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银行是近代旧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商业银行，是近代中国金融势力的代表——“北四行”的核心和支柱，是民族资本金融业的一个典型。　　

　　金城银行系“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它于1917年5月创立，总行设于天津，在北京设总经理处，是一家新式银行。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资本银行建立以前，国内已存在列强在华开设的外资银行和中国政府开办的官办银行以及民间创办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票号和钱庄。1917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忙于交战，无暇东顾，战争结束后还要医治本国的战争创伤，其在华开设银行的经济活动也相应有所削弱，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趁机蓬勃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的繁荣，金融市场也随之活跃起来。随着产业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逐渐增加，信用工具的采用也愈来愈广泛，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如钱庄、票号等已无法适应这种急剧变化的社会形势，无法满足巨额的资本需求，这就为中国银行业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国人设立的现代新式银行遂应运而生。他们吸收存款，扶助工商业，谋取利润，互有补益。当时国内军阀割地称雄，连年内战，政府财政严重困难，依靠借债度日。于是统治阶级想通过创设银行，增加财源，摆脱财政上的困境，谋取高额利润。　　

　　这一时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年，新设银行多达313家，资本总额20余亿元。其间，民营银行的发展尤为显著，共设立186家，这些银行除因经营不善而倒闭或被兼并外，1927年还在经营并达到一定规模的仍有51家①。　　

金城银行伍拾元储蓄礼券（正反面）

　　金城银行创建时的投资人主要是皖系军阀。安徽督军倪嗣冲以其子倪幼丹为代表与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共同出面拉拢军阀官僚，如陆军次长徐树铮、财政次长兼天津造币厂监督吴鼎昌、陆军部经理司司长陈国栋、山东省财政厅长曲卓新、长芦盐运使段永彬等，与交通银行协理任振采、北京交通银行经理胡笔江、交通银行稽核课主任周作民以及裕庆公银号经理郭善堂等一批金融界、工商界的人士共同筹资创办了金城银行。　　

中南银行1927年发行的1元兑换券（正反面）

　　金城银行的发起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地方上拥有很大势力的北洋军阀、官僚及其代表人物，另一类是拥有丰富银行管理经验的代表人物。金城银行创立之初额定资本200万元，先收四分之一，即50万元。在第一次实收资本50万元中，倪氏家族17万元，王郅隆11万元，徐树铮、段永彬各5万元，吴鼎昌3万元，胡笔江2万元，周作民、任凤苞、李思浩、陶文泉各1万元，陈国栋、曲卓新、曹汝霖、陈捷三人各5000元，其余五户共1万元。这些投资中，军阀官僚投资45.2万元，占90.4％；金融、工商业者及一般散户投资4.8万元，占9.6％。1919年，实收资本达到200万元；1923年，增至500万元；1927年，又增至700万元。金城银行历届董事长、董事和监察人大都由这些发起人担任。其中周作民连续担任了三十多年的总经理，并兼任了十多年的董事长，一直掌握着金城银行的经营管理大权。

中南银行1927年发行的5元兑换券（正反面）  　　

　　1917—1927年，是金城银行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它依靠与北京政府政治上、财政上的密切关系，交通银行资金和业务上的特殊帮助，利用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有利时机，采取各种经营措施，诸如不断增加资本、增设分支机构、拓展附属事业以及组织“北四行”联营等，存款、放款、汇款等业务发展迅速，实力急剧攀升，在全国重要银行中所占比重显著增大。到1927年底，除天津总行外，在北京、上海、汉口、蚌埠、南京、哈尔滨、郑州、包头、张家口、归绥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4处。　　

　　1925年，冯玉祥率部开往西北，金城银行遂派王轶陶到归绥、包头等地设置机构。归绥办事处兼储蓄处设于1925年7月6日，地址在归化城小东街。办事处经营一般商业银行的储蓄、信托、仓库、外汇等业务。当时归绥办事处的商业存款和机关存款甚少，主要是吸收冯玉祥部的军人存款。1927年，归绥办事处购买公债、库券545万元，其中购京绥铁路债券支付券票面41914元，账面金额为银元25148元；购察哈尔地区地方债券票面1500元，账面金额为银元1500元。1927年3月，由于业务有限，金城银行归绥办事处被裁撤。包头储蓄处成立于1925年3月13日，地址在广和公巷。1927年2月被裁撤。　　

　　金城银行在广设分支机构的同时，还投资开办具有一定规模的附属企业。第一个附属企业是通成货栈公司。1920年11月，通成货栈公司于天津成立。次年5月，设立无锡分公司；1922年10月，又于郑州设立分公司；1924年，陕西分公司成立。时由于内地战区扩大，军事纷扰，交通阻滞，货物转运困难，通成货栈公司在成立后的前8年中皆有亏损，1926年，亏损1.6万余元。针对这种情况，通成货栈公司不得不改变营业范围，逐步缩小货栈业务，转而经营棉、煤、粮的采购运销，营业状况始见好转。1934年前后，金城银行又在北京西直门、广安门以及天津、张家口、大同、卓资山、旗下营等处设有货栈，专营堆存杂粮、棉花或贷款、押汇业务，隶属于北京分行管辖。　　

