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对东蒙地区实施长达十四年的殖民奴化教育的史实进行了研究，通过分析日本军国主义在东蒙地区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主要内容、形式和手段，从现象到本质，深入剖析了日本军国主义实施殖民奴化教育的险恶目的和罪恶本质，让世人清醒地认识“殖民教育有功论”、“殖民进步论”等荒谬言论的错误和危害，从而正本清源，厘清模糊认识，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揭露日本右翼否定战争罪行，国际国内一些人混淆是非，美化殖民统治的言行。号召内蒙古各族人民毋忘受奴役的屈辱历史，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振奋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肩负起国家和民族教育的重任，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事侵占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广大地区。九一八事变之际的内蒙古东部地区（以下简称东蒙），包含的地域范围具体指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三盟以及呼伦贝尔部、西布特哈部两部。

1932年3月1日，日本军国主义操纵成立了伪“满洲国”。伪满洲国又将东蒙地区划分为兴安东、南、西、北四个分省。1943年10月1日，成立兴安总省，省会王爷庙街，管辖原兴安东、南、西、北四省行政区域。直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垮台，东蒙人民遭受了日本军国主义长达十四年的殖民统治。为了实现对东北和东蒙等沦陷区长期的殖民统治，日本军国主义通过其伪满洲国，一手凭武力，一手靠教育，在对东北和东蒙各族人民实施残酷的政治压迫、军事镇压、经济掠夺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实施殖民奴化教育。东蒙地区作为蒙古族的主要聚集区，更是日本军国主义极力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重点地区。其教育核心是妄图实行民族分裂政策，挑拨蒙汉民族的关系，制造民族矛盾，从而达到把内蒙古从中国版图中彻底分离出去，把蒙古族从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永远分离出去的目的。

一、日本军国主义在东蒙地区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主要形式。

（一）采用“文治”手段笼络人心，将青少年特别是蒙古族青少年，作为殖民奴化教育的主要对象。日本素有“皇军之父”之称的山县有朋曾说：“要想在战争中取胜，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一是军备，第二是教育。”[1]伪满成立后，为了实现日本军国主义“长治久安”的侵略目标，把占领地完全变为入侵者自己的领土，日本殖民当局抛出《对满蒙方策》，其中指出：“必须彻底普及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建国精神及日满整合之观念，倾注日本文化，排挤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弹压赤化的侵袭。”[2]1933年6月，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一份极秘密的文件——《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指出：“关于满洲国民的教化，必须着眼于启发满洲国民自觉认识该国同帝国密不可分之关系，培养确保东亚和平之特殊使命的自尊心和五族协和之理想，同时在劳作教育上倾注力量，振兴实业教育”，[3]针对这一殖民奴化教育方针，日伪统治者在东蒙逐步建立起殖民地的学校体系。除小学和普通中学外，先后在兴安四个分省办起兴安学院、兴安医学院、兴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育成学院、王爷庙师道学校、王爷庙警察学校、扎兰屯国民高等学校、海拉尔国民高等学校、喀喇沁旗王爷府国民高等学校、郑家屯铁道学院等，并在原崇正学校的基础上增设国民优级学校。蒙古族青年是殖民奴化教育的主要对象。1942年5月，协和会青少年团兴安北省统监部开办蒙古青年训练班，地点设在新京（今长春）的农业青年训练所。该所最初在海拉尔，是日本蒙古研究学者佐藤富江受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桥本欣五郎之托，在呼伦贝尔地区开展蒙古族青年训练工作时设立的。该训练所迁到新京后，又改名为蒙古实务学院，专门招收蒙古族青年，实施一般的培训和实务教育（农业、建筑）。之后，这个机关成为协和会的外围组织，承担了协和会的青年教育工作。第一期蒙古青年训练班为期5个月，学员共40人，都是从兴安北省蒙旗中选拔的蒙古族青年，其中陈巴尔虎旗8人，索伦旗8人，西新巴尔虎旗12人，东新巴尔虎旗11人。训练科目有公民科、国民道德科、一般常识、情操教练、日语讲习、精神讲话。开学之前，学员还要进行为期20天的入所训练。这个青年训练班，进行实务教育只是个幌子，真正目的是从思想上加强对蒙古族青年的亲日教育，灌输反共反苏思想，培养亲日分子和特务。训练的内容有军事训练和文化课两种，军事训练课有列队、跑步、卧倒、持枪、刺杀等，并使用真枪进行训练；文化课包括产业、法制、街村知识、生理卫生等，及“协和会纲领”和“建国精神要义”。受训期间，学员全部实行军事化管理。在这样的青年训练所，学员主要以接受奴化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为主。

