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一）

我任锡林郭勒盟史志办副主任15年，一直分管地方志工作。在第一轮修志中，全盟共编纂出版各旗县市（区）志书14部，我牵头组织了其中12部志稿的评审工作；第二轮修志中，在组织指导各地全面开展修志工作的同时，加大对行业（部门）志编纂的督促、指导力度。迄今我已为全盟或相关旗县、盟直单位举办的修志培训班讲课14次，牵头组织了31部行业志的评审工作（其中24部已出版发行）。我对经手的每部志稿都认真审读，勾划批注，提出详细具体的修改意见，旨在使经过我们指导编纂、组织评审的每一部志书皆为精品，至少是合格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修志这个“梨子”我是吃了，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也不尽然——我未曾吃过一个完整的“梨子”：自己没有编纂过一部志书，如同教练员多年来一直指导运动员如何竞赛，而自己始终没有跑上赛道冲向终点。

2011年10月，为推进工作，锡盟盟委、行署组织督查组对全盟第二轮修志进行督查。我带队分别到盟直40几个单位督查指导行业志编修工作。孰料，此举竟给我提供了“弥补缺憾”的机缘。

那天我们到盟扶贫办，得知该办因忙于主业尚未顾及自身修志事宜。为人爽朗且与我很熟的该办主任包广华解释本单位尚未启动修志工作原因时，突然话锋一转，向我提出请求：“干脆，老张你来帮我写志吧！”此言于我并非始料不及，因为这几天我在其他几个单位督查时也直接间接听到这般请求，但是都被我婉拒了。包主任的话貌似玩笑，却难掩真情。但我依然一笑了之，没往心理去。临别时还“告诫”包主任：修志的事须抓紧了，不要拖了全盟二轮修志的后腿呢！

翌年春，我又见到包主任。他认真提出请我为之编纂《锡林郭勒盟扶贫开发志》（以下简称《锡盟扶贫志》）的要求。我经过考虑，最终允诺下来。15个月后，即2013年7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首部扶贫开发工作志书《锡盟扶贫志》，由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籍此，了却了我这个58岁的地方志老兵在离开岗位之前“吃一个完整的梨子”心愿。手抚这部精装大16开、浸透着自己心血的志书，一时心绪难平，个中滋味纷纷涌上心头。

（二）

《锡盟扶贫志》，是锡盟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确保志书编纂质量，按时完成工作任务，锡盟扶贫办成立了以包广华为主任，我（系特邀）和盟扶贫办其他两位领导任副主任的《锡盟扶贫志》编委会。由我拟定编纂方案并负责志书篇目的设计、资料的搜集筛选、志稿的撰写和总纂。

《锡盟扶贫志》记述范围：盟、旗县市（区）扶贫开发事业，包括扶贫工作机构沿革、扶贫历程、主要做法、工作措施、取得成效、存在问题及原因等，以盟级工作为重点。

严格遵循志书编纂体例，横不缺项，竖不断线。以志文为主，辅以序言、概述、大事记、人物（含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简介、图、表、附录、编纂始末等，志文以章、节、目和次目结构排列。

正文入志时间上限为20世纪70年代末，下限截至2010年末，“大事记”追溯至1949年10月1日。

（三）

档案资料是志书编纂的重要基础。我在《锡盟扶贫志》的编纂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资料的匮乏，这着实是我未曾料到的。锡盟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扶贫工作以后，扶贫工作机构多有变动（较长时间内由盟行署办公室内部科室兼顾），干部频繁调整，使得这一时期的相关资料严重散失；1997年正式组建盟扶贫办之后，档案资料留存工作有所好转，但由于一直没有向档案馆移交档案，盟扶贫办机关现存文书资料（特别是2000年前后几年的资料）仍有较大欠缺，一些应有的文书档案无从查找，给志书编纂造成重重困难以致遗憾。

