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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俗文化】皇室家族的狩猎文化与阿尔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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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山居大兴安岭腹地,跨大兴安岭岭南、岭北,索岳尔济山横贯阿尔山全境,并以此山为源头,形成了山之阳的洮儿河、归流河、乌拉盖河等河流;山之阴形成了哈拉哈河、努木尔根河、阿尔善河等众多河流,是游牧民族首选之地。不仅如此,其地还是战略要冲,是连接岭南、岭北的重要支点,是沟通蒙古高原与松嫩平原、华北平原的交通枢纽。因此,历史上该地区在战乱时期容易成为战火的中心,和平时期,又是皇室家族游玩、狩猎、军事演练的重要基地。大蒙古国时期的成吉思汗,元朝时期的忽必烈,清王朝时期的康熙帝等都把包括阿尔山在内的这一地区作为重要的狩猎场和军事演练场,丰富了这一地区的狩猎文化。

    一、狩猎文化是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狩猎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生产劳动方式,也是社会生活习俗。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是通过集体狩猎和采集野果而获得食物。但是,这种狩猎文化是极端低级的,只是为了能够获得生存而已。中原文献有过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隋书》、《唐书》、《北史》中就有关于北方少数民族向中原政府进贡狩猎产品的记载。

    蒙古民族在阿阑豁阿时代,《蒙古秘史》中写到:“在豁里秃马惕,豁里剌儿台篾儿干因狩猎之事发生内讧,继而变成豁里剌儿氏。他们得知不儿罕山猎物众多,便向此地之主兀良孩投奔而来。如此这般,朵奔篾儿干便与阿阑豁阿结成了夫妻”。这是因狩猎的需要而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也因不儿罕山猎物的众多,最终成为迁徙到不儿罕山的原因所在。正是因为狩猎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也就具有了交换的可能。“朵奔篾儿干依照那人的请求,把鹿肉一条后腿分给了他,之后领着那人的孩子回到了家,把他当做自家的用人”。【1】这里的用人就是奴隶,家庭中随着奴隶的出现,也就出现了剥削。到了孛端察儿时代,孛端察儿将狩猎文化又一次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个时期因为政治斗争、家庭矛盾等诸多原因,而导致蒙古贵族家族中时时出现家庭成员被抛弃或者逃亡等现象的发生。孛端察儿就是被家族赶了出来的,此等情形下,孛端察儿就是“抱定死就死,活就活的决心,顺着斡难河水走了下去。走到名叫巴勒谆岛的地方,才搭起草棚住了下来。此间,孛端察儿见一雏鹰正在捕食黑野鸡,便用青白马的尾毛做成套子,套在雏鹰后把它带回家养了起来”。【2】这种用马尾做套而套取鸟类,以及后来发展到用钢丝做套来套取兔子、狼、鹿等更大一点的猎物,这种狩猎方式一直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衣食无着的孛端察儿常常射杀被狼围困在山崖间的猎物或拾来被狼吃剩的片肉残骨,用来充饥并喂养捉来的雏鹰。这般艰难地熬过了冬天,待到春暖花开鹰鸭飞回的时候,他所纵鹰捕来的猎物已挂满了林间树枝”。【3】丰富的猎物资源,促进了蒙古部落的发展,当然也就促进了狩猎业的发展。《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对狩猎文化说的非常明白:“漫长而寒冷的冬季正是狩猎的好季节。这些人分成各个小的部分,离家外出,徘徊在山野间,或进入森林猎取野兔、狼、貂、麋鹿、野生山羊、原羊(即野生绵羊)、野猪、野熊、狐狸和水獭。有时全体成员参加狩猎,他们尽可能在那里围上一块大的区域,并将猎物赶向一个中心的屠杀点。这些动物不仅提供了肉食和毛皮,而且还为游牧民提供制作各式工具、武器及装饰品所必需的鹿角、羊角、长牙、牙齿和骨头,以及药物的风干动物器官。森林还供给其他产品和日常生活资料,包括从鸟巢里掏雏鸟的猎鹰”。

    但是,随着军事集团力量逐渐强大,汗、部落贵族为了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的需要,“频繁发起部落之间的战争,四处袭击邻部,相互抢夺牲畜,侵占牧地,掳掠奴婢。同时,蒙古高原上的各部族集团之间,为种种利益相互攻战杀伐,时无宁日。经过长期持续的征服,兼并、动荡、分化,到12世纪末,原先部落林立的局面逐渐形成为分疆对峙的蒙古、克列、蔑儿乞、塔塔儿五大部集团,他们之间为争夺支配全蒙古的霸权而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4】一时间“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5】随着军事斗争的需要,狩猎绝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的需要了,而是成为获取军用物资的重要手段。“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6】“打围着做行粮”。军队“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7】这种因军事战争需要的狩猎方式,又一次地发展和丰富了狩猎文化的内涵。在长期的狩猎过程中,蒙古民族逐渐总结了狩猎方法及猎物的驯养方法,以便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其俗射猎,凡其主打围,必大会众,挑土以为坑,插木以为表,维以毳索,系以毡羽,犹汉兔罝之智,绵亘一二百里间。风飏羽飞,则兽皆惊骇,而不敢奔逸,然后蹙围攫击焉。霆见其行下鞑户取毛索及毡亦颇以为苦霆,沿路所乘铺马大半剪去其骏,扣之,则曰以为索,纳之窝裹陀,为打猎用围场,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猎时常食所猎之物则少杀羊”。【8】在贵族家庭中或是皇室家族中常常驯养鹰、犬、狮子、豹,甚至有专门从事管理猎犬之人,以备打猎之需。拉施特的《史集》对豢养牲畜的意义说得非常明白,对捕获物,他们进行“驯养、挤奶、食用”,也有“用山牛驮载”重物。此外,狩猎亦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拉施特的《史集》对狩猎的军事演练有过这样的评价:“平时的围猎即是一种军事训练,围猎不仅是追、围、扑、杀获的简单过程,而是需要有动物、季节、气象、动物习性、围猎方法等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熟悉和掌握快速而狡猾野兽的脱险规律”。用狩猎的方式来训练军队,或者进行军事演习,这在狩猎文化发展史中,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二、历史上的阿尔山地区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狩猎地、演兵场、武器库和冬营地。

