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设

一、扶贫与全面小康之内涵与外延

（一）扶贫的概念

中国《辞海》对“扶贫”一词概念的释义为：扶贫是保障贫困户的合法权益，取消贫困负担。政府帮助贫困地区加大人才开发、完善农民工人才市场、建立发展工农业企业、促进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对贫困农村实施规划，旨在帮扶改善贫困户生活生存条件和扶助贫困地区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①。

以逻辑学角度阐释，概念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即是指这个概念的含义，亦即该概念所反映的事项对象所特有的属性。明确概念就是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例如：定义为“扶贫是帮助贫困地区加大人才开发、完善农民工人才市场、建立发展工农业企业、促进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社会工作”的概念，其关键词“帮助贫困的工作”即为概念“扶贫”的内涵。“扶贫”的外延是指这个概念所反映的事项或对象的范围，即具有概念所反映的属性的所有事项或对象。如“帮扶地区”概念的外延，既可以是一个省（自治区），亦可以是一个市、一个县、一个乡镇、一个村；又如人才扶贫开发，“人才扶贫”即为其内涵，其外延包括幼儿教育扶贫、小学教育扶贫、中学教育扶贫、高等教育扶贫、成人扫盲扶贫、职业教育扶贫以及农业技术人才培养；再如农业扶贫，其外延应包含粮食作物扶贫、果蔬作物扶贫、特色农产扶贫、林牧业扶贫、水产业扶贫、畜禽养殖扶贫、产业化及农业科技技术扶贫等等，这是从内涵及外延的角度说明“扶贫”的概念。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反比关系，即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多越丰富，其外延就越小，反之亦然。

①《辞海》（第七版）彩图本，2020年8月出版。

（二）全面小康的概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概念。之前，“小康社会”乃由邓小平同志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

中国的小康事业是一个由低级而高级的不断演进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有一个总体小康的概念，总体小康是一个低标准的小康，而全面小康则是一个较高标准的小康。总体小康只能说是刚刚跨过小康的门槛。据国家调查统计，2000年底时我国人均GDP只有800多美元，属于中下收入国家的水平。而到2020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因而说，总体小康是一个偏重于物质消费的小康。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除了注重物质生活提高外，还特别注重人们的精神生活、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此外，总体小康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小康，但即便是低标准的小康，上个世纪末全国也还没有全面达到。到2000年时，我国尚有3000万人温饱没有完全解决，城镇也有一批人口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在这个阶段，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虽然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但尚未达到全面小康。

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①。

2019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农民生活达到全面小康水平^②。

2021年7月28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在《人民日报》刊发。当年8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嗣后的9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全世界正式发表《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

从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迄今已逾11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的小康目标不断实现，小康梦想成为现实。回顾小康事业的历程，可将中国全面小康的概念定义为“全面发展的小康、全体人民的小康、奋斗出来的小康”，其关键词“全面小康”的概念即为其内涵。而围绕着“全面小康”的内涵，其母类项外延可包括为几个大的方面：1.经济建设；2.政治建设；3.文化建设；4.社会建设；5.生态文明建设等。在每个母类项外延之下，又可分别细分为若干子类项外延，据此类分。

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②《政府工作报告——2019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国政府网，2019年3月5日。

二、对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的定位

（一）关于志名定位

从近两年全国各地风生水起尤以中西部纂修的扶贫志与小康志看，有些对于志书名称的定位不是很准当。其中一部分为定位比较准确的有《×××扶贫志》《×××全面小康志》。但因理解上的不一，另有一些则定位为如：《扶贫合作志》《扶贫开发志》《农村扶贫志》《精准扶贫志》《扶贫脱贫志》《脱贫攻坚志》《小康志》《康庄之路志》《脱贫小康志》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从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的内涵而言，扶贫志的核心为“扶贫”，全面小康志的核心为“全面小康”或曰“全面”。但比如像命名为《××市扶贫合作志》，顾名思义除扶贫外还有合作的内容。合作，意即联合起来为达共同利益而合作，这样就不是扶贫了。扶贫是单向单一施行的，将资金、物质、人力、技术、文化、智能等价值无偿的施予对方。而合作则是双向双方的，为利益而共谋。就扶贫与合作各自的作用和目的而言，二者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宗旨，济世扶弱、扶贫行为是无私的，是一种奉献，决不能有偿扶贫，不能谋想索取回报。

又如定名为《×××精准扶贫志》，精准扶贫，从时限的发端应为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整个扶贫中的阶段性工作，如此定位，既不能反映之前几十年的扶贫工作，且不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为断限的扶贫。

再如定名为《×××小康志》，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前的发展阶段。“小康”是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一个生活过程和程度。不仅仅从生活水平的角度来理解，还应把小康社会作为一个更加具有理论内涵的新概念，是一个体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概念。其发展目标包括人民生活目标、经济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内容^①。因此，全面小康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生活殷实、人民安居乐业和综合国力强盛的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社会的一个高级阶段。因之，纂修《×××全面小康志》，更能全面的、全方位、更完整的反映出中国的小康社会进程及其目标。

