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出生就离开了生母，成了公爷府的孩子。第一位养母在我五岁的时候病逝，第二位养母是满清肃亲王善耆的第九女金显玖。她在我六岁时走进了我的生活。　　

我的养父诺拉嘎尔扎布是克什克腾旗十二世扎萨克。自1933年整个东蒙古归属伪满洲国后，父亲在开鲁出任伪兴安西省民生厅长，旋又升任为省长。在任民生厅长期间，原夫人病故，第二年父亲在长春与满清肃亲王善耆第九女金显玖结婚。　　

肃亲王善耆是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的第十世肃亲王，他有一个正妃，四个侧妃，生有21个儿子，17个女儿，母亲金显玖是第三侧妃所生，在女儿中排行第九。父母的婚事是通过父亲的老友寿明阿介绍的。寿明阿当时是伪兴安南省省长，他的第二任夫人是肃亲王的大孙女。母亲成婚时已34岁。按照满清的规矩，满蒙可以联姻，但也非常看重爵位，亲王女儿嫁给蒙古王公也算是门当户对了。母亲婚后改称诺显玖。　　

母亲出自名门，受过高等教育，曾留学日本，是一位既有教养，又有学识有理智的人.她治理家务井井有条，凡事都讲规矩、重礼仪。对家人要求严格，但从不刁难人，所以家人都很守规矩，有事都站着回话，听到吩咐都答应“嗻”。我和父母之间对话也不能用“你”或“他”，得称“阿吉”或“阿爸”。她和父亲也相敬如宾，说话也称呼“您”，尊卑长幼之分是不可逾越的。　　

对我的教育也是细致入微，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改掉了我身上的许多坏毛病。最受益的教诲是不准说谎话，做了错事，只要承认都可以原谅；说话要算数，不可失信于人。　　

夏天的夜晚，我常陪伴母亲坐在阶前乘凉。夜空中满天星光闪烁，不时有流星从天边划过。阶前树影斑驳，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我悠闲地依偎在母亲的身旁，听她给我讲：银河是群星组成的，并指认那两颗是牛郎星、织女星，那几颗是北斗七星，还讲一些日蚀、月食、雷电雨等自然常识。每晚睡觉时她常给我讲日本童话故事“桃太郎”、“浦岛太郎”；也讲中国古典故事“孔融让梨”“孟母三迁”“三娘教子”等。从不灌输迷信思想，更不给我讲鬼神故事。但她对父亲的信仰非常尊重，也会虔诚地为佛上香。　　

母亲也给我讲过去王府中的一些琐事和规矩礼节，说她从小就由奶妈和看妈照看，与父母除了早晚按时请安外，没有更多亲近的机会。肃王府对女儿们还比较宽松，男孩子则是天不亮就起床，秉灯晨读。至于儿媳们每天都得起早，梳洗完着盛装出来站班，穿着厚底鞋，脚都不可以动一下。　　

她说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在王府中听戏，坐在那也不知台上唱的什么就打起了瞌睡，等由看妈打着灯笼领回去睡觉时，反倒又精神起来，还能隐约听到远处的锣鼓声，还惦记着戏台上的情景。平时也就是和姐妹在花园里玩玩，没有更多的自由。　　

母亲出嫁前是和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她为人处事深受大家尊重。在礼节方面，晚辈都遵守规矩、重礼仪。见到长辈要请安，男孩要请双腿安，就是双腿跪地，女孩则请单腿安，右腿后撤，左腿下蹲，双手扶在膝上。　　

在开鲁期间生活比较安逸，母亲每天除了安排日常生活外，闲下来也看些书报，编织一些桌帘等小饰物或织毛衣。平时也有亲戚朋友女眷来往，她接人待物很得体。有一位扎鲁特旗王爷的老福晋常来做客，穿戴都很讲究，头上戴花，脸上抹胭脂，说一口略带京腔的普通话，仪态端庄，很引人注目。她的儿子、儿媳来拜年时，也都行正式的跪拜大礼。此外，还有母亲的姐妹七姨、十三姨、弟弟十三舅都来住过。有一时期母亲还去蒙古文学会教授过日语，学员主要是些知识女性和女教师。　　

