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浩宇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的口岸城市满洲里，地处中苏（俄）边境，被誉为连接欧亚的“大陆桥”和“东亚之窗”。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曾是20世纪20、30年代国际红色秘密交通线的重要站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联系的“红色交通站”。

步入位于满洲里中俄国门景区，在当地著名的第五代“国门”附近，当年地下党代表们钻过的中俄铁路下面的“水沟”已经被作为“景点”标注：“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中国共产党秘密交通线遗址”。曾经多次主抓满洲里国门红色景区建设，已故满洲里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吴铁英曾经介绍：2005年满洲里开始投资建设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线教育基地，当年被评为全国100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之一。2006年，这个基地扩建完工。之后，又陆续扩建了第五代国门、红色旅游展厅、红色旅游展厅等。他还说：当时不仅仅是六大代表从满洲里交通线过境，还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有的去学习培训，有的去寻求真理。

这条交通线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为了加强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其中经哈尔滨和满洲里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一条交通线。

中国共产党许多早期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或是被派到苏联学习、工作时，大多是由满洲里出境。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当年来自全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六大代表，有100多名都是从满洲里前往苏联的。

吴铁英曾经介绍：80多年前的满洲里，地广人稀，是大片的草原和几条河流围绕着仅有几条街道的镇子。当时中、苏两国已断绝外交关系，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张作霖父子与苏联当局因为中东铁路路权问题争端日益升级，最终导致了1929年的中东路战争，中东路西线主战场就在满洲里。1927年4月6日，张作霖主持的北京政府派武装军警300多人，包围北京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苏联大使馆人员及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等，后李大钊等共产党员被杀害。苏、奉矛盾加剧，而满洲里却驻守着一个旅的张作霖边防军。张作霖下令严防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封锁了中苏边界，严格盘查来往行人，不许华人越境回国，也不许无官方证件的人出境。从此，满洲里中俄边境上哨所林立，军警密布，车站、旅店、饭馆等地方都有密探，以“严防中俄‘赤色分子’出入中俄边境”。尽管如此，相比内地其他地方，满洲里地区的反动势力还是弱一些，加上紧靠苏联的地理位置，因此成为中共和共产国际成员来往中苏的重要通道，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中共满洲省委在这里建立了秘密交通站。凡有中共和共产国际人员从哈尔滨方向来到满洲里并要从这里过境，满洲里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都要与设在苏联奥特波尔（后贝加尔斯克）的苏联国家保卫部门联系。他们常常会派在满洲里火车站的一个以“扳道工”为掩护身份的苏联交通员，把来人送上苏联境内交通站派来的马车，然后越境去苏联。有的时候，则需苏联交通员带领他们徒步偷越国境。满洲里红色国际秘密交通站曾护送李大钊、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此出入国境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部分中共六大的代表也是在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的护送下赴莫斯科参会。

为了保证来往于中苏之间中国同志的安全，协调中苏边境驻防的苏联红军边防部队和保安部门做好接送工作。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责成国际联络部的丽雅·伊萨耶芙娜专门主持国际交通工作，设在哈尔滨的驻满代表阿勃拉姆松采取多种方式经常来往于这条红色交通线，派交通员护送许多中国的革命者赴苏俄，并接送从苏俄回来的中国同志。

为使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畅通，中东铁路就成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建立的一条红色交通线。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这条铁路线上的重要城市建立了国际秘密交通站，使这条交通线成为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系的红色交通线。当时，红色交通线的具体线路有两条：一条是由上海乘海轮到大连（或营口），然后乘火车经沈阳、长春抵达哈尔滨，再到满洲里或绥芬河。另一条是从北京乘火车经天津、沈阳、长春抵哈尔滨，再到满洲里或绥芬河。这条红色交通线以中东铁路为主干，哈尔滨为枢纽，满洲里、绥芬河为支点，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安全稳定、高效运转的国际秘密交通网络。这才有了如今我们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秘密交通线遗址”。

在秘密交通线遗址的不远处，当年地下党员乘坐的“俄式马车”停放在仿制的东北军阀驻守边境的“岗亭”旁，往前走一段路，便是满洲里市的中共六大纪念馆。进入纪念馆内部，厚重的历史感扑面而来，馆中通过文物实物、史料图片、动态视频、实景还原等多种形式，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再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把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贡献。在中国人民饱受磨难的时候，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来自中国各地的140余名党员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分别从陆路、海路，经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等地，辗转万里抵达莫斯科。革命先辈正是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在深重的白色恐怖下矢志不渝地坚持奋斗，使得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中共六大的成功召开，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着重大意义，为保障会议顺利召开，一段段险象环生的故事在满洲里展开。

