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搅雪”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即通常所谓白毛旋风，也即风雪交加。而作为敕勒川地区的一种语言存在，则喻指“二人台”、爬山调以及其他方言形态中一种蒙汉语交混使用的语言现象。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风搅雪”现象曾经在上述语言形态中普遍存在，对敕勒川地区汉语方言俗语的发展、变迁以及民族融合等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从而使敕勒川方言俗语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风搅雪”这一特殊的语言形式已日渐式微，目前流传下来的，主要是“二人台”、山曲儿等演出中的道白与唱词等，还有一些，是以汉语方言中的蒙古语借词形式而存在的，当然也包括蒙汉合璧地名，因为数量有限，只能看做是“风搅雪”现象的残存。探究“风搅雪”这一特殊的历史语言现象产生的源与流，对于深刻剖析敕勒川地区人文历史的发展变化，乃至社会变迁，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优势等，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风搅雪”在敕勒川地区的遗存情况

目前论及敕勒川地区汉语方言中“风搅雪”现象者，多以传统“二人台”剧目和曲目为例，因为在这些剧曲中，有许多还保留着部分蒙汉语对白的“风搅雪”情节，在许多唱词中，也吸收了较多的“风搅雪”民歌，蒙汉语羼杂使用自如，极具地方特色。

如曲目《海莲花》：“准格尔达拉王爷旗，准格尔地出了个乌云其。乌云其，生得美，爱你的人儿实多哩。海莲花，乌云其花，莫乃口肯赛白努。”曲词中除涉及许多蒙古语地名和人名外，每一段唱词结尾，都有一句“海莲花，乌云其花，莫乃口肯赛白努”。这“莫乃口肯赛白努”，就是一句纯粹的蒙古语，莫乃是我的；口肯是姑娘；赛白努是问好。统而言之，就是“海莲花一样的乌云其花，我的姑娘你好啊！”在“风搅雪”式“二人台”的代表作《阿拉奔花》（阿拉奔为蒙古语，义为十，阿拉奔花即十朵花）中，类似的唱词不仅频繁出现，全剧还有交替的蒙汉语对白，先说蒙古语，再翻译说出，不厌其烦，与元明杂剧如《流星马》、《桃源景》极为相似，但蒙古语的使用更为频繁。上述元明杂剧里孱入蒙古语，一方面是剧情需要或者求得创新，另一方面也有插科打诨的意味；而《阿拉奔花》则不同，它的创作与演出，完全是面对现场蒙汉族观众的实际需求，毫无做作之嫌，累赘之弊。至于“二人台”牌子曲中的许多曲牌名，如《森吉德玛》、《巴音杭盖》、《喇嘛苏》、《乌苓花》等，至今还保留着蒙古民歌的称谓，也都是“风搅雪”语言的遗存。

在敕勒川地方民歌“漫瀚调”中，也多有蒙汉语混用的“风搅雪”歌词，如：“三十三颗荞麦依仁依松达楞太（依仁依松达楞太，蒙古语，意为九十九道棱），再好的妹妹忽尼混拜（忽尼混拜，蒙古语，意为人家的人）。毛日呀呼奎（蒙古语，意为马儿不走）拿鞭鞭打，努呼日依日奎（努呼日依日奎，蒙古语，意为朋友不来）捎上一句话。”“漫瀚调”中蒙古语歌词的使用，往往选用人们熟悉的词语，而且是真正的“风搅雪”，一句话中，半句是蒙古语，半句是汉语，能使对蒙古语或对汉语半通不通的人听了以后，可以猜到大概的意思，既增强了趣味性，又便于语言的交流学习。

