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于1966年、面世于1984年的《旅蒙商大盛魁》（《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2辑），为我们辑录了一个令人叹绝而又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其“中心人物”就是曾在清王朝康雍时代崛起于漠北，名满于天下，并在打通与外蒙古、俄罗斯的商道后，竟然历经200余年兴衰的大盛魁商号。而这一文本的出现，正是因其独具的文献价值，引起相关学者和专家的关注和研索。其影响所及，就连内蒙古影视界，也拟把拥有煌煌百集之众的电视连续剧《大盛魁》推上屏幕。从中，当然也彰显出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的先天优势和历史贡献。因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是以其“三亲”（即亲历、亲闻、亲见）为特点，一度并不被传统学院派所认同和看好，似处于尴尬和困顿的地位。他们以诸多的学科禁忌为由，视文史资料为另类。当世界兴起口述历史时，学界才反躬自省，释此偏见，而政协文史工作者以他们执著的精神与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始终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文化担当，义无反顾地完成着历史赋予自己的特殊使命。《旅蒙商大盛魁》就是这么一部有标志性意义的经典史料。　　

在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已出版的60余辑文史资料中，《旅蒙商大盛魁》是一部成功且有分量、有影响力的作品。它是一部经得住时间拷问、有历史厚重感，制作规范，学术视野宽广，厚积薄发的大作。言其大，是它资料占有的丰富性，不可超越；言其大，是它的独一无二性，即此系“孤本”。在它之后所谈所论“大盛魁现象”，皆以其为蓝本，所有关于大盛魁的原始性资料均来自于它。据笔者调查，内蒙古档案馆、内蒙古图书馆没有大盛魁任何文献记载。内蒙古地方文献专家张万仁生前曾对他的学生白燎原君讲：听荣祥先生说，大盛魁几百年的账本几经辗转最后流落到绥远通志馆，他们据此编撰了《绥远通志稿》的卷27商业之《清代商货价格变动表》。之后这些珍贵的账本不知所终。另据档案界的朋友讲：他们在蒙古国档案馆发现有大盛魁的蒙汉两种文字的档案，但数量较少，其部分档案已被内蒙古档案馆复制，欲编入他们的关于旅蒙商的档案专集中。当我们对大盛魁的已有文字记载有了简单回顾和粗浅了解后，我们便对再论《旅蒙商大盛魁》一书，有了更充分地把握。当然，文学创作另当别论，还深藏于官方楼阁或散落坊间一直没有刊行的作品亦不在此论列。　　

《旅蒙商大盛魁》一书，上编大盛魁沿革，下编大盛魁的营业状况，凡13章，加附录约20万字。容量并不大，但其精品的地位不容置疑。它从大盛魁的创立、发展、衰落和沿革、组织、经营、交易，广搜资料，系统陈述。因其占有资料的权威性，全书论述适当，内容丰富而不繁杂，简约而不简单。纵观全书，大致有如下特点：　　

一、采用全新的编辑理念和结构布局，准确梳理出大盛魁的发展脉络，给予其较为权威的定位。大盛魁是创立于清代，歇业于民国十八年（1929）的一家享誉中外的旅蒙商号。它兴起于漠北，发展于漠南，是清至民国内蒙古经济史及商业文化无法回避的问题。大盛魁经营范围较广，有人总结“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经营品种繁多，但它的主营方向是一以贯之的。大盛魁的经营范围主要有：“印票”（放高利贷业务）；日用百货、牲畜、皮毛、药材及食粮、骆驼运输等。茶叶在其经营活动中并不占太重要的地位。　　

二、在忠于历史的原则下，从繁杂的口碑资料中提炼史料，完善内容，突出重点。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投入大量的人力，开展对大盛魁史料的征集工作，呼包等地的政协组织也积极参与，协助开展本地区的资料征集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这是内蒙古历史上最广泛、最重要的一次关于大盛魁史料的征集活动，被调查人不少是大盛魁商业活动的亲历者及股东、驼工等，他们忠于历史的口述资料，为日后研究大盛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内蒙古政协在掌握了大量史料的前提下，开始着手编撰《旅蒙商大盛魁》一书。在史料的甄别、遴选中，用力颇勤，取舍得当，凸现特点。　　

三、紧扣文史资料的“三亲”特点，注重纵向叙述与横向介绍的统一，增强系统性、条理性和可读性、严肃性。《旅蒙商大盛魁》打破常规的文史资料选文特点，将零碎的史料纳入学术的框架，以章节行文，增强了系统性、条理性，提升了学术品位。并且，承续了文史资料的语言特点，质朴无华，亲切自然，保持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的可读性、严肃性。 　　

四、经过时间的沉淀，更好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文化方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编辑完这本书，恰逢十年浩劫，这本书不得不停止出版。之后再行编辑、审定乃至问世，经近20年的沉淀，10余年推敲及深入研究，史料的价值会更突出，特别是编辑的指导思想更加辩证、理性化。　　

综上所述，《旅蒙商大盛魁》虽具有不少优点，但其不足亦是不容回避的，如注意了系统性和严肃性，失去了固有的生动感人性；注意了大的布局和条理性，失去了细节的可读性。凭经验而论，该书一定删节了大量细节和情节性的文字，删掉的文字会远远多于留下的文字。建议内蒙古政协下一步应组织人力将库存的史料编辑归类，早日出版《旅蒙商大盛魁》续辑，以完善其基础性史料，提高大盛魁的研究质量和文化品位。最后说几句题外话，在著作界，政协所编的文史资料是遭到剽窃，甚至是被公开抄袭最严重的一个作品门类，它以奉献和服务社会为己任，而作者却没有任何防范与法制意识，文史资料的作者及法定继承人、著作权单位，若再不拿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捍卫权益，维护尊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对“原创”文本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其文化创新和文化持续发展将无从谈起。　　

                               （作者：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