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近一年时间的酝酿、讨论和筹备，八七会议提议提出召开六大。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了召开六大的政治决议。1928年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又一次讨论了六大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但会议地点一直踌躇难定，因为此时国内很难找到一个安全的会场。有人提出在澳门，有人提出在香港，但意见未达成统一。期间，传来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夏在莫斯科召开，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团出席这两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在迷茫之际也迫切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因此一致认为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境内召开比较合适。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境内召开。3月，共产国际来电，经共产国际执委会研究，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要求出席会议的代表人数在100人至110人。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对出席代表人选资格、代表人数、出国路线等做了详细研究。代表人数确定为120人至150人。

远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都是党内的主要负责人，白色恐怖开始后，他们都是国民党重点通缉地对象。因此，代表们如何按期到达莫斯科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为安全起见，包括周恩来、邓颖超在内的与会代表乔装打扮，假道东北分批启程，经大连、哈尔滨到满洲里，然后入境苏联到莫斯科。由于这条路线恰好是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的路线，因此也被称作“红色丝绸之路”。

当时，六大代表去苏联确定的路线是：各省出席六大的代表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被编成若干小组，或乘苏联商船到海参崴，再改乘火车赴莫斯科；或乘船去大连，在大连转乘火车去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到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进入苏联境内后，沿途有苏联同志接应。因为苏联商船较少，多数代表都是走上海——哈尔滨——满洲里或绥芬河的路线。走这条路危险重重，无疑于赴汤蹈火。一路上，代表们经常被国民党和张作霖的军警特务，以及日本警察暗探跟踪盘查，稍有不慎就有被捕的危险。

在确保六大代表安全抵达莫斯科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给予了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尼特凯维奇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工作。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洛蜀莫夫坐镇边境线上，具体负责指挥护送代表路途安全。他们和中共中央紧密联系，密切配合，在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等地设立了地下交通站，保证代表们安全过境。经过一系列的险象环生，有近百名代表先后抵达了满洲里。在满洲里，代表们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周密的接待。

最典型的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一路上两度遇险，在满洲里顺利过境。邓颖超后来专门撰写了《一次遇险和脱险的经过》一文，对此事进行了详细的记述。1928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只随身携带了一个小手提箱，由上海动身赶赴莫斯科。周恩来留起了长须、穿着长袍，打扮成一个古董商人模样。邓颖超则是一身家庭主妇打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遇到了险情。周恩来夫妇乘坐的轮船刚一停靠在大连码头，就遭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几个人的盘问。敌人从身份开始，一直问到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周恩来都从容地一一作了回答。后来，敌人索性开门见山地质问他是不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编了个假名字，并说是去找他叔父的，才得以脱险。眼见盘问不出什么来，又抓不住什么把柄，敌人只好放了周恩来。为了避免敌人的怀疑，周恩来夫妇当天下午就离开大连，坐火车到长春，然后转往吉林县（今吉林市）看望叔父。在吉林叔父家停留两天后又辗转到达哈尔滨，在火车站上等到李立三，并通过李立三把关系接上，然后乘火车到满洲里，才顺利进入苏联境内。

瞿秋白也是从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的。1928年4月30日，瞿秋白从上海出发，经海路抵达大连，又改乘火车沿中东铁路北上，到达满洲里后，在共产国际地下交通员的安排护送下，冒着生命危险，通过秘密通道出境进入苏联。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

六大代表唐宏经曾回忆：“我与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在满洲里分别坐上了苏联人的两辆马车。马车夫净让马车走些没有路的地方，一会儿向北，一会儿向西，最后马车从一条通往苏联的火车道下面的水沟穿了过去，在夜幕的掩护下越过了中苏边境，在一所小房子前面停了下来。马车夫下了车，对走出来的一位苏联人说了几句话，这位苏联人热情接待了我们，几个小时的休息之后，他安排我们坐上了当晚开往赤塔的火车。”

今天的满洲里，高楼林立，绿树如茵，商旅繁荣，沿着景区街道漫步，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与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相关的重大事件。多少年来，有无数同胞在仰望国门的同时，激发了心中那澎湃的热血。通过留存下来那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深切感受到了革命前辈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冲破白色恐怖，远涉万里到达前苏联，寻求救国救民的火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并强行购买了中东铁路。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沦陷区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奴隶生活。为了防止共产党和人民的反抗，日本侵略者对中东铁路东、西两线加强了防范，使这条通往苏联的国际秘密交通线受到了一定限制。

1931年11月初，中共北满特委负责人李大昌（武胡景）亲自选派具有多年秘密工作经验的纪中发（俄文名字杜其卡）、李芳（原名关玉梅，锡伯族），假扮夫妻到满洲里国际秘密交通站工作。纪中发是交通站的负责人。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国际交通工作，负责护送去苏联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但不接待回国的革命人士和共产党人。1934年，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接管了东北地区的交通工作，杨永和、林凤珍到满洲里交通站接替了纪中发和李芳。

时随事移，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减少集中统一指挥，加强基层独立领导的组织路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东北党组织进行了一次大改组，撤销了中共满洲省委，另建吉东、东满、南满、北满4个新的省委和哈尔滨特委。哈尔滨特委书记为韩守魁。共产国际也根据国际交通工作的迫切需要，从人力、财力方面加强了国际交通组织，在哈尔滨设立了哈尔滨国际交通局。