1939年夏天，父亲领我们全家回克什克腾旗老家祭敖包。那年祭敖包是盛况空前，天不亮就都骑马出发了。那时是不准女人上敖包山的，所以母亲和我去不得，可遥望那云松深处的敖包山，更增加了几分神秘感。之后的几天里有赛马、摔跤、说唱“好来宝”等游艺节目，晚上还放电影，也很尽兴。那年正赶上克旗7—8月份连降大雨（史料记载为降潦雨40天），我们滞留在经棚不能成行。大水已淹到了河东的老爷庙，河上游冲下来很多漂浮物，灾情十分严重。等熬过雨季返回开鲁时，更是一路颠簸，险象环生。　　

从克旗回到开鲁后，谁也没有料到母亲怀孕了。1940年6—7月间我们全家去了长春，母亲待产，提前住进了一家私人妇产医院。8月初的一天早晨父亲还没有起床，来电话报信说生了个男孩，父亲激动得连衣服都穿不上了，我们立即赶往医院，从此我有了弟弟。母亲是高龄产妇，实属难产，但她没有叫喊一声而忍过来了，可见她的忍耐力和自我控制力有多强，也许是对将要出生的婴儿寄予了全身心的期望吧。我原来的名字叫“都泰”，就是有弟弟的意思，现在真的有了弟弟我也觉得自己是有功的。　　

父亲每天领我去医院看望母亲和弟弟。有一天他在下楼时突然歪了一下，从此就有些轻微的中风，但还不影响日常生活。弟弟满月时，在长春党中央饭店招待了亲朋后，我们又回到了开鲁，母亲就一心护理弟弟。转年春天父亲身体日渐不支，省公署用飞机从奉天接来南满医科大学的日本专家，诊断后即送他去南满医大住院，之后母亲又领上我和弟弟去医院陪护。父亲主要病症是高血压、心脏病，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医疗条件和检测仪器，只是每天吃些水药、面药，也没见有什么效果。　　

八月是弟弟的周岁生日，母亲领我俩出去照了几张相。弟弟身穿月白色长衫，黑纱小坎肩，系着腰带，还站不稳的样子，真是憨态可掬。父亲的病情仍不见好转，不久就出院回到了开鲁。来住院时还走着上下车，回去时已不能自理了。　　

十月的一天，我下学回来感到院子里的气氛不对劲，赶紧跑进屋里，父亲已处在弥留之际，但还是握着我的手，做了最后的诀别。弟弟才14个月，可在第二天入殓时，见父亲放进棺木里，他已哭哑了嗓子，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父亲是省葬，每天祭奠的人络绎不绝。长春的七姨、十三姨也赶来陪伴母亲。母亲是不会嚎啕大哭的人，可那无声的垂泪，定是肝肠寸断。我们都穿着黑色孝服，蒙古中学的克旗学生也来守灵。　　

父亲的灵柩要运回克旗。起灵那天下着雨夹雪，地上都是冰和水。母亲抱着弟弟坐在马车上送行，沿途各处设案摆供焚香设祭，送葬的人一直排到西门外，到此我们向父亲做了最后的叩别，父亲也就魂归故里了。一切喧嚣之后，到处都显得空荡荡的。接下来母亲就开始处理善后，遣散人员，带不走的东西分给每个人，亲朋至交也都赠送了父亲的遗物留念，真是一派“树倒猢狲散”的凄凉景象。　　

一切就这样结束了。母亲在这个家里仅生活了六年多，和父亲相濡以沫，和我朝夕相伴，后来又生了弟弟。这段美好的时光，对母亲只能说曾经拥有过就是幸福吧，毕竟太短暂了。从此，母亲就领着我和14个月大的弟弟走上了漂泊的旅程。　　

当时，我们没有跟随父亲灵柩回克旗老家，是因为弟弟太小，老家地处偏远，医疗条件极差，更担心弟弟有什么闪失，所以决定暂去长春，投奔她的兄弟和姐姐家，过上了寄居的生活。　　

1942年春我入南关女子国民优级学校念书，这是长春唯一的一所二年制的女子学校。我们班主任程月清老师是吉林女师大毕业生，对学生要求严格，教课也尽心竭力，在课外还领我们游览参观，使我们增长了更多的知识和乐趣。有一次在课间，她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版图，说这是一张被蚕食了的秋海棠叶，还没等我们反映过来，就立刻被她擦掉了。多年后才明白她的寓意是中国已被蚕食了，在那个年代敢对学生做出这样的暗示，也是难能可贵了。　　