　　金城银行虽然没有货币发行权，但它利用中南银行有货币发行权及华侨背景，于1923年联合盐业、大陆银行与中南银行在天津设立四行准备库，共同发行银行券。1935年后，因国民党财政部实行法币政策，统一全国币制，四行才被迫结束了钞票发行业务。一般在天津发行的中南银行钞票印有“天津”字样，可在北方各省流通。中南银行兑换券面值有1元、5元、10元、50元、100元5种，先后呈准印制6次，印制额为2亿元。发行钞票虽可以帮助银行降低成本、筹措资金，但也有可能因为滥发而引起挤兑风潮，严重的可导致银行倒闭。中南银行纸币的发行准备，由于四行资金充裕，实力雄厚，在金融界、工商界颇具信誉，其纸币在市面畅通无阻，深受广大商民信赖。1923年10月至1935年12月，四行发行纸币近4.6亿元。②　　

中南银行1931年发行的1元兑换券（正反面） 

　　1927年，北洋军阀垮台后，金城银行失去了原有的政治靠山。但其总经理周作民通过政学系张群和钱新之的关系，积极向国民党政府靠拢。为了应付国民党统治政权建立后的政治、经济局面，将经营重心逐渐南移，加强长江流域各行的机构，同时在华南地区的广州与香港等处添设新机构，建立起庞大的经营网络，使金城银行在以前发展的基础上更上一层，进入了全盛时期。到1936年1月，总经理处迁移到上海，周作民既任总经理又兼任董事长，集大权于一身。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城银行从此进入畸形发展阶段。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储户纷纷提存，出现资金周转紧张，难以应付的局面。时隔不久，提存风潮过去后，金城银行又进入了稳定发展中。之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绝大部分地区，并相继扶植了“满洲国”、华北王克敏、南京汪精卫等汉奸政权。在此情况下，金城银行积极调整经营策略，采取了极为灵活的做法。先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后方广设分支机构，迅速地扩充重庆、昆明等分行的实力，并在重庆成立总经理处，在大西南扎下脚跟。而后为方便联络，调整原在华北、华东、东北分行的经理人选，委派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王毅灵(大学经济系毕业，对国内外经济颇有研究)出任天津分行的经理，委派杨济成、吴蕴斋分别出任北平分行、上海分行的经理，让他们与日本人周旋，使金城银行在日伪占领区仍能得到较大的发展。三是金城银行厚集所有可以运用的资金，利用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机会，大肆地囤购物资，套购外汇、黄金，经营证券和房地产买卖，并积极投资钢铁、煤矿、化工、航运、贸易等方面的大小企业。金城银行在抗战前只有一些外币债券，而在抗战中积累的巨额外汇资金，总数达几百万美元之巨。　　

　　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后，金城银行开始走上了风雨飘摇、艰难图存的日子。国民党政府为了筹集大规模内战所需的经费，委派人员 以“接收”敌伪资产为名，对包括民族资本在内的许多资产进行“接收”，金城的通城公司也被迫解散。而且，财政趋于枯竭的国民政府为搜刮人民的财富，大肆推行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民生凋敝，百业荒废，金城银行的放款死滞较多，所投资的企业也亏多盈少，陷入极其困难的处境。更甚的是，政府控制的官僚资本银行迅速膨胀，垄断金融，金城银行等民族资本银行的生存空间急剧缩小。尤其是1948年发行“金圆券”时，国民党政府迫令各商业银行上交黄金和外汇资产，又给金城银行雪上加霜，无计可施的金城银行只好上交部分黄金和外汇资产，兑换“金圆券”来应付国民党政府，同时又将一部分外汇资产偷偷地转移到香港，并向各分行职员发放“应变费”，高级管理人员纷纷前住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城银行迎来了它的新生，先是周作民排除种种顾虑及压力，由香港回到北京，并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决定召开董事会议，申请人民银行派公股代表参加。1950年8月14日，金城银行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董事会议，周作民重新担任董事长职务，人民银行派公股代表参加会议。会后，金城银行在国家银行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业务上的调整与转变，经营状况迅速好转。　　

　　1951年9月，进一步成立公私合营性质的北五行联合总管理处，周作民任联合董事会董事长。1953年5月5日，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和总管理处迁抵北京，联合董事会设于北京西交民巷原大陆银行旧址，总管理处设于西交民巷原金城银行旧址。　　

注释：　　

 ①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全国银行年鉴》，第A7～8页。　　

 ②  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国近代纸币史》2001年10月出版。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