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开始，日本侵略者出于尽快消灭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土默川的地下工作人员，以扫清西进、南下阻碍的战略企图，在加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加紧了对土默川平原的法西斯统治，制造浓重的白色恐怖气氛，大力推行综合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力量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软硬兼施，一面通过飞机撒传单，宣传德国法西斯希特勒的军队进攻苏联，包围了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苏联红军已被歼灭了；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心——延安也被国民党胡宗南的军队包围，大青山的党政人员和八路军也都撤走，中共地下党和工作人员赶快投降登记吧！使用诱惑的手段和策略；一面实行极其毒辣的“十户联保”制度，即在良民证的前面贴上本人照片，写着姓名、性别、民族、籍贯、职业等，后面写着相关的9户姓名，如一家出事，要株连相关9家，妄图用此方法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使其无藏身之地。　　

　　面对如此局面，上级党委决定调整政策，平原敌占区的地下工作人员，严格实行隐蔽政策。其方针是：长期存在，合法斗争，积蓄力量，培养干部，等待时机。要不折不扣地做到职业化——种地、打工、挑货郎担、钉鞋、行医等；群众化——与群众生活在一起，说此地话，穿此地衣，吃此地饭，保持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社会化——有地位、有户口、有良民证、通行证、营业证等。同时要求，平川的地下工作人员不再与根据地的民主政府、游击队联系，赶快脱离目标区，转入保险区。平川地下工作人员回大青山根据地向党组织领导汇报工作，为避免路上出事，由1月1次改为3月1次，后又改为半年1次，根据地主要领导机关撤回偏关后又改为1年汇报1次。为适应这种形势，上级组织对中共萨托县委的领导作了适当调整。1940年底，因没有搞到良民证等证件，继续留在平原活动有危险，将高鸿光、王弼臣、王瑜山、王威、田恩民、马之歆等调回大青山根据地另行安排了工作，而刘启焕、张万精因基本做到了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又在当地抗日组织和人员的帮助下，搞到了良民证等证件，仍留在中共萨托地下县委工作，并让刘启焕担任了地下县委书记，留在西南区的白青窑一带工作，张万精仍担任民运部长，转移到托县地区工作。从此，中共萨托地下县委的中心，便从中区的白只户一带转移到西南区的白青窑、北圪堆、三和成、周家明圪堆、将军窑、四卜树、毛岱、沙金兔一带。此后，中共萨托地下县委书记刘启焕，严格执行党的隐蔽政策，坚定不移地团结和带领广大党员、救国会员、人民群众，以高超的斗争策略、巧妙而稳妥的方式方法，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开展了多项行之有效的地下斗争工作，卓有成效地打击、惩治、削减了日伪及顽固反共势力，维护和捍卫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干部，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成功地坚持到抗战胜利。　　

　　教育干部群众  坚定斗争意志　　

　　针对日本侵略者一面勾结地方上的各种顽固反共势力，无所不用其极地制造白色恐怖气氛，多方大力搜查、逮捕、杀害我地下工作人员和革命群众；一面通过印发一些叛徒投敌后过着花天酒地糜烂生活的照片，利用高官厚禄诱降我方人员的宣传活动，刘启焕通过秘密个别谈话、传阅革命理论书刊、组织地下党员和可靠群众观看宋代杨家将抗敌的戏剧，提出“学习杨家将，反对潘仁美”口号，潜移默化地教育干部和群众，牢固树立革命人生观、世界观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极善收集、改造、编创民间顺口溜（内蒙古西部区称作串话）的刘启焕，在“1941年——1944年包头地区地下工作进入低潮，白色恐怖弥漫，地下党彻底执行隐蔽政策之时。为了教育地下干部和革命群众，培植其坚持抗战反对动摇叛变，克服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高贵品质……”（《昆都仑文史资料汇编》第十辑55页），专门有针对性编创了几段串话：“大青山的石头，黄河的水，磨不完的石头，流不尽的水”“生是抗日救国的人！死是抗日救国的鬼！”“抗日救国尽了忠，千家万户称英雄；投降日本当汉奸，千秋万代骂祖宗”。“叛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鬼子一时不高兴，给他吃颗“洋花生”（指枪子弹头）”。“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洒了油；民族恨，国家仇，抗日到底不回头！”“扯烂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还是死。拼上一个死，从头到尾干到底！”上述串话，每一段、每一句都是从当时的斗争需要出发，有的放矢编创的。这类串话，通俗易懂，便于记忆和流传，在当时乃至现在均发挥着极大极强的教育和警示作用。当时白青窑一带的地下党员、救国会员和革命群众，不仅没有出现一个叛徒，而是以更加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决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萨托地下县委的周围，巧妙而隐蔽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　　

