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续志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阻碍方志事业健康发展的因素：一些部门地位不高，“寄人篱下”的窘境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变；理论研究兴趣不浓，缺乏理论支撑，续志中出现“盲人摸象”的情况；志稿中缺少“以事系人”，不少行业出现“人迹罕至”的情况。　　

关键词：方志部门  地位  记述方法  人物　　　　

目前，二轮修志进度明显快于首轮修志。快的地方志已成书几年，慢的也在快马加鞭，或已拿出志稿。在这种喜人的形势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修志工作中仍然有几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一些方志部门地位不高，偏、冷、弱现象并没有改变多少；一些修志人理论素养不高，缺乏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自觉性；一些志稿中所写行业风风火火、事业如日中天，但少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几个明显“偏弱”的问题不解决好，势必会影响到续志的质量，影响到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解决好方志部门“寄人篱下”的窘境　　

经过首轮修志，地方志为何物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但是，当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一些县级地方志部门“弱”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虽然对《地方志工作条例》年年都在宣传，强调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但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把修志工作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摆不上议事日程，甚至不管不问，导致续志工作进展缓慢、志书编纂旷日持久，尤其是修志、出版经费的落实到位仍有一定的困难；仍有不少人把地方志工作等同于一本书，视地方志工作为一个短期性工作；续志中有简单化苗头，以为可以轻易完成；首轮志书在社会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对修志人并没有“刮目相看”；一些县志办的办公场所不是在县委大楼，而是被安排到其他单位租用楼房，这种“被疏远”的感觉，比不上紧紧跟随的县委办、政法委、统战部、编委办等部门；取暖费、水电费、接待费都得自理，还额外承担起扶贫帮困、维稳安保资金的指令性任务，使本来人头费极有限的部门更加捉襟见肘；虽有两个“婆婆”（党史研究室、地方志办公室），但真正关爱到位者甚少，县级史志办“零配车”，是历史上未曾配过公务用车的部门之一，等等。这些情况，依然印证了首轮修志时有人说过的那句话：“得志者不修志，修志者不得志”。　　

方志部门“弱”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方志事业的健康发展。虽然地方志事业经过社会主义首轮修志，已经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基础毕竟不是大厦”［1］，尚存在诸多不成熟和不完善的地方：现代意义上的方志学科尚未真正建立，“专”的范围比较狭窄，社科界认可度不高，学术文献引用程度太低，社科界评奖中，难见有志书的影子；志书质量参差不齐，堪称精品、名志的太少，可供使用的资料并不多，社会用志程度不高；依法修志的氛围不浓、修志内容的编写尚有一定程度上的随意性；志书以记载政府绩效为主，篇章设置与政府部门一一对口，坐等对应部门提供现成资料，缺乏走出去深入社会、实地调查的作风，从资料到资料，接触不到事物的本质，仅作些简单的文字加工，进行组装和拼凑，缺乏记述深度，含金量不高。一些单位配合不积极，到规定的时间交不了稿，经过反复催促上来的资料价值不高；一些续志并没有遵循20年左右一修的规定，甚至出现了4、5年的续志本；不少志书仅反映了5、6分地情，还有4、5分尚未反映，社会上有些极重的事实在县志中找不到；不少志书状若砖头，内容枯燥，戴帽穿靴、废话空话、大话官话套话随处可见，难以卒读；不少续志违背“前志不当，后志纠之”的优良传统，缺少对前志的纠错、补遗工作；方志人才的培养基地建设异常薄弱，开设方志学专业的高校稀缺，省市级方志机构对基层修志人员的业务培训不够有力。真正对方志有感情，有志于献身的为数不多，虽然有5~6个编制，难得有全员到位、人马配齐的时候，业务骨干或调离，或被借调、抽调，调配来的人几近退休，存在人员不足、知识不够、思想不稳等问题。这种情势，正像续志开始时，有人所说的那样：不得不另起灶炉，一切又都回到起点上，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对此，我们既要充分肯定成绩，又不能自我估计过高。不管环境如何，大多数修志人并没有放弃努力，仍凭着一股定力，坚守着自己的那一份执着，无怨无悔、任劳任怨的苦干着。应该说，在起步时，全国的情况都一样，谁也不是天生的骄子。但就是从事着同样的修志工作，有的人、有的地方志部门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确实成了时代的宠儿。　　

