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宋代为中国方志理论体系初创时期。彼时志家、学者在修志中认真总结修志经验，共同创建了较为系统的方志理论。其要点可归纳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观念论，含方志起源、图经概念、方志学概念、史志关系4说。第二部分为编纂论，含本质、宗旨、目的、人才、程序、征材、谋篇、规则、书法、续修10说。第三部分为文本论，含性质、作用、内容、分类4说。第四部分为接受论，含刊印、阅读2说。其中史志关系、图经概念、方志学概念、编纂本质、志书续修等问题则为宋人首先论述。宋人这些见解都为后世方志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宋代 方志理论 要点

宋代是方志定型时期，也是方志学理论体系的初创时期。宋人对于方志各个领域均有涉及，其中对方志编纂问题研究较为深广。彼时广大志家学者在修志中认真总结修志经验，共同创建了较为系统的方志理论。“宋代方志学的形成并不是由某一个人独创的，而是历代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在从秦汉到宋1000多年的方志编修实践中，官修和私撰的各类方志不断地推陈出新，并且从地理学、历史学、金石学、文学等学科中吸取营养，经过众多人长期努力，才使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科学——方志学，登上了学术舞台。”【1】

一、观念论

1.方志起源说

宋人承汉唐余绪，继续探索方志起源问题。有的认为，方志起源于古代郡国史。如北宋郑兴裔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2】司马光认为，方志起源于古代职官制度。他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3】此外，还有人持多源说。李宗谔认为，方志起源古代古代史官制度和风土记载。他说：“夏载弼成于五服，职方周知数要，其后地志起于史官，郡记出于风土”。【4】王存认为，方志由古代记地之“图”、记事之“志”与记户之“籍”三者会合而成。他说：“臣闻先王建国，所以周知九州封域与其人民之数者，诏地事则有图，诏观事则有志，比生齿则有籍。近世撮其大要，会为一书，趣时施宜，文约事备，则唐之《十道图》、本朝之《九域图》是也。”【5】丘岳认为，方志起源于古代图、记。他说：“古者郡国有图，风土有记，所以备一方之纪载。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6】南宋郑樵还认为，方志起源于《尔雅》。他说：“志之大原起于《尔雅》。”【7】宋人这些见解对于后世皆有一定影响。

2.图经概念说

自隋始，图经编纂迅速增多。至北宋，图经已成为志书的主要形式。因此学界便开始探索何谓图经的问题。北宋李宗谔认为,图经就是“作绘”与“载言”的有机结合。他说：“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8】

3.方志学概念说

至北宋，随着从图经到志的逐步转型和志书体例的逐步定型，方志学概念便应运而生。朱长文率先提出方志学概念。他说：“方志之学先儒所重，故朱赣风俗之条，顾野王舆地之记，贾耽十道之录，称于前史。”【9】这段话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做出“方志之学先儒所重”的判断。二是追述“方志之学”的生成历史。“朱赣风俗之条”指西汉朱赣所撰《地理书》，“顾野王舆地之记”指南朝顾野王所撰《舆地志》，“贾耽十道之录”指唐贾耽所撰《贞元十道录》。由此可见，在朱氏看来，方志学的形成是自汉以降不断积累的结果。在当代，不少人都把民国梁启超视为方志学概念的首创者。其实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实际，不可取。

4.史志关系说

南宋郑樵首先提出史志异名同实的看法。他说：“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余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又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10】郑氏此说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

二、编纂论

1.本质说

南宋陈尧道认为,方志编纂是客体地情与主体认识相统一的过程。他说：“窃惟有纸上志，有胸中志。奇峯峭拔，宜产铺棻，生齿稀而之繁，版赋丰而之缩，纸上志也。用则入徂徕圣德之颂，不用则入文德党籍之碑。仕则致身鼎鼐而一亩不增，不仕则高卧林泉而累召不就，胸中志也。”【11】这里所言“胸中志”即属主观认识，“纸上志”即属客观反映。由此可见，在陈氏看来，整个修志事业由三个转化过程所组成。第一个过程是从客观地情到主观认识的过程，第二个过程是从主观认识到文本反映的过程，第三个过程是从文本反映到读者应用的过程。陈氏这种认识颇具学术见地,也符合现代文章学原理。