当时长春时局日渐紧张，一切都实行配给制，生活也很不方便。母亲悉心照顾弟弟，从不外出。我只有在假日里才能领弟弟去公园玩玩，平日外面的事也多由我去办理。这时母亲对我的关心和体贴更加细致入微了，更关心我在外面的安全。有一次学校放学后老师叫我们留下来等着发校服，回家就晚了。等我坐的电车一进站，就看到母亲站在昏暗的路灯下，急切地望着车厢，头上的白发在风中飘动，我心理不由得一紧，也不知她站在那儿等过了几趟车。我深深体会到母亲对我的牵挂。　　

在我两年学业结束即将升入中学的时候，母亲却做好了回乡的准备。母亲决定送我去当时只有收蒙古族女生的王爷庙兴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上学，目的是使我能学到蒙古文，融入自己的民族。母亲说：她既然嫁给了蒙古人，就不能叫他的后代忘记了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根，更不能让别人说父亲的后人是在依靠她自己的娘家生活。就这样，母亲毅然带着年幼的弟弟，千里跋涉，回到父亲那遥远而又陌生的故乡。　　

经棚当时是个古老而守旧的地方。我们是公爷的后代，地位最高，过年时，按照旧的礼节和辈分，来叩拜的人很多，可平时却很少有人关照。尤其像母亲这样从小生活在王府和城市里的异乡人，一旦失去靠山，独守在一处古旧失修阴冷潮湿的大房子里，过着她不习惯的生活，是何等的愁苦和孤独。她常常抱着弟弟坐在炕上，有时就会轻声吟唱“苏武牧羊”。她还有几首诗作，也表明了她的心迹，我只记住了其中一首：“黄冈梁边红日浮，无垠大地眼中收。不须感慨沧桑叹，原来到处可停留”。　　

母亲到经棚后处理了一件事情，就是和旺其格大哥分家。旺其格是父亲的侄子，替父亲经管着草地的财产。因为经管不善，家产几乎荡尽，我们只分到了二百多只羊，20多头牛。母亲又委托一个叫金格的人管理，他家有四五个不成年的孩子，这样又养他家七八口人，在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收益。　　

1945年8月的一天，当时任旗长的义理通嘎来告诉说，现在时局很紧，还是准备躲躲吧。可我们处在这与世隔绝的大宅院里，对外面的变化一无所知，怎么准备，往哪里躲？第二天还是家住三义号的老旗长来车接我们。老旗长是我父亲的故交，此时他夫人正在病中，可是还想到了我们孤儿寡母没人管，叫他儿子赶上轿车把我们接了出来。这时母亲又扭伤了脚，行动不便，只带了两件随身衣物就离开了经棚。第二天苏军先头部队已进入，随后家里的东西全部失散，房子也由苏军进驻。这时来三义号避难的人也多了起来，同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当母亲得知经棚家中东西散失的情况后，反而很镇定地安慰我们，说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只要人没有事就好。这期间老旗长夫人病故，之后苏军又不断光顾三义号，要吃的、要东西，吓得人们也是东躲西藏，老旗长只好安排我们离开三义号躲到草地生活。　　

九月下旬，天渐渐凉了起来，防寒衣物不足，只得又返回了经棚街里。这时苏军已撤离，地方成立了维持会，伪满时期的街长任承业当了维持会长。他安排我们住到他家一处闲置的三间房子里，有一个小院。有了住处，一切就得重新开始，先卖牛添置冬衣，维持家用。　　

十一月的一天，八路军进驻经棚，我家也住进了几名战士。起初母亲心理十分不安，话也不敢大声说。可住下的战士每天担水、扫院子、做好面汤都先给端一碗过来，有一个雷连长还常来给母亲讲些革命道理，弟弟更是和战士们玩的高兴，母亲也就安下心来，十几天后他们也就搬走了。我听战士们唱的第一支歌是：“阴湿的地方需要太阳，苦难的中国需要共产党，太阳照着万物生长，共产党领导人民才能解放”。　　

十二月的一天夜里八路军撤走了。假党中央军匪首张桐轩攻占经棚，街里大乱。听说他们专拿猪肉到回民商店里吃，载入史册的秦荣政委就是这时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的，我们都很震惊。　　