    1.历史上的答阑捏木尔格思与今天的努木尔根河流域

    阿尔山地处大兴安岭的腹地,沿大兴安岭其高山林立,河流众多,其中属于额尔古纳河水系的努木尔根河,从阿尔山市白狼镇三广山至大黑山向南至科右前旗的宝格达山(宝格达山为兴安盟、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与蒙古国之界地,历史上为索岳尔济山)向北至准哈尔巴岗托乌拉,向西北至三角山一线所构成的河流均为努木尔根河水系,包括阿尔山境内的努木尔根河,努木尔根河右岸科尔沁右翼前旗境内的布仁高京和阿尔山市境内的那仁高勒、呼赉高勒、莫拉根高勒、小努木尔根河、霍德尔音河等河流皆由宝格达山至三角山一线众多山谷中流出,并统一汇聚于蒙古国境内的努木尔根高脊(高脊蒙古语山岗之意)一带,【9】这么多河流汇集于一处,正说明了蒙古语答阑之语——“七十”意为众多。“捏木尔格思是草名,又称胡须草亦指用这种草编制的蓑衣。思是复数,因与复数七十对应,不能是单数。现代蒙古语没有了这种复数对应规律,所以捏木尔格思就变成了捏木儿根—捏木尔格。总之,答阑捏木尔格思意为长有很多捏木尔格草的地方”。【10】现代的努木尔根河的名称就是从蒙古古语的答阑捏木尔格思演变而来的。现在,我们说努木尔根还有“蓑衣”之意。【11】这里的捏木尔格思,《蒙古秘史》中称答阑捏木尔格思,《亲征录》称之为“答兰捏木哥思之野”;《元史》作帖麦该川,《秘史》作帖篾延客额儿,还有清朝、民国时的《黑龙江志稿》记有的:“察罕温都尔南有讷墨亨(满语蓑衣也)。”等中的“捏木尔格思”、“答阑捏木尔格思”、“答兰捏木哥思之野”、“帖麦该川”、“帖篾延客额儿”、“讷墨亨”都是指今天的努木尔根河流域。其中努木尔根河的地望,清朝、民国两朝的《黑龙江志稿》已有详细的考证:“察罕温都尔南有讷墨亨(满语蓑衣也),《元史》作帖麦该川,《秘史》作帖篾延客额儿,成吉思汗甲子大搜地也。自巴彦哈喇山西北流五十余里,左合博罗河(博罗蒙古语音也),右合一支渠径车臣汗左翼前旗答兰捏木儿格思之野”。这里的察罕温都尔和巴彦哈喇山经超太夫考证分别为阿尔山市白狼镇的白狼峰和大黑山。【12】据此我们认为成吉思汗时期的答阑捏木尔格思的地域为阿尔山境内、蒙古国东方省哈拉哈苏木等地区。

    2.成吉思汗与王汗的合阑真沙陀之战,兵败,成吉思汗退至答阑捏木尔格思,是答阑捏木尔格思地区的高山密林和丰富的动物资源,拯救了成吉思汗和他的部队。

    合阑真沙陀战役后,“成吉思汗决定从答阑捏木尔格向合勒合河下游移动……在行军途中,常以狩猎充其食物。狩猎时,伤口未愈的忽亦勒答儿,因不听成吉思汗的劝阻,前去追杀野兽,伤口崩裂而死。成吉思汗将其尸骨葬于合勒合河岸边的斡而讷兀山中”。【13】这次的狩猎活动是因兵败,并又在军需极端匮乏时,为补充给养所进行的,是成吉思汗一生中经历的最困难时期。为此,成吉思汗的爱将忽亦勒答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值得庆幸的是这深山密林不仅藏匿了成吉思汗的部队,深山密林丰富的动物资源,还为成吉思汗的部队提供了军需。经过辗转4000余公里的召集旧部和养精蓄锐,成吉思汗最终以一个突然的反击,一举歼灭王汗的部队。至此,蒙古东部草原尽收在成吉思汗的囊中。此时的胜利,成吉思汗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加紧备战。这时,历史上的阿尔山地区,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帝既灭汪汗,猎于帖麦该川,宣布号令,振凯而归”。【14】《蒙古秘史》:“此时,成吉思汗正在帖篾延阔野打猎。当他们正围猎于秃勒勤扯兀惕时,阿剌忽石的吉惕忽里的使者月忽难赶来告知此变。成吉思汗采纳了别勒古台那颜的此番建议,便撤出猎场后从阿卜只合阔帖格儿出发,到达合勒合合畔的斡儿讷兀山前客勒帖该合答下营整军”。《元史》中的帖麦该川,《蒙古秘史》中帖篾延阔野是一个地方,指今天的阿尔山地区,是成吉思汗的冬营地。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生长着丰厚的植物资源,据专家统计这里每平方米就有35种植物,这里有着可供鹿科动物生长需要的苔藓等低等植物资源,这里有着狍子所需要的特殊植物——蓝花。蓝花的特殊性,孟松林的《成吉思汗与蒙古高原》有过这样的介绍:“铁木真成吉思汗消灭克烈亦惕部王汗之后,适逢春季来此狩猎,蒙古人有个习惯,春季狩猎,打狍子,喝狍子血能大补肾气。因为春季狍子吃一种蓝花植物后,整天迷迷糊糊,昏昏欲睡,这样能补充狍子在漫长冬季消耗的体力,使之迅速恢复,此时如果喝生狍子血人也会迷迷糊糊困意重重,滋润大补,使之一年之内精力旺盛”。阿尔山地区有着丰富的动物资源,这里现在仍然具有鲜活力的山川地名等就可见一斑。“杜拉尔”蒙古语“有兔子的地方”。“伊尔施”蒙古语“有豹子的地方”。“罕达盖”蒙古语“有驼鹿的地方”。“草根台坝”蒙古语“有母鹿的岭”。“呼和脑辉”蒙古语“有野狼的山”。“古林达坂”蒙古语有“雄狍子岭”。1203年、1204年冬、春两季的“大搜地”,是成吉思汗取得对王汗胜利后的大狩猎,这应该是一种庆祝活动,但这时对具有远见卓识的成吉思汗来说还有其更深一层的考虑。乃蛮为当时的大国,地广兵多,实力强大,但乃蛮与成吉思汗之间始终没有发生战争,是因为克烈部的王汗在他们之间起到了一个缓冲区的作用。王汗已亡,缓冲区没有了,与乃蛮必有一战。所以,成吉思汗借冬、春之机进行实战演练——与动物展开厮杀,用以提高兵士的士气和精神,准备同乃蛮决战。《元史》中已记载:“岁甲子,帝大会于帖麦该川,议伐乃蛮”。【15】随着纳忽山之战的胜利,成吉思汗的这种战前的军事实战演习成为一种定势。狩猎是森林草原游牧部落的主要活动之一,他们是“且牧且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战争发展的需要,狩猎也就成为必要的带有娱乐性和实战军事演习的活动,是游牧部落民族发展的必然需要。

    “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用猎获物补助生活资料不足的经济意义,逐步缩小;通过传统的、激动人心的狩猎活动达到娱乐目的和练习骑射却日益增多,也就是说,精神生活的需要和军事生活的需要越来越超过经济生活的需要”。【16

    一次,成吉思汗以什么是男人最大的快乐为题,引发了讨论:

    博尔术说:“带着冬季脱掉、现在重新长满羽毛的灰鹰,骑着养肥的好马,穿着好衣服,在初春时节出去猎取灰头鸟,这就是我理解的最大的快乐。”

    博儿忽说道:“放了鹰鹘,看它在空中用爪子击落的方式抓走灰鹤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

    忽必来的儿子们说:“打猎时放鹰,是人生最大的快乐”。【17

    我们从他们的发言很清楚地看出,狩猎已经不是简单的生活需要,而是构成了游牧民族的一种文化。

    三、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其狩猎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狩猎时常常带有娱乐性。

    忽必烈定都北京后,因为距离根据地哈喇和林较远,为加强统治,常常命北方的猎户,每年的冬季时期为北京朝廷大行捕猎。捕猎的方法通常为官府统一组织,在猎物的区域内设围进行围捕,或用鹰犬、或用猎箭,捕获的大兽如鹿、狮子、熊等则剖腹取脏后,献于朝廷,远路者“则献其皮革,以供君主制造军装之用”。【18