　　艰苦奋斗挣经费　　

　　刘启焕等领导人，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深入日伪防备严密的敌占区土默川，在极其艰难困苦生死攸关的环境中，在当地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的保护和配合下，适时设法搞到良民证、户籍证、营业证、通行证，做到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极其隐蔽、秘密、巧妙的方式，当货郎、租种地、打工受苦、丈地算账……既解决了自身及组织活动的经费，又不失时机地打击了日伪顽固反动势力，成为包头地区、土默川平原唯一坚持到抗战胜利、成绩卓著的中共县级地下组织。　　

　　货郎这一职业，接触面广，既可赚取一些盈余利润，有一定经济收入，筹集养活自身和组织开展活动的经费，又可四处联络，指导工作，了解和掌握敌情。但由于当时社会混乱、动荡，所售货物及货担常被日伪军、土匪、恶棍抢劫掠夺。刘启焕的货郎担被伪蒙军抢了1次，被土匪抢了3次。但刘启焕毫不气馁，被抢后又很快通过打工挣钱等途径恢复起来。　　

　　1989年4月，包头市文物处的孙明远等人在白青窑从曾与刘启焕一起挑货郎担从事地下抗日斗争的白保达的凉房里，征集到刘启焕当年使用过的一副货郎担：一头是圆柱形的笼柜，一头为立方体的货箱，笼柜、货箱均由多层组成，可折合，可展开，展开后便连成一片用以展示琳琅满目的物品。木箱底部有个保密层，内放有关文件、文章。货箱内还常备一把锋利的切刀，白天切割物品，黑夜用来护身。据刘启焕回忆，此货郎担是他于1939年夏天，从一做小买卖的口里人手里买的，除笼柜、货箱外，还有一根光溜溜的红色槐木扁担。那时在乡下做买卖，老乡手里钱很少，常常是用粮食、鸡蛋换所需物品。为了加快流转，刘启焕便及时到党三窑豪力西亚（即供销社）用收下的粮食、鸡蛋换成钱或货物。刘启焕有时忙不过来，就让白保达、李华、刘台基、刘保和、郭调兵等地下党员替他去卖货。在挑担卖货的路途有时饥肠辘辘，也从不吃担子里的干货：月饼、油旋、白陀、蒸馍……，只吃些粗茶淡饭充饥。　　

　　租种土地是中共萨托地下县委书记刘启焕抗日战争时期在包头地区开展地下斗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赚取活动经费的又一重要途径和手段。1943年，租种了白保达家的20亩地，李仲深的2亩。在白保达家的20亩地里打井1眼，盖房1间，因那时刘启焕化名刘四，故称这块地为刘四圪旦。让地下党员刘保和、郭调兵等管理地，让李华、白保达开豆腐坊，刘启焕则一边种地一边挑担做买卖，有时忙不过来，就让刘台基等替他挑担卖货。大家白天各干其事，晚间碰头研究工作，生活过得很艰苦，每顿饭的米面定量吃，喝稀粥每人喝两碗，将米熬得烂烂的。一次，刘启焕从托县做买卖换回些蒲藜藜，与豆腐渣、山药混和在一起捏成蛋蛋蒸熟吃，节省下了米和面。有时还寻找苦菜、灰菜、秃色儿等野菜吃。　　

