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简述三宝体的历史渊源与流程，阐述其理论探究，通过与其他志体的比较说明其优势，提出其适合当代修志内容和形式的需要，辨析使用三宝体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 三宝体  源流  优势  可行性

清末维新变法的倡导者、著名学者梁启超提出：“有良方志，然后有良史,有良史，然后开物成务之业，有所凭藉。故夫方志者，非直一州一邑文献之寄而已，民之荣瘁，国之荣辱，于兹系焉。”[1]这段话充分说明了方志在政治上、文化上、学术上的巨大作用。方志工作者要完成为党和人民立言的历史使命，首先要解决“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笔者经过学习、比较，结合自己的编纂实践认为：三宝体编纂体例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三宝体从内容到形式适合当代纂志要求，三宝体的编纂方法的复兴是大势所趋。下面试从三宝体的产生发展、理论探究、与其他志体比较、可行性以及在运用时应注意的问题简析之。

一、三宝体的源流

《孟子·尽心下》：“诸侯之宝：土地、人民、政事。”[2]这三者是国之重器，地方志以“三宝”命题立意，谋篇布局，展开纂写就应该是理所应当的。正如清代方志学家甘鹏云所说：“有土地，有人民，而后政事出焉。”[3]三宝体，是指志书总体上分为土地、人民、政事三门的结构类型。当然，也不止于这三门，分四门者也属于此体。当宋代志书体例基本定型后，三宝体即应运而生。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太守孙杼捷、郡人曹叔远纂《永嘉谱》，设年谱、地谱、名谱、人谱4门。《温州经籍志》称：“曹文肃《永嘉谱》，区分四门，在古地志中，实为创例。其所谓年谱者，盖以志建置沿革诸大事，并编年纪之；其所谓地谱者，盖以志山川、疆域、名胜、古迹；其所谓人谱者，盖以志官师除罢、选举人物；惟名谱不得其义。”[4]明嘉靖年间，刘佐修、炎章纂的《醴泉县志》分为土地类、人民类、政事类、文章类。明万历年间刊的《曲阜县志》分土地志、人民志、政事志、文献志等。明代陈鉴、王一龙修《广平县志》分土地、人民、政事、文献４纲，唐枢、张应雷纂《湖州府志》分土地、人民、政事三大类。赵文华《嘉兴府图记》分方画、邦制、物土、人文4门，而附以丛记。清代康熙赵弘化修《密云县志》分天文、地理、人事3门。康熙《怀柔县志》虽分23目，观吴景果序文，则其内容仍暗分土域、政事、文献三纲。乾隆杜延甲修《河间府志》分舆地、宦政、人物、典文4志。光绪十三年（1887年），广西《武缘县图经》分成地略、政略、人略、献略4略。光绪《保安州志》分天、地、人、物4部。[5]光绪年间夏敬颐修《浔州府志》分成纪地、纪人、纪事三纲。民国《霸县志》分为土地志、人民志、政事志，具体篇目为，土地志：位置、面积、气候、性质、源流、物产、河渠、建筑、城、镇、乡、古迹；人民志：户口、职业、财产、宗教、风俗、习惯、名人；政事志：官吏、学校、武备、警察、司法、监狱、自治、财赋、邮电、差徭。[6]民国时期出版的《台湾通志稿》，设若干志，其中前三志就是土地志、人民志、政事志。[7] 上述诸志结构，均为三宝体。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标志新三宝体出现的是1993年３月出版乔居主编的河北《冀县志》和是年出版王庸华主编的浙江《东阳县志》。而《东阳市志》更果敢，除志首和志末之外，其主体部分按四大部类排列：环境（政区、自然环境、灾异），居民（居民生活、方言、民俗、人物），基础设施（土地、水利、交通、邮电、能源、城乡建设），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其中基础设施与环境可合并，全书写环境、居民、社会三大块，一种完整的新三宝体志书就正式出现了。1995年10月，出版梁德元主编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志》，1996年11月出版朱礼主编的浙江《文成县志》，是年12月出版王兆明主编的黑龙江《黑河地区志》，是年3月出版的河南巩义市的一部村志—《白沙志》，也属这一种形式。1996年12月出版李传授主编的四川《大足县志》，将人口、人物、社会、方言和建置、自然地理合并为“环境与社会之部”，与“经济之部”、“政治之部”、“文化之部”平列为四大部，大体也相类似。[8]2006年5月，梁建楼主编的河北《井陉县志（1985—2004）》，共设48篇，其排列顺序暗承地、人、事三宝体，主题突出，条块井然，受到方志界的高度赞誉。2012年12月，笔者主编《涉县志（1991—2011）》，借鉴前人经验，在凡例中明确规定：“承孟轲‘地、人、事’的思维逻辑，设置‘山河揽胜’、‘人本扫描’、‘改革逐浪’、‘经济纵横’、‘政治述要’、‘文化写真’六大板块”，每个版块下再设篇、章、节，在三宝体实践方面作了一下有益探索。