    皇室家族狩猎常常豢养猎犬、狮子、山猫(土豹)、凶猛无比的雕等用于捕取野猪、鹿、熊等大兽。《马可波罗行记》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皇室家族豢养的捕猎驯兽过程:“观狮之捕兽,其事甚奇。君主用笼盛狮,以车载之,各以小犬一头辅之,狮、犬甚为亲狎。盛狮于笼者,恐其猛追野兽不能复制。其捕猎也须逆风而行,勿使野物闻风而逃。”皇室家族中设有专门的狩猎机构,且机构非常庞大,皇帝行猎,有的多达几万人之众。《马可波罗行记》为我们展示了忽必烈狩猎时的盛大景象,活现了当时的捕猎场景。“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携最良之海青十二头。扈从备应对者有男爵数人。其他男爵则在周围骑随,时语之曰:‘陛下,鹤过。’大汗闻言,立开楼门视之,取其最宠之海青放之。此鸟数捕物于大汗前。大汗在楼中卧床观之,甚乐。侍从之诸男爵亦然。故余言世界之人,娱乐之甚,能为之优,无有逾大汗者。”皇室家族行猎,在忽必烈时期就有了禁捕令。“此地周围二十日程距离之内,无人敢携鹰犬行猎。在大汗所辖地之中,有兽四种,无人敢捕,即山兔、牡鹿、牝鹿、獐鹿是已。违禁者罚。顾其臣民忠顺,行于路者,虽见此种兽类卧地,亦不敢惊之。由是繁息甚众,地为之满。大汗取之惟意所欲。”

    《元史》中记有忽必烈行猎是在阿尔山地区平叛时(详见《忽必烈平叛乃颜与阿尔山》)有过精彩的一幕。《元史贺胜传》:“至元二十四年,乃颜叛,帝亲征,胜直武帐中,虽亲工不得辄至。胜传旨饬诸将,诘旦合战,还侍帝侧,矢交帐前,胜立侍不动。乃颜既败,帝还都,乘舆夜行,足苦寒,胜解衣,以身温之。帝一日猎还,胜参乘。伶人蒙采毳作狮子舞以迎驾,舆象惊,奔逸不可制,胜投身当象前,后至者段靷纵象,乘舆乃安”。【19】忽必烈御驾亲征平叛乃颜,经过在阿尔山及周边地区的撒儿秃鲁、不里古都、失剌斡儿朵、失列门林等战役,大兴安岭以西的危机解除了。所以,忽必烈可以高枕无忧地回上都了。忽必烈回上都的路线是沿着哈拉哈河的上游逾过大兴安岭而从岭东回去的,在这一段路程中,忽必烈要经过他的爷爷曾经狩猎并喝狍子血的地方。此时,忽必烈一方面因乃颜被诛而心情非常好,另一方面,正是初秋狩猎的好时机,尽管忽必烈已是73岁的高龄,仍保持着狩猎的嗜好。虽然,史料上对这次的狩猎地点没有说明。但是,从回程的路线和地理特点看,大致位置应在阿尔山至科右前旗的索伦和东乌珠穆沁旗一带。整个狩猎虽经历了乘舆惊毛事件,但好在是有惊无险。

    四、北元时期的阿鲁台依据答阑捏木尔格思的山高林密的特殊地势,成功地阻击了明成祖朱棣的“五出三犁”,并且创造出随军事战争的需要而通过狩猎和畜牧业来解决军需的生产方式。

    1410年,明成祖朱棣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本雅失里汗,没有采纳阿鲁台的建议,最终落得7骑逃亡的悲掺结局。1424年,明成祖朱棣第五次北征。阿鲁台复遁答阑纳木儿河,而明军速进,对答阑纳木儿河一带发动强大攻势,阿鲁台面对强大的明军攻势,采取避实就虚的方针,利用大部队“行军速度缓慢,粮草供应困难,不能在草原地区持久作战等弱点,采取了‘避战引退、诱敌周旋、疲敌劳师的战术’”【20】。在答阑纳木儿河地区,与敌军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他们隐匿于高山密林之中,利用蒙古人军旅生活的习惯和传统,通过狩猎和畜牧业解决军需,做到“山林中十里不举烟火”【21】。这种战术确实拖垮了千里远征的明朝军队,仅仅4天时间,明成祖朱棣就不得不下令撤军。而在撤离的途中,明成祖朱棣也病死在榆木川。

    北元时期的阿鲁台在利用阿尔山及其周边地区的深山老林,利用游牧民族狩猎和畜牧业生产非常机动灵活的特点,创造出以狩猎和畜牧业生产来解决军需的办法,巧妙地同明朝大军进行周旋。最终,保护了游牧民族的武装力量,为蒙古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五、清朝康熙帝率其九子狩猎于索岳尔济山,开辟了索岳尔济山的皇家围场,丰富了包括北方少数民族的狩猎文化。

    1.索岳尔济山的地望

    索岳尔济山内兴安岭正脉,周围约1300余里,为呼伦布特哈、哲里木、喀尔喀、乌珠穆沁各蒙旗山界,内兴安岭山脉北行入界自此山始。洮儿河、桂勒河出其东南。墨尔根河出其西北,色野尔济河出其西。东北起顶为哈玛尔山(现在称为哈玛尔坝,为五岔沟与明水河之界山。笔者注),又北九十里起顶为阿鲁塔尔奇岭,喀尔喀河出其西(众多河流出自此山,蒙古人命名为索岳尔济即萌芽、源头。笔者注),又东北起顶为兴安岭,索伦人呼为达巴库,即贷勃山(《黑龙江志稿》——笔者注)。索岳尔济山辽朝时期称七斤山,元朝设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故而元明两朝叫朵因温都儿或朵颜山【22】,清始称索岳尔济山。清康熙四十年(1701)设皇家围猎场,并派兵把守。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撤销禁令,其牧地分给喀尔喀、哲里木盟、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盟。其山顶,为共同所有,成为各蒙旗祭祀的地方,成了“圣山”、“神山”。索岳尔济山也就成了今天的宝格达山(宝格达,神、圣意)。清朝乾隆年间取消围场,索岳尔济山狩猎的人慢慢地多了起来。清末,又把索岳尔济山称为阿巴浩木日嘎,意为猎山。另外,在阿尔山明水河镇与呼伦贝尔的扎兰屯南部扎赉特旗西部和科尔沁右翼前旗境内索伦镇的交界地,有一条河流叫托欣河。在清朝顺治年间,曾因俄罗斯侵占尼布楚,居于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达斡尔诸部被迫南迁,有一姓“托欣”的达斡尔族迁至托欣河流域和绰尔河上游一带,形成了托欣索伦阿巴(汉译为,达斡尔族人一姓托欣的组成的狩猎部落),该部落给清朝上贡貂皮、鹰土等。【23】民国时期,在阿尔山洗温泉的人时常能够看到索伦狩猎的人在此休息。