（二）普及日本语，是殖民奴化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学校课程设置上，日语课占绝对优势。把日语提升为“国语”，实行日语“检定制度”，即经考试划定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四个级别。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日语，特别是中等学校的日语教学时数几乎占其他课时数的一半以上，而文化课却大大减少；学生升学或就业，主要看日语成绩。有的学校规定，学生在校不能讲中国话，一律讲日语，谁说一句中国话就罚谁一角钱，强迫学生讲日语。除学校教育之外，伪满还设立了许多日本语学校、日本语讲习所，在社会上推行日本语教育。1933年11月，兴安东省在布特哈旗小学成立日语讲习所，聘请当地的日本宪兵队翻译大波多五郎担任讲师，学习期限为6个月。据统计，到1939年4月，伪满在兴安各省开设了日语讲习所3个，职员15人，学员383人，设立的日本语学校，公立和私立共计150多所。[4]

（三）将忠于天皇，信奉天照大神作为殖民奴化教育的主导思想。1937年，伪满开始推行所谓的“新学制”。“新学制”的根本特征就是实行奴化教育。要求不论小学、中学、大学都必须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对他们要虔诚；都必须称颂“日满亲善”、“五族共和”、“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进行所谓“一心一德”教育；都必须赞颂“大东亚圣战”，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学生对伪满皇帝发布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时局诏书》等，要倒背如流。学生每日要进行“早礼”，列队面向东方，遥拜日本天皇和满洲国皇帝。早自习就是反反复复地背诵《国民训》。小学当时设有一门“国民科”，它把日本殖民主义的政治和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等内容杂揉在一起，用“协和语”（蒙语日语混杂）讲课，颂扬日本天皇，宣扬日本的武士道精神。那么，日伪是怎样灌输这套思想的呢？据曾在开鲁育英街国民优级学校读书的马光、董宝田老人回忆，首先在学校每天早晨上课之前，全体师生要集合在操场上恭恭敬敬地向东方遥拜一次，表示敬仰。其次在每年的四月份举行一次纪念“天照大神”的活动，在这一天全校停课，全体师生列队到东门外“靖国神社”去朝拜，仪式非常严肃和隆重，由“神社”的道士高举纸幡，向东西南北四方朝拜，口中滔滔不绝地念着，这时凡参加的人和学校学生都得低头默敬，以示祈祷。第三就是请“神”来校，在学校设立“天照大神”室，供奉“天照大神”。在请“神”的那天全校要停课，师生整装列队迎接“天照大神”，由“神社”道士手捧“大神”的木牌（木牌上写着字不让看），直接送到校长室已准备好的小木屋中，随后举行安放仪式。就从这天起，全校师生上学来，脚一踏上学校大门，就要自觉地向校长深深行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表示孝敬“天照大神”，忠于“天皇陛下”，否则就是违犯校规，轻者要受惩处，重者就是“思想犯”。

（四）对一切文化教育宣传及出版机构实施绝对控制。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殖民当局加强了对教育权的控制。无论是在1932年3月建立的民政部文教司和1932年7月由“文教司”升格的文教部，还是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都是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和控制下建立的。一方面，各级教育行政长官均由日本人指派和安插，利用汉奸执政。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还直接插手到伪满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和学校中。在伪满各省及其以下的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包括学校中，虽然正职大都由中国人担任，但实际权力都被身为副职的日本人所掌握，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据1933年出版的《满洲国教育关系职员录》载，当时，伪文教部中的150名官员中，日本人有70人，占46.7％。而且在总务司、学务司的一些要职中，日本人均占50％以上。如督学室共有督学官3人，其中2人是日本人。各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中，也有大量日本人，学校必须录用一定数量的日系教师。