　　此外，刘启焕还通过打工受苦，丈地当会计，办学教书等途径和手段赚取活动经费，隐藏革命身份，秘密开展地下抗日工作，一直坚持到1948年冬天。　　

　　智破一贯道　　

　　一贯道本是个反动的迷信组织。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其总头目张天师又变成了大汉奸、大特务。曾有一段时间一贯道在白青窑村弄得乌烟瘴气。当地人王铁锁立起了坛，当上了坛主。双龙镇的点传师李耀庭也三天两头地来传道，与我地下党争夺民心，争抢群众。受蒙蔽信一贯道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面对这种情况，当时在白青窑一带开展抗日工作的中共萨托地下县委书记刘启焕根据“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想到要打败一贯道，必须得先摸清其底细，然后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彻底揭穿其阴谋诡计，让受蒙蔽群众明白那些骗人地把戏及其罪恶目的，群众便会自然站到真理正义这一边。因此，当务之急是找个合适人选打入其内部，弄清其真相，然后反戈一击，必能置敌于死地。　　

　　从壕畔村迁来白青窑的赵石柱，人穷志高，主张正义，好动脑筋，善于编说串话，村里出了什么事情，他能即兴编成串话，使之很快传扬开来。当时他积极靠近党组织，非常赞成中共的抗日主张并积极参与抗日工作，被吸收为抗日救国会会员。刘启焕就找到赵石柱，讲明一贯道的反动迷信性质。“要破一贯道得弄清一贯道搞得什么鬼！”刘启焕启发诱导。赵石柱说出了他想的主意：“对，咱们‘偷道’哇！我也假装成信道的人，找个机会混里去，弄清情况，然后编成串话揭它的老底。两人议定后，赵石柱就开始照计行事。　　

　　一天，赵石柱混在信“道”的人群里去“叩头”。他一进门，就被把门人拦住了。赵石柱颇为恳切地说：“我也想入道呢！”　　

　　“入道得先交一斗糜子。”那人脱口说道。　　

　　赵石柱听后立即将其牢记心理：原来加入一贯道得当先交“一斗糜子”！办道人是从中取利啊！他相机跟随一群道徒混了进去，见入道者叩头后，由坛主领到僻静处神秘兮兮地教给一句“真言”。他悄悄地凑到跟前倾耳细听，原来“真言”是“五台佛弥勒”五个字！他把这些机密弄清后，略加思索一段串话便即兴编创了出来：一贯道，一贯道，一斗糜子当先要；“五台佛弥勒”真言，人们都知道——那是骗人地把戏，胡眉日鬼瞎求闹！　　

　　赵石柱将这段串话交刘启焕审核后，见人就给有声有色、抑扬顿挫地表说一番，表说完后还稍加解释。他们的这一套全是骗人地把戏！接着赵石柱又与白保达、刘启焕等坐在一起，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编说了如下串话：“大闺女进了一贯道，想寻女婿没人要；媳妇儿进了一贯道，人说你灰得过了道（违反了常理、规矩）；老婆儿进了一贯道，胡眉日鬼不正道……”　　

　　这些串话押韵顺口，口耳相传，有理有据，好说易记，没多久便传遍了白青窑的大街小巷，大人娃娃都会说了。当地不少受蒙蔽哄骗加入了一贯道的群众纷纷退道。坐镇双龙镇的点传师李耀庭闻听后企图挽回败局，亲自到白青窑了解情况。当他一到白青窑，赵石柱、白保达等便跟在其身后反复表说上面的串话，不少群众也跟着大声表说，弄得这个点传师狼狈不堪，灰溜溜地返回双龙镇，以后再没有到白青窑传道。不久，白青窑的一贯道坛便垮台了。广大人民群众又紧紧围绕在地下党的周围，秘密开展抗日工作。　　

　　和舟共济渡荒年　　

　　1943年7月，日本侵略军调集重兵猛攻黄河南岸达拉特旗境内的昭君坟等地，防守昭君坟及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并派自卫军五路司令郭长青率部度过黄河，为断日退路，在包头附近的黄河北岸炸开决口，黄河水沿民生渠南渠背一直淹到托县一带，中共萨托地下县委活动的重点地区——白青窑一带被淹成了水乡泽国，庄稼全部泡在水里，粮食颗粒无收。　　

