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两个盛唐，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诗歌的。政治上的盛唐以玄宗“开元盛世”为顶峰，止于“安史之乱”爆发。诗歌上的盛唐则以“安史之乱”以后杜甫的创作为极致，止于大历五年杜甫辞世。

玄宗年长杜甫27岁，杜甫降生时，玄宗还是睿宗朝的太子。再往前几年，太子还是临淄王李隆基，一个面临覆巢之灾的宗室——他的伯父中宗皇帝暴崩，他的父亲相王本来最有资格继位，但李唐此时的实权操控在韦皇后手中，她准备另立幼帝，像婆婆武则天一样垂帘听政。相王束手无策，反倒是他的三儿子李隆基挺身而出，联合太平公主和几名禁军将领，骤然发难，诛杀韦后及其党羽，使父亲相王登上帝位，自己则成为太子。待他继位后，迅即以武力清扫武韦余党，将曾经的盟友太平公主赐死，彻底夺回李氏旁落已久的君权。玄宗在宫廷斗争中心机之深沉、决断之勇毅、手段之强硬，毫不亚于他的曾祖、太宗李世民。

不仅如此，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把中国社会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史称“开元盛世”。其时大唐疆域辽阔，向西绵延直至广漠的中亚腹地。安西、北庭都护府在瀚海中守护着帝国的荣耀，成就了无数英雄战功和慷慨诗篇。李氏皇帝被各族胡人尊为“天可汗”，成为天下共主。大唐内地物阜民熙，社会安定。史书记载，“京师米价斛不盈二百，绢布如之”，“行人万里，不持寸刃”。青少年时代的杜甫，沐浴在“开元盛世”的光辉中，从弱冠之年起，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漫游。所到之处，尽是山河壮丽、人文锦绣，这无疑激发了青年杜甫的凌云壮志，《望岳》《胡马》《画鹰》等诗歌作品中，无不透露出睥睨天下的意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时期的杜甫，对玄宗怀有一种狂热的崇拜，如他后来诗中所写，他对皇帝的热爱是“葵藿向太阳，物性固莫夺”，他的政治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盛唐，是一个人人怀着“大唐梦”的热血时代。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辽阔的西北边庭，给了热血男儿们建功立业的梦想和机缘。高适做掌书记，岑参为判官，都累迁而成大吏，这就是“大唐梦”活生生的范例。愿意由文章入仕的，大唐设有名目繁多的科举，总有一款适合你。但杜甫既不投笔从戎，也不热心科举，可能是在家庭的压力下，心不在焉地应过贡举。大唐文人科举必先“干谒”——也就是结交显贵求得援引，这在当时既是“潜规则”，也是“明规则”。当别人竞相奔走于王侯宅第时，杜甫却漫游在吴越和齐赵大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这几乎等于自动放弃了科举仕进之路。需知，惊才绝艳如王维，也要靠公主的提携才能金榜题名。但杜甫所谋者大，并不汲汲于富贵，因而敢于“不走寻常路”。天宝十载，四十岁的杜甫献《三大礼赋》，引起了玄宗的特别注意，命他待制集贤院。应该说，这是杜甫政治生涯中春风得意的一笔。那时他正在盛年，锦心绣口自不待言，难得的是既通晓上层政治的运作规则，又没有一般文人不通世务的毛病，一言而动九重，前程不可限量。

这是杜甫与玄宗最为直接的一次交集。可惜的是，杜甫错过了报效玄宗的最佳时机。天宝以来，享国日久的玄宗已然丧失“革命斗志”，在德、政两方面都失去自制力，纳儿媳杨玉环为妃，任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为相，成为他毕生最大的两个污点。“开元盛世”的余辉正在渐渐褪去，唐帝国党中央的政治气候，日渐透出黑云压城的不祥之兆。正是在杨氏兄妹、李林甫和安禄山三股政治势力的复杂互动中，安禄山得以坐大并发动叛乱。“安史之乱”固然有其更加宏大的解释，但直接的动因无非如此。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认为，“唐人本好党援进取，林甫尤耽宠固权，苟患失之，不惜举国事以为之殉，而朝局不可问矣”。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只有培植羽翼，谁肯拔擢国士？经过漫长的四年待制，杜甫只得到一个河西县尉的任命，他坚辞不就，几个月后又被发落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闲职。对这次迹近搪塞的“重用”，杜甫以充满自嘲的心态写道：“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官定后戏赠》）戏谑和自我解嘲背后，满腔的愤懑、失意清晰可见。也许在此时，他对玄宗的崇拜已经像双十一的淘宝货，狠狠打了折扣。在李林甫之流的播弄下，杜甫的政治理想几近崩溃。一个“仓库管理科长”或可捉几只硕鼠，但要整理大唐河山就勉为其难了，不“耽酒”又能如何？