二、三宝体的理论探究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理论研究室主任邱新立，在其博士论文《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方志研究》中指出：“晚清以前的志书，在门类的设置上，大都本着孟子所言的诸侯三宝—‘土地’、‘人民’、‘政事’的精神来谋篇布局。”“近代许多志书，从总体构架精神上看，与古代方志并无二致，如民国《光宣宜荆续志》即称：“于构成地方之要素，纪地、纪人、纪政尤兢兢三致意。《赤峰县志略》序也说：‘昔孟轲氏有云：诸侯之三宝：土地、人民、政事。与西人所云国家之三要素先后同揆。至若土地之形势载于舆图；人民之族类登诸版籍,又古今中外如出一辙。盖二者备而后政事之设施始有所据矣。”[9]1985年，方志专家席星加在《中国地方志》第2期著文提出：“世界以自然、人、社会三大要素组成，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人是主体，”“各类专志分为自然、人、社会三大类，缀杂类为之补充。专志的这种分类及排列是我们现存世界结构的反映。”1987年，平江县志办在《湖南地方志》第2期、梁滨久在《广东方志》第2期、魏钢强在《中国地方志》1988年第5期，分别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平江的看法为“按一般规律，先有自然界，再有人类，有了人类才有社会，而社会除了人类本身以外，主要是政治和经济两个部分。”梁滨久的看法是：“地方上的客观事物，可以归纳为自然、社会和人三大要素，”“三者构成舞台、活剧和主角的关系，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魏钢强主张对专志内容的物（环境）、事、人三类，从状物、叙事、记人的需要出发，专志的写法就应当有状、叙、记三种。”1989年，刘柏修在《江西方志》第2期把地情三分为自然、人类、社会。1990年，罗来兴在《内蒙古地方志》第2、3期合刊上提出“省志主要内容应该放在一个省区内的自然环境、居住人群、人群的活动这三者的关系上。”正式提出“新三宝体”这个概念的是韩章训，他在1989年《方志研究》第5期上发表《新“三宝体”方志的构想》，提出“环境—居民—社会”，由于社会是新志书记述的主体，故其所辖的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可以升格。”[10]1994年，方志专家齐家璐在《河北地方志》第7期发表《关于志书编纂的若干思考》中指出：“1985年以来，志界一些同仁认识到‘两分法’的不足（自然环境和人的社会活动），陆续提出了志书应采用‘三分法’的观点，把地情分为自然、人和社会活动三个要素，‘人口’应单设一大部类，与自然部类和社会部类等量齐观。即志书的第一大部类记环境，第二大部类记人，第三大部类记社会活动。其中人的记述包括人口、居住地、民族与姓氏、人物传和人物表、居民生活、风俗宗教谣谚、方言，把分散在社会活动中关于人的记述，单独提出来集中记述。”[11]

三、三宝体与其他志体比较

毛泽东主席说过：“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下面试将三宝体与有关志体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其具有独特的优势。

与“立四体”比较。方志学的奠基人章学诚提出“立四体”的主张：“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12]此志体从内容上说已经过时，从写法上说以体裁分类亦不合时宜，而三宝体在内容上涵盖全面，在写法上排序得体，志体服从、服务于志义，既可以彰显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又可以兼顾“政事”的各方面内容，适合当代写志的基本要求。

与三书体比较。三书体是章学诚在“立四体”的基础的发展进化，其内容为：“仿传记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这种志体与“立四体”具有同样的局限性。

与章节体比较。章节体结构严谨，整体性强，容量大，其缺陷是分类细，名目多，易形成叠床架屋，重复过多，有些项目不好分类，有些专志与大概念不符，如“文化”和“社会”，有广狭二义，难以把握。[13]而三宝体主题明确，分类科学，层层相辖，泾渭分明。

与条目体比较。新修湖北省《武汉市志》、江苏省《南京市志》、河南省《郑州市志》、云南省《玉溪地区志》等用条目体。其特点是主题鲜明、结构灵活、层次简单、避免多属性归类问题。其缺陷是重点不突出、主次难分明、易混淆概念，紊乱层次，无所统领，逻辑性差。而三宝体主干、分支层层划分，祖、父、子、孙辈分醒目，注重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的准确运用。