当时为了工作方便，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出资，在中东铁路东、西两线和中苏边境地区接管和新建了5个交通站和5个联络处。5个交通站有满洲里交通站、扎赉诺尔交通站、满洲里直通交通站、博克图交通站、密山交通站。5个联络处有满洲里及扎赉诺尔方面联络处、满洲里直通交通站联络处、外国人会见处、哈尔滨特委联络处、密山方面联络处。每个站（处）都设有1～2名交通员，并制定了严格的工作程序。各交通站都必须按国际交通局的规定，在指定的联络处接头。满洲里交通站和扎赉诺尔交通站在国内的上级领导机关是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满洲里、扎赉诺尔方面联络处，负责人是李老头（张发）。

在交通工作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哈尔滨国际交通局于1936年4月中旬，派前满洲省委交通局干事李子文、助手宋恩来在满洲里建立了“满洲里直通交通站”。这个直通交通站设在满洲里道北三道街，开设了“承和顺”估衣铺，作为公开身份掩护。这个交通站不与满洲里交通站发生任何联系，建站的目的是在满洲里交通站和扎赉诺尔交通站发生意外时，保证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不中断。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在白色恐怖下，中共北满省委下属的哈东特委宣传部长傅景勋，于1937年3月1日投敌叛变。这无疑于晴天霹雳，敌人根据傅景勋的口供逮捕了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韩守魁被捕后，在敌人的威逼和引诱下叛变。4月24日，日本宪兵队在满洲里逮捕了杨永和及满、扎方面联络处的李老头（张发）。后又逮捕了外国人会见处的张老头（张宗伟）、特委联络处的张老婆（张胡氏）。杨永和被捕后，扎赉诺尔交通站的杨殿成闻讯迅速撤到哈尔滨，并由其助手王化民通知博克图交通站人员撤离。

紧接着，伪满洲国又实行了国境法，到满洲里、扎赉诺尔旅行要受到国境地带法的限制，需要开具国境旅行证明才可以进入该地区。哈尔滨国际交通局为了交通工作的便利，在不需要国境旅行证明又可徒步到扎赉诺尔的博克图设立了交通站。但成立不久还未开始利用，就接到满洲里交通站被破坏的通知，王凤山和刘熄林在5月初撤回哈尔滨。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及其在北满所设的5个交通站和5个联络处全部被日本特务机关破坏，除王化民、刘老头、刘熄林等去向不明外，共有12人被捕，哈尔滨国际交通工作被迫中断。

而在满洲里这片红色土地上，也深深的刻下了先贤先烈的足迹。与杨永和一起被俘的几位交通员，都不知去向。杨永和的妻子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给前来接头的地下党员送出暗号，保护了自己同志的生命安全。后来杨永和的妻子带着几个孩子，流落街头，也没有向敌人低头。

仅有据可查的是，满洲里日本宪兵队从1943年至战败的三年中，共立了12起要案，逮捕了数十名无辜群众和爱国志士。这些人有的被刑讯致死，大部分被做了人体实验。日本特务机关在扎赉诺尔逮捕了中共地下党员吴殿臣，抗联地下联络员刘泊肖，他们两人都是刑讯后被注射细菌杀害的。满洲里市居民乔连奎等人，在苏联地下工作人员领导下从事地下斗争，在执行烧毁日军东大营仓库计划时，被打入内部的密探告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严刑拷打后，送往“七三一”部队做了人体实验。

还有交通员李芳，原名关玉梅，16岁时，与本村青年陶惠明（曾用名陶敏、陶会明、陶久文）结婚。当时陶惠明已是共青团员，结婚后陶惠明经常把《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拿给李芳看，并给李芳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使李芳产生了对革命的向往和热情。经陶惠明介绍，李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陶惠明任团省委秘书处秘书，李芳负责在机关做饭、放哨及做联络工作，有时还到外面去贴标语、散传单。1928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不幸被捕，李芳协助刘少奇的妻子何宝珍换好衣服、鞋子及假发等物品，使何宝珍以刘少奇姐姐的身份，顺利地探望了刘少奇，并巧妙地得到了刘少奇对省委工作的指示。

满洲省委决定派李芳、陶惠明到哈尔滨北满特委工作。陶惠明去一家旅馆开会时不幸被捕，不久即被杀害。组织上便选派有长期地下工作经验的李芳到满洲里交通站做掩护工作。李芳和纪中发（俄文名字杜其卡）在满洲里交通站工作的两年半时间内，严格执行地下工作纪律。在他们的成功掩护下，交通站共送70余名同志去苏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扬红史、存足迹。满洲里国门、41号界碑、红色旅游展厅、中共六大展览馆、满洲里红色秘密交通线遗址等景观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重点景区，资政、育人功能得到有效发挥，成为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动满洲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基地。

（作者单位：满洲里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