为全面、准确地记述锡盟扶贫开发工作的历史，包广华主任根据志书既定篇目要求，责成各旗县扶贫办认真配合，提供资料支持，并组织盟扶贫办内部科室“挖掘”资料。但最终摆放在我面前的全部资料与编纂一部好的志书所需之间的差距还是太大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不辞辛苦，除亲自到盟扶贫办深入查找文书档案外，还通过到盟档案局查找间接档案、到有关单位借阅文件（会议）资料、到报社资料室查找报刊等多种途径搜集与锡盟扶贫开发工作相关的资料，并通过开座谈会、个别约谈、信函、电话访谈、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方式积极联系访谈不同时段扶贫工作的参与者或知情人。锡盟扶贫开发工作涉及面广，加之本志入志时间前后跨度30年，且不说当年参加扶贫工作的同志有的已经辞世，即便是寻访那些健在的同志，也由于有的已经退休或家在外埠等，欲及时联系到知情人、顺利实现采访工作亦实非易事。尽管如此，我仍然访问了近百位人士，包括盟扶贫办部分前任领导，现任班子成员、各科室负责人，各旗县市（区）扶贫办负责任人，当年定点帮扶锡盟旗县的北京市昌平区(政府)、怀柔区（发改委）及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一些直属单位相关负责任人（包括曾直接参加扶贫的工作队成员），或搜集基本资料，或核实某项工作的起止时间、某位人士的姓名乃至某个具体数据。对搜集到的各项资料，都进行了认真的筛选、甄别。在对入志资料广集博采的基础上，我调整修改了原定的篇目，使之更趋全面、合理。

（四）

不言而喻，修志工作是一项庞大、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要把牵动党心民心、事关社会发展稳定、前后历时几十年、覆盖全盟各地、涉及百万人口的锡盟扶贫开发事业，通过科学、严谨、朴实的记述，以志书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绝非易事。

要全面记述与当地扶贫开发工作相关的内容。扶贫有“整村推进”、“移民扩镇”、“产业化扶贫”、“社会扶贫”、“世行贷款项目”、“劳动力转移培训”、“两项制度衔接”等等业内领域，这些构成了扶贫开发的基础，分门别类的记述这些工作是写好《锡盟扶贫志》之必须。此其一。

其次，扶贫开发工作是一项参与部门多、经历周期长、工作难度大、群众关注度高、政治性强的庞大的社会工程。锡盟的扶贫工作从初始之时就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从党中央国家机关，到首都北京的几个区县；从自治区党委、政府，到区直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从锡盟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盟、旗直属各部门单位,到苏木乡镇乃至社会各界的同志们、朋友们，为了草原人民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活，他们或实地考察，规划蓝图，制定政策，启动项目，落实资金，组织实施各项扶贫工程；或驻村包扶，稳扎稳打，殚精竭虑，帮助群众更新观念，努力开辟致富途径。多年来，他们为锡盟扶贫开发事业投入的不仅仅是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更重要的是对草原人民付出了宝贵心血。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实践，感受到了社会各界扶贫济困的殷殷真情！他们所做的这一切，载入史册理所当然。

第三，锡盟各级扶贫机构，伴随着扶贫开发事业前行的步伐，历经了组建调整、曲折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成为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自20世纪80年代扶贫工作纳入全盟的工作日程开始，特别是1994年《国家八七脱贫攻坚计划》公布实施以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大规模地扶贫工作就在广袤的锡盟农村牧区扎扎实实的开展起来。盟、旗县市（区）扶贫开发办公室历届领导班子和干部职工，视农村牧区广大贫困群众为亲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增强服务意识,拓展扶贫领域,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改革探索，加强组织、协调和指导，千方百计做好扶贫济困、帮助群众开发致富道路的工作，紧密结合本盟实际,形成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宝贵经验。在取得卓越业绩的同时，注重自身建设，健全组织,锻炼队伍,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这些，无疑是《锡盟扶贫志》重要的记述内容。

第四，贫困是全国乃至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但是作为北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锡盟农牧区贫困问题，除了与全区乃至全国有共性的一面而外，有什么历史渊源、特殊的原因？彻底解决锡盟的贫困问题，有哪些更符合当地实际的办法？作为承担着“资政”功能的志书，《锡盟扶贫志》尽可能地进行了阐述，作出回答。