2.宗旨说

南宋罗愿首先论及修志宗旨问题。他总结《新安志》编纂经验曰：“至于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风俗美恶，与其人材之聚寡，是皆有微旨，必使涉于学者纂之。”【12】罗氏所言“微旨”意同主旨、宗旨。后南宋周应合借鉴北宋理学家张栻（字南轩）修志思想，把修志宗旨概括为“崇厚风俗，表彰人才”。他说：“尝闻南轩先生因修郡志而示训曰：‘削去怪妄，订正事实，崇厚风俗，表彰人才。’是编也，于前之八字无能为役，于后之八字或庶几焉。”【13】周氏这段话含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是编”编修遵循张栻“示训”，以“崇厚风俗，表彰人才”为基本宗旨。二是自诩“是编”在贯彻“崇厚风俗，表彰人才”这个宗旨是比较认真和到位的。

3.目的说

修志目的问题研究是宋代志坛上的一个热门话题。有的认为，修志目的在于保存地方历史资料。如史安之曰：“夫州县之名虽数变更，然山川之灵盖自若也。使剡古而有志，则历代因革废兴之典，百世可知也。”【14】有的认为，修志目的在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如赵抃曰：“书乱臣所以戒小人，书寇盗所以警出没，书蛮夷所以尽制御之本末，终之以伐蜀，使万世之下，知蜀之终不可以苟窃也。”【15】 有的认为，修志目的在于劝戒世人。如李宗谔曰：修志“举《春秋》笔削之规，遵史臣广备之法。立言之本劝戒为宗，守令循良罔不采寻。畯良攸产，往谍备传。”【16】有的认为，修志目的在于厚风俗，表人才。如张栻曰：编修郡志要“削去怪妄，订正事实，崇厚风俗，表彰人才。”【17】有的认为，修志目的在于补世。如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曰：修志“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天时，验于岁月灾祥之书。地利，明于形势险要之设。人文，著于衣冠、礼乐、风俗之臧否。忠孝节义，表人材也。版籍耗登，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鉴也。夫如是，然后有补于世。”马氏把修志目的概括为“补世”，较好解决了志书写什么和不写什么的问题，故对当代和后代皆有指津意义。

4.人才说

宋人继承唐刘知几思想，对修志人才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的认为，修志必须选用合格人才，否则就会记载失当，无信今传后可言。如傅兆敬曰：“今州县之编，虽与并载寰宇者不类，条目纤悉，亦岂易为？苟非其人，则详略勿当，是非杂糅，何以信后？”【18】有的认为，修志当延请多学博识之士。如范百禄曰：“延多学博识之士，与之讲求故实，掇采旧闻。”【19】有的认为，充任志书主纂必须是“大手笔”。如方逢辰曾自谓曰：志书“纂修宜择大手笔，浅陋非敢当也。”【20】有的认为，充任主纂必须具有“博物洽闻”的素质。如赵不悔曰：“罗君以儒学早驰隽声，惟其博物洽闻，故论载甚广，而其叙事又自得立言之法，读者必能辨之。”此中“罗君”即指《新安志》主纂罗愿。马光祖也有类似观点。他在选用《建康志》主纂周应合时说：“有幕客周应合，博物洽闻，学力充瞻。旧尝为《江陵志》，纪载有法，乃以是属之。”【21】

5.程序说

南宋周应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修志的四个程序。他论修志程序曰：“一曰定凡例”，“二曰分事任”，“三曰广搜访”，“四曰详参订”。【22】周氏此说无论是对于后世修志理论，还是对于修志实践，影响都很大。周氏此说不仅符合古代修志实际，而且对后世修志也具有方法论意义，甚至可以说，它为后世建立方志编纂学奠定了基础。