与门目体比较。门目体又称平行列目体、平列分目体、无钢多目体等。它起于宋，盛于清。其特点是不受大小概念、上下层次、领属关系的限制，不受前后衔接、背景交代等因素掣肘，不按时段设目等。其缺点是有目无纲，无所统摄，去取失伦，芜陋支离，给人杂乱无章、繁琐无序而不得要领之感，反映不出客观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三宝体依系统论原理编排，层级清楚，纲举目张，其领属关系、并列关系分明，全书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与纲目体比较。纲目体是指由纲有目的编年方志体例。原指大字提要为纲，小字分注为目，当代的《昆明市志》、《成都市志》就沿用了这一体例。其缺陷一是编年不合志体要求，二是编辑方式不合现代文体规范。而三宝体沿袭“志体横看，史体纵看”的纂志规则，又吻合了现代语体文的基本要求。

与史志结合体比较。史志结合体也称史志体，五大部类，横排纵写。方志学大师董一博说它：“横排纵写，以横为主；史志结合，以志为主；横排不缺，竖写不断；纵横交叉，攻其主要；确立规范，来自实际；通合古今，兼顾左右；有机结合，相互联系；各得其所，是为新体。”[14]黑龙江新编《呼玛县志》，采取了传统的通史和断代史相结合的方法[15]，该书二至六篇按时期分编，某些篇、章、节的开头，阐述时代背景。该志种突破了横排纵写的基本要求，有不伦不类之嫌。而三宝体恪遵“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的志体规范，不陷入按时期分编的不遵志规的误区，坚守了志书的系统性、科学性。

与纪传体比较。纪传体是指仿纪传体史书，以纪、志、表、传，杂以考、录、谱、略等体裁分部类，其下又设子目的结构方式。以南宋周应会的景定《建康志》为较早，以录、图、表、志、传等体裁设五大部类，元代至正张铉《金陵志》以图、纪、表、志体裁分为4大部类，明清逐渐增多。此志体是章学诚四体、三书的流变，不合传统志体的游戏规则，三宝体坚持姓“志”的纯度，不与史体混淆，坚持横排纵写，分级切块，层层相因，彰显志书的独特魅力。

与编年体比较。编年体是指总体上不分门类，仅以时间为序的结构方式。清代汪中修《广陵通典》、陈士元修《滦州志》为其典型。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中说：“实亦有断制之扬州编年史也，盖欲求明贯易览，故不分门类，通书为一篇，在方志界中，尚为创体。”同时也指出其不足：“用于年代悠久，幅员辽阔之名都大邑，最不相宜。”[16]不及三宝体条块科学分类、纲目分明、繁而不杂、多而不乱、统属清晰、纵横贯通之优长。

四、三宝体的可行性

土地、人民、政事，作为诸侯三宝，既是一个国家的命脉，又是执政者的主体，而肩负着“资政、存史、教化”使命的地方志，就必须理所当然地抓住这一要务来纂写。首先是土地，土地也即地理，它承继了志书地方性的特质，志书首先必须是一部以地理为重要内容的地情书，从《禹贡》、《图经》为代表的地记起，志地理是志书重要任务，并在全书中为开山破题之作。而地情书必须首先要展现本地域的地理特点。如上海市的志书，从图到文字，不无彰显其大厦林立、街市繁华的场景，《绍兴县志》却展现了湖泊浩淼、人物贤集的特色，西藏《昌都地区志》却以雪山和寺庙取胜，《新巴尔虎左旗志》是蒙古包和蓝天白云下的牛羊，《岱山县志》却反映了“大海与苍天一色，造船与捕捞共舞”的海洋经济、海洋文化的群岛风光。当然地理包括自然地理、历史地理、人文地理等，也即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基础设施中的水、电、交通、电讯也在记述范围之内，历史地理中的名胜古迹更不应阙如。其次是人民。古今方志人都懂得，如果对人的记述不充分、不全面，其他记得再好，也是一部失败的志书。方志专家甘鹏云在《方志商》中指出：“往日修志，于民事殊略；近日修志，应于民事加详。”[17]人是主体，是“志中之志”，“古今方志半人物”。二轮修志必须确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全志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人置于地理和政事之间，正体现了先有地，而后出现人类，人类去做政事，同时也改造环境的辩证关系。三宝体改变了人总是殿后的不当写法。最后是政事，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这一板块内容庞大，涵盖面广。在现代志书中，其着墨量要比前二者大。以上三大板块就把一个区域的内容全方位、立体化地反映出来了。三宝体的排列顺序是科学的，正如河北大学教授、方志学者吕志毅在评《井陉县志（1985—2004）》时所说：“各篇及其序列既有相对独立的特点，又有内在的逻辑统属关系，使洋洋48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人’的方面，单设‘居民’篇，使之同‘人物’篇并列，体现人在自然界中的主导地位和价值。‘人’之前是‘地’的部分，‘人’之后是‘事’的部分，因为‘地’先于‘人’存在，‘事’是由‘人’而为的。”[18] 1993年出版的浙江《东阳市志》，对新三宝体打开了新思路。1995年出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七师志》也是以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的唯物史观为主导思想，以人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人的本身、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三大部类为主体框架结构。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充分反映了人这一最活跃、最宝贵的生产力因素，反映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最基本的唯物主义观点，从而大大提高了志书的科学价值。

