后派人在当地组织特委，一起开展斗争。年底，杨植霖返回归绥，到省建设厅报到。不久被委派到武川县当林业技术员。但杨植霖并没有到任，转而要求回自己的家乡土默川，到毕克齐当了一名教书先生。在毕克齐小学，杨植霖找到了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王建功、盂纯等人。王建功曾在民国16年（1927年）赴广州黄埔军校和农讲所学习，孟纯在蒙藏学校读书期间，曾给李大钊跑过交通。他们都是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者。久别重逢，同志情、战友情使他们的心连在一起。几个人彻夜长谈，分析绥远当局和地方势力间的矛盾，分析归绥一带由于天灾人祸造成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状况，决定发动群众搞一次反霸斗争。 
    　　杨植霖一面教书，一面与农民群众接触。他了解到毕克齐区的区长刘子义是个民愤极大地坏蛋，十里八乡的群众提起他无不切齿痛恨。此人巧取豪夺，贪得无厌，甚至对自己的本家兄弟也要敲竹杠。毕克齐有个三关庙是个很热闹的集市，杨植霖经常在这里与农民群众交谈，了解到刘子义的种种恶行。他和王建功、孟纯共同筹划，决定就拿此人开刀。一天，在集市上，人们又在一起议论起了刘子义所干的坏事，谈到他搜刮民财、抢男霸女、欺上瞒下等种种行径，越说越气愤，人越聚越多。此时群情激奋，杨植霖站出来大声说：“大家一条心，不能再让刘子义为非作歹，不能再让他当区长。有胆量的跟我走，找他算帐去!”大伙齐声响应，千余群众冲向刘子义宅第。刘子义闻声吓破了胆，越墙逃跑。群众出于义愤砸了他的家。后来县政府被迫撤换了刘子义的区长职务。杨植霖等率领乡亲们初战告捷。
    　　民国19年（1931年）4月，杨植霖接到么之尧从天津的来信，让他到天津与上级组织联系。杨植霖赶到天津后，按接头地点没有接上关系。原来由于叛徒出卖，顺直省委被破坏了，许多同志被捕入狱。么之尧也再无消息，很可能是牺牲了。
    　　5月初，杨植霖返回家乡毕克齐。王建功告诉他，年初时中共山西省委派赵鹏九、 ***等人来归绥建立了中共绥远特委，对外以做生意为名进行掩护。按照王建功提供的地址，杨植霖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信中大意说：“听说你们是做买卖的，我是学农业技术的，很想和你们谈一谈生意上的事”就在杨植霖将信发出时，赵鹏九等人由于在市区印发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特委成员范建中被捕后叛变，致使特委成员全部被捕。杨植霖的信也通过邮政检查落入特务手中。国民党绥远省部派人到毕克齐逮捕了杨植霖，王建功同志也一起被捕。
    　　杨植霖同志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始终未向敌人屈服，也未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被国民党绥远当局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在关押期间，他结识了著名共产党人王若飞同志，并在建国后撰写了《王若飞在狱中》一书，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植霖同志民国22年（1933年）出狱。由于在狱中受到敌人的虐待，患了很重的肺病。民国23年（1934年），王建功同志也出狱了。他们又联络了共产党员柳洪雄、高凤英等同志，一起建立了大青山抗日武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杨植霖同志几起几落，始终没有放弃对党的信念，始终没有放下对敌斗争的武器。民国26年（1937年）11月。他们找到了八路军120师，向贺龙同志汇报了大青山地区的情况，并在民国27年（1938年）8月份，先期回到绥远做准备工作，迎接八路军120师大青山支队进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后，杨植霖同志一直担任根据地政府的行政领导，为绥远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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