（五）

在遵循志书编纂基本原则和体例的前提下，《锡盟扶贫志》力求创新。

一是“概述”创新。锡盟以往编纂出版的“部门（行业）志”的“概述”，基本上都是沿用“自然概况、历史沿革、部门（行业）发展”这般“套路”来写。我则打破常规，在《锡盟扶贫志》“概述”里分别写了“自然概况、历史沿革、当地经济、农牧区贫困的渊源、扶贫过程及成效、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经验、扶贫工作展望”等7个部分。写“当地经济”，是要使读者知道锡盟扶贫工作是在一个怎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写“扶贫经验”，就是要对锡盟扶贫开发工作进行认真恰当的总结。试问：一个地方前后历时几十年，上至党中央领导、下至普通民众成千上万人参与，投入巨额资金、已取得重大成效的扶贫工作，在载入历史时，难道可以不进行一番客观、理性的总结吗？我经过反复研究修改，最终归纳为7条“经验”。令我欣慰的是，当我把写有这些内容的志稿送交盟扶贫办审阅时，得到该办领导和同志们的普遍认可和赞赏。

二是“志文”创新。一部好的志书，既要内容全面，又禁忌“流水账”。我在《锡盟扶贫志》编纂中通过分章别类的记述，尽可能做到“点、线、面”结合，既对全盟几十年扶贫开发的历史与现状作全面综合的记载，又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工作（如某个具体扶贫项目的实施）进行“解剖麻雀”般的分析介绍，变换字型字号，以“附”的形式置于该章（节）末尾（共选用了15例）。如在《扶贫资金》章的后面，附以《太仆寺旗建国村利用扶贫贴息贷款推动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调查报告；在《整村推进》章的后面，附以《正镶白旗星耀镇东仓村实施“整村推进”项目调查》。这些“附记”篇幅不大，言简意赅，与志文相呼应，可使读者对这一章内容有了由“面”到“点”、更为透彻的了解。

我与扶贫办接触后方知，出于各部门职能划分，科教扶贫不在扶贫部门工作范畴之内，至于《锡盟扶贫志》中相关的内容，他们抱着有也可无也可的态度。科教扶贫，本是“扶贫事业”应有之义，缺少科教扶贫记述的《扶贫志》不是一部完整的志书。但扶贫办无法提供我所需资料。出于责任心，我四处寻找资料，虽然费劲，最终使有较为丰富内容的《科教扶贫》一章屹立于《锡盟扶贫志》诸章之林，于历史、于我均无遗憾。

三是“人物”创新。在锡盟扶贫开发的实践中，方方面面涌现出不少先进集体和个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与被帮扶对象原本素不相识，亦无工作上的联系。是社会扶贫及其一个个与扶贫相关的具体项目这条纽带，把他们与锡林郭勒草原，与广大农村牧区贫困群众连接起来，以至使彼此成为亲人。这些人士为贫困群众排忧解难，办了数不清的好事、实事，为锡盟扶贫开发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把他们的业绩载入史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也是我的初衷。但扶贫办提供的文件资料中，只是偶见他们本系统内部单位及在职人员受上级表彰的记载（亦不完整），其他单位尤其是社会扶贫中那些理应入志的“人物”却踪影皆无。为充实这块内容，我简直“升天入地求之遍”（白居易诗句）。从盟委数年前印发的“党员先进性教育实践活动”简报中、从盟领导在既往扶贫会议讲话时偶尔提及并予以赞赏的单位或人员中、从自己历年积攒的涉及锡盟农牧区的典型事迹材料中，追踪“挖掘”，删枝除蔓，反复核实，最终整理出能够反映锡盟扶贫开发事业艰难历程和精神风貌、不同时期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先进集体9个、先进个人7人的传记（简介），收录在志书“人物”之中。这儿举个例子。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基建投资公司，2002年派公司办公室主任布仁巴雅尔等3人帮扶锡盟苏尼特左旗贝勒镇巴彦淖尔嘎查。他们驻村2年多，除了为嘎查到外面跑项目、要资金外，绝大多数时间都扑下身子直接参加生产劳动。“非典”肆虐，人们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时，他们却置身为嘎查新建的23亩苗圃里挥汗育苗。他们为嘎村铺设节水灌溉管道、建设饲草料基地、引导牧民种植高产青贮玉米……，大大加快了该嘎查脱贫步伐。岁月荏苒，十多年过去了，基建投资公司国企改革换了名称不说，当年的扶贫队长布仁巴雅尔也已退休多年。我打了多个电话好不容易找到那家公司，可是那里工作的年轻人已不知布仁巴雅尔是何人了！起初该单位几个接电话者不是嫌麻烦挂断电话就是借故推脱，但最终还是被我的执着与诚意所折服。他们为我找来了老布的电话号码，后来又给我发来短信，对我为他们单位当年扶贫业绩“树碑立传”道一声“辛苦”。