要不断地出成果。有成果才是硬道理，这个成果并非只是志书一件，还得有其他一系列成果。一本志书的出版发行不能成为终结，必须把方志当成一项事业来做。这是不少地方首轮修志工作能火起来的一条重要经验。　　

首轮修志中，河北省丰南市志办的李继隆初到县志办时，县领导也不够重视，3个工作人员连固定办公地点都没有，便从县供销社借2间，加上3个散了架的办公桌和几把瘸腿椅子，就作为站脚之地，全县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更不知县志为何物［2］。对此，李继隆是如何破局的呢？他深感修志周期虽长，但具体工作必须抓紧，并决心在短期内初见成效——服务现实，扩大影响，以引起领导重视。除了硬货《丰南县志》外，李继隆还写出了一系列如《传统的猪鬃生产亟待发展》等调查报告，县领导因此而作出重新发展猪鬃加工的决策并最终发展成为该县乡镇企业的骨干企业之一。为配合被确定为开放县的形势，他主持编写了《丰南资源及名优土特产品》一书，使该县水稻开发产生出良好的经济效益。1988年，他又将本县在外地的地师级以上干部及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学者，编成一本小册子，县政府通过和这些人联系引进资金上亿元，引进项目58项。通过县志搭桥与日本久喜市结成友好县，洽谈合作项目4项。　　

宣传工作不可少。宣传、成果应成为方志事业前驱的双轮，缺失任何一轮，方志事业将趑趄不前，几个月不见一篇信息露脸，即使你自己再辛苦，人家也不知道你在干嘛。在宣传方面，首轮修志中，河北丰南县李继隆的做法就具示范意义。为扩大影响，提高社会知名度，他办起1份刊物《丰南史志通讯》，先后刊出10期，计30万字，发行1000余份。其中至少拥有了1000个读者。若1份通讯再有N个人看过，就变成了N个1000，其影响力因此扩大了N倍。这是极为确信的现实。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拒绝看地情资料书、掌握地情情况的。他在县广播局开辟“丰南人物”及“丰南史话”专栏，播发稿件。整理出版《丰南史志资料选编》1~3辑，印刷6000册，发至全县各单位，引起极大反响，各级领导从上到下开始认识到县志的作用，说：“不起眼的小单位干出了大事情。”他写出反映全县面貌的电视脚本《润泽丰美的地方》，并拍摄成纪录片播映，受到群众的欢迎。他还组织了“知我丰南、爱我丰南”百题知识竞赛，县委书记和县长主动提出当顾问，宣传部、文化局、精神文明办公室也参与此项活动。同时，在电视台举办了5次“丰南县情知识讲座”，参加活动的约有2万余人。1993年他又主编了一部乡土教材——《可爱的丰南》，出版印刷5万册，小学5年级至初三学生人手1册。　　

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李继隆利用志书优势积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热情，感染了县领导，从而对县志办公室刮目相看。把修志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给县志办确定了办公室，提供了较好的办公条件和较宽裕的经费。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都把修志作为一项内容。时任县委书记曾这样评价：“县志办人少干事多，为丰南立了一大功”。现在，县领导的办公桌上都放有《丰南县志》可随手翻阅。县里领导还把它作为介绍丰南、招商引资的珍贵礼物。人们说：“想不到县志办公室的几个小泥鳅居然能翻起大浪，连县长和全县老百姓都让他们发动起来了。”　　

应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近些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兴边富民”行动，建立了草原生态奖补机制等一系列惠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政策。但是，花钱不多、难度不少的修志工作始终未能享受到任何优惠政策。　　

