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
额济纳博物馆展出一组居延地区出土的少数民族动物纹饰铜饰件,这组铜饰件以野生动物和家畜为主,时代为蒙元时期,有长角鹿、盘羊、骆驼、狗、马、卧羊、鱼等,这种小的铜饰件均为佩饰,大多固定在皮具或织物、生活用具、车马具的装饰上,学术界普遍认为以动物纹为主题,进行艺术创作,是远古人类文化共有的特征。但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各民族,所创造的动物艺术形象又各具特色,各不相同。此类小饰件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中常见的饰物,其线条简练质朴,造型生动自然,具有较强的写实意义,为蒙古游牧文化的产物,反映了游牧民族的传统爱好和当时游牧民族崇尚自然的观念、情感和信仰,洋溢着浓郁的北方民族风情。
额济纳旗地处内蒙古地区最西部,为全区面积最大的一个旗县,尽管现在这里荒漠化程度日益加剧,但历史上曾经水深草茂。在上古时期,额济纳地区被称为“瀚海”、“流沙”“弱水流沙”,相传是老子化仙成狐的地方。《尚书.禹贡》中载“导弱水至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这是说大禹疏通了弱水(今黑河)一直到了河西走廊的合黎山,在合黎这个地方黑水河分成了两支:一支干流向西流向酒泉;另一支支流(余波)向北流进了流沙(即古居延泽),额济纳的先民们过着傍水而居的渔猎生活,在古居延泽沿岸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细石器文化。秦汉之时,额济纳又被称为“居延”,《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注文中说:“张掖所属居延县者,以安置所获居延人而置此县。”学者考证是匈奴族的居延部落在此生活,由族名取地名。在地理位置上,居延自古是河西走廊的北方门户,从汉朝起就是匈奴等少数民族南下河西走廊所必经之地,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占领居延修筑了东接阴山、南连酒泉的防御体系。魏晋南北朝时由前凉、前秦、北魏、北周等地方割据势力占据,唐时曾在这里设置“安北都护府”,后为吐蕃、回鹘的领地,公元926年辽占据居延地区。宋天圣六年(1028年)元昊领兵大败回鹘政权,西夏雄踞整个河西走廊,于大庆元年(1036年)置黑水镇燕军司驻扎居延地区统领居延事务。《元史》载:公元1126年2月,成吉思汗在最后一次率领蒙古大军出征西夏的途中旋取黑水城,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军事据点继续使用。在历史上,居延地区未曾平静过,这里不断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交锋的主战场,月氏、匈奴、鲜卑、突厥、党项、蒙古族先后承接,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游牧民族文化。
额济纳博物馆展出的一组铜饰件
元朝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由少数民族统治者缔造的政权,这些动物型铜饰件大量出土于元时期黑水城周边绿洲的生活遗址区。1286年,元朝在额济纳旗黑水城设立亦集乃路总管府,并扩建了黑水城,据研究,亦集乃路有人口10000人左右,居民有蒙古族、党项族、汉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是一个崇尚自然的民族,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艺术,其艺术审美来源于身边的生存环境。蒙古族长期生活在大漠南北的适宜于游牧、半游牧的广大区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狩猎、放牧、饲养牲畜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马、牛、羊、骆驼等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产。世代相传的游牧生活使蒙古民族能熟练地掌握动物们的习性特征,动物在奔跑、迁徙、搏斗、伫立中的各种自然流淌的美感,刺激着人们感官的愉悦,促使他们对动物们所表现出的各种形态下的美产生出通过日常饰件展现的欲望。动物的美包含了多种特性,许多动物的生理结构、形体姿态都符合对称、比例、均衡等形式美的法则。动物是活动的景物,它们以其灵巧、轻捷、雄健、怪异等神采各异的动作、姿态,增添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动物比起其它事物,与人在各方面最为接近,所以动物的美最能唤起人的联想,拥有更丰富的象征意义。如成双成对的鸳鸯是忠于爱情的象征;凶猛的狮虎是强悍、英武的象征;牛的吃苦耐劳是无私者奉献精神的写照;狗的忠实、羊的温顺、骆驼的耐力等都引起人的肯定性的美感。