日本殖民当局不仅牢牢把持着整个教育行政机构，而且强行统一教育法规，建立殖民主义教育的管理秩序。1932年5月，日伪当局以“民政部训令”发布了《关于改废教育命令法规之件》，规定：“凡是省发布重要之教育命令或改废法规时，务须事先请由本部核准后再进行。”又在1933年5月以“文教部训令”重申：“制定教育法规及重要教育设施，均须事先呈部核准。”7月，伪文教部召开教育厅长会议，布置有关学校恢复事宜，特别强调教育法规的统一。随后，制定颁发了一系列教育法规、规定，为殖民教育提供法律保障。

严密控制出版物。1932年10月公布的《满洲国出版法》规定，凡是危及满洲国存在，“惑乱民心”的读物，一律禁止出版；凡是带有民族意识或进步的书报一律禁止发行。在学校全面彻底放弃中国传统教育的教育内容，教室里连一张中国地图也不许挂，一律采用日本殖民当局编印的新教材。与此相反，宣扬日本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报刊、图书却泛滥成灾。

二、在东蒙推行殖民奴化教育，是日本殖民当局实施伪满洲国“建国精神”基本国策的重要手段。

所谓“建国精神”，是指一个国家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总体意识和全民族的价值取向。建国精神应该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更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但是，伪满洲国是日本炮制的一个殖民政权，根本就不是独立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所以，伪满洲国的“建国精神”实质就是日本式特有的殖民主义，是伪满洲国殖民统治理论的核心和基础，是日本强化思想统治东北和东蒙人民的重要工具。它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巩固日本在东北和东蒙地区的殖民统治，日本需要通过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将所谓的“建国精神”渗透到沦陷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去。

1932年8月8日，日本斋藤内阁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又称“八八决议”）第九项提出：“满洲国民的教化，其着眼点应该是使该国国民充分认识满洲国帝国之不可分的关系”，这里所谓“不可分的关系”，绝非字面意义上的两国平等关系，在该指导方针中还单列了一项“建国精神”栏，内中强调“由于日军的活动赋予了扫除弊政的天机”，才有了满洲国的成立，从而奠定了日本是宗主国的地位，日本关东军以及日本人在东北理应享有各项特权，从而肯定了日本的“主人”地位；伪满洲国只能是日本的附属国和殖民地，而且必须是“精神一体，一德一心，永久不渝”的服从。1936年5月，伪满洲国出台《指导蒙古民族的根本方针》，其中第三条指出：“蒙汉两民族有互不相容的历史，应通过五族中核的日本人的热烈指导，逐渐使其整合提携，促进有色人种的大同团结。”[5]这里所谓的“热烈指导”，使蒙汉两民族“整合提携”的方针也只是招牌而已。相反，利用蒙古民族镇压汉民族的反满抗日斗争则是他们惯用的技俩。比如，1937年，为了对付东北抗日联军，日伪当局把伪蒙军推上战场，利用蒙古骑兵机动灵活、善于在山林作战的特点，征调伪蒙军兴安支队开进三江地区，在日本军官的率领下，“侵扰了当地汉人的村庄，到处烧杀奸掠，结果严重伤害了汉人民心”。[6]

三、在东蒙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完全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侵略服务，让内蒙古人民甘愿为日本的侵略扩张卖命。