受经济文化落后等因素影响，民族地区修志工作面临的难题更多：地方志文化底蕴不深，修志社会气氛不浓；政治、经济、文化等社情民意相对多样、复杂；从资料搜集来看，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少，且有不少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经济滞后、财政困难，修志经费得不到保障，人才缺乏，难寻合适人才等。　　

为此建议，要统筹规划，进行政策倾斜，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修志事业的扶持力度，不仅要给予政策扶持，还应在操作层面上加强指导。应成立国家少数民族修志产业专项发展基金，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每年由财政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用于改善条件、出版印刷、学习充电等开支，为修志部门行使职能提供基本财力保障；大力实施少数民族修志产业国家发展工程，通过遴选，对入选的项目，在资金、人力、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建立国家、省市专家团队，为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修志产业智力支持；委托高校定期举办少数民族地区修志产业培训班，培养地方人才；充分利用对口援疆的有利条件，采取特殊政策，积极扶持少数民族地区修志事业的全面进步。　　

二、解决好续志中出现“盲人摸象”的问题　　

首轮、二轮修志的过程，虽然所处的时间段有别，但其基本过程是相似的。经过首轮修志的锻炼，一大批有编纂经验的实践家站立起来了，续修方志的理论研究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用理论指导具体编纂实践的自觉性明显增强。但是，不关心、不热心、不用心者也还不少，这些人认为没有理论，能编纂出首轮志书，也同样能编纂出二轮志书来。这种仅凭个人感觉修志的做法无异于“盲人摸象”，对此，要加以克服和纠正。　　

总结首轮修志经验仍很有必要。一些参加过前志编纂的人自认为对前志及其编修过程十分清楚，用不着去总结；一些未参加前志编纂的人则认为，前面的修志事不了解，没办法总结；有的人则以为，续志归续志，两码子事，既然是新起炉灶，没必要去总结前志经验。这几种认识都是片面的。比如，首轮修志经验能总结出几十条，但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要首先取得领导的重视，这一点，对于续志编纂工作开好局同样如此。续志编纂是前志编纂工作的继续，续志内容是前志内容的延伸和发展，前志编修的经验教训对续志编修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二者关系非常密切。善于运用首轮修志工作经验指导续志编纂工作，有利于正确吸收前志的优点和长处，弥补其疏漏和缺失，纠正其记述的讹误舛错，继承其编修工作的有益经验，少走或不走弯路，使续志编纂成效达到一个新高度。　　

当代编修方志开头都有序言，其犹如导读，使人阅读之前先对书有一个初步了解。那么，序言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方面呢？总结各地经验，有人总结出这样五个方面“纵述历史概貌，突现地方特点”；“简述修志历史，评价旧志得失”；“简介成书经过，记载编纂经验”；“提示志书内容，圈点志书优劣”；“策论方志功用，表示作者意愿”。［3］据此操作，对如何写、怎样写好续志序言，仍会有极大地启示和帮助。所以，首轮修志经验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有的。有人建议道：“广大志界同仁尤其是有幸参加续志编修的同志，应该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尽可能使自己多掌握一些方志理论知识，尤其是那些从当代方志实践中升华出来的新方志理论知识。理论准备问题是续志编修准备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只有切实作好理论准备，才可能赢得搞好续志编修工作的思想基础。”［4］同时，也只有理论基础打扎实了，续修出的志书才能在质量上较首轮志书更胜一筹。　　

用修志理论指导编纂工作。续志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问题，有了理论的指导，修志人便能顺利地按照规范要求进行编纂操作实际，所有问题的解决将会是触类旁通、游刃有余。这对于续志质量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一种切实、可靠的保障。首轮修志开展后，一些修志单位曾经创造和总结出关于资料搜集的成功经验。江苏如东县志办首先提出“三先三后”的方法，即先内后外、先近后远、先死后活。继而上海市奉贤县志办等单位在这些基础上，加以发展并提出“五先五后”的方法，即先内后外、先近后远、先易后难、先急后缓、先全面后重点。其后广东省的修志同仁又将“五先五后”中的“先易后难”改为“先合后分”，即出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应该说这些做法、经验运用到续志工作中，对开展续志资料的搜集仍具操作性。　　