1996年，河南巩义市出版的《白沙志》，首先记述白沙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村落概况”；然后设“村民”、“居民生活”、“村民风俗”、“村籍人物”；然后记古今白沙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活动情况。大量采用以事系人法，全书记述人物2800多人，将白沙人对白沙大地的影响反映得淋漓尽至，有效地避免了静止地记事和孤立地记人，反映出一地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等都离不开人民。此种结构体式有利于加强全书所记内容的内在联系和逻辑性，从而大大提高新志书的思想性、人民性和科学性。[19]

2012年12月，笔者主编的《涉县志（1991—2011）》，遵循三宝体范式，全志首设“山河览胜”，即涉县人赖以生存的可爱的土地，下设建置、自然环境与保护、名胜、娲皇古迹、红色圣地、基础设施６篇，包括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接下来设“人本扫描”，这样立题既遵循了传统志书人是“志中之髓”的志义，也照应了凡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以人为本”命题，自古有之，古代政治家管仲说过：“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20]此板块下设人口与计划生育、居民生活、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俗宗教语言、涉县精神、人物。后设“改革逐浪”、“经济纵横”、“政治举要”、“文化写真”这些政事（或叫社会）。忠实地践行了新三宝体写法。

五、运用三宝体应注意的问题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三宝体作为一个志种，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和不足。瞿宣颖评论说：“政事为人民活动之一种，尤以自治、慈善二者为最显著，不得谓不属于人民，土地中之属于人为之建置者，若河渠、建筑、城、镇、乡之区分等，有乌在非政事也。”[21]笔者认为此说忽略和扩大了概念的本质属性，片面地僭越了概念的使用范围，充其量只能算一家之言吧。我们在运用三宝体时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三宝体的三分法并非平均使用力量，当历史的车轮碾入21世纪，社会分工加细，各行各业繁多，三宝体中的“政事”的内容势必要加大，它至少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而这些内容的每一个部分都应与地、人比肩和并列，机械的“三一三十一”的方法是显然不现实、不实用、不可行的。二是允许有明暗两种方式，《井陉县志（1985—2004）》采用暗承的方法，《涉县志（1991—2011）》采用总分六大板块，所辖各篇由统编序号相连的方式，基本上属明分。三是根据地域的不同，可以有多种方式的调整，“大体则有，定体则无”，不同特点的三宝体并非是对其篡改和跑偏，而相反是对其的丰富和光大。四是可少量穿插史、鉴、杂志栏目式的多种形式，固守志体本是好意，但为了更好地表达志义，或更好地挖掘本区域的特色、更好地发挥编纂者的特长，使志书美化、靓化，扩大受众面，挤身于市场经济，允许和提倡百花齐放。五是与时俱进，不断进化，方志学家李泰棻认为：“方志是记载与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22]寿鹏飞提出：“先言志义，因义而生例，”“义以经世，例以救时，义则精神，例则形式也。”[23]肩负着“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光荣使命的地方志，既不能数典忘祖，也不能抱残守缺，必须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革新。

总之，我们要精心培植和呵护三宝体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三宝体复兴之日，就是地方志繁荣之时。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梁启超：《龙游县志》序。开物成物：通晓万物之理，按理办事，得到成功。

[2]孟子、万章：《孟子》。

[3]甘鹏云：《方志商》，岳麓书社，1983年。

[4]王晓岩：《方志体例古今谈》，巴蜀书社，1989年。

[5]李明：《新方志编纂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6]王晓岩：《方志体例古今谈》，巴蜀书社，1989年。

[7]欧阳发：《志苑笔耕录》，2009年。

[8]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

[9]孙廷弼：《赤峰县志略》，石印本，1933年。

[10] 诸葛计：《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方志出版社，2002年。

[11]齐家璐：《河北地方志》1994年第7期，《关于志书编纂的若干思考》。

[12]张树棻：《章学诚方志论文集》，1983年。

[13]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新方志编纂概论》，2000年。

[14]路石、许禾钢：《董一博方志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

[15]黑龙江呼玛县志编纂委员会：《呼玛县志》序。

[16]傅振伦：《中国方志学通论》。

[17] 甘鹏云：《方志商》，岳麓书社，1983年。

[18]于平天：《志苑躬耕与断想》，豫内资新出发通字[2008]081号，2008年。

[19]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新方志编纂概论》，2000年。

[20]金德群：《金德群史志文丛》第376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

[21]瞿宣颖：评《霸县志》。

[22]李泰棻：《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

[23]寿鹏飞：《方志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