额济纳博物馆展出的这组铜饰件(附:图一)为动物的动势轮廓剪影,饰件上的动物有的较恬静,所表现的动物或飘逸安闲,或凝眸静立,或两头相抵,表现出动物的这些饰牌许多都是成双成对的出土,图案相同,但方向相悖,使用时一左一右或一上一下。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往往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徙,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人们对动物的特殊感情既可能是羡慕赞美,还饱含了欣赏和喜爱。动物纹饰铜饰件中的动物形象表现出的千姿百态、生机盎然的美朴实而不矫揉造作,这些表现特征既充分展现出动物形象粗犷奔放的形态之美,又突出了动物形体惟妙惟肖的神态之美。在神态上,表现出虎豹空灵勇猛的神韵,鹿羊温良顺受的性格,马骠悍矫健的体态,骆驼昂首雄浑的体魄,使观众从中略窥出北方草原民族驾驭动物神韵的高超能力。
考古依旧进行,发现还在继续。额济纳博物馆现展出的这一组居延地区出土的少数民族动物纹饰铜饰件,线条简练,锈色自然,品相基本完好,符合蒙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动物纹铜饰件古拙纯朴的风格,略窥出居延地区当地蒙元居民的文化传统、心理素质、生活习俗和经济活动等诸多方面的喜好。
骆驼型铜饰件,高2.4厘米,长3.0厘米,重4.0克。骆驼驼嘴尖平视,呈行走状,双峰直立,尾巴向上翘,铸造极为逼真传神。
盘羊型铜饰件,高3.4厘米,长2.8厘米,重4.1克,盘羊角呈扇型,直立状。羊在草原民族文化中代表吉祥如意,盘羊善于爬山,比较耐寒,被誉为神羊。将饰件铸造为盘羊型,既是出于美观的需要,更是出于吉祥的祝愿。
双羊对卧鹿角枝状铜饰件,高2.6厘米,长4.9厘米,重5.9克,此铜饰件展出的为一对,卧羊嘴尖下垂,轮廓粗犷,神态安详地对卧在“Υ”型枝状鹿角上。
梅花鹿型铜饰件,高3.4厘米,长3.7厘米,重5.3克,梅花鹿呈自然站立状,神态安逸。鹿,柔美而善于奔跑,在蒙古典籍中就有大量鹿图腾的记载。
狗型铜饰件,高2.5厘米,长3.1厘米,重3.1克,呈卧姿,腰身拉长,昂首曲尾状。
“龟”型铜饰件,高3.5厘米,长2.6厘米,重4.1克,颈长,头部略尖,四肢短小。将饰件铸造为“龟”型,或与当时人们的崇奉、信仰有关。
居延地区出土的动物纹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动物种类有虎、狼、马、鹿、羊、牛、骆驼、野猪、刺猬、怪兽、飞禽、蛇等。或一只独处,或双双成对,或三五成群。羊首、鹿首,其造型差别不十分明显,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习惯上把头上的角向后弯曲成环状的,则称为“鹿首”或“羊首”,“羊首”的盘角要小于“鹿首”。
在表现手法上,多为写实性。这种写实性不是对动物外表僵死的描绘,而是形神兼备,力求用准确的形态表现出动物的神韵。当时人们通过对现实动物的观察,细致刻画动物的形与神,使其整体造型栩栩如生。在塑造静卧动物时,既要表现动物的静,又不使动物处于呆板状态。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正是有了这种造型艺术活动的广阔社会背景,古代生活在草原荒漠地带的游牧民族,腰间系着的腰带及随身佩带的短剑剑鞘上装饰用的牌饰,出行中的车马具、生产中的工具、生活中餐具以及妇女装饰品大多为动物纹的铜饰件。这些精致小巧的铜饰件,风格古朴包浆自然,制作精致,小巧玲珑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是难得的蒙元文物精品,具有极高的民俗文物价值,深受美术界和文物鉴赏、收藏界的喜爱。由此而论,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出土的铜饰件的艺术表现特征是游牧民族交流情感的需要,是视觉真实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也是蒙古民族和众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多元共生而形成的艺术结晶,它们的重现为后人了解黑城的历史文化、研究蒙元时期的审美情趣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