    2.康熙帝巡幸索岳尔济山

    清朝初期,其皇家的狩猎场在木兰围场。康熙时期,康熙帝狩猎更加注重狩猎者之间的密切配合上,以其实现训练实战能力。神甫南怀仁、张诚曾多次随康熙帝狩猎,对康熙帝狩猎留有记录:“帝行猎时,扈从之马十万匹,将士六万人,带刀矢分队而行,行时结围于山林”;“帝选卫士三千人,执弓矢于山之四周结大围,其对径至少有三千步。围者齐向前行,渐将其围缩小,帝命朝中贵人杂诸将中指挥事,乃至猎围缩小至对径三百步时,围中诸兽如落网中,无能脱者。我曾见一日之中获山兔二三百头,狼、狐无算”。“见有鹿千余被围于上述猎围中,亦有时猎取熊及野猪,并杀六十余虎,然其猎法猎具又与前异。”康熙帝的这种狩猎方法,正可谓是最好的军事演习。随着俄罗斯军事力量的逐渐强大,随着漠北喀尔喀蒙古与清廷之间的关系不睦,随着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矛盾的不断激化,影响了北部边疆的稳定,康熙帝急需在北部地区设置军事要塞,以巩固北部国防。一个偶然的机会,索岳尔济山闯入了康熙帝的视野。

    康熙帝结缘于索岳尔济山是在康熙三十四年,时噶尔丹叛乱,作为军事要塞和交通枢纽的索岳尔济山,成为地方政府和清朝廷康熙的关注。《蒙古游牧记》:札萨克多罗札萨克图郡王游牧地当索岳尔济山之南。“山延袤数百里,其西麓临大漠,东北与齐齐哈尔城相近,注互见车臣汗部左翼前旗下。朔漠方略。康熙三十四年,黑龙江将军萨卜素奏言:‘臣尊谕徧历阴山前后,惟索岳尔济山高大,颇得形势,拟派官兵自盛京、乌喇、墨尔根三处,掘井以待,嗣后若索岳尔济山之东北枯伦贝尔等处有警,臣即先进兵,乌喇、盛京兵续之。若索岳尔济山之西,乌尔惠等处有警,则盛京兵先进,乌喇及臣兵续之,总期会于索岳尔济山以进’,上从之”【24】。《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四年正月有相同的记载。其后的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三十六年间,康熙平叛噶尔丹之乱时,索岳尔济山作为屯兵处,军事要塞,交通枢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康熙四十年(1701年,笔者注),康熙出于对索岳尔济“名胜之山”的慕名,率皇太子、皇长子、皇三子、皇四子、皇八子、皇十三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9子随驾“巡幸塞外”【25】。从表面上看,康熙巡幸索岳尔济山是一次旅游,是一次为寻乐而在塞外进行的一次皇家狩猎,实际上,更是一次为长远的军事战略目标做准备的一次“巡幸”。我们知道,皇室家族的狩猎文化已发展到带有军事演习性质的军事活动。康熙帝也不例外,他把围猎看成是“平时习骑射,不使其游惰而无能也”。【26】康熙帝在这次巡幸中,尤其是狩猎过程中,始终关心其子的狩猎情况,这说明,这是一次带有军事意义的远游。另外,清政府设立索岳尔济山为军事要塞,不单单是为平叛噶尔丹。在平定叛乱前后,对内来讲,喀尔喀部是迫于噶尔丹的武装侵略而并入清朝版图,而且在平叛期间,喀尔喀部、土谢图部还时常与噶尔丹有着往来;对外,平叛前后正值中、俄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而噶尔丹多次同俄罗斯协商派兵南攻清政府,清政府为了使俄罗斯在平叛的问题上保持中立,不得不割让大片土地。此等情况下,有索岳尔济山这块军事基地,不论索岳尔济山之西,乌尔惠等处有警,还是索岳尔济山之东北呼伦贝尔等处有警,都会达到快速出兵的效果。尽管此时对内的噶尔丹叛乱已平定,对外与俄罗斯已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但是,清政府对内、对外战争的阴霾还没有结束。所以,这次康熙帝的巡幸绝不仅仅是“览胜”和“狩猎”这么简单。再有,从出巡人员的安排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意义的不凡。一般情况下,皇帝出巡,都是由太子监国,即便太子一同前往,也应该由长子监国,但这次是太子和长子一同出巡。可见这次的巡幸和狩猎意义重大。

    康熙帝此次巡幸后,将索岳尔济山定为皇室家族的围猎场。此后的近百年时间成为禁区。到乾隆时期,才被分给蒙古诸部。

    狩猎文化,从生活的需要,到军事的需要,再到精神的需求,不仅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古代的狩猎到今天的禁猎,则是狩猎文化的高级阶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狩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阿尔山地区同其他地区一样,都为狩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注释:

    1】《蒙古秘史》,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蒙古秘史》,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3】《蒙古秘史》,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4】《蒙古族古代战例史》,巴特、洪坚毅著,金城出版社,2002年版。

    5】《蒙古秘史》校堪本,额尔登泰、乌云达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版。

    6】《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第13页。

    7】《蒙古民族史》第一卷,《蒙古民族史》编撰委员会编撰,孟广耀撰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第71页。

    8】《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第7页。

    9】《阿尔山——阿尔山历史地名考》,超太夫,《中国•阿尔山首届成吉思汗文化研讨会暨第四届蒙元文化论坛文集》,论坛学术委员会印制,20157月印刷。

    10】《喀尔喀河流域若干历史地名考证》,宝音德力根,《中国•阿尔山首届成吉思汗文化研讨会暨第四届蒙元文化论坛文集》,论坛学术委员会印制,20157月印刷。

    11】《科尔沁右翼前旗地名文化》,王旺盛主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2】《阿尔山——阿尔山历史地名考》,超太夫,《中国•阿尔山首届成吉思汗文化研讨会暨第四届蒙元文化论坛文集》,论坛学术委员会印制,20157月印刷。

    13】《蒙古秘史》,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27页。

    14】《元史•太祖本纪》,明朝,宋濂著。

    15】《元史•太祖本纪》,明朝,宋濂著。

    16】—【17】《蒙古民族史》第一卷,《蒙古民族史》编撰委员会编撰,孟广耀撰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第7475页。

    18】《马可波罗行记》意,马可波罗著,冯承均译,东方出版社发行,2011版。

    19】《元史•贺胜传》卷179,明朝,宋濂,中华书局。

    20】《蒙古族古代战例史》,巴特、洪坚毅著,金城出版社,2002版,第437页。

    21】《阿尔山——阿尔山历史地名考》,超太夫,《中国•阿尔山首届成吉思汗文化研讨会暨第四届蒙元文化论坛文集》,论坛学术委员会印制,20157月印刷。

    22】《三个地名考》,内蒙古史志,2014第五期。

    23】《扎拉特历史与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4】《蒙古游牧记》卷之一,作者,张穆。

    25】《清圣祖实录》。

    26】《清圣祖实录》。

    (作者单位:阿尔山市史志档案局)

     

    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派员赴湖南学习考察

     