日本通过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在东蒙制定并推行了一条典型的殖民主义教育方针。提出“使王道普及之精神，徐徐灌注于民众教育及幼年教育之中，则一般人民咸明瞭于我建国之精神，兴王道之要义，然后一切新的设施自易推行矣”。[7]这里所谓“新的设施”，即实行王道教育的具体方针。1934年，溥仪第一次访日，其后发表《回銮训民诏书》，此后，“日满一德一心”便成为教育方针的中心内容。1937年5月，伪满洲国公布的《学制要纲》中，正式颁布的教育方针为“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的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的关系及民族协和的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忠孝之大义，……并置重点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养成忠良之国民”。1942年伪满洲国公布所谓的“国民训”，要求国民尊奉天照大神，忠诚于皇帝殿下，实践忠孝仁义及民族协和以完成道义之国家建设，尊重勤劳奉仕，总力实现建国理想即大东亚共荣圈之完成。这一“国民训”同时也成为伪满洲国教育方针的中心。对兴安省蒙古族教育方针除依据文教部的教育方针外，“特对于蒙古人考虑其人民程度语言及习惯并行合于其实际生活之特殊教育”。[8]所谓的特殊教育，具体而言就是注重实业教育、劳动教育，以培养蒙古地区产业开发服务的人才为重点。剖析伪满洲国提出的上述教育方针内容，虽先后有所不同，但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军事、政治、经济侵略服务的性质始终是一致的。

一是为巩固法西斯统治服务。在推行日语教育上，《关于开设青年训练所之件》中这样表述：“日语科虽教授日语之初步，然完全使其理解日本，以涵养其依存日本之思想。”可见，日本侵略者推行日本语教育，不仅强制人们学习日语的基础知识，而且试图通过学习日语，培养人们的亲日思想。在中小学开设把殖民主义政治与语文混在一起的“国民科”；设“建国精神”课，集中宣扬“惟神之道”，鼓吹“八紘一宇”，强迫学生信仰日本迷信的“天照大神”，拥护日本发动地对外扩张的“大东亚圣战”；教材编写上，将历史、地理合并为一科，改称“地历”，不仅有意识地打乱科学知识的系统性，而且在“地历”教科书中，极尽歪曲和篡改中华民族的历史,处心积虑地为伪满洲国编造出一套假的历史，公然把我国东北四省(即日本占领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和东蒙地区从中国领土版图中分裂出去。在编纂体例上，教科书将东北地方的民族名称罗列成“历史”，提出东北从来和长城内就不是一个国家，东北的历史朝代是：肃慎、扶余、高句丽、辽、金、元、清，后来长驱南下统一中国。用这伪造的历史把东北与中华民族的五千年辉煌历史割裂开来。课堂上一张中国地图也不准挂,更不能看。在书店里也找不到一本中国历史的书籍。教科书中取消“中国”这个概念,取而代之的是“日满一体”、“同文同种”、“王道乐土”等一系列亡国奴的内容，妄图使沦陷区的下一代不知道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忘掉自己是个中国人,永远做日本统治者的“顺民”、“良民”。同时，日本殖民统治者竭力从历史上、地域上、文化上编造理由，作为宣扬“满蒙独立、日满协和”的“依据”。例如，在“地历”教科书中说：“我满洲自古以来即为独立之国家，与中国常为起伏之势，绝非中国领土。此次建国，实历史上之必然性，无丝毫之可疑。”胡说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单独开国，并且多次并入中国又分离出来。在歪曲史实、纂改历史的同时，又竭力宣扬日本侵略者在殖民地的所谓功绩，对其发动侵略战争进行掩盖和美化。在教科书中大肆宣扬“满洲国是王道乐土”，是“使三千万民众享有最大幸福的新国家”，字里行间，日本军国主义者俨然是东北人民的救世主，根本不提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把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这样的强盗行径，被美化成了对中国近代化的“援助”，而丝毫不触及剥夺了他国主权和独立这一殖民地化的核心。

二是为进行经济掠夺服务。表现在中等教育方面，特别强调举办实业中学，在实业中学中尤以农科者居多。如在伪兴安南省陆续建立的蒙古族职业学校有，科尔沁左翼中旗巴彥塔拉农业学校、科尔沁左翼前旗农业学校、科尔沁右翼中旗农业学校、科尔沁左翼后旗产业技术学院，此外，还有职业学校性质的兴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育成学院、兴安学院、郑家屯产业技术传习所和王爷庙蒙民习艺所，等等。兴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初为兴安女学院，建校于通辽县，是由伪满洲国兴安南警备司令部创办，后移交给兴安南省，主要是为蒙古军官和官员培养一批有文化、有知识的“贤妻良母”。这些职业性学校的办学目的，主要是为日本经济掠夺培养各种具有初步文化水平的“技工”。

