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辽大地上，曾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前辈，为了革命事业而短暂的战斗和生活在这里。其中，不乏夫妻共同战斗在革命一线的现象。辽吉功臣吕明仁与国家科委地方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丁修就是奋斗在抗战一线的一对伉俪。　　

校园携手生情愫　　

吕明仁，原名吕其惠，1916年12月9日出生于辽宁省庄河县的一个贫苦渔民家庭。他的祖籍是山东省，1901年冬，其祖父吕克忠携家眷逃荒到辽宁省庄河县大王家岛上谋生。“九·一八”事变时，吕明仁正在县城读高中。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热血青年不能忍受亡国的痛苦，奋起寻求救国之路，很多人流亡关内。吕明仁与胞兄吕其恩、堂兄吕其恕三人，毅然离开家乡，到了山东烟台，就读于第八中学。他的父亲为了照顾子侄的生活，由家乡贩鱼到烟台，开了一爿小店。在学校，吕明仁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救亡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后，吕明仁被学校开除了学籍。国民党政府又为此株连他的父亲，查封了他家的小店，胁迫吕明仁的父亲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这些打击并没有动摇他革命救国的决心，反而更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义无反顾地继续战斗。在斗争中，吕明仁秘密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党组织安排他以读书为掩护，到北平宏达高中做党的秘密工作。　　

丁修，山东省金乡县王丕村人，生于1915年11月24日，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原名周扶宜，乳名联秀。1934年，她于山东省曲阜师范毕业后，因不愿当教师，也去北平宏达中学补习外语，与吕明仁同桌。丁修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是党的外围组织）的队员，与吕明仁一起过“民先”组织生活，共同讨论革命理论、讨论时事，也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既有共同的志趣，又有共同的理想，天长日久，自然而然地建立了深厚友谊。吕明仁在宏达中学时，不但身体有病，经济上也相当困难，丁修向他伸出温暖之手。她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7至9点给别人当家庭教师，每月挣19元钱，自己省吃俭用，将余下的钱接济吕明仁。每当夜幕降临时，吕明仁就接丁修回学校。日复日，月复月，风雨不误。　　

国民党当局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退让，激起了人民大众的无限愤慨和强烈反抗。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吕明仁与丁修都参加游行、讲演、散传单等活动。热情如火的革命精神使得吕明仁不知疲倦，忘我地工作，积劳成疾患上了肺水肿，但是仍然瞒着老师和战友，顽强地坚持战斗。当发现呼吸困难时，才被强制送到医院治疗。经检查胸腔已严重积水，病情危重，不得不住院治疗。抽胸腔水后，伤口未愈合，吕明仁就急着出院，继续参加紧张的斗争。吕明仁这种无所畏惧、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丁修，敬佩爱慕之情油然而生。　　

革命征途结连理 　　

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在山西省首先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阎锡山希望招一批北平学生，进行“守土抗战”的准备，企图保住他在山西的“独立王国”。根据革命形势，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让吕明仁和丁修跟随薄一波同志到山西去做学生工作。到太原后，阎锡山将他们编入“军训团”十二连，连长是共产党员韩鈞，教导员是薄一波。“军训团”完全是旧军队大兵的待遇，丁修很不适应，不久就得了严重的胃病。后来得知延安红军大学招生，吕明仁、丁修二人就同吕其恕（吕明仁远房叔弟）一起将所有的衣物、书籍卖掉，当作路费，准备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和阻挠，奔向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1937年2月，吕明仁、丁修、吕其恕三人以请“探亲假”为名义，离开“军训团”集体宿舍，搬进旅社。但三人同行，一女两男行动不便，吕其恕索性就给吕明仁和丁修在旅社的登记簿上写了夫妻关系，并意味深长地说：“别说你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对，就是假的也得扮演了”。就这样，有着共同理想、共同志趣的亲密战友结成了革命的伴侣，没有举行隆重的婚礼，也没有嘉宾助兴，旅社的登记簿就是他们结婚的证明。　　

吕明仁和丁修，不但有共同的理想，而且也有相似的特点。吕明仁和丁修都是北方人，都是大个子，吕明仁1米80，丁修1米72，都戴近视镜，从同学到参加革命的成长过程中，彼此成为真正的知音。在白色恐怖的战争年代，青年参加革命怕连累家庭，因此，有的更名，有的改姓，他们也不例外。吕其惠改名吕明仁，字西欧。周扶宣改姓丁，取“西欧”的谐音“修”字。她问明仁可不可以？吕明仁兴奋地说：“太妙了，你真聪明，这个名字简单好写，又于我的字同音，咱俩是天生的一对”。　　