出生于土默特右旗古彦圪力更村的蒙古族艺人云双羊，是公认的西路“二人台”的创始人之一，他演出的“二人台”剧目中，多吸收了自己编创的“风搅雪”串话，如《运气赖》：“走圐圙，到纳太，迷失方向跑得快；赶包头，绕石拐，连夜返回巴拉盖。累得我真苦，没有一点阿木尔泰。黑夜住在毛其赖，又碰见两个忽拉盖。偷了钱，受了害，临走还拿了我一支旱烟袋。你说我的运气赖不赖？”其中的圐圙、纳太、包头、石拐、巴拉盖、毛其赖，都是本地的蒙古语地名。而阿木尔泰、忽拉盖，则是蒙古语安宁和盗贼之义。这些蒙古语词穿插使用在串话中，既合辙押韵，又为听众所熟知，一直以来在广大的敕勒川地区人民群众中口口相传，长盛不衰。

更为著名的，是他编创的串话《亲家翁相会》：“玛奈到了塔奈家，黄油酪蛋奶子茶。正赶上塔奈经会巴雅尔啦，玛奈的运气多好呀。晌午饭，更排场，玛奈坐在个首席上，塔奈敬酒我紧唱，你看玛奈多喜色。塔奈到了玛奈家，正赶上玛奈不在家。进门碰见个锁疙瘩。对不起，冷淡啦。瞎眼的脑亥还咬塔奈，塔奈抡起杆司大烟袋，狠狠地打了它的讨劳盖。唉，没好好儿款待怨玛奈。”

这段串话，叙说了一个汉族人和一个蒙古族人结成亲家以后的交往，其中涉及的蒙古语词有玛奈、塔奈、巴雅尔、脑亥、杆司、讨劳盖等，尤为巧妙的是“塔奈抡起杆司大烟袋”一句，同义的杆司和大烟袋并列说出，充分展示了“风搅雪”的特点。又《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语言类•方言俚语”曰：“儿歌中有以蒙语、汉语错综成词者，其歌曰：塔奈来到莫奈家，又有炒米又有茶。莫奈去到塔奈家，偏遇塔奈不在家，塔奈门上拴的个大挠亥，咬了莫奈的圪膝盖。莫奈拿起个干司大烟袋，打坏挠亥的桃勒盖。蒙语，塔奈，你也。莫奈，我也。挠亥，狗也。干司，即烟袋也。桃勒盖，言头也。”则上述的《亲家翁相会》串话，很可能是在普遍流传的“风搅雪”儿歌基础上创作的。

“风搅雪”在这些文艺形式中的使用，使得蒙汉民众之间的语言隔阂消失于无形，而语言的相通，也促进了民族间的认同，增强了两族间的亲近感，并且使艺术语言具有活泼性和表现力，甚至产生了一种幽默的效果。

此外，在敕勒川地区，众多的蒙古语和蒙汉合璧地名，也以“风搅雪”的方式广泛地存在着。清张曾《归绥识略》卷二十“村庄”说：“各厅村庄，有名可指者九百七十四村，其余零星处所，未经载入者，又当在三分之一……其名之稍存古昔者，十无二三。余皆蒙古俗语，诘屈聱牙，借音成文，无一定字义，则其俗之朴野可知也。”所谓蒙古俗语而“诘屈聱牙，借音成文，无一定字义”，无疑是汉族民众多年“风搅雪”使用，造成语讹的结果。

纪蔼士在《察哈尔与绥远》中也说：“自归绥至绥西唯一大埠——包头……沿途许多奇奇怪怪的地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他的意义，如像台阁木、察素齐、陶思浩等等，想来定是蒙语翻译的了。”这些随处可见的蒙古语译音地名，都以汉语标记的方式存在着，在蒙汉民众日常交际中毫无挂碍地作为口语词汇而使用着，形成了本地区地名文化中的鲜明特色。

而且更为有趣的是，在敕勒川地名中，同样意思的地名，既有用蒙古语命名的，如和林格尔，也有用汉语命名的，如二十家子；又如祝拉沁与画匠营子，蒙圪气与银匠窑子，古录半毛独与三把树，点力素与芨芨滩，等等，都可以视作“风搅雪”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的汉语地名，实际上就是蒙古语原名的翻译，其命名之初的语言形态变化，颇值得玩味，使人浮想联翩。