参考资料:
1、商周青铜器兽面纹中羊角纹艺术探析 夏雨《汕头大学》2007
2、蒙古族图腾文化额济纳博物馆展出的一组铜饰件(附:图一)
(作者: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
额济纳博物馆展出一组居延地区出土的少数民族动物纹饰铜饰件,这组铜饰件以野生动物和家畜为主,时代为蒙元时期,有长角鹿、盘羊、骆驼、狗、马、卧羊、鱼等,这种小的铜饰件均为佩饰,大多固定在皮具或织物、生活用具、车马具的装饰上,学术界普遍认为以动物纹为主题,进行艺术创作,是远古人类文化共有的特征。但不同经济文化类型的各民族,所创造的动物艺术形象又各具特色,各不相同。此类小饰件是北方游牧民族生活中常见的饰物,其线条简练质朴,造型生动自然,具有较强的写实意义,为蒙古游牧文化的产物,反映了游牧民族的传统爱好和当时游牧民族崇尚自然的观念、情感和信仰,洋溢着浓郁的北方民族风情。
额济纳旗地处内蒙古地区最西部,为全区面积最大的一个旗县,尽管现在这里荒漠化程度日益加剧,但历史上曾经水深草茂。在上古时期,额济纳地区被称为“瀚海”、“流沙”“弱水流沙”,相传是老子化仙成狐的地方。《尚书.禹贡》中载“导弱水至合黎,余波入于流沙”这是说大禹疏通了弱水(今黑河)一直到了河西走廊的合黎山,在合黎这个地方黑水河分成了两支:一支干流向西流向酒泉;另一支支流(余波)向北流进了流沙(即古居延泽),额济纳的先民们过着傍水而居的渔猎生活,在古居延泽沿岸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细石器文化。秦汉之时,额济纳又被称为“居延”,《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注文中说:“张掖所属居延县者,以安置所获居延人而置此县。”学者考证是匈奴族的居延部落在此生活,由族名取地名。在地理位置上,居延自古是河西走廊的北方门户,从汉朝起就是匈奴等少数民族南下河西走廊所必经之地,汉武帝开辟丝绸之路,占领居延修筑了东接阴山、南连酒泉的防御体系。魏晋南北朝时由前凉、前秦、北魏、北周等地方割据势力占据,唐时曾在这里设置“安北都护府”,后为吐蕃、回鹘的领地,公元926年辽占据居延地区。宋天圣六年(1028年)元昊领兵大败回鹘政权,西夏雄踞整个河西走廊,于大庆元年(1036年)置黑水镇燕军司驻扎居延地区统领居延事务。《元史》载:公元1126年2月,成吉思汗在最后一次率领蒙古大军出征西夏的途中旋取黑水城,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军事据点继续使用。在历史上,居延地区未曾平静过,这里不断成为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交锋的主战场,月氏、匈奴、鲜卑、突厥、党项、蒙古族先后承接,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游牧民族文化。
额济纳博物馆展出的一组铜饰件
元朝是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由少数民族统治者缔造的政权,这些动物型铜饰件大量出土于元时期黑水城周边绿洲的生活遗址区。1286年,元朝在额济纳旗黑水城设立亦集乃路总管府,并扩建了黑水城,据研究,亦集乃路有人口10000人左右,居民有蒙古族、党项族、汉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是一个崇尚自然的民族,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艺术,其艺术审美来源于身边的生存环境。蒙古族长期生活在大漠南北的适宜于游牧、半游牧的广大区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狩猎、放牧、饲养牲畜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马、牛、羊、骆驼等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产。世代相传的游牧生活使蒙古民族能熟练地掌握动物们的习性特征,动物在奔跑、迁徙、搏斗、伫立中的各种自然流淌的美感,刺激着人们感官的愉悦,促使他们对动物们所表现出的各种形态下的美产生出通过日常饰件展现的欲望。动物的美包含了多种特性,许多动物的生理结构、形体姿态都符合对称、比例、均衡等形式美的法则。动物是活动的景物,它们以其灵巧、轻捷、雄健、怪异等神采各异的动作、姿态,增添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动物比起其它事物,与人在各方面最为接近,所以动物的美最能唤起人的联想,拥有更丰富的象征意义。如成双成对的鸳鸯是忠于爱情的象征;凶猛的狮虎是强悍、英武的象征;牛的吃苦耐劳是无私者奉献精神的写照;狗的忠实、羊的温顺、骆驼的耐力等都引起人的肯定性的美感。