国家不幸诗家幸，就在杜甫入仕的这一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安史之乱”爆发了！无论“天可汗”玄宗还是小公务员杜甫，都对叛乱猝不及防。玄宗仓惶西逃，竟然未及通知群臣，导致大量官员被叛军俘获，其中就包括杜甫。对于两人的命运，这场叛乱都是一座分水岭。“马嵬之变”家喻户晓，毋庸赘言。第二年夏天，留守京畿的太子李亨称帝，是为肃宗，玄宗被迫当了太上皇。一朝天子一朝臣，玄宗还京后，又被权臣李辅国劫迁西内，即《长恨歌》所云“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之地，形同软禁。没多久，玄宗崩，大概是老死了吧！

至于杜甫，则侥幸逃出了叛军控制，潜至凤翔“行在”，被急于收拾人心的肃宗封为左拾遗。杜甫在肃宗手下奉职三年，期间被下狱、遭贬谪，终于自动离职，恢复了布衣之身。其后虽经严武荐举，挂了个工部员外郎的头衔，但充其量只是给严武当了几年幕僚，再未厕身官场。晚年杜甫，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整个过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遂使他命途多舛、衰年多病、亲朋四散、贫苦无依，直至冷雨孤舟、客死潇湘。高远理想与严酷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他迸发出了横绝今古的诗性光辉，以惊人的速度和质量喷吐着各种体裁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因对社会生活的深刻反映而被目为“诗史”，在艺术性上也达到了中国有诗以来的顶峰。“安史之乱”就像一道霹雳闪电，惊散了梨园春梦，却激活了“诗圣”老杜；终结了政治之盛唐，却成就了诗歌之盛唐。

杜甫对于皇帝的态度，值得再多说两句。忠君是封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忠君即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以古代文人而论，对皇帝多属愚忠和诈忠。愚忠者不论对什么样的皇帝，哪怕悖乱如隋炀帝、荒唐如蜀后主，都无条件地效忠。他们所效忠的其实也并非龙椅上的皇帝，而是甘为愚忠者的殉葬情结。正如黑格尔所言，信仰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内在确定性——如果愚忠也算一种信仰的话。至于诈忠者，并不管忠字几笔几画，只是唱着忠孝节义的高调忽悠名利。杜甫的存在属于小概率事件：既不愚忠也不诈忠，他对皇帝是有所拣择、有所要求的。我把杜甫这种态度称为直忠，他并不无条件地忠于哪个皇帝，而是永远忠于天下苍生。杜甫被贬谪后弃官出走，并不因为自身遭际，而是看透了肃宗的昏聩，认定他不值得自己再为之付出。这种公然择君而辅的行径，对封建卫道士来说，毁三观、灭五伦，杀伤力可想而知有多恐怖。

作为一个典型的愚忠者，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就对杜甫恨之入骨。抗清失败后，他隐居湘西，以明室遗民自居。对杜甫直言美刺的诗风，王夫之激烈反对。《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前后《出塞》等杰作，都受到他的批评。他认为“夔府诗”“尤入俗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则“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王夫之固然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大学问家、思想家，但他对杜甫的非难，却暴露出一个愚忠者磕头如捣蒜式的畸形审美心态。匍匐在龙椅下，他们连是非都没有，谈什么美丑？更有甚者，王夫之直接攻击杜甫人格，把诗艺上的不同认识归结为“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大败阙处”。而对人品真正败坏的沈佺期、宋之问之流的作品，尤其是对他们的应制诗，王夫之却又大加褒扬。这一切无非是因为愚忠和直忠的矛盾，才酿成了这场隔着一千年时空的仇恨和诟戾。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1200多年过去了，横亘在小公务员杜甫和大唐皇帝玄宗之间的鸿沟，已被历史的尘烟信手抹平。我们终于可以把二人相提并论，甚至重新衡估。

（作者单位：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