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2021年9月28日。

（二）关于时限定位

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的上下限，从已编纂以及正在编纂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的情况看，有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上线，下限截至2020年者；有截至2021年者（依据为：202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宣告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从改革开放初至全国扶贫工作结束者，如湖南省《湘西州扶贫志》上线为1984年，下限为2020年；甘肃省《会宁县扶贫开发志》上限1982年，下限2020年；《会宁县全面小康建设志》上限2002年，下限2020年；江西省《吉安县扶贫志》上限为1978年，下限为2020年等。

地方志的记载乃以明确的疆界与纵向的时空为特征，各级《扶贫志》首先要明确扶贫志的地域及记述时限。当前各地把扶贫志的下限多断限为2020年年末，至多延续到2021年2月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但在确定上限上做法不一，有从有史以来与贫困作抗争就开始；有从新中国成立时开始；有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有从1984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开始记起；还有的从1986年国务院成立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开始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时记起。

每一种上限虽都有其一定道理，但作为其时空的开端，全国各地还是应尽量大体的划一。就全国而言，新中国的扶贫事业整体发端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完成于2020年年末。在这个期间，欲整体、完整、精准的反映出扶贫事业这一举国大业，宜追溯和反映自新中国成立初扶贫始至2020年整体实现的几大阶段，依次为：救济式扶贫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84年9月；开发式扶贫阶段——从1984年10月至2012年：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阶段——是从2013年11月至2020年年底。因全国各地的解放时间不一，各地的扶贫志上限宜定位于以当地彻底解放、新政府成立的时间为宜，但大体上还是应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为一统上限。

全面小康事业虽正式出自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其事业发端轨迹要前溯很多年，如在此之前就有了小康之家的创建历史。这样说，盖小康事业乃寓于扶贫事业中，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密不可分。

可以说，扶贫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全面小康。所谓全面，应理解为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要全面达到小康的标准，在这个宏观方略上全面扶贫与全面小康的目标并行不悖。因此为了完整的全面反映小康事业的历史，全面小康的上限就应尽可能地前溯，甚至可与全面扶贫时限齐平。其下限，宜以2021年9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全世界正式发表《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为限，但不应成为一个死规定，迟一些的全面小康志的编纂，或可灵活的适当下延，适当记述当前乡村振兴的内容。

事实上，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扶贫脱贫事业，把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始终不变、持续不断的追求和使命，提出了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等一系列具体措施，不断推进扶贫脱贫工作和全面小康工作，是一个连续不断、有机延联、有始有终的过程。

三、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的纂修

（一）篇目设计的考量

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虽为新的志种，纂修上可以允许探索和创新，但须万变不离其宗，应严格恪守地方志的基本体例，在不悖地方志体例的原则下进行部分的、一定程度的创新。倘如无体例原则的无限宽泛的“创新”，那将导致志将不志。其探索而后的创新，当立足于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的特质、特征，展演出扶贫志、全面小康志与其他专题志的同异，凸显其特质、特色。

修志之道，篇目乃要。就全国行将或正在编纂的一大批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无疑当是当前方志事业中最为宏大的工程。如欲达各地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间互不雷同、各彰其特之目的，设篇立目则尤显重要，篇目上分见你我乃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纂修质量上的重要考量。

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虽不及政府综合志类包罗万象、林林总总万般诸事杂存焉，但有其“专”有其“特”。篇、章、节、目的载录内容应取决于篇目并依据篇目，篇、章下的节与目的结构，实际上就是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资料收集和编写的分类目及子类目，离开篇目，篇、章、节、目的内容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就无从谈起。

由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的内涵及外延所决定，根据我国扶贫工作与全面小康工作的性质及其历史进程，试将《扶贫志》的共性与《全面小康志》的共性篇目概略为：

1.《扶贫志》篇目：

宜设计出地情概略、贫困缘由、贫困分布、扶贫方略、扶贫历程、扶贫方式、社会保障、扶贫工程、对口援助、社会扶贫、扶贫成效、精准扶贫、先进典型等大类目。试将小类目展开如下：

地情概略——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农事状况、特色农产、交通通衢；

贫困缘由——贫困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原因；

贫困分布——经济状况、贫困缘由、地域分布、地理条件等；

扶贫方略与规划——政策依据（国家、省、市、县）、远期（长远）规划、近期（短期）规划；

扶贫历程——1949年至1978年：救济式扶贫、1978年至1985年：体制改革推动扶贫、1986年至2000年：大规模开发式扶贫、2001年至2013年：整村推进式扶贫、2013年之后：精准式扶贫、2020年的脱贫攻坚战；

扶贫方式——农林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科技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旅游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电商扶贫、异地搬迁扶贫、生态保护扶贫、兜底扶贫；