6.征材说

宋人对于修志征材问题有较深研究。有的继承前人思想，认为入志材料必须广征博采。如北宋李清臣总结《相台志》编纂经验曰：“若夫水经地记、正史别录、士大夫之传、释氏道流与野人之语，靡不该采。”【23】有的认为，欲修志征材工作，必须做到图籍查考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如祝穆总结《方舆胜览》编纂经验曰：“雅有意于是书。尝往来闽浙江淮湖广间，听至必穷登临。与予有连每相见，必孜孜访风土事。经史子集、稗官野史、金石刻列，郡志有可采摭，必昼夜抄录无倦色。盖为纪载张本也。”【24】有的认为，修志不但要广征博采材料，而且还要辨别材料的真伪。如北宋程大昌曰：“今世所传《三辅黄图》，叙载汉制特详，最为要书。而其间有与正史不合者。……今图盖唐人增。续成之初，非亲生汉时目击汉事也。故随事必当立辨，不可谓其名古而不敢置议也。”【25】其中陈耆卿对资料考辨问题最有见地。他总结修志经验说：“凡意所未解者恃故老，故老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载籍，载籍之内漫漶不白者，则断之以理而折之于人情。事立之凡，卷授之引，微以存教化，识典章，非直为纪事设也。”【26】由此可见，在陈氏看来，先询故老、次查碑刻，次考载籍，最后断之以理情，这就是资料考辨的基本程序。陈氏此说具有范式意义。

7.谋篇说

南宋周应合认为，志书谋篇应该因地制宜和反映地方特色。他在论及《江陵志》和《建康志》谋篇异同问题时说：“应合昨修《江陵志》，为图二十，附之以辨。其次为表、为志、为传、为拾遗，所载犹不能备。建康又非江陵比也，自吴以来，国都于此，其事固多于江陵。若我朝建隆、开宝之平江南，天禧之为潜邸，建炎、绍兴之建行宫，显谟承烈，著在留都，凤阙龙章，固宜备录。然混于六朝之编，列于庶事之目，宫府杂载，君臣并纪，殊未安也。今欲先修《留都宫城录》，冠于书首，而建康地图年表次之。十志又次之，十传又次之，传之后为拾遗，图之后为地名辨。表之纬为四，曰时，曰地，曰人，曰事。志之中各著事迹，各为考证，而古今记咏各附于所为作之下。凡图、表、志、传，卷首各为一序。”【27】周氏这段话说明在谋篇上，《建康志》对于《江陵志》既有继承一面，也有创新的一面。就继承而言，《建康志》仍沿袭《江陵志》之例，使用图、表、志、传四种体裁。就创新而言，《建康志》增设《留都宫城录》和图、表、志、传的卷首小序。周氏这种注意反映地方特点的思想和做法对于后世有指津意义。

8.规则说

传信传疑。“传信传疑”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简称。传信传疑本为孔子《春秋》纪事基本原则，后被移用到修志领域。如北宋赵抃总结《成都古今集记》编纂经验曰：“昔者齐太公仕于周，司马迁有三说焉，疑以传疑可也。”“其间一事一物皆酌考众书，厘正伪谬，然后落笔。”其中前一句即指“疑以传疑”，后一句即指“信以传信”。南宋杨潜也说：“有据则书，有疑则阙，有讹则辩。” 【28】杨氏此语就是对“传信传疑”原则的完整诠释。

详今略古。对地方历史，志书究竟该如何记载？北宋赵彦若首先提出“详今略古”原则。他说：“远者谨严而简，近者周密而详”。【29】赵氏此说有普遍意义。

越境不书。宋人对于修志，已经提出越境不书的要求。如《淳祐玉峰志凡例》规定：“凡事旧在昆山而今在嘉定者，以今不隶本邑，今皆不载。”又规定：“凡叙人物，有本邑人而今居他所，本非邑人而今寓居者，今皆载。”由此可见，在《淳祐玉峰志》编者看来，记本地人居外地者，记外地人居本地者，因有人缘、地缘关系，不能视为越境。如此辩证理解和把握无疑是正确的。

9.书法说

笔法。宋人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有的认为编纂志书应像孔子作《春秋》那样，以“述而不作”为基本笔法。如褚中说：“圣人之于史，亦惟述而不作，况邑志乎？”【30】有的还认为，志文当用寓论于述笔法。如南宋黄岩孙说：志书行文应“按是非于故实之中，寓劝戒于微言之表，匪亶为记事设也。” 【31】此言意谓志文不仅要“记事”，而且还要“按是非于故实之中，寓劝戒于微言之表”,即有寓意。