　　正在白青窑一带开展地下工作的中共萨托地下县委书记刘启焕看到白青窑一带的广大贫苦农民连野菜也吃不到，好多人家断了顿，眼看就要饿死人哩！可一过黄河故道北，不但没遭水淹，而且庄禾长得格外好，丰收在望。面对这种情况，刘启焕召集白英、康三、李华等地下党员商议解决办法，决定组织灾民去抢收黄河故道北投靠日寇的汉奸、特务、大地主家的成熟庄稼。　　

　　他们先发动些胆大力壮的，有的拿着刀、矛、扇镰等武器，有的拿着筐、袋、扁担、绳索、镰刀等工具，由有胆有识、敢做敢为的康三带领、指挥，见了普通百姓的庄田，便很客气地说：“朋友，我们借道走走，井水不犯河水！”见了投靠日寇的汉奸、特务、大地主的成熟庄禾，便有的站岗，有地对付看田人，有的切穗，有的装筐、装袋，分工协作，一阵工夫便满载而归了。第一次抢收成功后，进一步宣传、串联，一传十，十传百，没粮的人民群众很快都行动起来了。高粱、玉米、山药、谷子……凡能吃的都往回运。白青窑的贫苦农民一连抢收了几天，消息传开，附近园房子、北坝、四卜树、二旺窑等村的灾民也纷纷行动起来，照着白青窑的样子做，很快都存下糊口粮，度过了荒年。　　

　　丈地　　

　　日伪时期土右旗东南部的“小河套”（包括党三窑乡、将军窑乡、小召子乡、程奎海乡）一带，属准格尔旗西官府管辖，称准格尔旗第3乡，乡长叫独森格。以前这个乡摊粮派款，由乡长独森格和管账先生张三以及两个跑差的捏圪抓抓（方言，主观估计的意思），想叫谁出多少就得出多少。有权有势的大地户事前给贿赂就能少出；广大贫苦农牧民、中农因没有钱行贿，不但不能少交，还得负担那些大地户欠的。连年如此，人们叫苦不迭。　　

　　刘启焕（化名刘四）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思考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正巧当年冬天，乡里的管账先生张三死了，独森格想再找一个管账先生，但附近三村五舍会写能算的人却很缺。刘启焕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召集白青窑党支部书记李华，党员白英、白雄等人商议，决定让能与独森格说上话的白青窑村村主任白雄和开明绅士刘存推荐刘四（即刘启焕的化名）当管账先生，李华给打下手。白雄、刘存去和独森格一说，独森格说让他们先来试试。独森格见刘四写得一手好字，打算盘也挺利索，心理很是喜欢。接着又提问了几个问题，刘四也都对答如流，独森格就痛快地答应了，让刘四管帐，李华打下手。　　

　　刘四一上任，就根据村民负担苦乐不均、怨声载道的情况，建议独森格丈量土地，以使摊粮派款按地亩计算，多种多出，少种少出，做到合理负担。独森格管辖的第3乡，一共有几十个村庄，地片很大，究竟谁种多少地他心中没有底，村民的反映他也早听到了，但一直未想出个合适的办法。他听了刘四的建议，觉得切实可行，就让他们立即着手去办。　　

　　1943年春，丈地开始了，刘四管记账，李华管步量，又请了一个革命积极分子赵惠文打算盘。他们事先商量好：对广大贫苦农民，丈量时一定要尽量照顾，决不能让大家吃亏；对那些有权有势的大地户和汉奸走狗，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一定要打紧丈量，决不能叫他们占了便宜。果然不出所料，刘四他们丈地每到一村，这村的大地户便像迎接贵宾似的，盛情招待。想让刘四他们丈地时高抬贵手，刘四他们呢，酒不喝，肉不吃，烟不抽，只吃家常便饭，送的东西分文不取，丈量地的时候，按他们的主意行事，使大地户没占到一点便宜。　　

　　刘四他们到了唐将军窑子村时，村里的大地户梁家还施了“美人计”，叫他家的四俏姑娘招待。刘四他们一眼看穿其用意，坚决不用四俏姑娘侍候，弄得梁家很是没趣。　　

　　 他们对待广大贫苦农民却另有一套办法。李华个子大，腿长，丈量时专门用大步量，少报数；赵惠文打算盘本来应四舍五入，但他只舍不入；刘四记账时也尽量少记。这样下来，一亩地算不了几分，摊派负担时比往年大大减轻了。　　