额济纳博物馆展出的这组铜饰件(附:图一)为动物的动势轮廓剪影,饰件上的动物有的较恬静,所表现的动物或飘逸安闲,或凝眸静立,或两头相抵,表现出动物的这些饰牌许多都是成双成对的出土,图案相同,但方向相悖,使用时一左一右或一上一下。对于蒙古民族来说往往随着季节的变更而进行或长或短的迁徙,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环境,人们对动物的特殊感情既可能是羡慕赞美,还饱含了欣赏和喜爱。动物纹饰铜饰件中的动物形象表现出的千姿百态、生机盎然的美朴实而不矫揉造作,这些表现特征既充分展现出动物形象粗犷奔放的形态之美,又突出了动物形体惟妙惟肖的神态之美。在神态上,表现出虎豹空灵勇猛的神韵,鹿羊温良顺受的性格,马骠悍矫健的体态,骆驼昂首雄浑的体魄,使观众从中略窥出北方草原民族驾驭动物神韵的高超能力。
考古依旧进行,发现还在继续。额济纳博物馆现展出的这一组居延地区出土的少数民族动物纹饰铜饰件,线条简练,锈色自然,品相基本完好,符合蒙元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动物纹铜饰件古拙纯朴的风格,略窥出居延地区当地蒙元居民的文化传统、心理素质、生活习俗和经济活动等诸多方面的喜好。
骆驼型铜饰件,高2.4厘米,长3.0厘米,重4.0克。骆驼驼嘴尖平视,呈行走状,双峰直立,尾巴向上翘,铸造极为逼真传神。
盘羊型铜饰件,高3.4厘米,长2.8厘米,重4.1克,盘羊角呈扇型,直立状。羊在草原民族文化中代表吉祥如意,盘羊善于爬山,比较耐寒,被誉为神羊。将饰件铸造为盘羊型,既是出于美观的需要,更是出于吉祥的祝愿。
双羊对卧鹿角枝状铜饰件,高2.6厘米,长4.9厘米,重5.9克,此铜饰件展出的为一对,卧羊嘴尖下垂,轮廓粗犷,神态安详地对卧在“Υ”型枝状鹿角上。
梅花鹿型铜饰件,高3.4厘米,长3.7厘米,重5.3克,梅花鹿呈自然站立状,神态安逸。鹿,柔美而善于奔跑,在蒙古典籍中就有大量鹿图腾的记载。
狗型铜饰件,高2.5厘米,长3.1厘米,重3.1克,呈卧姿,腰身拉长,昂首曲尾状。
“龟”型铜饰件,高3.5厘米,长2.6厘米,重4.1克,颈长,头部略尖,四肢短小。将饰件铸造为“龟”型,或与当时人们的崇奉、信仰有关。
居延地区出土的动物纹具有明显的地域和民族特征,动物种类有虎、狼、马、鹿、羊、牛、骆驼、野猪、刺猬、怪兽、飞禽、蛇等。或一只独处,或双双成对,或三五成群。羊首、鹿首,其造型差别不十分明显,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习惯上把头上的角向后弯曲成环状的,则称为“鹿首”或“羊首”,“羊首”的盘角要小于“鹿首”。
在表现手法上,多为写实性。这种写实性不是对动物外表僵死的描绘,而是形神兼备,力求用准确的形态表现出动物的神韵。当时人们通过对现实动物的观察,细致刻画动物的形与神,使其整体造型栩栩如生。在塑造静卧动物时,既要表现动物的静,又不使动物处于呆板状态。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正是有了这种造型艺术活动的广阔社会背景,古代生活在草原荒漠地带的游牧民族,腰间系着的腰带及随身佩带的短剑剑鞘上装饰用的牌饰,出行中的车马具、生产中的工具、生活中餐具以及妇女装饰品大多为动物纹的铜饰件。这些精致小巧的铜饰件,风格古朴包浆自然,制作精致,小巧玲珑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是难得的蒙元文物精品,具有极高的民俗文物价值,深受美术界和文物鉴赏、收藏界的喜爱。由此而论,额济纳旗居延地区出土的铜饰件的艺术表现特征是游牧民族交流情感的需要,是视觉真实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也是蒙古民族和众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多元共生而形成的艺术结晶,它们的重现为后人了解黑城的历史文化、研究蒙元时期的审美情趣提供了丰厚的艺术资源。
参考资料:
1、商周青铜器兽面纹中羊角纹艺术探析 夏雨《汕头大学》2007
2、蒙古族图腾文化额济纳博物馆展出的一组铜饰件(附:图一)
(作者: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