两说并存。南宋赵汝謩首先提两说并存的主张。他说：“其义当两存者不敢偏废，亦《春秋》传信传疑之意。”【32】苏颂也总结《本草图经》编纂经验说：“收采时月有不同者，亦两存其说。”【33】两说并存之说于古于今都有借鉴意义。

互见。宋志记事已有互见之法。如《淳祐玉峰志凡例》规定曰：“凡事有重见者止载一处，余书见某门，更不重载。”

作注。宋人在修志中采用一个新做法，就是以双行小字为志文作注。如陈舜俞熙宁《庐山记》、潜说友《咸淳临安志》等就是用此法。此法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对后世影响很大。

10.续修说

宋人对志书续修的必要性有较多论述。有的认为，志书必须不断续修，否则就有中断历史之嫌。如程珌曰：“志而不续，则中旷矣。”【34】有的认为，续修志书是补充前志和续载后情的需要。如郭庭坚曰：“江阴旧志前广文郑应申所编，时绍熙甲寅岁也。间有考之未详，略而弗备者。况历三纪之余，时异事殊，洊有增益，盍广前闻，庶免疎缺。”【35】 宋人还开始研究志书续修任务问题。有地把志书续修任务概括为“补、增、改”。如张淏曰：《会稽续志》“所书固辛酉以后事，而前志一时偶有遗逸者因追补之，疏略者因增广之，讹误者因是正之。”【36】 有地把续修任务概括为“补、正、续”。如周应合在《景定建康志•修志本末》中，曾提出样要求：“前志之阙者补之，舛者正之，庆元以后未书者续之，方为全书。”有地把续修任务概括为“补、悉、续”。如曾丰曰：“昔之缺者补之，分野之类是也。略者悉之，郡沿革之类是也。其说二三者一之，辨豫章名之类是也。踵出创立续之，乾道淳熙二十余年事迹之类是也。”【37】有地把续修任务概括为“正、备、补”。如史能之曰：“讹者正，略者备，缺者补”。【38】尽管诸家意见不尽一致，但其中都包含这样三个要求：其一，必须充分重视和利用前人留下来历史资料。其二，对于旧志所存资料，不要迷信和盲从，而要加以甄别和取舍。其三，要着力补充前志记载下限之后的近世资料。

三、文本论

1.性质说

至宋代，彼时随着从图经到综合志书的不断转型，人们对于志书性质认识有所变化，开始出现地理、历史两说并存局面。有的以隋至北宋盛行的图经内容为依据，认为志书属于地理书。如著名史学家司马光说：后世袭《周官》之“遗法”，“为书以述地理”。其书“无不备载”，“真博物之书也。”【39】 司马氏所谓“博物之书”意近“地理之书”。南宋洪遵也有类似看法.他说：“天下郡国之乘与时更易，旷不知其几千百载，欲举其要非书不可也。由是，地理之学兴焉。”【40】由此可见，在洪氏看来，“郡国之乘”则属“地理之学”范畴。王象之则说得更加明确。他说：“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县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记，舆地有记。”【41】至南宋，志书已经转型，其内容已兼载地理和人文。有鉴于此，有的认为，志书属于历史书。如郑兴裔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42】郑氏此说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

2.作用说

自古以来，志书作用一直是方志论坛的热门议题。宋人承前人余绪，继续讨论志书作用问题。袁正规认为，志书有存史作用。他说：“昔人每著于铅椠间，后之览者潜心遐想。虽岁甚久若出今时，虽世甚远若粲然在目。此图经之所不可无也。”【43】 有的继承前人思想，认为志书有资政作用。如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序》中说：将志书“置诸郡府，用备咨阅，固可以质凝滞，根利病，资议论，不为虚语也。”有的认为，志书有教化作用。如李墍说：志书“足以弘宣风教，使善恶知所惩劝”。【44】有的从综合角度去考察，认为志书有稽考和鉴戒作用。如郑兴裔曰：郡志“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不仅在“天子采风问俗，藉以当太史之陈”，而且还可使“后之来守是邦者，亦庶乎其有所据依”。【45】有的认为，志书可为国史撰写提供资料。如章鉴曰：“志虽一邑之书，而实天下之公案、信史之张本也。”【46】有的认为，志书有认知作用。如乐史曰：“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袭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王土，不出户而观万邦，图籍机权莫先于此。” 【47】王象之还认为,方志除有资政、教化作用之外，还可为文艺创作提供素材。他说：志书“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48】