三是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日本殖民当局为了使东北和东蒙成为它永久性的巩固的殖民地和继续扩张的基地，专门设置一些教育机构，培训日伪军、警、宪、特人员。设立于1934年的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原址设在郑家屯（吉林省双辽县）满蒙公所。翌年8月1日，迁至兴安南省西科前旗王爷庙街（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是一所专门为日伪军队培植蒙古族军事骨干的场所。军校隶属于满洲国军事部，实由日本关东军控制指挥，是一所综合性军事学府。关东军王爷庙机关长金川耕作大佐任军校顾问，是全校的太上皇。关东军佐野少将、服部少将先后任军校干事（即副校长、顾问的代理人）。军事顾问为泉铁翁中佐。军校校长由蒙古族将军级军官担任，历任校长依次为兴安南警备军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少将（兼任）、甘珠尔扎布少将、郭文林中将、乌尔金上将。军校学生只限蒙古族青年。学制为8年，分少年科、预科、本科三部分，全校共有8个连，总称生徒队（即学生队，是军校的主体）。附设教导团、军士候补生队和轮训军官的教育部。从建校至1945年8月的11年间，共毕业9期600余人。1943年8月，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亲临西科前旗王爷庙街，到兴安陆军军官学校视察。翌年初夏，日本天皇陛下的御弟秩父宫到军校视察两天。是年秋末，伪满洲国治安部大臣、陆军上将于深徵到军校视察数日。由此可见满洲国最高当局对这所军校的重视。王爷庙兴安警察学校成立于1937年4月，后改称兴安总省地方兴安警察学校，目的是为伪满洲国培养蒙古族警察人才。该校的校长、主事、学监均由日本人担任，该校存在的九年时间里，约培养1000名警察。为了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殖民当局竭力把教育纳入战争的轨道。在中等学校普遍增加了为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准备炮灰的军训，“实行强化军事教育”，强迫广大师生拥护所谓的“大东亚圣战”。

四、在东蒙推行殖民奴化教育，是日本殖民当局以帮助内蒙古实现所谓“自治”、“独立”为幌子，实质是达到把内蒙古永久地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的。