同时，由于历史语言中“风搅雪”现象的影响，在敕勒川汉语方言中，还存在着大量的蒙古语借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敕勒川汉语方言的词汇量，使敕勒川汉语方言极具特色，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晋语方言。《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语言类•方言俚语》曰：“绥地蒙汉杂处，汉语中亦有孱入蒙言者，如谓人之忠实者曰恼木汉，厨夫曰讨合气，窃盗曰忽拉盖，走路曰雅步，皮袍曰大点连，帽曰莫勒盖，谓事能畅通曰塔哈拉，皆此类也。”除上述罗列者之外，至今敕勒川汉语方言俗语中，还有相当多的蒙古语借词在频繁使用着，甚至到了难以辨别其语种的地步。之所以会孱入如此多的蒙古语借词，其根本原因，是蒙汉杂处的语言交流过程中，蒙汉语交混使用的必然结果。

二、“风搅雪”是当时语言实际的具体反映

敕勒川地区明代时是蒙古土默特部落的游牧地，虽然有一些定居性的板升村落存在，但仍然以蒙古族人口为主，游牧、迁徙的风俗习惯占据着主导地位。

“走西口”汉族移民的大量进入，一方面把农耕文化带入敕勒川地区，同时也使本地区的汉族村落大量涌现，尤其是商业资本的进入和发展，甚至建立了包头、萨拉齐、归化城等以商业为主的城镇，蒙汉民众之间的交往不仅极为密切，而且趋于常态化。

在此背景下，敕勒川地区的蒙古民众的日常生活逐渐汉化，饮食居处、婚丧嫁娶,“多效汉人”。“土默特设治最久,旗民之务农者,已与汉民无异,其谋生能力迥非他旗牧民所可比拟。”“俺答即清《一统志》所称谙达也，于明嘉靖间始居丰州滩，为西土默特之创始者。当时以汉人来归，架木为屋而居，遂亦渐弃毡包之制而住板升，由明而清，全境蒙民，殆已全为屋居矣。”(民国《绥远通志稿•民族•蒙古族》)。

在语言方面，因为交际的需要，蒙古人开始普遍习学汉语，清廷为此还专门下过禁令。《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九十三“理藩院三十一•禁令”载咸丰三年谕旨曰：“蒙古人起用汉名，又学习汉字文艺，殊失旧制，词讼亦用汉字，更属非是。著理藩院通谕各部落，嗣后当学习蒙文，不可任令学习汉字。”但这些禁令只能禁止于一时，而且只是限制在文字方面，蒙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汉语口语和被汉语影响，已经是大势所趋，无法改变了。“土默特旗旧俗，亦有禁习汉文之例，昔年家庭社会，凡属蒙人，概以蒙语问答，假有杂以汉语者，耆老严斥之，同辈讥笑之。迨后禁忌稍弛，渐至习焉不察。自清同治至于光绪中，游牧废而农业盛，俗尚一变，故今五、六十岁老人，蒙语尚皆熟练，在四十岁以下者，即能勉作蒙语，亦多简单而不纯熟。一般青年，则全操汉语矣。”(民国《绥远通志稿•民族•蒙古族》)所谓蒙语中“杂以汉语”，就是口语中的“风搅雪”，在最初是受到讥笑和严厉斥责的，但发展到后来，蒙汉语交混使用竟至于“习焉不察”、演成习惯的地步了。宣统元年（1909年），土默特参领都格尔扎布在其编纂的《蒙文辑要》序言中写道：“现在蒙古子弟，大半不知蒙语，且不注重蒙学，所以惴惴然，犹恐根本之学将渐失传，因以樗栎庸材而纂辑此本……刊刻广布，永为蒙学普通教育，庶与后学蒙文者不无小补焉。”（《土默特志》上卷670页）可见当时土默特地区的蒙古族青年一代的民族语言正在丧失，蒙汉语杂糅使用已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正如俗语所言，“走胡地，随胡礼。”晋陕地区的汉民进入蒙古族聚居地区经商、垦殖，必须习蒙语、谙蒙俗,否则很难立足发展。他们与蒙古族同处杂居，久而久之自然便学会了蒙古语。“河邑人耕商塞外草地，春夏出口，岁暮而归，但能经营力作，皆足糊口养家，本境地瘠民贫，仰食于口外者无虑数千人。其食糜米、麦面、牛乳、牛肉，其衣皮革、毡褐，其村落曰营盘，其居屋曰账房……凡出口外耕商者，莫不通蒙古人语。”（周少卿《河曲县志》卷二十三“礼俗•其他习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而那些常走草地的旅蒙商（亦称通事行），上至掌柜，下到伙计，都要有意识地学习和使用蒙古语。清徐珂《清稗类钞•农商类•山西票号》说：“其在蒙古者通蒙语，在满洲者通满语，在俄边者通俄语。每日昏暮，夥友皆手一编，习语言文字，村塾生徒无其勤也。”

