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汉族，字雨亭， 1875年3月19日出生于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现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张作霖自幼出身贫苦农家，后来成为奉系首领，号称“东北王”，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伤后身亡。在通辽建镇设县初期，他与通辽多有接触。通辽的老年人，提起“张大帅”，都有说不完的故事。　　

 一、张作霖是土匪出身吗　　

说起张作霖的出身，听通辽的老人们说是“土匪”。对此，张作霖生前曾说：“都说我张作霖当过胡子，我他妈的要是拿过谁一个扫帚疙瘩，死后也要入十八层地狱，变驴变马去还人家。”看来，张作霖对此事是觉得既委屈又气愤的。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我查了一些史料，是这样记载的：1894年9月，毅军在宋庆统率下，转战于盖平、海城、营口、田庄台等地。正是在这时，19岁的张作霖在田庄台投入了毅军。毅军，是由淮军的一部分发展而来，因将领宋庆勇号为“毅勇巴图鲁”而得名。张作霖在毅军中服役了5年，后因军队裁撤遣归，退伍回到了老家。 　　

这时的东北，正处于一个十分特殊的环境。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清廷在东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随后由于沙俄大举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清廷在东北的统治几近瘫痪。 当时，偌大的奉天省，清廷在这里的驻军只有区区9000多人，既无力抵御外来侵略，也无力维持地方治安。地方上为了自保，纷纷办起了“联庄会”、“团练”、“保险队”、“大团”等地方武装，以求保境安民。这些“联庄会”、 “保险队”等组织多是由地方头面人物出面自行组织的，有的还经过官府注册备案。1900年张作霖回到家乡时，保险队这种组织已普遍存在，其主要任务是维护一个地方的安全，使其免受土匪和散勇游兵的劫掠。有将近5年从军经历的张作霖，应乡民请求，在家乡组织了保险队。保险队实际上是一种自保组织。　　

这种特殊形势下出现的保险队，虽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但总体来讲顺应了东北民众的要求，反映了东北民众的意愿。所以，撰写张作霖的书籍多因他的这段经历，而将其说成了“土匪”。对此，张学良说：“义和团变乱了，俄军打进来了，东北没有政府了，村庄都自保了，我父亲起来了，他们十几个人就做保险队。什么是保险？就是你的村庄，我给你保护，你每月给我多少钱。如果有土匪来打你，我负责给你打，但是你拿钱。就这么着，人家说我父亲是土匪，其实他不是。”笔者目前看到的资料，也证明了张学良说的这一点。张作霖没有当过打劫一类的土匪。　　

张作霖的保险队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了赞誉。1902年，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保险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张作霖向新民知府受抚，到新民任马队帮带（副营长）后升管带（营长）。“保险队”变成了“官军”。　　

二、通辽的村名与张作霖　　

1912年，科左中旗卓里克图亲王出卖巴林爱新荒，东起巴林太来（今科尔沁区建国镇白音太来村），西至爱新庙（今科尔沁区西六方乡），南起小细河（即红河），北至西辽河岸。此时已升任奉军27师长的张作霖在今通辽市的科尔沁区查干乡、辽河乡、河西镇一带购置了大量蒙荒。有资料介绍：1919年统计，张作霖在通辽买了2800多方地， “三畬堂”就是张作霖专管农垦事务的机构。从科尔沁区一些村名上看，张作霖在通辽开发中的买地情况可见一斑。　　

科尔沁区余粮堡镇的盖家窝堡，就是一个名叫盖华山的人在民国六年从张作霖手里买了六方地耕种，后来形成了村屯的。余粮堡的新发，那是张作霖买下的地，委托朋友张运廷来代其管理。大约1917年，张代卖了二方地给辽宁人陈玉轩。陈玉轩在这里建村后，叫“陈玉轩窝堡”，文革时改称“新发”。　　

科尔沁区辽河乡的公司窝堡，是1922年张作霖的“招拓公司”立的村子。科尔沁区查干乡有东西两个乌兰花，那是1925年张作霖买下的放牧地。 科尔沁区钱家店镇有个前腰窝堡，那是张作霖的东北军1918年建砖窑的地儿，住户多了，才成屯子。最初的屯名是“窑窝堡”。 　　

科尔沁区敖力布皋乡有个达尔罕，是末代达尔罕亲王那木吉勒舍楞和张作霖家族联姻送给张作霖的牧场。后来，日本人在这片土地上建种畜场，因这是原达尔罕亲王爷的土地，建村后取名叫“达尔罕”。　　

科尔沁区太平乡有个东高力营子，那是张作霖的参谋长在1912年设通辽镇时派人招来朝鲜人为张作霖种水稻的地方。“高力”者，实为“高丽”也。　　

科尔沁区喜伯艾力苏木有个东地富强嘎查，那是1922年张作霖的招拓公司招佃垦田，后来成了屯子，叫东地窝堡。1966年才更名“富强”。 　　

2003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的科尔沁区丰田乡二号村就是张作霖的2号地。　　

地名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它承载着原住民的很多记忆和情感，也记录着一个地方的开发史。通辽县当时是从科左中旗蒙古王爷世袭领地中析置出来的，如果把科左中旗的地比喻为一个鸡蛋，通辽县就是“鸡蛋黄”，精华部分在这里。张作霖买的全是上等地。看来他为通辽的原始开发做了一些事儿，也是很有经济头脑的。　　

三、张作霖怎样选用“干部”　　