经过首轮修志，大家对续志模式的论证已渐趋一致。一种是推倒重来式，即“如果前志问题甚多或严重疏漏，则可以重新修一部统合古今的志书”，［5］或者说“有严重质量问题的志书则要重修”［6］。另一种是纠误补充式，即续志任务是“修”，修断代志，主要记载前轮志书下限后的地情，同时安排对前轮志书的补遗纠错，好的保留，错的纠正，漏的补上，长的精简。在前志基础上进行续、补、纠、创。［7］笔者认为，第一种模式难度较大，不宜采用。第二种模式，科学合理，宜被采用。为此，要科学设置补遗编章，可采取随文增补、溯往补缺、专章补遗、置于附录的方法，另外还可以在续修志书之外进行补遗。［8］在这一认识指导下，通过两三年努力，我们对首轮《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志》补遗、纠误的资料就有3万多字。　　

增强探索续志理论的自觉性。在续志编纂中，各地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自觉性明显增强，但是主动性不强、氛围不浓的问题依然存在。应该看到，参与修志大业，在实践中丰富、发展、构建方志学理论意义重大。20年前，梁滨久先生曾呼吁，广大修志人员要“积极投身到新方志编修与指导工作的实践中去，充分重视对新志书的全面、系统的评论与研究工作，善于从新方志编修实践中吸取营养，积累素材，并从中寻绎出带有普遍规律的东西，将零散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的理论形态，这是建设新方志学理论的一条基本途径。”［9］梁滨久本人也是如此践行着的，多年来他以建设新方志学理论为己任，自觉自愿为之，写出600多篇理论性很强的文章，并出版有《方志学新论集》《梁滨久方志文集》，参与主编《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等，成为名副其实的方志学家。　　

修志人要以梁滨久先生为榜样，自我加压，但凡在从事编纂实践中，有了心得、收获，就应该及时总结出来，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哈密市志》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部二轮志书，在其编纂之初，就篇目设计、纂修方法、体例运用等问题，承修人员撰写出《<哈密市志>总体设计的思考》一文。2002年6月，志稿完成全部工作量的70%，承编人员认真回顾了3年的编纂实践，就续志的类型与断限、续志的体例与篇目、续志的领导体制和编修方法等问题进行反复研究，写出《续志研究纵横谈》一文。2003年6月，《哈密市志》竣稿之际，编修人员再次总结编修实践，特别是在总纂统稿中，针对续志时代特色问题、用志问题、续志体例问题和续志中的其他问题，写出《对续志几个问题的思考》一文。［10］这些宝贵的经验是哈密市修志同行努力学习探索的结果，也反映了编修地方志经验的积累和认识的逐步提高，对研究方志理论亦是很生动的材料。　　

搭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研究的平台。除了有“事业”的特点外，地方志还具有“学科”的属性，而一门学科的确立，要依赖于众多学科的滋养。与志书编纂工作相比，地方志基础理论研究目前仍显得异常薄弱，尤其是“缺乏对外的研究交流和与其他学科的渗透”。［11］这种情势，独独依靠方志界自身来解决，很难跳出低层次徘徊、学科难以立起来、视野不广的圈圈，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目前方志界一些人总是孤立地就方志而论方志”［12］。　　

在续修工作中，尽早实现建立起方志学科的梦想，必须搭建起方志部门与高校、科研院所相互交流、联合攻关的机制和平台：由地方志部门负责牵头申报研究课题，吸引一批经过系统方志学理论和编纂方法学科学习和训练的专门人才作为研究的骨干；在高校、科研院所开设方志学专业、延聘研究人员，吸引一批具有史地研究基础的资深学者，牵手攻克地方志基础理论难点。萧山市曾联合高校开展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丰富《萧山市志》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由大学聘请一些修志实践经验丰富并有较高理论素养的修志专家进入大学开坛讲课；以教学实习或课题实施等为抓手，为在校大学生和在读研究生参与到地方志具体编纂工作中提供便利。　　