　　如果说春季丈地时有些人还发懵的话，夏天丈大烟地时就都着急了。刘四他们一进地，屁股后头跟着一大群人。一会儿这个来说情，一会儿那个来讨好，生怕给他们丈多了。但该给哪个多丈，哪个少丈，刘四他们心理是明明白白。到交板子（一种固体大烟）时，贫农乃至不少中农都比往年交得少。负担减轻了，个个乐得眉开眼笑；而那些大地户及汉奸走狗们都比往年交得多，骂刘四可把他们害苦了。　　

　　白青窑的富农刘二虎往年给张三吃上贿赂，少摊了不少粮款。这次刘四给他如实丈了地，怀恨在心，暗地派人去西官府告状，说乡里吃了贿赂，给不少人隐瞒了亩数。西官府派人下来扣捕了独森格和白雄，并委派驻将军窑的副官任广德下去调查。　　

     当时，刘四他们到了将军窑子，任广德化装成农民混在人群中深察细研，要看个究竟。正遇上中农赵三愣提着一桶大烟奶汁给刘四他们送来了，刘四板起面孔，正颜厉色地对大伙儿说：“我也是侍候人的，做事求个公道！丈多少，记多少，绝不能多算，也不能少算，更不吃贿赂！”　　

     任广德也是个正直的人，他把看到的情况回去如实地向西官府做了汇报，西官府不久就把白雄和独森格放了回来。　　

　　通过这次丈地，使大地户、汉奸走狗们吃了苦头，而广大贫下中农乃至中农都减轻了负担，他们都夸刘四是个主持公道的正直人。　　

　　交“粮”　　

　　种地纳粮，历来是中国农民的沉重负担。日伪统治时期，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横征暴敛，更加变本加厉。土默川敌占区的广大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中共萨托地下县委及其领导的地下党员、救国会员一直琢磨着反抗的办法。1944年秋冬，居住在白青窑的地下党员、救国会员白二桂林，在刘启焕和其父老党员白英的教育启发下，想出并带头实践了一个高招。　　

　　白英1930年入党，并在白青窑一带和河套地区干过一番轰轰烈烈革命斗争事业。白二桂林是白英的次子。曾跟随白英及其战友参加过多次革命斗争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及时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入了党，积极配合中共萨托归工委、中共萨托工委、县委开展了多项抗日斗争。　　

　　他将收获的次糜黍放在热水里浸泡后捞出，深夜晾凉，经冷冻后，不仅显得颗粒非常饱满，增加了重量，而且色泽鲜艳光亮。收储人员验收查看，认为这是“上等合格的粮食”，便让倒入仓库储存了起来。　　

　　白二桂林及时将此做法报告刘启焕，刘启焕认为这是一个隐蔽合法斗争的高招，指示其秘密进行推广。于是白二桂林先将此法神秘地告知亲友，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从白青窑传到附近的将军窑、二旺窑、阿家素、北坝、园房子等村，大家都照此办理，均获成功。第二年，日本侵略者要运走毛岱粮库的储粮，但打开仓门一看，臭气扑鼻，整个粮库的储粮全部霉坏，日本人进行追查。不久，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此事不了了之。　　

　　惩治恶霸　　

　　善旦窑村位于原准格尔旗西官府驻地党三窑东南8里、白青窑村西南10余里，现属土默特右旗将军窑镇管辖。原属准格尔旗管辖的小河套南界，紧临黄河北岸。过去这一带天旱遭旱灾，雨涝遭水淹，受神权迷信思想影响，1939年，在西协理奇之祥的主持下，由群众摊款献物，集资在善旦窑村西建筑了一座占地面积约6500平方米的龙王庙，该庙由龙王大殿、戏台、山门、禅房等组成，规模宏大，富丽堂皇。每年的七月、九月都要在这里隆重举行戏曲演出、物资交流、求神拜佛、庆祝丰收的酬神庙会。届时，邀请著名戏班来唱戏，萨拉齐、包头、托县、呼市、北京、天津、山西等地的商家来设摊卖货，四乡八村的人来赶庙会。每届庙会历时7——14天，每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常。因此庙会与水利有关，每到戏剧正场开演前，都要有专管水利建设的西官府工程处负责人苗四老虎登台讲话。　　