有一天我家来了几个人，有一个身穿便衣，挎着盒子枪的人坐下后说：“听说你们家东西都被抢了，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帮着给找回来”。母亲当即就婉言谢绝了，只说了些不敢劳驾等客气话，把他们打发走了。事后母亲和我说东西不能失而复得，如果叫他们找那还不知引起多大的混乱呢。不久，经过一夜的激战八路军又回来了，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有一天母亲没有告诉我就领上弟弟去找当时任县长的陆棣，可能是说了家中的困境和要求退还房子，转年春天我们搬回了老宅。我参加工作后，陆棣和我提起此事我才得知详细经过。　　

1946年1月建立了旗政府，在克旗境内旗、县政府并存，实行蒙汉族分治。4月，在承德召开“四·三”会议后，东西部统一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五月份克旗也成立了支会。联合会是既有群众团体性质，又有人民政权性质的半群众团体、半政权的组织。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内蒙古各阶层，包括一些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母亲被选为妇女会长，我也参加了工作。母亲当时热情很高，主动和一些蒙古青年交谈并看一些新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等。她的理解力很强，能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并主动把房子让给联合会使用。　　

1947年牧区进行了减租减息的试点工作，清算了几户有背景的大牧主。当年10月“土地法大纲”公布，我们开始集中学习、整风进行三查，清除了义礼通嘎、旺迪等人，并以通匪罪将其逮捕。我通过了审查，参加了由中共昭乌达盟委组织的、权星垣领导的土改工作团，赴白岔一带搞试点工作。两个月后我回到经棚时，母亲已被遣送往草地。　　

这一阶段牧区效仿农区进行牧改，亦分亦斗亦划阶级，工作中出现了过左的偏差，牵连了很多人。在运动中那些有马有枪的牧主，很多逃亡在外，留下的家属就被集中看管起来，母亲也在其中。当时牧区情况复杂，一批逃亡分子乘机打了回来，抢走了家属，打死了牧会积极分子并裹挟走一些人。当时他们也要把母亲带走，并说一定把她送回北京。但母亲坚决不走，并表示死也要死在这里。这场混乱之后，也就不再关押她。1948年3月等我随复查工作队到草地后，母亲已被送回了经棚。　　

当年5月份，组织上决定送我去内蒙军大学习，我从此离开了经棚。至于母亲，她没有生活来源，更没有生活能力，乞讨又张不开口，何以为生，我已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了。　　

10月间，我从内蒙军大齐齐哈尔第二院学习半年后毕业回到昭乌达盟，被分配到阿鲁科尔沁旗作妇女工作。1949年初接到从克旗转来的一封同学来信，告诉我母亲病故，弟弟没人管，叫我回去一趟。我当即请假赶回经棚，在草地旺其格大哥住的马架子里找到了弟弟。　　

母亲去世时不到五十岁，身边只有还不到八岁的弟弟。我回到经棚后找到了过去的邻居陈荣华，他说母亲临终时只说了把弟弟交给我。之后他领上弟弟到相邻的各家门前磕头，才有人帮助埋葬的，我的生父家给借来两节柜才得以装殓。我想也是衣不遮体、毫无尊严地离去了吧，对她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弟弟领我到北沙梁一个小沙堆前，他跪下烧纸，我站在一旁看那随风飘散的纸灰，泪流满面。　　

母亲是个有学识、有教养、识大体、明大义的人。1946年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克什克腾旗支会成立，她作为统战人士担任妇女主任。她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著作，主动和年轻人交谈，积极支持联合会的工作，并主动把整个大宅院让给了联合会使用。在匪徒假党中央进犯经棚的动乱的关键时刻，她拒绝他们要为她找回财物的诱惑，知道要因此引起的后果不可收拾。她应该是团结地对象。　　

在社会大变革的年代，她的出身、她的性格和她所受的教育决定了她的命运和她的结局，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都能理解。　　

在以往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人性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儿女情长是觉悟低的表现。可她不是我的生母，我们之间用真诚、信任和关爱培植起来的感情却弥足珍贵。我心中那份温馨和苦涩的思念，只能深深埋藏在情感世界最隐蔽的角落，尽量不去触碰。我对母亲养育之恩无力回报，可与母亲这份难以割舍的情缘不能了断，如今能把母亲那些让我缅怀的点滴往事诉说出来，就算是对母亲的慰藉与补报吧，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抚慰。 　　

                           （作者：内蒙古牙克石林业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