3.内容说

随着志书的不断定型，宋人对志书内容认识已经发生变化。多数人都要求志书不仅要记载地理，而且还要记载人文。有的认为，志书当兼记古今。如北宋吕南公说：“盖知古而不知今，其为儒也腐。知今而不知古，其为儒也浅。君子之于天下也，何浅何腐，与其腐也宁浅，逃浅必资于腐，逃腐必资于浅，是为两得之术。”【49】有的认为，志书内容当包括地理、人文各主要方面。如赵不悔在《新安志序》中说：“凡山川道里之险易，丁口顷亩之息耗，赋贡物产之阔狭，以至州土吏治、风俗人材，皆条理错综，聚见此书，曾无遗者。”史安之《剡录序》亦曰：“凡山川、城池、版图、官治，人杰地灵、佛庐仙馆、诗经画史、草木禽鱼，无所不载。”有的认为，地方志书内容当包括从自然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黄鼎称赞《四明图经》内容曰：“考地理之远近、户口之主客，与夫物产之异宜，贡赋之所出；上而至于人物、古迹、释氏、道流，下而至于山林、江湖、桥梁、坊陌，微而至于羽毛、鳞介、花木、果窳、药茗、器用之类，靡不毕备。”【50】

4.分类说

宋代学者总结修志经验，认为志书内容复杂，必须采用分类记载方法。如宋程大昌评宋敏求《长安志》曰：“宋之此志引类相从，最为明悉。”【51】由此可见，在程氏看来，《长安志》所以能做到纪载“最为明悉”，根本原因就在于“引类相从”。宋人对于志书内容分类有两种方法。多数人按文体分类。如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述《景定建康志》分志设置曰：“先为《留都录》四卷。……其次为地理图，为侯牧表，为志，为传合为五十卷。”由此可见，该志就是按“录、图、表、志、传”5种文体来设置分志的。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以事分类。如范百禄、董弅等人即持此观点。范百禄称《成都古今集记》曰：“凡若干篇，以类相从”。【52】董弅称《严州图经》曰：编撰者“相与检订事实，各以类从。”【53】比较而言，后以一种分类方法比较科学。

四、接受论

1.刊印说

自宋始，学界开始研究志书刊印问题。北宋苏耆认为，刊印志书目的在于“垂示方来”。他在论及《次续翰林志》刊印目的问题时曰：“虑年代浸远，徽烈无闻，因以编修，刊于湘素。一则表神宗优贤之异，二则彰先公遭遇之由。垂示方来，谅亦无愧。”【54】

2.阅读说

李埴认为，读者阅读方志可使人悉其情，“身到其地”。他论《舆地纪胜》效用曰：“使人一读，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与夫风景之美丽，名物之繁缛，历代方言之诡异，故老传记之放纷，不出户庭，皆坐而得之。”【55】吴子良认为，读者阅读方志可从中获得有益借鉴。他说：“使读《赤城志》者，诠评流品而思励其行，紬咀篇什而思畅其才，睹是非而开漫漶，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劝戒而审趋舍”。【56】由此可见，在吴氏看来，“思励其行”、“思畅其才”，就是读者阅读《赤城志》的基本意义所在。

宋人继承和发展了前代方志理论成果，初步创立方志理论体系。如此断言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宋人对于方志行政、编纂、文本、接受各方面均有所研究，已初步建立方志理论体系，其中对方志编纂的研究尤为深广，为后世方志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历代方志理论要点之二）

注释：

【1】邸富生著《中国方志学史》第59页，大连海运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2】郑兴裔《广陵志序》，郑兴裔著《郑忠肃奏议遗集》下。