    2016102526日,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孟秀芳一行赴湖南省学习考察。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易介南接见了考察人员,副主任李晓平及省志编纂处、综合处的有关负责同志与考察人员一起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李晓平副主任介绍了湖南省的二轮修志整体情况,特别是省志编纂情况,同时重点介绍了省志编纂处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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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俗文化】皇室家族的狩猎文化与阿尔山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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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山居大兴安岭腹地,跨大兴安岭岭南、岭北,索岳尔济山横贯阿尔山全境,并以此山为源头,形成了山之阳的洮儿河、归流河、乌拉盖河等河流;山之阴形成了哈拉哈河、努木尔根河、阿尔善河等众多河流,是游牧民族首选之地。不仅如此,其地还是战略要冲,是连接岭南、岭北的重要支点,是沟通蒙古高原与松嫩平原、华北平原的交通枢纽。因此,历史上该地区在战乱时期容易成为战火的中心,和平时期,又是皇室家族游玩、狩猎、军事演练的重要基地。大蒙古国时期的成吉思汗,元朝时期的忽必烈,清王朝时期的康熙帝等都把包括阿尔山在内的这一地区作为重要的狩猎场和军事演练场,丰富了这一地区的狩猎文化。

    一、狩猎文化是游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狩猎是一种原始而古老的生产劳动方式,也是社会生活习俗。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是通过集体狩猎和采集野果而获得食物。但是,这种狩猎文化是极端低级的,只是为了能够获得生存而已。中原文献有过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隋书》、《唐书》、《北史》中就有关于北方少数民族向中原政府进贡狩猎产品的记载。

    蒙古民族在阿阑豁阿时代,《蒙古秘史》中写到:“在豁里秃马惕,豁里剌儿台篾儿干因狩猎之事发生内讧,继而变成豁里剌儿氏。他们得知不儿罕山猎物众多,便向此地之主兀良孩投奔而来。如此这般,朵奔篾儿干便与阿阑豁阿结成了夫妻”。这是因狩猎的需要而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也因不儿罕山猎物的众多,最终成为迁徙到不儿罕山的原因所在。正是因为狩猎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也就具有了交换的可能。“朵奔篾儿干依照那人的请求,把鹿肉一条后腿分给了他,之后领着那人的孩子回到了家,把他当做自家的用人”。【1】这里的用人就是奴隶,家庭中随着奴隶的出现,也就出现了剥削。到了孛端察儿时代,孛端察儿将狩猎文化又一次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个时期因为政治斗争、家庭矛盾等诸多原因,而导致蒙古贵族家族中时时出现家庭成员被抛弃或者逃亡等现象的发生。孛端察儿就是被家族赶了出来的,此等情形下,孛端察儿就是“抱定死就死,活就活的决心,顺着斡难河水走了下去。走到名叫巴勒谆岛的地方,才搭起草棚住了下来。此间,孛端察儿见一雏鹰正在捕食黑野鸡,便用青白马的尾毛做成套子,套在雏鹰后把它带回家养了起来”。【2】这种用马尾做套而套取鸟类,以及后来发展到用钢丝做套来套取兔子、狼、鹿等更大一点的猎物,这种狩猎方式一直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衣食无着的孛端察儿常常射杀被狼围困在山崖间的猎物或拾来被狼吃剩的片肉残骨,用来充饥并喂养捉来的雏鹰。这般艰难地熬过了冬天,待到春暖花开鹰鸭飞回的时候,他所纵鹰捕来的猎物已挂满了林间树枝”。【3】丰富的猎物资源,促进了蒙古部落的发展,当然也就促进了狩猎业的发展。《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对狩猎文化说的非常明白:“漫长而寒冷的冬季正是狩猎的好季节。这些人分成各个小的部分,离家外出,徘徊在山野间,或进入森林猎取野兔、狼、貂、麋鹿、野生山羊、原羊(即野生绵羊)、野猪、野熊、狐狸和水獭。有时全体成员参加狩猎,他们尽可能在那里围上一块大的区域,并将猎物赶向一个中心的屠杀点。这些动物不仅提供了肉食和毛皮,而且还为游牧民提供制作各式工具、武器及装饰品所必需的鹿角、羊角、长牙、牙齿和骨头,以及药物的风干动物器官。森林还供给其他产品和日常生活资料,包括从鸟巢里掏雏鸟的猎鹰”。

    但是,随着军事集团力量逐渐强大,汗、部落贵族为了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的需要,“频繁发起部落之间的战争,四处袭击邻部,相互抢夺牲畜,侵占牧地,掳掠奴婢。同时,蒙古高原上的各部族集团之间,为种种利益相互攻战杀伐,时无宁日。经过长期持续的征服,兼并、动荡、分化,到12世纪末,原先部落林立的局面逐渐形成为分疆对峙的蒙古、克列、蔑儿乞、塔塔儿五大部集团,他们之间为争夺支配全蒙古的霸权而进行着无休止的战争”。【4】一时间“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5】随着军事斗争的需要,狩猎绝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的需要了,而是成为获取军用物资的重要手段。“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6】“打围着做行粮”。军队“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7】这种因军事战争需要的狩猎方式,又一次地发展和丰富了狩猎文化的内涵。在长期的狩猎过程中,蒙古民族逐渐总结了狩猎方法及猎物的驯养方法,以便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其俗射猎,凡其主打围,必大会众,挑土以为坑,插木以为表,维以毳索,系以毡羽,犹汉兔罝之智,绵亘一二百里间。风飏羽飞,则兽皆惊骇,而不敢奔逸,然后蹙围攫击焉。霆见其行下鞑户取毛索及毡亦颇以为苦霆,沿路所乘铺马大半剪去其骏,扣之,则曰以为索,纳之窝裹陀,为打猎用围场,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猎时常食所猎之物则少杀羊”。【8】在贵族家庭中或是皇室家族中常常驯养鹰、犬、狮子、豹,甚至有专门从事管理猎犬之人,以备打猎之需。拉施特的《史集》对豢养牲畜的意义说得非常明白,对捕获物,他们进行“驯养、挤奶、食用”,也有“用山牛驮载”重物。此外,狩猎亦有重要的军事意义,拉施特的《史集》对狩猎的军事演练有过这样的评价:“平时的围猎即是一种军事训练,围猎不仅是追、围、扑、杀获的简单过程,而是需要有动物、季节、气象、动物习性、围猎方法等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熟悉和掌握快速而狡猾野兽的脱险规律”。用狩猎的方式来训练军队,或者进行军事演习,这在狩猎文化发展史中,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二、历史上的阿尔山地区是成吉思汗家族的狩猎地、演兵场、武器库和冬营地。