这些可行而有效的办法，能为现实的方志编纂工作和方志事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理论和学科背景框架，能有计划系统地培养方志理论研究、方志编纂工作等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为方志学工作者提供一个与各学科学者进行学术对话和学术批判的机会和平台，以从其他相关的学科中获取有益于地方志发展的养分。与相关学科接轨，对方志的编纂特别是方志理论的拓展，无疑能提供一个极好的机遇。　　

浙江大学陈桥驿、仓修良，安徽大学林衍经，复旦大学巴兆详诸教授介入方志理论研究，大大提升了方志学界的研究水平和社会地位。读了《陈桥驿方志论集》《方志学通论》《仓修良探方志》《方志学综论》《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等，总感到有一种左右逢源、目极八方之感。仓修良教授在评论《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一书时说道：“作者做了方志界早该做而一直无人去做的工作，因此，实实在在填补了方志界研究的一个大空白。”［13］这一评价十分中肯。这些论著为方志界打开了一扇未予充分注意的窗户，让人视野大开，这是打开与其他学科壁垒所取得的最大效果。　　　　

    三、解决好续志中“人烟稀少”的问题　　

审读了几部续志稿，重在人物志里记载人物的多，专业分志里仍然存在“见物不见人”的问题。与相关编者进行沟通，是因为“事的主人事迹不明显”或“手头上掌握的资料不足”之故。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由各个时代人的活动构成的，“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为紧要。”［14］没有人就没有社会，也就没有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人迹罕至”的事业必定是不完整的。“这个问题，是续志编纂中必须慎重对待、认真对待的一件大事。”［15］　　

让事情的主人公说话。自方志定型以来，凡志必载人物；记一方之人物、激千秋之爱憎正是方志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常璩《华阳国志》共12卷，其中人物志7卷，占总卷数的58.3%。近代学者胡思敬编纂的《盐乘》共收录人物2699个，其中人物传记222人，人物简介813人，人物表1663人。［16］社会主义首轮志书也注意系载人物。《商丘地区志》（上下卷）收录889人，包括立传、简介、名录，其中分革命英烈、劳模先进、历史名人、政界闻人、专家学者、艺界名流、社会贤达等7类。一些新编的乡村志也收录了大量的人物。河南省巩义市《白沙志》中，“村籍”的各类任职人员和以事系人者，达2800多人，占村民总数的近三分之一［17］，突出了“小人物”的地位。　　

在续志中强化编纂者记人的主体意识，加大人物入志分量，增强人在志书中的主体地位，这种认识实质上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吉林省《白城市志》（1986~1995）、《辉南县志（1986~1997）》、《延吉市志（1986~2000）》三部续志分别收录人物516名、703名、573名，采取以事系人、入录、入表的健在人物分别在480名、646名、551名，占入志总人数分别是93%、91%、96%，健在的入志人物比前志分别高12个、70个、78个百分点。［18］这表明，各地续志都加大了人物的系载，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起过推动作用、作出重大贡献的英雄模范、专家学者、能工巧匠等人物及其事迹，乡情乡音，人地皆熟，极具感染力和激励力。通过系载入志，能更好地反映一地的社会历史和乡土民情，便于后人研究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这更是一个时代的一面镜子，使后人受到教益与鼓舞，便于趋赴。正如章学诚所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教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之。”［19］　　

沿用前行者创造出的成功记人法。除人轮物传、人物表、人名录等传统人物编的体裁外，一些首、二轮志书创造出表现人物的新形式，值得在续志中关注。　　

在人物志中，以简介法系载名人。如《玉溪市志·人物志》中的《名人简介》记述了仍然健在但对玉溪历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或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4位知名人士。　　