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

扶贫工程——党建帮扶、干部驻村、职业教育培训、扶贫小额信贷、光伏扶贫、构树扶贫、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龙头企业带动；

对口援助——灾难援助、经济援助、科技援助、医疗援助、教育援助；

社会扶贫——政府单位、企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

扶贫成效——人员就业、居民收入、生活水平、保障制度、社会发展；

精准扶贫——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到村到户、因户施策、资金到户、干部帮扶；

先进典型——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先进事迹、典型帮扶。

之下，再细分若干（如果有）细目。且全志辅以概述、大事记、附录等。

2.《全面小康志》篇目：

依据地情地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几大类目设篇立目：

地情地貌——自然资源、区域环境、农事状况、农副特产、交通状况；

经济建设——生产总值、经济体系目标、城乡及地区差别、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就业、生活水平；

政治建设——社会民主、公平正义、公民政治参与、法制观念、基层民主制度、公共服务能力；

文化建设——文明素质、核心价值观、道德风尚、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文化产品；

社会建设——社会事业、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社会就业、社会保障体系、生活保障、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社会管理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生态环境、能源资源节约、循环经济、可再生能源、主要污染物排放、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文明观念。

之下，再细分若干（如果有）细目。且全志辅以概述、大事记、附录等。

（二）对章法行文地把控

文章如山不喜平。如果说体例是地方志书应当严格恪守的原则，那么章法则是地方志书行文的灵动技巧。

因扶贫工作是与人打交道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其中有许多“动态”的“活”的事项，理应写得鲜活灵动，不似以往我们编写政府综合类志书那样凝固、刻板、沉重。通篇应动静结合，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尤其是应让资料“活”起来，以其灵动的叙述以飨读者，增强可读性。笔者在2021年承编《深圳市扶贫合作志》时看到这样的资料：时间久之，派驻当地（边疆）的扶贫工作队队员与被帮扶的农民结下了深厚情谊，甚至双方都把对方当成了“亲戚”。扶贫结束互为告别的一瞬间，乡亲们送别扶贫工作队的那场景，不啻于当年乡亲们送别红军远征。

遵从地方志“生不立传”之原则，由于扶贫事业与全面小康事业发展的历史痕迹是“十八大”以后加快、加重了两项事业的进程，本着地方志“详近略远”的原则，整个历史宜重在对近些年的记载，因此所涉人物今都健在，虽不能“立传”，但应在专志正文叙述中记好人物记好名人。古来志书半人物，人乃事物中最“活跃”的因素，应突出扶贫与全面小康工作中的典型，既要记好扶贫工作的闪光人物，也要记好典型的受帮扶者；所谓的“以事系人”。

（三）兼顾内扶与外扶

所谓的“内扶”，即本省、本市、本县（区）对本地区域内施以的扶贫。

关于“外扶”，自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确定了对口帮扶政策，要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9个东部沿海省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内蒙古、云南、广西和贵州等10个贫困省区。嗣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宏观上部署北京、辽宁、天津、山东、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省市，对云南、贵州、广西、新疆、西藏、四川、重庆、山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河北、海南等省份贫困地区地对口扶贫。像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经济总量较高的城市，扶贫任务更多的是对口支援，对口帮扶^①。根据全国整体上扶贫工作及全面小康工作的实际，这就要求各地的编者对“内扶”“外扶”记叙上孰轻孰重或二者并重上进行思忖掌控。

①网载，“全国对口支援、对口合作、对口帮扶总体名单（新编）”，2023年4月8日。

（四）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叠加内容的处理

实践证明，扶贫到一定程度即渐趋小康，而小康的发展及形成也之于扶贫，是在扶贫基础上的小康，二者互为依存，互为关系。从时空的逻辑上讲，新中国的扶贫事业在先，全面小康事业稍后。即大体上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了扶贫工作，扶贫到一定程度，也就产生了小康，在经过几十年扶贫的基础上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适时提出了全面小康事业的加快推进。作为《扶贫志》，由发端纂修至2020年年末，尽管《全面小康志》稍后开始但亦应纂修至2020年年末，这样，二者难免就有几十年的内容叠加重复问题。

纂修《扶贫志》与《全面小康志》，事物之发端至2020年这个历史时间段的资料虽可共享，但对资料的取舍、编写手法以及所要表达的重心不可雷同。一是对于反映整体面貌总体性的宏观资料，对于反映全局中某一大类方面的中观资料，对于反映某方面、某单位、某事项的微观资料，在同时纂修一地《扶贫志》及《全面小康志》时，须注意二者对同样资料的取舍及行文手法的变换；二是有些事项资料的本身具有复用性，《扶贫志》需要记述，《全面小康志》也需要反映，想避免很难。因此宜分别另辟记述角度，从实际出发，该记载的都要记载，以各有侧重的办法，从各自的纂修重点去记载；三是注意详略处理，同一资料在《扶贫志》作了详记，也许在《全面小康志》就该略记，反之亦然，勿使二者完全雷同。

（作者系安徽地方志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