    1.历史上的答阑捏木尔格思与今天的努木尔根河流域

    阿尔山地处大兴安岭的腹地,沿大兴安岭其高山林立,河流众多,其中属于额尔古纳河水系的努木尔根河,从阿尔山市白狼镇三广山至大黑山向南至科右前旗的宝格达山(宝格达山为兴安盟、锡林郭勒盟的东乌珠穆沁旗与蒙古国之界地,历史上为索岳尔济山)向北至准哈尔巴岗托乌拉,向西北至三角山一线所构成的河流均为努木尔根河水系,包括阿尔山境内的努木尔根河,努木尔根河右岸科尔沁右翼前旗境内的布仁高京和阿尔山市境内的那仁高勒、呼赉高勒、莫拉根高勒、小努木尔根河、霍德尔音河等河流皆由宝格达山至三角山一线众多山谷中流出,并统一汇聚于蒙古国境内的努木尔根高脊(高脊蒙古语山岗之意)一带,【9】这么多河流汇集于一处,正说明了蒙古语答阑之语——“七十”意为众多。“捏木尔格思是草名,又称胡须草亦指用这种草编制的蓑衣。思是复数,因与复数七十对应,不能是单数。现代蒙古语没有了这种复数对应规律,所以捏木尔格思就变成了捏木儿根—捏木尔格。总之,答阑捏木尔格思意为长有很多捏木尔格草的地方”。【10】现代的努木尔根河的名称就是从蒙古古语的答阑捏木尔格思演变而来的。现在,我们说努木尔根还有“蓑衣”之意。【11】这里的捏木尔格思,《蒙古秘史》中称答阑捏木尔格思,《亲征录》称之为“答兰捏木哥思之野”;《元史》作帖麦该川,《秘史》作帖篾延客额儿,还有清朝、民国时的《黑龙江志稿》记有的:“察罕温都尔南有讷墨亨(满语蓑衣也)。”等中的“捏木尔格思”、“答阑捏木尔格思”、“答兰捏木哥思之野”、“帖麦该川”、“帖篾延客额儿”、“讷墨亨”都是指今天的努木尔根河流域。其中努木尔根河的地望,清朝、民国两朝的《黑龙江志稿》已有详细的考证:“察罕温都尔南有讷墨亨(满语蓑衣也),《元史》作帖麦该川,《秘史》作帖篾延客额儿,成吉思汗甲子大搜地也。自巴彦哈喇山西北流五十余里,左合博罗河(博罗蒙古语音也),右合一支渠径车臣汗左翼前旗答兰捏木儿格思之野”。这里的察罕温都尔和巴彦哈喇山经超太夫考证分别为阿尔山市白狼镇的白狼峰和大黑山。【12】据此我们认为成吉思汗时期的答阑捏木尔格思的地域为阿尔山境内、蒙古国东方省哈拉哈苏木等地区。

    2.成吉思汗与王汗的合阑真沙陀之战,兵败,成吉思汗退至答阑捏木尔格思,是答阑捏木尔格思地区的高山密林和丰富的动物资源,拯救了成吉思汗和他的部队。

    合阑真沙陀战役后,“成吉思汗决定从答阑捏木尔格向合勒合河下游移动……在行军途中,常以狩猎充其食物。狩猎时,伤口未愈的忽亦勒答儿,因不听成吉思汗的劝阻,前去追杀野兽,伤口崩裂而死。成吉思汗将其尸骨葬于合勒合河岸边的斡而讷兀山中”。【13】这次的狩猎活动是因兵败,并又在军需极端匮乏时,为补充给养所进行的,是成吉思汗一生中经历的最困难时期。为此,成吉思汗的爱将忽亦勒答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值得庆幸的是这深山密林不仅藏匿了成吉思汗的部队,深山密林丰富的动物资源,还为成吉思汗的部队提供了军需。经过辗转4000余公里的召集旧部和养精蓄锐,成吉思汗最终以一个突然的反击,一举歼灭王汗的部队。至此,蒙古东部草原尽收在成吉思汗的囊中。此时的胜利,成吉思汗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加紧备战。这时,历史上的阿尔山地区,又一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帝既灭汪汗,猎于帖麦该川,宣布号令,振凯而归”。【14】《蒙古秘史》:“此时,成吉思汗正在帖篾延阔野打猎。当他们正围猎于秃勒勤扯兀惕时,阿剌忽石的吉惕忽里的使者月忽难赶来告知此变。成吉思汗采纳了别勒古台那颜的此番建议,便撤出猎场后从阿卜只合阔帖格儿出发,到达合勒合合畔的斡儿讷兀山前客勒帖该合答下营整军”。《元史》中的帖麦该川,《蒙古秘史》中帖篾延阔野是一个地方,指今天的阿尔山地区,是成吉思汗的冬营地。这里特殊的地理环境,生长着丰厚的植物资源,据专家统计这里每平方米就有35种植物,这里有着可供鹿科动物生长需要的苔藓等低等植物资源,这里有着狍子所需要的特殊植物——蓝花。蓝花的特殊性,孟松林的《成吉思汗与蒙古高原》有过这样的介绍:“铁木真成吉思汗消灭克烈亦惕部王汗之后,适逢春季来此狩猎,蒙古人有个习惯,春季狩猎,打狍子,喝狍子血能大补肾气。因为春季狍子吃一种蓝花植物后,整天迷迷糊糊,昏昏欲睡,这样能补充狍子在漫长冬季消耗的体力,使之迅速恢复,此时如果喝生狍子血人也会迷迷糊糊困意重重,滋润大补,使之一年之内精力旺盛”。阿尔山地区有着丰富的动物资源,这里现在仍然具有鲜活力的山川地名等就可见一斑。“杜拉尔”蒙古语“有兔子的地方”。“伊尔施”蒙古语“有豹子的地方”。“罕达盖”蒙古语“有驼鹿的地方”。“草根台坝”蒙古语“有母鹿的岭”。“呼和脑辉”蒙古语“有野狼的山”。“古林达坂”蒙古语有“雄狍子岭”。1203年、1204年冬、春两季的“大搜地”,是成吉思汗取得对王汗胜利后的大狩猎,这应该是一种庆祝活动,但这时对具有远见卓识的成吉思汗来说还有其更深一层的考虑。乃蛮为当时的大国,地广兵多,实力强大,但乃蛮与成吉思汗之间始终没有发生战争,是因为克烈部的王汗在他们之间起到了一个缓冲区的作用。王汗已亡,缓冲区没有了,与乃蛮必有一战。所以,成吉思汗借冬、春之机进行实战演练——与动物展开厮杀,用以提高兵士的士气和精神,准备同乃蛮决战。《元史》中已记载:“岁甲子,帝大会于帖麦该川,议伐乃蛮”。【15】随着纳忽山之战的胜利,成吉思汗的这种战前的军事实战演习成为一种定势。狩猎是森林草原游牧部落的主要活动之一,他们是“且牧且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战争发展的需要,狩猎也就成为必要的带有娱乐性和实战军事演习的活动,是游牧部落民族发展的必然需要。

    “随着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用猎获物补助生活资料不足的经济意义,逐步缩小;通过传统的、激动人心的狩猎活动达到娱乐目的和练习骑射却日益增多,也就是说,精神生活的需要和军事生活的需要越来越超过经济生活的需要”。【16

    一次,成吉思汗以什么是男人最大的快乐为题,引发了讨论:

    博尔术说:“带着冬季脱掉、现在重新长满羽毛的灰鹰,骑着养肥的好马,穿着好衣服,在初春时节出去猎取灰头鸟,这就是我理解的最大的快乐。”

    博儿忽说道:“放了鹰鹘,看它在空中用爪子击落的方式抓走灰鹤这是男子汉的最大快乐。”

    忽必来的儿子们说:“打猎时放鹰,是人生最大的快乐”。【17

    我们从他们的发言很清楚地看出,狩猎已经不是简单的生活需要,而是构成了游牧民族的一种文化。

    三、元朝忽必烈统治时期,其狩猎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狩猎时常常带有娱乐性。

    忽必烈定都北京后,因为距离根据地哈喇和林较远,为加强统治,常常命北方的猎户,每年的冬季时期为北京朝廷大行捕猎。捕猎的方法通常为官府统一组织,在猎物的区域内设围进行围捕,或用鹰犬、或用猎箭,捕获的大兽如鹿、狮子、熊等则剖腹取脏后,献于朝廷,远路者“则献其皮革,以供君主制造军装之用”。【18