伪满时期，居住在东北及东蒙的蒙古族人口约106万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而生活空间则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9]特别是东蒙地区与东北形成一体，与外蒙古接壤，与苏联近邻，资源丰富，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早就对其垂涎三尺了。为了把内蒙古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他们就在挑拨蒙汉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上大作文章，竭尽其能事。制造九一八事变首魁分子之一的石原莞尔，1929年9月率领关东军参谋在所谓的“北满旅行”途中，向关东军参谋们宣讲了他的《作为国运回转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案》，其中称，“在历史的关系上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莫若说满蒙属于日本民族（更恰当些）”。[10]1931年4月，他又向关东军调查班成员散发了一份他在1927年起草的《关于日本现在和将来的国防》，其中称，“满蒙并非是汉民族的领土，毋宁说与我国关系密切……满蒙作为满洲（族）及蒙古人的满洲，满洲蒙古人比起汉民族来，毋宁说与大和民族更为接近”。[11]这就是日本右翼鼓吹的“东北非中国领土论”、“汉民族非东北民族论”、“蒙古族非中华民族论”，直到今天，这些谬论在日本仍有部分市场。基于上述的谬论，日本统治集团在九一八之前，就不遗余力地推行蒙古“自治”“独立”，让中国人自己从中国内部进行分裂，既不违反国际规章的精神，又能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因此，他们一边疯狂进行武装占领，一边设计“方案”，对东蒙各地积极展开收买和策动工作，这就促使所谓“内蒙古独立运动”出笼了。早在1926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就曾策动蒙匪巴布扎布搞所谓的“独立”。九一八事变前，他们又唆使巴布扎布的两个儿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在所谓“继承亡父遗志”的旗号下，继续进行秘密活动，策划所谓“蒙古独立”。九一八事变时，他们配合日本关东军对东蒙地区进行侵略，在科左后旗和科左中旗成立伪“内蒙古自治军”。1931年10月13日，甘珠尔扎布拉拢土匪，聚集了500人的武装队伍，进攻通辽县城，结果被张学良东北军第三旅打败，“内蒙古自治军”终以失败而垮台。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兄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殖民奴化教育，培养成为分离内蒙古的代表人物。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兄弟14岁和16岁即被日本浪人川岛速浪送入日本读书，先后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日本军国主义着力培养教育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兄弟，并让他们与日本的极右翼团体和军政要人广泛接触，使其成为地地道道的崇日、亲日分子，到处宣扬“日蒙亲善”、“蒙古独立”。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与内幕——伪满官员供述》（党中央档案馆编2000年7月）中，甘珠尔扎布供述了他在1940年任陆军兴安学校校长时期的情况：“学校教育目的：是要教育出有文化、有军事能力的军事干部，来增强伪军的战斗力量，使之镇压人民，扫荡一切不利于敌伪的反满抗日势力，成为赤诚效忠日帝的人物。”“我任校长期间，积极地执行了教育方针，教育出军官约三百名，军士约三百名，充实了伪军的力量。我并以唯神之道，武士道精神，或成吉思汗的侵略主义、英雄主义思想作为精神教育的内容，使学生不仅变成敌伪忠实奴隶，还养成了他们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1942年在学校内设立了“元神庙”，以供“天照大神”，作为学生的精神资料，每日要向这个庙参拜。……我在学校的三年期间，一心一意实行奴化教育，使学生变成半日本人。还受我的影响，许多都成为狭隘民族主义者，这就是我危害人民的严重罪行之一。”

五、深入研究和剖析日本在东蒙地区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本质，就是要正本清源，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揭露日本右翼否定战争罪行，国际国内一些人混淆是非，美化殖民统治的言行。

一是要清醒认识“殖民教育有功论”的错误。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的十四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不容否认。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二战以后直至现在，日本有些人仍将殖民地教育当作二战的闪光点大加宣扬。比如，2006年2月4日，时任日本外相麻生太郞在美化日本殖民台湾教育时，宣称“老实说，那时我觉得我们的前辈还是在那里干了些像样的事。”1985年，日本原建设大臣桥本龙太郎在一次发言中谈到自己在伪满洲国的经历时，不无感慨地说，“创建新天地，满洲的教育是我们的光荣。”1994年8月，时任环境厅长官的樱井新对记者说，在二战期间，“不应当只认为日本坏”，“那场战争使亚洲各国独立了，教育提高了”。1995年11月，江藤隆美以总务厅长官的身份进行演讲时，列举了殖民统治时期的教育，并说“日本在殖民时代也做过好事”。对这种“殖民教育有功论”的陈词滥调，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中国人，一定要清醒认识其谬误，坚决予以驳斥。日本在东蒙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尽管在客观上培养了一批蒙古族知识人才，促进了内蒙古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但其根本目的，是通过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强行传播日本的殖民侵略思想——“皇道文化”，对蒙古族人民的民族性和人性进行荼毒、扭曲和戕杀，对中华几千年文明史实施消灭和倒退，进而改变内蒙古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之成为“日本皇国”的“忠良之国民”。这种殖民奴化教育的险恶目的，是随着其侵略战争的失败而夭折了。

二是要高度警惕“殖民进步论”的荒谬言论。如果说麻生太郎等人的讲话是站在日本极右翼人士的立场上，还不值得奇怪，而曾被日本殖民奴役占领达50多年的台湾岛上，2015年刚当选台北市长的“政治素人”柯文哲关于日本殖民台湾的言论就让人无比震惊了。柯文哲2015年1月20日在接受美国权威杂志《外交政策》专访时表示，在全球四个华语地区，被殖民的历史越久，这个地方就越进步。他还同时以殖民史来给华人社会文化排序：“不好意思的讲，就文化而言，新加坡比香港好，香港比台湾好，台湾比中国大陆好。”柯文哲之流的所谓“被殖民越久越进步”的说法，在中国领土内，绝非是个别人的个别观点，而是有一定市场的，这种言论对当今世人的迷惑性、欺骗性非常大，是对殖民地广大人民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争独立的普世价值的否定、诋毁和损害。如果任这种谬论发展蔓延，会导致社会民众在思想意识上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麻木不仁,甚至予以认同，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害莫大焉！这也正是企图否定日本殖民侵略历史的人所乐于看到的结果。对这种严重混淆是非、美化殖民历史的言行，中华民族的每一分子都应格外警惕，坚决予以回击。