战火锤炼显真情　　

到延安后，他们一起进入抗大学习（那时红军大学已改称抗日军政大学），编入十三队。学习结业后，吕明仁被留在抗大，担任政治教员。后来又提升为二大队政治主任教员。丁修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工作。期间，由检察长许世奎和看守所长徐炳文两同志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后，两个人多次申请到战斗一线去，直到1939年夏天，组织才批准了他们的要求，随抗大东征到太行山去。谁知正巧丁修怀孕了，组织尚不知道。两人经商量后，决定堕胎。丁修将椅子撂到桌子上，又加上砖块，吕明仁扶丁修到高处往下跳。堕胎后，虽然组织上对这种幼稚冒险的行为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却达到了去前方的目的。1940年初，他们到达太行山区，当时八路军总司令部和北方局均在此地。吕明仁留在太行山区工作，丁修被分配到山东胶东地区南海地委做妇女工作。南海地委是新开辟的游击区，游击战事频繁，两人遂失去了联络。　　

1942年，吕明仁调到胶东工作，任胶东区党委宣传部长，同时兼任区党校校长。两人再次相遇，丁修看到消瘦不少却依旧英姿不减的吕明仁，心理无比的高兴。吕明仁和丁修结婚后，时而东，时而西，难得在一起团聚。结婚人都盼望着有个孩子，吕明仁和丁修也不例外。不管是女孩还是男孩都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幸福的象征。可是为了革命，他们把宝贵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抗日游击战争。1942年秋，敌人在胶东“拉网扫荡”时，丁修快要临产，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吕明仁找了一块门板，求群众帮助抬着丁修转移。没走出五里路，丁修就生了个男孩。但生下不久，孩子就死掉了。吕明仁安排马夫老潘照顾丁修，自己带队冲出了敌人的拉网圈。当敌人撤退后，吕明仁听说东海边死了个女同志，大高个子，戴眼镜。吕明仁的心绷紧了。他不敢相信更不愿相信那个不幸的消息。他每天晚上出村去打听、去看望、去迎接丁修。三天过去了，既无消息又无人影。一天夜晚，他独自徘徊，突然听到丁修的笑声。吕明仁高兴地拉住丁修的手说：“真以为你死了可又觉得你能回来，就常来接你，今天完全失望了恰巧你回来了，真幸运。”　　

1945年春天，全国抗战大反攻开始了。3月27日，丁修顺顺当当地生下一个女孩，吕明仁高兴极了。乡亲们都赶来庆祝，争先恐后给孩子起了许多名字，如桂花、丁香、牡丹等，吕明仁意味深长地说：“取了这么多的名字，无外乎就是个花字，按大家的意见，就叫花花吧（后改为华华）”。在炮火连天的革命年代，革命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丁修一狠心，就将不满百天的花花送到老百姓家寄养，自己忙着到沂蒙山区胶东分区开会、学习。回来的路上，她听到了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大好消息，等回到地委时，女儿丈夫都不在西海了。她又急又怨，怨的是吕明仁不辞而别，急的是没能与吕明仁一起投入新的战斗。原来，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吕明仁接到领导指示，要求他迅速到东北工作。他来不及和正在开会的丁修商量，毫不犹豫地将出生不到百天的孩子委托通讯员送往区党委机关在农村办的托儿所（实际上是将孩子寄养在农村老乡家里，每月补贴一部分公粮）。丁修默默地奋战在西海，抽空去看看心爱的女儿，直到1949年，丁修南下时，才把花花带回身边。　　

1945年12月初，丁修根据东北战局的需要，由山东黄县龙口乘小船沿着海边向北方前进。经过几天的奔波，他们到了吕明仁的故乡辽宁省庄河县。同志们劝说丁修回家看望公婆。丁修只好只身前往王家岛。吕明仁的父母听说媳妇来了，高兴极了，热情接待了她。两位老人第一次见到儿媳妇，看见了儿媳就像看见儿子一样高兴。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给她做吃了，临别时，公婆送给他许多海参鱿鱼等海味。她把这些东西，除了分给同志们外，留了一些，准备见到吕明仁时，转达父母的一片心意。　　