在某些分志中，设专章节记述各类典型人物。如《富顺县志·文化卷》中专列《富顺文化人士》一章，收录了尚健在的富顺文化人士51人。《内黄县志·民风民俗》的《社会美德》章介绍了尊老爱幼、无私奉献、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热心公益、自学成才、老有所为等八个方面的先进人物80人。　　

在有关篇章节后设附，简介生人。如《桂平县志·公安司法》编《司法行政》章后附记《调解先进工作者事迹》，《曲沃县志·人口》中附设了《百岁老人》简介，《上饶市志（1986~2000）》“宗教”卷第二章以“附”的形式简介4位神职人员，《三河市志（1985~1996）》“农业篇”“畜禽饲养”节后附有“‘养牛大王’李福成及其养牛集团公司”、“‘养鸡大王’杜道生及其养殖场”，“民兵”章后附有“退伍军人企业家王万有简介”、“民兵英雄姚成宝简介”。《侯马市志·人口》编附载了2位百岁老人的生活、健康状况；农林部分系载种植能手和养殖专业户等19人；城乡建设编系载环卫清洁工人11人，工商方面系载91人，其中饮食名吃制作师傅9人；《民俗·良风美德》章系载好媳妇5人、好母亲3人、舍己救人者6人、救死扶伤者5人、拾金不昧者4人，等等。　　

在全书附录里记述人物。如《襄汾县志·附录》中《梅姐》一文记述了革命老人——梅姐的事迹。《偃师县志·附录》中设了“修志人物”一目。　　

这几种新形式克服了对有突出成绩者受“生不立传”约束而不能记入的弊端，防止了人物简介为生人立传之嫌，还克服了以事系人法难以铺陈人物的整个精神风貌和突出事迹的问题，大大拓宽了以事系人方法的表现力，有理有据，确实能补充人物传和以事系人方法之不足。　　

让以事系人法承担起记人重任。单一性的连及人物及其主要事迹。这是在首轮方志编写中创造的好方法，在续志编纂中应得到全方位的加强和应用。若“不注意以事系人，现当代优秀的生存人物及其业绩无处记载，随着岁月流逝，年久荒远，其人其事便会被谈化、遗忘，甚至被历史的积尘淹没。”［20］　　

要系而不滥。我们强调，续志应当加大以事系人力度，多写人的活动，使人物在专业分志里展示风采，但同时须注意使所记之事，所系之人，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要做到系而不滥，系而不错。对此，“必详细确查，慎要采录，至公至当，使纠绩懿行，逾久弥光，乃称不朽盛事。”［21］一部志书问世之后，其中所系之人（尤其是健在者）的社会反响是十分敏感而强烈的，因此，不可不慎。否则，“率意询情，瞻顾桑梓，……不论优劣，概行滥入，远近之人皆传为笑谈。如此志书，岂堪垂世。”［22］如有部县志在《大事记》中总计选录大事不足700条，而其中所系之人却达600余人次，几乎平均每条1人次，有的人竟被系上20次，这就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有损志书质量。出现这一问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对以事系人记述方法的内涵尚未真正把握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要系载有影响者。有人归纳了以事系人的几种情况：重大事件（工程、灾害、活动等）；重大奖惩（受奖、受惩、典型）；重大成果（获奖、科技推广、体育成绩等）。“这三种情况都会现出人物，是可以记人物的地方。”［23］我们还可以将眼光放广些，如在创建精神文明活动中有突出贡献者，以及道德品质高尚、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表现优秀者，农业生产中农民代表人物、专业户、科技致富户的代表人物、工业企业中的先进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优秀企业管理人员，民族聚居地区中的少数民族先进人物、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等各行业各业有成就者均可系载。能折射出一个时代风貌的又具典型性、说服力的人物更可入志。《伊宁市志（1991~2000）》（评审稿）在“人口编”中记载人民生活的消费情况，就是这样选用材料的：“农民翻建新房，在城市购买楼房，住房条件有了较大改善，电视、电脑、汽车、冰箱、洗衣机、互联网已经普遍地进农村百姓家，电话（手机）普及达到100%。如68岁的村民付景禄用20万元征地款购买了小二楼，又用5万元在富民市场购买了1间40平方米的商铺开设超市。小儿子经营出租车，孙子就近上幼儿园，就近就医，从门前坐9路车15分钟即可达市中区等。”　　