    皇室家族狩猎常常豢养猎犬、狮子、山猫(土豹)、凶猛无比的雕等用于捕取野猪、鹿、熊等大兽。《马可波罗行记》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皇室家族豢养的捕猎驯兽过程:“观狮之捕兽,其事甚奇。君主用笼盛狮,以车载之,各以小犬一头辅之,狮、犬甚为亲狎。盛狮于笼者,恐其猛追野兽不能复制。其捕猎也须逆风而行,勿使野物闻风而逃。”皇室家族中设有专门的狩猎机构,且机构非常庞大,皇帝行猎,有的多达几万人之众。《马可波罗行记》为我们展示了忽必烈狩猎时的盛大景象,活现了当时的捕猎场景。“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携最良之海青十二头。扈从备应对者有男爵数人。其他男爵则在周围骑随,时语之曰:‘陛下,鹤过。’大汗闻言,立开楼门视之,取其最宠之海青放之。此鸟数捕物于大汗前。大汗在楼中卧床观之,甚乐。侍从之诸男爵亦然。故余言世界之人,娱乐之甚,能为之优,无有逾大汗者。”皇室家族行猎,在忽必烈时期就有了禁捕令。“此地周围二十日程距离之内,无人敢携鹰犬行猎。在大汗所辖地之中,有兽四种,无人敢捕,即山兔、牡鹿、牝鹿、獐鹿是已。违禁者罚。顾其臣民忠顺,行于路者,虽见此种兽类卧地,亦不敢惊之。由是繁息甚众,地为之满。大汗取之惟意所欲。”

    《元史》中记有忽必烈行猎是在阿尔山地区平叛时(详见《忽必烈平叛乃颜与阿尔山》)有过精彩的一幕。《元史贺胜传》:“至元二十四年,乃颜叛,帝亲征,胜直武帐中,虽亲工不得辄至。胜传旨饬诸将,诘旦合战,还侍帝侧,矢交帐前,胜立侍不动。乃颜既败,帝还都,乘舆夜行,足苦寒,胜解衣,以身温之。帝一日猎还,胜参乘。伶人蒙采毳作狮子舞以迎驾,舆象惊,奔逸不可制,胜投身当象前,后至者段靷纵象,乘舆乃安”。【19】忽必烈御驾亲征平叛乃颜,经过在阿尔山及周边地区的撒儿秃鲁、不里古都、失剌斡儿朵、失列门林等战役,大兴安岭以西的危机解除了。所以,忽必烈可以高枕无忧地回上都了。忽必烈回上都的路线是沿着哈拉哈河的上游逾过大兴安岭而从岭东回去的,在这一段路程中,忽必烈要经过他的爷爷曾经狩猎并喝狍子血的地方。此时,忽必烈一方面因乃颜被诛而心情非常好,另一方面,正是初秋狩猎的好时机,尽管忽必烈已是73岁的高龄,仍保持着狩猎的嗜好。虽然,史料上对这次的狩猎地点没有说明。但是,从回程的路线和地理特点看,大致位置应在阿尔山至科右前旗的索伦和东乌珠穆沁旗一带。整个狩猎虽经历了乘舆惊毛事件,但好在是有惊无险。

    四、北元时期的阿鲁台依据答阑捏木尔格思的山高林密的特殊地势,成功地阻击了明成祖朱棣的“五出三犁”,并且创造出随军事战争的需要而通过狩猎和畜牧业来解决军需的生产方式。

    1410年,明成祖朱棣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本雅失里汗,没有采纳阿鲁台的建议,最终落得7骑逃亡的悲掺结局。1424年,明成祖朱棣第五次北征。阿鲁台复遁答阑纳木儿河,而明军速进,对答阑纳木儿河一带发动强大攻势,阿鲁台面对强大的明军攻势,采取避实就虚的方针,利用大部队“行军速度缓慢,粮草供应困难,不能在草原地区持久作战等弱点,采取了‘避战引退、诱敌周旋、疲敌劳师的战术’”【20】。在答阑纳木儿河地区,与敌军玩起捉迷藏的游戏,他们隐匿于高山密林之中,利用蒙古人军旅生活的习惯和传统,通过狩猎和畜牧业解决军需,做到“山林中十里不举烟火”【21】。这种战术确实拖垮了千里远征的明朝军队,仅仅4天时间,明成祖朱棣就不得不下令撤军。而在撤离的途中,明成祖朱棣也病死在榆木川。

    北元时期的阿鲁台在利用阿尔山及其周边地区的深山老林,利用游牧民族狩猎和畜牧业生产非常机动灵活的特点,创造出以狩猎和畜牧业生产来解决军需的办法,巧妙地同明朝大军进行周旋。最终,保护了游牧民族的武装力量,为蒙古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五、清朝康熙帝率其九子狩猎于索岳尔济山,开辟了索岳尔济山的皇家围场,丰富了包括北方少数民族的狩猎文化。

    1.索岳尔济山的地望

    索岳尔济山内兴安岭正脉,周围约1300余里,为呼伦布特哈、哲里木、喀尔喀、乌珠穆沁各蒙旗山界,内兴安岭山脉北行入界自此山始。洮儿河、桂勒河出其东南。墨尔根河出其西北,色野尔济河出其西。东北起顶为哈玛尔山(现在称为哈玛尔坝,为五岔沟与明水河之界山。笔者注),又北九十里起顶为阿鲁塔尔奇岭,喀尔喀河出其西(众多河流出自此山,蒙古人命名为索岳尔济即萌芽、源头。笔者注),又东北起顶为兴安岭,索伦人呼为达巴库,即贷勃山(《黑龙江志稿》——笔者注)。索岳尔济山辽朝时期称七斤山,元朝设朵因温都儿兀良哈千户所,故而元明两朝叫朵因温都儿或朵颜山【22】,清始称索岳尔济山。清康熙四十年(1701)设皇家围猎场,并派兵把守。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撤销禁令,其牧地分给喀尔喀、哲里木盟、锡林郭勒盟和呼伦贝尔盟。其山顶,为共同所有,成为各蒙旗祭祀的地方,成了“圣山”、“神山”。索岳尔济山也就成了今天的宝格达山(宝格达,神、圣意)。清朝乾隆年间取消围场,索岳尔济山狩猎的人慢慢地多了起来。清末,又把索岳尔济山称为阿巴浩木日嘎,意为猎山。另外,在阿尔山明水河镇与呼伦贝尔的扎兰屯南部扎赉特旗西部和科尔沁右翼前旗境内索伦镇的交界地,有一条河流叫托欣河。在清朝顺治年间,曾因俄罗斯侵占尼布楚,居于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达斡尔诸部被迫南迁,有一姓“托欣”的达斡尔族迁至托欣河流域和绰尔河上游一带,形成了托欣索伦阿巴(汉译为,达斡尔族人一姓托欣的组成的狩猎部落),该部落给清朝上贡貂皮、鹰土等。【23】民国时期,在阿尔山洗温泉的人时常能够看到索伦狩猎的人在此休息。

