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国民党在额济纳旗设立了军事专员公署，下设总务、军事、调查各股，最早驻地在老西庙，后又迁到巴彦陶来、建国营等地。第一任公署专员名叫李才贵，有官兵50多人，后改为军事专员办事处，是国民党国防部所属的特务机关。1938年，国民党兰州第八战区又派遣胡宗南部191师115团进驻额济纳旗，起初也驻扎在老西庙一带，官兵多达1700余人。随后，115团又移师到道劳窝铺（今赛汉陶来苏木政府东南3公里处），道劳窝铺地处西河东岸，沿河两岸除了胡杨红柳，还天然生长着许多的沙枣树，景色优美。驻防军大肆砍伐沙枣树、胡杨和红柳，建造营房，搭建围墙，起名为“建国营”。

“道劳窝铺”系蒙古语，意为“七间房屋或七座房子”，老住户是几家山西商人和他们开设的商号所在地，抗战爆发后，与京津及外蒙古商品交易断绝后，商业日衰，商人相继内返，这里的商号也房倒人去。

国民党军队营址遗址分布在约两平方公里范围内。在营区东南方向，有用沙枣、胡杨树干一根一根相连搭建起来的围墙，上下两层，高约1.2米，大体呈不规则椭圆形，南北长383米，东西宽170米，估计砍伐沙枣等树木多达400多棵。在西侧围墙上还压着一副拉拉车的架子，几乎完好无损。在南侧围墙上，留有一个宽2.8米的门，但没有门栏。围栏里的土质松软，盐渍化严重，可能是驼、马、羊圈或军需仓库所在地。

当时考虑到将在这里长期驻扎，蔬菜因路途遥远不宜运送，国民党军队还在西河边开垦了菜地，种有紫茄、白菜、大头菜、萝卜、南瓜、扫帚菜、西瓜、醉瓜、烟草、向日葵等。为了笼络人心，有时候也给附近的牧民送一些，让当地的土尔扈特人感到十分新奇。

在营区内还可见到多种不同时代的陶瓷碎片，除了民国时期的之外，还有汉代、西夏或晚清时期的，可能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到黑城搜寻文物时捡回来丢弃的。

董正钧（1944年，参加川康宁农业调查团，经兰州、酒泉至额济纳调查，历时8个月）在《居延海（额济纳旗境内）》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该旗郭文年（注：时任国民党驻额旗军事专员办事处专员）君等，曾掘得制钱数枚，有汉之五铢钱及明崇祯钱，与小脚女人纳鞋后段，而无清朝遗物……（黑）城内及村间更有完整磨面之石磨二十余副，直径三尺，上层厚三寸，下层约四寸，昔驻额济纳旗的兵士，多运至建国营应用……”。据此可以证实，国民党驻军确实曾到黑城盗掘过文物。

在西北角一座沙丘上，保存着土坯砌筑的高台，附近可见废弃的土屋、锅台和土墙的痕迹，应该是团部所在的位置。自此顺着西侧的树干围墙往南，在宽100米，长约1000米的区域内，自北向南分布着许多红柳围成的22米×40米见方的栅栏。东西两排，间隔较大；前后排间距在25米左右。栅栏内有土坯砌筑的房屋遗址，也有直径约5米、用土坯砌筑而成的蒙古包式样的房屋遗址，还有用红柳围成的直径约5米的圆圈痕迹，可能是当时为了防止刮大风时军用帐篷被掀翻而专门围起来的。每一个红柳栅栏旁边都有一个土坯砌筑的炉灶遗迹，估计是各宿舍里的士兵用来烧水的。大一些的炉灶旁边的红柳栅栏内应当是一个伙食单位的厨房所在地。

在营址以北不远处，西河又分成东、西两条支流。国民党军队在两条支流上都架设了木桥。有了这两座木桥，汽车就能经过西河向东直达50公里外的东河塔王府所在地。

在西侧支流的东岸上，桥头道路南北两侧，有国民党军队修筑的碉堡群，据知情长者说有十几个之多，现存的只有5个。碉堡建在河岸茂密的胡杨红柳林中或邻近的沙丘之上，呈圆形堆状体，高约4-5米，底部直径约12米。入口朝东南方向，已被坍塌的土墙和沙子埋住，只能见到碉堡上裸露的树干和早已风化了的土坯以及少量的碎砖。道路一侧的碉堡之间通过战壕相连，战壕的痕迹已经基本消失殆尽。附近还有几间土房遗迹，应当是驻军的营房。由此向东500米处，就是后来的国民党军事专员办事处所在地（即赛汉陶来苏木政府旧址）。

1946年，因战事紧张，该团被调回内地，建国营只留下一个连的兵力看守营房。1949年秋天，解放军进入河西走廊时，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才匆忙离去。

国民党往额济纳旗派驻军队，名义上是保卫国防，实际上主要是为了监视地方政权，防止他们在苏联和外蒙古的策反下发动反叛。国民党军队在这里驻扎长达10年之久，给当地政府和牧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据史料记载，当时塔王府每月要派6个牧工、40峰骆驼往来于酒泉和建国营之间，为该团驮运给养，费用国民党军队不承担，由塔王府负责解决。仅此一项，数年间的费用累计起来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由于驻军人数众多，烧水、做饭和冬天取暖消耗掉的梭梭、红柳、胡杨树枝更是多的不可胜记。如今，当年营区内堆放柴禾堆的遗迹仍然清晰可见。由于过度砍伐，营地周边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附近只有5棵胡杨树和一棵沙枣树得以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