四是“附录”创新。由于锡盟幅员广阔，北部和南部地区自然环境、民族分布、生产方式、民俗习惯等有明显区别，遂使扶贫政策措施、工作进程手法不能整齐划一。所以，我依常规在《锡盟扶贫志》中收录了部分有存史价值的文献资料而外，还下气力分别搜集整理了全盟13个旗县市（区）扶贫开发工作概况，权作志文的具体补充。

（六）

2013年6月7日，锡盟史志办主持召开有各方人士参加的评审会，对《锡盟扶贫志（送审稿）》进行严格评审。我依据评审会的意见，对志稿作了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锡盟扶贫志》（终审稿）并通过盟党史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验收。

《锡盟扶贫志》设12章，46节，全书约65万字。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结构合理，内容全面，图文并茂。较为完整、详尽地记述了锡盟扶贫开发事业的发展历程,全面展现了不同时期的工作成果，理性分析了发生贫困的主客观原因，真实反映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是一部集资料性、知识性、权威性于一体，时代特征、地方特点、民族特色突出的历史文献。对于各界了解锡盟扶贫开发事业的历史和现状，鼓舞人们再接再厉建设和谐美好家园的信心，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编纂出版，填补了锡盟乃至自治区扶贫开发史无志书的空白，也是对草原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

《锡盟志扶贫志》的编纂出版，是锡盟扶贫办领导班子重视的结果，是盟、旗县市（区）扶贫办以及为本志在资料搜集、评审、出版过程中作出贡献的所有同志共同劳动的结晶。

（七）

回顾《锡盟志扶贫志》的编纂过程，我感慨颇多，这里仅记两点。

一是，新时期编修出版的某些志书之所以不为读者认可，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尊重历史。一件事情是否入志，编纂者不是根据事物本身轻重程度决定取舍，存真求实，而是唯上峰马首是瞻，甚至罔顾事实，文过饰非。以这般心态“编纂”的志书，往往沦作为领导歌功颂德的赞歌，为某个地方（单位）宣传造势的广告。《锡盟志扶贫志》把秉笔直书作为一条重要原则。不错，锡盟几十年的扶贫开发工作成绩显著，但也难免存在问题和工作上的不足。我在写这些问题和不足时，不是一笔带过，而是直指问题所在。如《整村推进》章共设了3节，其中两节设有“存在问题”一目；《社会扶贫》章第十节共设了4目，其中一目用较大篇幅指出并剖析问题；《扶贫资金》章对盟内某旗过去曾违规使用财政扶贫资金，将10万元扶贫款注入私营罐头厂，某旗扶贫办挪用扶贫资金为自己购置汽车等都如实入志；其他一些章节亦有用一至几个自然段讲述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乃至失误。如实记述，是还原真实历史，更有助于今后借鉴。盟扶贫办各位领导审读志稿时，对上述记述没有任何不悦，表现出对历史负责、难能可贵的态度。

二是，与其说我自己从头至尾、完完整整编纂完成了这部志书，了却了“吃一个完整的梨子”的心愿，不如说我临近退休之时又经历了一次难得的学习过程，得到一个提升业务水平的机会。捧读那些泛黄甚至残缺的档案资料，我多次被跃然纸上所有真诚参与扶贫、善为善举的人们的崇高境界、可歌可泣的作为所打动，甚至嘘唏感叹；灯下某篇设节，夜里轻敲键盘，我亦为此前自以为在史志界干了十几载，算得上修志工作的行家里手而报惭。

编修《锡盟扶贫志》是十分辛苦的工作过程。整部志书的编写都是我利用双休日和夜阑人静之时进行的。国庆七天假日猫在家里不下楼，正月初三即告别春节“开工干活”。辛苦耕耘，精心编纂，耗时14个月，直至完成了这部60多万字的志稿。没别的，只为尽一名地方志工作者的天职，只为完美践行接受此项工作时作出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