要注重均衡性。在具体编纂中，可能有的章节系载人物较多，而有的章节可能多事少人，比较单薄，造成不平衡。如政治部类中的“党员”章（节）、“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篇（卷）中设有“人大代表”章（节）。在文化部类的“教育”篇（卷）中设“教师”章（节），“科技”篇（卷）下设“科技队伍”章（节）等，这些都便于从“群体”上反映人的面貌。　　

相比之下，经济部类中系载的人物往往就显得十分薄弱。对此，缺乏资料一说站不住脚，“各个地方、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总结和各种评选先进、模范人物活动的材料，其中就有可供志书系载人物的内容”。［24］在大量散见于报纸、网络、电台媒体的新闻报道中，就可挖掘出不少典型人物来。另外，如果思想重视，工作深入，通过其他途径也能够搜集到大量有价值的人物资料的。如在“劳动人事”篇下，有人建议列“农民”章，下设“劳动力基本情况”、“劳动力投向”、“劳动力横向流动”、“劳动力管理”等节，方便对农民内容的记述。［25］在“工业”篇（卷）下，有人主张设“产业人士”章，记述一地产业工人队伍基本情况、工人队伍构成、工人从业方式、工人组织、工人社会地位等内容；次设“企业主”章，记述企业主阶层、企业主构成、企业主资本、企业主体社会地位等内容；在“商业贸易”篇（卷），设“从业人员”章，记述从业人员构成、分布、从业方式、社会待遇等内容。［26］　　

当然，系载人物也不能勉强。一个地方总有那么几个行业比较起来更突出一些，其中也必然会有一些有一定名望的人物支撑着，那么据此系人，造成形式上的不均衡，当无可厚非。　　

注释：　　

［1］《梁滨久方志文集》（上）第248页，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6月版。　　

［2］邵长兴主编：《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二）第1064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3］任根珠著：《西樵志语》第57~60页，方志出版社2003年3月版。　　

［4］韩章训著：《方志学基础教程》第281~282页，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10月版。　　

［5］魏桥：《广义的续修是传统方志的主要形式》，《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6期。　　

［6］吕志毅：《对续修和重修的一些看法》《中国地方志》2000年第6期。　　

［7］诸葛计：《续修志书中的“纠”字说》《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1、2期合刊。　　

［8］朱玺：《谈志书的补遗工作——补遗<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志>三则材料的启示》《新疆地方志》2012年第1期。　　

［9］《梁滨久方志文集》（上）第46页。　　

［10］《哈密市志·后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版。　　

［11］《梁滨久方志文集》（上）第249页。　　

［12］《仓修良探方志》第1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13］仓修良：《又一部实实在在的方志学术论著——喜读<中国地方志流播日本研究>》《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1期。　　

［14］王晓岩：《分类选注历代名人论方志》第25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15］林衍经著：《续志编纂说略》第173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16］李德辉：《人物志几个问题的再认识》《广西地方志》2002年第4期。　　

［17］《白沙志·修志偶得》，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　　

［18］夏为民、周春玲：《分析三部续志得失的启示》《新方志理论与实践二十年——中国地方志协会2004年度学术年会论文集》第570页，方志出版社2005年5月版。　　

［19］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20］林衍经著：《续志编纂说略》第173页。　　

    ［21］王晓岩：《分类选注历代名人论方志》第256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22］王晓岩：《分类选注历代名人论方志》第256页。　　

［23］  庞国凭主编：《二轮修志·浙江论坛》第34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4］林衍经著：《续志编纂说略》第171页。　　

［25］罗生福：《谈谈农民入志问题》《广西地方志》2004年第1期。　　

［26］于平天：《续志编修应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黑龙江史志》2004年第5期。　　

               （作者：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