这个人手一编的蒙古语学习资料，是类似于《新刻校正买卖蒙古同文杂字》一类的蒙古译语抄本，上边是汉字，下边是蒙古语的汉字注音，分门别类，极为详尽，甚至罗列了许多的日常会话。这样的手抄本曾经广为存在，笔者收集到的两个版本，数百页的麻纸上写得密密麻麻，足见当时晋商学习使用蒙古语之情形。

另外，在清代官修的敕勒川地区志书中，也大量收录“蒙古译语”，比如清光绪年间高赓恩所纂《绥远全志》，即列有“方言”一卷，其开篇即曰：“凡志多有方言一门，不过传其土音俗语，盖无庸也。官话通译，可以达四方、诏万国，何事于齐登楚谷、南北黄王而效之？绥远所属土默特暨乌伊两盟，皆系蒙部，而简篇所载，亦多蒙语，况夫山川、村落概沿蒙旗之旧号，无以译之，将使开卷茫然，致叹于索解之无从。爰择蒙古精通中文之士，逐类翻译，虽未能悉臻全备，亦可得其大略，庶使不习于蒙者，皆因以娴蒙文蒙语，而彼蒙人，亦得识我国文，以视向之第传土音俗语者，或少有裨助欤？”其后张鼎彝编纂的《绥乘》及民国《临河县志》，都以“同文表”的方式对《绥远全志》所收译语予以收录。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几部志书于汉语方言方面竟无一言提及，间接地说明汉语方言在当时已为当地蒙汉民众所熟知，无需特载介绍，而均专注于蒙古译语的收录，则都是为了汉民学习和使用蒙古语的方便。