丁修等由庄河县出发去丹东，遇到时任辽东省副省长的吕其恩和他的爱人王军。丁修向吕其恩递交了组织关系。丁修在丹东只停留了几天，就去沈阳找东北局。可这时，由于形势紧迫，东北局已搬走。她与战友们又跑到于洪屯，正赶上前方汽车来拉东西，他们搭上汽车到了新民县高台子。东北局的部分领导同志在这里热情地接待他们。之后，他们由本溪到康平，才打听到吕明仁的工作地点。丁修要离开东北局了，领导同志送给她一匹枣红马，一支三八式步枪，又找了两名有关系的熟人带路护送。　　

1946年1月的一天，吕明仁（时任阜新工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在阜新平安地给干部开会，听说丁修来了，他高兴得从炕上跳下来，光着脚跑出屋，两双热乎乎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在半尺深的雪地里站了许久，还不觉脚痛。这一对战争年代的夫妻，经常是合而分，分而合，难得又团聚。此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献身革命树丰碑　　

1946年2月，吕明仁带领阜新部分干部到通辽（当时归属辽吉省委管辖，现通辽市科尔沁区，原称通辽县）工作，由于战事影响所辖地萎缩，阜新地委改为通辽中心县委，领导通辽、开鲁两县工作。这两县是蒙汉杂居县，四周与蒙古族聚居的旗县毗邻，革命基础薄弱，社会情况复杂。地方国民党的“维持会”，蒙古王爷大牧主都有武装力量。还有土匪、流氓帮派组织，都在压迫剥削人民。吕明仁工作期间，提出了“剿匪、反霸、锄奸”的口号，注重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县政府成立了“蒙民自治科”，同时举办蒙古青年培训班，城里工农干部学校，发动群众运动，斗地主，分浮财。　　

1946年10月下旬，通辽中心县委改为辽西省五地委，吕明仁于5月任通鲁警备队与东盟自治军骑兵二师合组编成蒙汉联军政委，10月下旬，蒋匪疯狂进军通辽，地委撤出。这时吕明仁左背生了严重的疽疮。忍着疼痛，吕明仁将由通辽、开鲁撤出的干部和县大队变成武装队，带病带领武工队深入敌后作战，取得了哈拉吐达战斗的胜利。年底，去白城开会途中病情恶化，晕迷过去，送到医院经过两次手术才抢救过来。　　

1947年1月，由于战事紧张，辽吉一、五分区遭到破坏，一、五地委合并成一地委，吕明仁任书记。2月初，吕明仁率领原一、五地委撤出的干部再插回原地，恢复这两个地区的工作。辽吉省委书记陶铸、省委组织部长曾志亲自从白城子赶到洮南，为他们的南下送行。吕明仁没有辜负党的信任，率领一地委主力武装历经多次激战终于相继收复了康平、法库、彰武等地。　　

在战事转好的情况下，吕明仁于4月8日返回后方开鲁检查、布置农耕生产。4月11日深夜，吕明仁正在开鲁开会，突然接到省委来电，催促他迅速南归，返回奈曼。会议结束后，吕明仁立即带领着警卫员康殿才、通讯员周澍澄出发南归。开鲁到奈曼途中需要度过一条西辽河，当时春寒料峭，冰雪初融，水流湍急，岸边无人摆渡。急于南归的吕明仁看到河边有马蹄印，毅然决定涉水。强渡西辽河时，警卫员老康被冲走。为救警卫员，吕明仁跳入水中，尽管水性很好，但因久病体力不支，加之水深流急，不幸牺牲。　　

辽河在呜咽，白山在垂首。通辽大地沉浸在沉痛的愁哀之中。人们流着眼泪，赶着大车把吕明仁遗体送回开鲁县城（距西辽河十多里路），停在一间普通、洁净的平房里。得知噩耗的地委组织部长曾志和吕明仁秘书宋树功从大沁他拉跃马疾驰赶到开鲁赴唁，当地群众手捧洁白柔软的灯芯来到面前吊唁。　　

曾志派吕明仁的马夫给战斗在第一线的丁修送信。丁修负责一地委民运部的工作兼地委武工队长，在阜新、彰武一带开辟工作。当时，丁修正在主持会议，讨论如何对敌斗争。送信的同志悄悄把她叫出来，把信交给她。信中告诉她吕明仁同志牺牲了，并要她严守秘密。丁修看后，如同晴天霹雳，几乎要晕倒，汇报也听不进去了。她咽下泪水，强抑悲痛，婉言告诉同志们：“继续开会，我去地委办事，很快就返回。”　　