【3】司马光《河南志序》，司马光著《传家集》卷68。

【4】李宗谔《祥符州县图经序》，《玉海》卷14。

【5】王存《元丰九域志序》，《元丰九域志》卷首。

【6】丘岳《重修琴川志叙》，《重修琴川志》卷首《旧序》。

【7】郑樵《通志•总序》。

【8】李宗谔《诸州县图经序》，王应麟编《玉海》卷14“祥符州县图经”条。

【9】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序》，《元佑吴郡图经续记》卷首。

【10】郑樵《通志序》，《通志》卷首。

【11】陈尧道《仙溪志序》，《宝祐仙溪志》卷首。

【12】罗愿《新安志序》，《淳熙新安志》卷首。

【13】周应合《修志本末》，《景定建康志》卷首。

【14】史安之《剡录序》，《剡录》卷首。

【15】赵抃《熙宁成都古今集记序》，《成都文类》卷23。

【16】李宗谔《景德诸州县图经序》，《玉海》卷14“祥符州县图经”条。

【17】转引自周应合《修志本末》，《景定建康志》卷首。

【18】傅兆敬《吴兴志序》，《嘉泰吴兴志》卷首。

【19】范百禄《熙宁成都古今集记序》，《成都文类》卷23。

【20】方逢辰《咸淳镇江志序》，《乾隆镇江府志》卷首。

【21】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景定建康志》卷首。

【22】详见周应合《修志本末》，《景定建康志》卷首。

【23】李清臣《元佑相台志序》，孙觌《内简尺牍》卷九注“称《相台志序》之工”句引语。

【24】祝穆《方舆胜览序》，《方舆胜览》卷首。

【25】程大昌编《雍录》卷1“三辅黄图”条。

【26】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序》，林表民编《赤城集》卷17。

【27】周应合《修志本末》，《景定建康志》卷首。

【28】杨潜《云间志序》，《绍熙云间志》卷首。

【29】赵彦若《长安志序》，《熙宁长安志》卷首。

【30】褚中《琴川志叙》，《重修琴川志》卷首《旧序》。

【31】黄岩孙《仙溪志跋》，《宝祐仙溪志》卷末。

【32】赵汝謩《嘉泰太和志序》，《乾隆泰和县志》卷首《附录》。

【33】苏颂《本草图经序》，《证类本草》卷1。

【34】程珌《端平新安续志序》，程珌《洺水集》卷8。

【35】郭庭坚《绍定续修江阴志记》，《嘉靖江阴县志》卷十五《遗文》。

【36】张淏《会稽续志序》，《宝庆会稽续志》卷首。

【37】曾丰《淳熙豫章图志后》，曾丰《缘督集》卷17。

【38】史能之《毘陵志序》，《咸淳毘陵志》卷首。

【39】司马光《河南志序》，《司马温公文集》卷66。

【40】洪遵《绍兴东阳志序》，《万历金华府志》卷首。

【41】王象之《舆地纪胜序》，《嘉定舆地纪胜》卷首。

【42】郑兴裔《淳熙广陵志序》，《郑忠肃奏议遗集》下。

【43】袁正规《元佑（长乐）图经序》，《乾隆福建通志》卷70。

【44】李墍《嘉泰重刊华阳国志序》，《华阳国志》卷首。

【45】郑兴裔《淳熙广陵志序》，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下。

【46】章鉴《嘉定余不志序》，《康熙德清县志》卷首《原序》。

【47】乐史《太平寰宇记序》。

【48】王象之《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卷首。

【49】吕南公《十八路地形图序》，吕南公《灌园集》卷8。

【50】黄鼎《四明图经序》，《乾道四明图经》卷首。

【51】程大昌《雍录》卷1“长安志”条。

【52】范百禄《熙宁成都古今集记序》，《成都文类》卷23。

【53】董弅《严州图经序》，《淳熙严州图经》卷首。

【54】苏耆《次续翰林志序》，知不足斋丛书本《次续翰林志》卷首。

【55】李埴《舆地纪胜序》，《舆地纪胜》卷首。

【56】吴子良《绍定赤城续志序》，林表民编《赤城集》卷18。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