1907年张作霖升为奉天巡访营前路统领，1908年 ，奉命到通辽、郑家屯、洮南一带驻防。　　

1916年张作霖升任奉天省督军兼省长。他从通辽准备去赴任前，还有些借款要还。于是，就让军需处长到通辽镇的官银号暂借八千元钱，承诺一个月还。军需处长找到官银号的经理鲁穆廷说明来意后，经理鲁穆廷认为不符合借款规定，拒绝借出。军需处长说“这可是马上就任奉天省督军兼省长的张师长的指令啊！”。鲁穆廷经理说，不管是谁，都要按规定办事，我不能因为张督军的官职高就坏了规矩。张作霖得到秉告后，勃然大怒，“妈拉个巴子地，我去看看”。他带了二十多个兵，气势汹汹闯进官银号。鲁穆廷经理急忙迎上来解释：“长官，按规定这款真借不了啊！”。张作霖咆哮起来，“妈拉个巴子地，给脸不要脸！你他妈活腻歪了，借不借？”，这时，二十多个随从看到师长真的急了，都下意识地摸枪。鲁穆廷经理看到这架式，毫无惧色，高声喊道：“来人啊！把金柜打开，让他们随便拿吧！这不是借，是抢来了”。 鲁穆廷的态度让张作霖很意外。特别是“ 这不是借，是抢来了”，这句定性的话，倒使张作霖冷静了下来。为所欲为惯了的张作霖自知理亏，指着鲁穆廷经理的鼻子“妈拉个巴子地，有种！”。骂了一句后，悻悻地离开官银号。　　

张作霖就任奉天省长后，发现奉天的银号管理很混乱，需要选一个优秀的省官银号的总办来管理。这时，他想到了不给他“面子”、不借他款的鲁穆廷。于是，他传令让鲁穆廷到奉天来。　　

鲁穆廷接到传令，人们都认为他是大难临头，劝他躲起来吧。鲁穆廷说，“是祸躲不过。躲过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呀”。 鲁穆廷硬着头皮胆颤心惊来到省府后，没想到张作霖亲自到省府大门口迎接他，并设宴款待。鲁穆廷深感意外，诚惶诚恐。张作霖问“鲁经理，知道我请你来是何意吗？”鲁穆廷窘迫地说“省长，在通辽我没能借款给你，请你海涵”！张作霖哈哈大笑，并十分认真、十分热情地说“正因为你不借钱给我，让我认识了你这个人！你小子办事讲规矩，有种！所以，我才决定让你来当省官银号的总办，是提拔你。只有你最合适，最合适啊”。 鲁穆廷上任后，真干得很好。　　

生性粗鲁，行武出身有张作霖，能从驳逆自己的人中选“干部”，唯才是用，难能可贵啊。　　

四、张作霖 “赌博”　　

赌博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可谓有着悠久的历史。应该说在人类的功利意识萌动之后，赌博就应运而生了。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往往也是赌博较早出现的国家。对这种带有病态的文化活动，像瘟疫一样，极具传染性。赌博会使人堕落成寡廉鲜耻。嗜赌如命的人，夫妻失和，子女无教，兄弟反目，而且极易诱发斗殴、盗窃、抢劫、杀人等犯罪。父亲因狂赌被杀的张作霖是深知其危害的。　　

张作霖在通辽统兵期间，通辽正是一个新兴的“开发区”，商贾日繁，赌风日盛。张作霖极喜赌、善赌。但他平时严格禁止官兵赌博，他也以身作则。但一年中只有一天例外，那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位于科尔沁区钱家店镇东北约四华里的“东大营”，就是张作霖为防止外蒙古和苏联进攻修的兵营，当时驻守17旅的一个团。有一年年三十，张作霖来到“东大营”：进营房大院就高声喊道：“ 妈拉个巴子地，今天过年了，除了值班站岗的，会玩的都给我上”。有个当官的感到巴结“大帅”的机会来了，一开局就给张作霖点个“响炮”。张作霖久经赌场，赌技精明，识破对方是有意“点炮”。拉下脸说：“妈拉个巴子地，脑袋让马踢了，找兽医来给看看，这牌怎么能打出来？”。　　

张作霖是与兵同乐来了，不是赢钱来了。他毎年三十都玩一夜。他赢了不让散局，只有他把带来的钱输光了才能散局。他从不赢下级官兵的钱，毎年都是这样。毎逢过年，东北各地的官兵们都昐“大帅”来“视察”，借机会赢点钱。　　

张作霖赌博，实际上是拢络下属、统兵的一种手段。　　

五、张作霖是一个爱国的人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张作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个日本人请张作霖席间赏字。他认为张作霖识字有限，让他当众出丑。张作霖提笔就写了个“虎”字， 题款：“张作霖手黑”。那个日本人瞅着“手黑”两个字，很蔑视地窃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日本人则呆若木鸡。　　

1925年冬，郭松龄起兵反奉。日本关东军乘张作霖危难之际，主动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于是，张作霖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届时当请帮忙” 。这时，日本人乘机将事先准备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及包括哲里木盟在内的东部内蒙古一带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张作霖一眼识破了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这是下圈设套。”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和东蒙古父老骂我们是卖国贼”， “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作霖反唇相讥：“这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 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　　

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地方军阀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可以利用。但是等他们明白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中国男人时，日本人想出了解脱困境的办法，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张作霖在统治东北时期，保障国权，与敌斗智：重视教育，学生免费；奋力建设，创办了奉天纺纱厂、辽宁迫击炮厂、东三省兵工厂、皇姑屯铁路工厂，打下了东北的重工业基础。这一时期的通辽也发展较快。　　

当年有位叫鲍威尔的美国人，是西方在华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他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大帅”的敬意：“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作者：内蒙古通辽市委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