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里有一幅图片，图中的人是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危拱之。这位曾经闹过学潮、考取黄埔军校、参加广州起义、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又走过长征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革命女战士，在解放战争时期，奔赴东北，先后担任赤峰市委副书记、书记，带领当地人民反恶霸、搞土改、灭鼠疫，恢复工农业生产。她对革命工作的激情投入，至今被后人称颂和敬仰。　　

在草原上的激情岁月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被日寇侵占多年的我国东北地区获得解放。不久，党中央派出大批干部奔赴东北，危拱之也是其中的一位。她从延安到达了刚解放不久的赤峰，被任命为赤峰市委副书记。当时，赤峰地区民不聊生，老百姓生活异常艰苦，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危拱之面对重重困难，从自身做起，拒绝享受领导干部的小灶待遇，与机关工作人员一起每天吃高粱米和咸菜，同住在寒冷简陋的办公室内，带领干部战士，同赤峰人民一道，指挥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分子，使市内生产、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支援了大部队向东北进军。 　　

　　1946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对赤峰地区发起了猛烈战争攻势，危拱之带领100多名党员干部向外转移。一天，一架敌机发现了他们，正隐蔽在大树下的危拱之，只身一人赶着马车朝前方奔跑，故意暴露自己，以便吸引敌机远离人群和马车队。跑远后，危拱之又向马猛抽鞭子，同时机敏地从马车上跳下，马车继续向前飞奔，敌机向马车一个劲儿地投掷炸弹，马车被炸得粉碎，危拱之和100多名干部安然无恙，大批物资也得到了保护。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解放了赤峰，危拱之被任命为赤峰市委书记。那时，由于日寇败退时破坏了东北的细菌工厂，鼠疫蔓延，严重威胁军民生命。她组织驻赤峰的军政机关人员撤离后，自己却留了下来，和战勤人员一起，投入到了消灭鼠疫的战斗中。她身背药箱，去疫区给病人打针，一直坚持到社会恢复了秩序，群众亲切地称她是“救命的医疗队长”。　　

创办红军八一剧团　　

　　危拱之1905年10月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城里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家庭。1926年冬，危拱之报考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以“拿起枪杆子，将天下不平的事情尽情打平”的誓言被录取，成为我国第一代女兵。1927年4月，她由一名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12月，危拱之参加了广州起义，在枪林弹雨中救护伤员、宣传革命理想，发动海陆丰苏维埃运动，组织农民打土豪分田地。1928年，海陆丰苏维埃运动失败后，危拱之几经辗转与党中央接上关系，转任河南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1929年6月，危拱之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1931年2月，危拱之奉命回国，任党中央红军大学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参与创办了红军八一剧团，满怀激情投入到苏区的革命文艺事业中，经常率剧团赴前线慰问红军部队。1932年冬，“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下的苏区党中央局决定在党内和红军中大搞“肃反”，危拱之因据理力争，被永远开除党籍，但被允许继续从事文艺教育工作。　　

背着“黑锅”走完长征　　

　　1934年10月，党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危拱之被编入党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担任总务科长，负责后勤保障、宣传等工作。　　

　　党中央红军一共有32名女战士参加长征，危拱之是唯一一名被开除党籍而参加长征的女红军。长征途中，危拱之必须提前到达宿营地，跑前忙后地筹措给养、准备食物，忙着安排大家的住宿或搭建帐篷，招呼人们烧热水烫脚等。部队出发前，她督促人们打扫驻地，上好门板，归还借来的东西，做好各种善后工作，主动搀扶伤病员和老同志。危拱之还担负着宣传鼓动工作，一方面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另一方面还要为红军战士鼓劲加油。自己生病时，双脚还淌着脓水，仍然拄着木棍追赶队伍。整个长征途中，危拱之是唯一一位没骑马、没上担架，就靠一双脚走完长征路的女兵。　　

　　党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论是马夫还是炊事员，都可以入党。毛泽东针对历史上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指出：如果他们真的是坏人，又怎么肯陪着我们过雪山草地而不逃跑呢？1935年底，危拱之恢复了党籍。　　

斯诺对她大加赞赏　　

　　1936年春，党中央决定成立抗日人民剧社，危拱之被任命为社长兼导演。同年夏，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来到陕北苏区采访，他在保安观看了危拱之领导的抗日人民剧社的演出后，大加赞赏，为她拍了照片，在《西行漫记》中作了详细介绍。　　

　　1937年4月，党中央派危拱之等人组成特别小组，赴上海秘密接运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募集的一笔资金，要求他们将这笔资金兑换成法币，运送到西安红军联络处，购买药品及其它根据地急需的物资。已有5个月身孕的危拱之到达上海后，因劳累过度，呕吐、眩晕，经检查发现腹部长了肿瘤。医院要为她切除肿瘤，危拱之觉得自己肩负的任务十分重要，连腹中的胎儿也一起做掉了。手术出院后，危拱之和其他同志一起，将兑换的法币分批秘密运送西安，顺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危拱之回到延安，任红军家属学校校长。　　

　　1938年初，危拱之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亲自组建开封孩子剧团，奔赴中原大地宣传抗日救亡政策，动员人民群众保家卫国。后来，她还担任了信阳挺进队政治部主任，活跃在豫鄂边区抗日战场上。1940年4月，危拱之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因“七大”延期召开，又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　　

　　1943年3月，延安发起整风运动，危拱之拒不承认莫须有的指控。不久，党中央及时发现并迅速纠正了“抢救运动”扩大化，对危拱之作出了“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正确结论，肯定了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表现和贡献，出席了党的“七大”会议。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危拱之因病长期休养，于1973年2月去世。　　

                                 （摘自《内蒙古日报》2014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