反映在文艺活动上，则如开篇所述，是“二人台”、山曲儿宾白或唱词中的“风搅雪”。蒙古民族历来就以能歌善舞而著称，说唱是其宣泄情感的最重要手段。明岷峨山人《译语》记述塞外蒙古人曰：“至醉，或吹胡笳，或弹琵琶，或说彼中兴废，或顿足起舞，或抗音高歌以为乐。当其可喜也，则解颐抵掌，笑言喧嚣；当其可悲也，则涕浃流漫，百感凄恻。比之所谓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鍧，管弦晔煜，虽相悬绝，亦自乐也。”蒙古族歌舞的形式和内容，对敕勒川地区山曲儿，甚至“二人台”的产生和繁荣，均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绥远通志稿》卷五十《民族（汉族）•语言类•歌谚谣》曰：“土默特旗在前清盛行所谓蒙古曲儿者，其起源，传为清咸、同间，太平天国起兵抗拒清廷，本旗两翼官兵奉调从征，当时以战功显者，颇不乏人。有兵士某远役南服，渴思故土，兼以怀念所爱，乃编成《乌勒贡花》（盖所爱者之名也）一曲，朝夕歌之以遣怀。于是同营兵士，触动乡思，此歌彼和，遂风行一时。迨战后归来，斯曲流传愈广，或编他曲，词中亦加‘乌勒贡花’。于是蒙古曲儿之名，遍传各厅矣。今自省垣以西各县，尚有歌者，无论何曲，句中每加入‘海梨儿花，乌勒英气花’句，盖即乌勒贡花之演变也，遂统名之曰蒙古曲儿。城乡蒙汉，遇喜庆筵席，多有以此娱客者。”这一记述非常正确，现在许多流传在敕勒川民间的汉族民歌，依然留有如此痕迹。如《九头鸟》（《西口文化》2001年第一期），每一段句尾，都衬之以“海呀么海梨花，乌穆林庆沙，塔奈依杰玛奈赛白那。”前述之《海莲花》，其结尾也反复吟唱“海莲花，乌云其花，莫乃口肯赛白努。”这种形式的“蒙古曲儿”发展演变，或者被汉族歌曲所吸收，自然就为“风搅雪”形式的“二人台”、山曲儿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正如霍国祯先生《绥远二人台戏曲的沿革》中所说：“早在清乾隆年间，归化各地，即有许多二人台小班，多为打坐腔，有丝弦伴奏，人都称之为‘蒙古曲儿’、‘鞑子曲儿’。该形式同时流行于内蒙古准格尔和达拉特，两族人民同劳动、同生活，朝夕相处日久，互相歌演，蒙汉语句均有，如在牧区演出，就纯用蒙语。”（《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子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25、179页）

所以，无论敕勒川地区“二人台”的起源如何杂说纷纭，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二人台”的产生与蒙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因为它发源和繁荣于蒙汉杂居的地区，其演出的内容和形式就都必然要迎合当地蒙汉人民的需求，必须为当时蒙汉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耳熟能详，故此其所借鉴的民歌等，不仅曲调，而且唱词，也有许多就是蒙古语。甚至“二人台”最早移植的一些剧目，为了适应蒙古族民众的欣赏习惯，也曾经用蒙古语演出。最早的二人台著名艺人中，就有许多是蒙古族，如云双羊、阿力亚、老板达、老山羊等，他们蒙汉语皆通，在演唱时，为了服务于蒙汉族群众，增加演出效果，自然就把蒙汉语混杂在一起使用。（《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子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29页）

当时蒙汉民众交混使用蒙古语的情形还反映在地名的命名和变迁方面。在敕勒川地区，星罗棋布的村落大大小小，它们最初多数是用蒙古语命名的，汉民到来之后，必然是从当地蒙古人口中得知其名，但在沿袭使用的过程中，由于蒙古语发音的不准确以及蒙古民众本民族语言的丧失，使得这些地名逐渐“汉化”，变得连蒙古人也不能辨识其本来面目了。所以《归绥道志•风土》勉为其难，专门列卷对这些村名进行了翻译、注释。通过这些村名的命名初衷以及发展变迁，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当初汉族民众在提及这些地名时的学说蒙古语情形，而这正是“风搅雪”在语言实际中的具体表现之一。

而且毫无疑义地，当时敕勒川地区的蒙汉民众，无论是后来熟知蒙古语的汉民，还是逐渐熟知汉语的蒙民，他们最初的语言交往，或者说对对方语言的使用，必然曾经有一个相当长的肢体语言与“风搅雪”语言一并使用的过渡时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达到纯熟的地步。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敕勒川汉语方言俗语中的“风搅雪”现象，正是对当时语言实际的真实而具体的反映，是弥足珍贵的语言“活化石”，进一步挖掘和弘扬这一艺术奇葩，对于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本地区的民族团结与和谐交往，增强蒙古民族的主体意识感和自豪感，都具有非常积极有益的作用。

（作者：内蒙古包头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