三是日本在东蒙实施殖民奴化教育的罪恶任何时候都不容否定。台湾一位学者这样比喻道，“别的殖民者是要你的东西，日本殖民者不光要你的东西，还要你的人心。”日本殖民当局在东蒙地区推行殖民奴化教育，就是试图将蒙古族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一刀两断，使蒙古族青少年忘却中华民族，泯灭国家观念，使他们只知有大日本帝国，而不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蒙古族青少年，在灌输奴化思想的同时，特别要降低文化知识教育，即强调所谓“实业教育”、“劳动教育”，防止“偏知”教育等等，其险恶用心是为了降低蒙古族青少年的文化知识，泯灭蒙古族是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历史认知，使蒙古族青少年儿童在奴化思想的毒害下，成为只具备“普通知识技能”的、供其驱使的劳动后备军；最终目的是“训育忠良之国民”，就是要泯灭蒙古族青少年的民族意识与革命思想，使之既无反抗思想，更无反抗能力，养成奴隶性格，安于被统治地位，永远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顺民”，成为俯首贴耳为其侵略效力的亡国奴。比如，把日语的教授与普及视为灌输“日本精神”、“亲日思想”的重要手段,以使蒙古族青少年通过学习语言,在心理上、习惯上与日本民族接近,思想意识上对日本的侵略予以认同，最终达到割裂蒙古族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关系，进而将蒙古族从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分离出去的目的，这一险恶目的，是客观存在，任何时候、任何方式都是无法掩盖的。日本一些人或其他什么人，不管鼓吹“殖民教育有功论”，还是宣扬“殖民进步论”，企图掩盖历史真相，美化侵略战争，臆想重温军国主义美梦的险恶目的，也是客观存在的，是每个中国人都要格外警惕的。如果说殖民奴化教育“有功”，那就是在血的惨痛事实面前，使中国人民早日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险恶目的，促进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如果说“进步”，就是中华民族在与日本侵略者争民主、争自由、争人权、争独立的伟大斗争中，凤凰涅磐，浴火重生，从此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东蒙地区十四年蒙受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不发达、不进步，这个国家就要衰败；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文化，那么，这个国家一定要灭亡，民族也将不存在。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曾说过：“闭眼不看过去的人，对现在和未来都是盲目的。不想把人性的行为铭刻在心的人，就很容易再次陷入那种危险的境地”。如今的我们，只有正视这段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在未来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自强不息，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振奋民族精神和国家观念，肩负起国家和民族教育的重任，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1]金满楼：《日本：一个弹丸小国如何长成军国怪

兽》

[2]“民生部教育司”编《满洲帝国学事要览》，1940年

9月

[3][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1964第549页

[4]任其铎、吕佳《日伪时期内蒙古的社会教育概况》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7月第4期）

[5][日]塚濑进：《满洲国——“民族协和”の实像，第

111页》

[6][日]西原征夫：《哈尔滨特务机关》，赵晨译，群众

出版社

[7]国务院文教部《满洲国文教年鉴上》，见《伪满洲

国》（17册），第551页

[8]同上，第525页

[9]《伪满洲国劳动界的民族结构和民族间的位置关

系》（韩）尹辉铎《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一期

155页

[10][日]稻叶正夫、小林龙夫等编辑《太平洋战争》，

朝日新闻社，1963年，第86页

[11][日]稻叶正夫、小林龙夫等编辑《太平洋战争》，

朝日新闻社，1963年，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