　　这个苗四老虎，是个恶棍，他在小河套修筑水利工程，特别是每年增高加厚打横兔坝的时候，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加重人民群众的负担，他在下达分配任务时，特别偏袒那些给他行贿的汉奸、特务和大地主，谁若表示不满或反抗，加重处罚，人民群众对其恨得咬牙切齿。　　

　　刘启焕及其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救国会员了解情况后，决定以惩恶扬善，为人民群众打抱不平。1944年7月，善旦窑照例举行龙王庙庙会，刘启焕带着一批地下党员、救国会员去善旦窑赶庙会，他们约定好，依据往年的惯例，在庙会第二天正场开戏前，苗四老虎上前台讲话时，趁混乱之机给苗四老虎一个下马威。　　

　　这天正午过后，会场里挤满了等待看戏的男女老少，苗四老虎穿戴着时髦的新衣服，走上台前正要开口讲话，台下的人们有的拍手，有的喊骂，有的呼叫，有的吹口哨，一片混乱。地下党员刘台基，抓起事前准备的西瓜皮和半截土坯，使劲朝台上的苗四老虎打去，刘启焕、白保达、白二桂林、刘保和、周把刀户、李华等地下党员、救国会员也趁势向台上的苗四老虎投掷了西瓜皮、土坯、砖头、黄土、砂石等物，早已恨透苗四老虎的观众也都向苗四老虎投去了坷垃、砖头、土坯等物。苗四老虎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沾满污物，会场乱成一片。奇之祥的警卫队到人群里抓人。刘启焕、刘台基等一帮人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巧改鸡毛信　　

　　1945年10月下旬，第一次绥包战役结束后，解放军从包头沿黄河北岸回师晋西北，路经党三窑时，驻扎在党三窑附近四座窑、麻花窑、郝铺窑一带的国民党骑四师妄图联合驻扎距其20多里的王保公、西河堰的国民党“剿匪”师王有功部阻击我军。这一天早晨，骑四师给王有功写了一封“鸡毛信”（也称“鸡毛转贴”，即十分紧急的重要信件），由驻麻花窑的总部发出。内容是让王有功部火速西进，向骑四师驻地靠拢，以联合起来阻击我军。当信从余寡妇窑子送到二旺窑子时，被我地下党员刘台基接住。他意识到这封信一定与敌我战事有关，就立即送给刘启焕。刘启焕看了信的内容后，和在场的刘台基、白保达、周把刀儿户等商议：如果这封信传到王有功手里，敌人两个师的兵力汇合在一起，会对我军造成很大威胁；要想不让他们汇合，就必须改换信的内容，把王有功部调到相反的方向——东边的托县去。他们议定内容后，就分头行动起来：由刘启焕执笔写信，内容是：你部火速启程东进托县，我们在那里汇合后阻击共军；由刘台基用肥皂仿刻了骑四师的公章。一切办妥后，又由刘台基把信送到公布圐圙；公布圐圙又派人把信送到驻扎在王保公的王有功师部。王有功看了信，当天就向托县方向开拔了。第二天早晨，浓雾笼罩了大地，十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了。这时，我军与骑四师在四座窑、公堰渠接火，骑四师满以为王有功部会前来支援，但等了半天也未见王部的踪影，他们孤军作战，被我军打得伤亡惨重，慌然西窜。　　

　　此外，以刘启焕为书记的中共萨托地下县委，还于1943年秋天派白英、陈高锁等老党员到后套的陕坝、黄河南岸的准格尔旗等地开展工作，定期回来汇报请示；及时与晋察冀根据地白求恩学校毕业、移居将军窑的青年医师王元取得联系，经调查考察后吸收为地下工作人员，通过卖药行医、出诊看病，到托县、察素齐、萨拉齐、包头等地收集到不少情报，也救治了我方的不少人员；还通过派往奇之祥部当秘书的老党员李仲深敦促奇之祥起义。　　

                 （作者：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迎宾1号街坊14栋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