丁修随着警卫员和马夫策马急行。平时她一骑上大黑马出发，嘴就像开了闸的河，有说有笑，同志们跟她在一起，都觉得很开心。可是这次，她却一言不发，随行的同志被蒙在鼓里。丁修后来说：“一路上昏昏沉沉，总觉得明仁不会离开人间，一个月前我们分手，他还一再嘱咐我，现在大地回春，冰雪消融，过河要多加小心，这么一个精明的人，怎么会遭此不幸？！”途中，随员要她吃饭，丁修一口也咽不下去，警卫员看出了苗头，小声问：“是不是吕政委出事了？”丁修说：“没有，我有点头痛，想休息。”就躺在炕上，偷偷地抹眼泪。第一天到地委所在地大沁他拉，社会部长于洪琛，军分区副司令员孙兴华的夫人陪着她。第二天清早，坐大车去开鲁，地委领导都一同前往。经过两天的急行，摆在丁修面前的确是无情的事实。丁修回忆说：“曾志握着我的手，让我放声大哭，我当时是欲哭无泪，欲诉无声”她忍着极大地悲痛把一床崭新的被子，轻轻地盖在吕明仁的遗体上。开鲁县为吕明仁买了一口当地最好的松木棺材，外面还钉上一层白色铁皮，准备北运。在战斗频繁的年代，地委和开鲁县委为吕明仁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开鲁县委书记徐鹤京主持。吕明仁的灵柩经送出开鲁后，丁修强忍着悲痛，继续投入到了革命战斗之中。　　

吕明仁的灵柩安放在齐齐哈尔市革命烈士陵园，中共辽吉省委为他立了碑，刻英名于碑上，记丰碑于永恒。　　　　

往事如烟再回首　　

1985年8月，丁修应邀参加哲里木那达慕大会，来到了阔别多年的科尔沁草原，来到了她与吕明仁共同战斗过的地方。她在通辽市见到了白发苍苍的老战友，见到了通辽人民为了纪念革命功臣而建的明仁大街、明仁小学、明仁街道……往事一幕幕呈现在她的眼前，与那烽火中的战友、亲密的伴侣所经历的一切仿佛就在昨日。她感慨万千，在《深切的怀念，不断的激励——回忆与吕明仁同志一起生活战斗的日子》一文中写到：　　

我参加工作后，较长时间是在吕明仁同志的领导下，他象严格要求自己一样严格要求我。不仅在工作上帮助我，就是对我性格上的毛病也从不放松。我曾以倔强自诩，他则认真分析，耐心开导我，指出其错误。直到牺牲前，我接到的最后一封信，他还念念不忘的嘱咐我说“要注意自己的个性，不要放任。要不断的斗争，克服。不要认为这是山东人的美德，其实这是一种没有涵养的表现。”这封信我一直留在身边，作为我的座右铭。我和明仁从不姑息，而是相互砥砺。我们共同生活中是互相尊重，互相体谅，互相关怀，十分欢乐的。在艰苦的生活中，我们是幸福的。我亲身体会，他的确是党的好干部，我的好同志，好伴侣。　　

附：吕明仁写给丁修的信　　

扶宣：　　

你身体如何？念念。　　

最近工作忙一些，每晚都在一点睡觉，我的习惯你是知道的，每到过了半夜就睡不着。最近两天，失眠。心脏，神经都衰弱，而且患了一次感冒，好在支撑未躺下。　　

开完会后，地委机关准备南移，我准备随主力活动一段时间。　　

如通南武工队向东区，你身体不能支撑的，可留在开鲁或留在奈曼旗均可。　　

脑子不要胡思乱想，好好致力于党的事业。在工作中求进步，不断地进步。　　

　　致　　

　　敬礼！　　

                                明仁  三月一日　　

丁修转战大半个中国，一直珍藏着吕明仁写给她的这封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丁修遭到“四人帮”的迫害，多次搬家，但她始终将这封信藏在身边，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足见他们感情之深，情谊之重！ 　　

参考书目：　　

 《吕明仁传》，胡秀勤，内蒙古少儿出版社，1993.7　　

《哲里木史志》，1985第4期　　

《解放战争中的辽吉根据地》，中共辽宁省党史研究室，党中央出版社，1990　　

《中国共产党通辽历史》第一卷（1930~1978）中共通辽市委史志办，2011　　

                              （作者：内蒙古通辽市委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