    2.康熙帝巡幸索岳尔济山

    清朝初期,其皇家的狩猎场在木兰围场。康熙时期,康熙帝狩猎更加注重狩猎者之间的密切配合上,以其实现训练实战能力。神甫南怀仁、张诚曾多次随康熙帝狩猎,对康熙帝狩猎留有记录:“帝行猎时,扈从之马十万匹,将士六万人,带刀矢分队而行,行时结围于山林”;“帝选卫士三千人,执弓矢于山之四周结大围,其对径至少有三千步。围者齐向前行,渐将其围缩小,帝命朝中贵人杂诸将中指挥事,乃至猎围缩小至对径三百步时,围中诸兽如落网中,无能脱者。我曾见一日之中获山兔二三百头,狼、狐无算”。“见有鹿千余被围于上述猎围中,亦有时猎取熊及野猪,并杀六十余虎,然其猎法猎具又与前异。”康熙帝的这种狩猎方法,正可谓是最好的军事演习。随着俄罗斯军事力量的逐渐强大,随着漠北喀尔喀蒙古与清廷之间的关系不睦,随着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矛盾的不断激化,影响了北部边疆的稳定,康熙帝急需在北部地区设置军事要塞,以巩固北部国防。一个偶然的机会,索岳尔济山闯入了康熙帝的视野。

    康熙帝结缘于索岳尔济山是在康熙三十四年,时噶尔丹叛乱,作为军事要塞和交通枢纽的索岳尔济山,成为地方政府和清朝廷康熙的关注。《蒙古游牧记》:札萨克多罗札萨克图郡王游牧地当索岳尔济山之南。“山延袤数百里,其西麓临大漠,东北与齐齐哈尔城相近,注互见车臣汗部左翼前旗下。朔漠方略。康熙三十四年,黑龙江将军萨卜素奏言:‘臣尊谕徧历阴山前后,惟索岳尔济山高大,颇得形势,拟派官兵自盛京、乌喇、墨尔根三处,掘井以待,嗣后若索岳尔济山之东北枯伦贝尔等处有警,臣即先进兵,乌喇、盛京兵续之。若索岳尔济山之西,乌尔惠等处有警,则盛京兵先进,乌喇及臣兵续之,总期会于索岳尔济山以进’,上从之”【24】。《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四年正月有相同的记载。其后的康熙三十五年、康熙三十六年间,康熙平叛噶尔丹之乱时,索岳尔济山作为屯兵处,军事要塞,交通枢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康熙四十年(1701年,笔者注),康熙出于对索岳尔济“名胜之山”的慕名,率皇太子、皇长子、皇三子、皇四子、皇八子、皇十三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9子随驾“巡幸塞外”【25】。从表面上看,康熙巡幸索岳尔济山是一次旅游,是一次为寻乐而在塞外进行的一次皇家狩猎,实际上,更是一次为长远的军事战略目标做准备的一次“巡幸”。我们知道,皇室家族的狩猎文化已发展到带有军事演习性质的军事活动。康熙帝也不例外,他把围猎看成是“平时习骑射,不使其游惰而无能也”。【26】康熙帝在这次巡幸中,尤其是狩猎过程中,始终关心其子的狩猎情况,这说明,这是一次带有军事意义的远游。另外,清政府设立索岳尔济山为军事要塞,不单单是为平叛噶尔丹。在平定叛乱前后,对内来讲,喀尔喀部是迫于噶尔丹的武装侵略而并入清朝版图,而且在平叛期间,喀尔喀部、土谢图部还时常与噶尔丹有着往来;对外,平叛前后正值中、俄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而噶尔丹多次同俄罗斯协商派兵南攻清政府,清政府为了使俄罗斯在平叛的问题上保持中立,不得不割让大片土地。此等情况下,有索岳尔济山这块军事基地,不论索岳尔济山之西,乌尔惠等处有警,还是索岳尔济山之东北呼伦贝尔等处有警,都会达到快速出兵的效果。尽管此时对内的噶尔丹叛乱已平定,对外与俄罗斯已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但是,清政府对内、对外战争的阴霾还没有结束。所以,这次康熙帝的巡幸绝不仅仅是“览胜”和“狩猎”这么简单。再有,从出巡人员的安排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意义的不凡。一般情况下,皇帝出巡,都是由太子监国,即便太子一同前往,也应该由长子监国,但这次是太子和长子一同出巡。可见这次的巡幸和狩猎意义重大。

    康熙帝此次巡幸后,将索岳尔济山定为皇室家族的围猎场。此后的近百年时间成为禁区。到乾隆时期,才被分给蒙古诸部。

    狩猎文化,从生活的需要,到军事的需要,再到精神的需求,不仅是一个不断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古代的狩猎到今天的禁猎,则是狩猎文化的高级阶段,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狩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阿尔山地区同其他地区一样,都为狩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注释:

    1】《蒙古秘史》,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2】《蒙古秘史》,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3】《蒙古秘史》,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4】《蒙古族古代战例史》,巴特、洪坚毅著,金城出版社,2002年版。

    5】《蒙古秘史》校堪本,额尔登泰、乌云达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版。

    6】《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第13页。

    7】《蒙古民族史》第一卷,《蒙古民族史》编撰委员会编撰,孟广耀撰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第71页。

    8】《王国维遗书》,第十三册,第7页。

    9】《阿尔山——阿尔山历史地名考》,超太夫,《中国•阿尔山首届成吉思汗文化研讨会暨第四届蒙元文化论坛文集》,论坛学术委员会印制,20157月印刷。

    10】《喀尔喀河流域若干历史地名考证》,宝音德力根,《中国•阿尔山首届成吉思汗文化研讨会暨第四届蒙元文化论坛文集》,论坛学术委员会印制,20157月印刷。

    11】《科尔沁右翼前旗地名文化》,王旺盛主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12】《阿尔山——阿尔山历史地名考》,超太夫,《中国•阿尔山首届成吉思汗文化研讨会暨第四届蒙元文化论坛文集》,论坛学术委员会印制,20157月印刷。

    13】《蒙古秘史》,特•官布扎布、阿斯钢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27页。

    14】《元史•太祖本纪》,明朝,宋濂著。

    15】《元史•太祖本纪》,明朝,宋濂著。

    16】—【17】《蒙古民族史》第一卷,《蒙古民族史》编撰委员会编撰,孟广耀撰写,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版,第7475页。

    18】《马可波罗行记》意,马可波罗著,冯承均译,东方出版社发行,2011版。

    19】《元史•贺胜传》卷179,明朝,宋濂,中华书局。

    20】《蒙古族古代战例史》,巴特、洪坚毅著,金城出版社,2002版,第437页。

    21】《阿尔山——阿尔山历史地名考》,超太夫,《中国•阿尔山首届成吉思汗文化研讨会暨第四届蒙元文化论坛文集》,论坛学术委员会印制,20157月印刷。

    22】《三个地名考》,内蒙古史志,2014第五期。

    23】《扎拉特历史与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4】《蒙古游牧记》卷之一,作者,张穆。

    25】《清圣祖实录》。

    26】《清圣祖实录》。

    (作者单位:阿尔山市史志档案局)

     

    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派员赴湖南学习考察

     

    2016102526日,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孟秀芳一行赴湖南省学习考察。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易介南接见了考察人员,副主任李晓平及省志编纂处、综合处的有关负责同志与考察人员一起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李晓平副主任介绍了湖南省的二轮修志整体情况,特别是省志编纂情况,同时重点介绍了省志编纂处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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