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爱岗敬业、实事求是、开拓创新、锤炼经典的方志精神是传承、弘扬和创新方志文化精神气质的概括和总结，是践行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方志文化发展繁荣的需要，对于推动方志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方志精神  传承  弘扬  建设  重要意义　　

一、 方志精神的提出　　

　　从上世纪80年代之初，全国开始地方志编修，笔者即加入其行列，曾主编、编辑20余部省、市、区、县各级志书，至今仍受聘于福州市台江、鼓楼区。期间发表方志论文近200篇，历经30年的实践，特总结和概括出“爱岗敬业、实事求是、开拓创新、锤炼经典”的方志精神。　　

　　什么是精神？《现代汉语词典》称：指人的思想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宗旨，主要是意义。人是必须有精神的，一个民族更必须有精神，没有精神的民族不能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国家没有精神就不能独立自强于世界。同样，干一项事业也需要对这项事业的精神，才能建树事业的辉煌。方志是事业，是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必须建树方志事业的精神。方志精神就是一代代方志学者在传承、弘扬和创新方志文化精神气质的概括和总结。这是践行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推动方志文化发展繁荣的需要，是全面建设方志文化的重要举措。弘扬和践行这种精神，对于推动方志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方志精神的内涵　　

　　方志即“志古以范今，志今以垂后也”。方志精神是一代代方志学者创建中国特有的方志文化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方志学者共同创造、传承、实践的精神财富，体现了方志文化固有的特色，是方志学者长期对方志文化锲而不舍的追求，具有特殊的文化使命感，蕴孕着强烈的时代气息，涵蕴了方志文化的价值追求、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精神动力。　　

　　爱岗敬业是指方志学者对方志事业具有深挚的情感，并为之奉献的高贵情怀。从古代始，方志学者对方志文化就进行艰辛的探索，在探索中寻求发展、完善，耐着清贫和寂寞，抛弃杂念、茹苦含辛、呕心沥血，谋方志之生存与发展，如东晋的常璩，唐的李吉甫，之后的洪亮吉曾言：“一方之土，始于《越绝书》”，尤其是清代大批学者跻身修志事业，章学诚以朴质的情怀，以建树方志为己任，创建方志理论，乃至现代的黎锦熙，当代的燕居谦都满怀热情为方志倾洒一腔热血，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弘扬强烈的责任感和勇于担承时代使命的精神。　　

　　实事求是指方志学者秉笔直书、坚贞的道德品质。实事求是精神来自中华民族坚贞不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特有品质。司马迁是文化传承的楷模，他的精神为后之学者建树一座丰碑。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可以理解为方志精神浓厚的具象特征。方志文化异彩纷呈、特色鲜明、贯古通今，是一地事物之集合体，更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作支撑。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实事求是精神充分展示方志精神的气质和方志学者的胸襟。　　

　　开拓创新是指方志学者勇于进取、敢承风险的进取精神和自强个性。他们是在艰难的探索中另辟蹊径，创作出独具特色的方志文化。历经一代代的传承、播衍，渐臻完善，而且继续的探讨，体例常创常新，内容不断完善，文字精益求精，装帧力求精美。他们勇担风险、坚持正义、坚持真理，不为强权所惧，力求事业有成，报效社会，充分体现搏击时代的胆略和气魄。　　

　　锤炼经典指的是确保质量，精心编纂出经得起历史和社会检验的上乘之作。站在人民立场，坚持科学的理论观点，遵循宪法和法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从实际出发，运用《地方志工作条例》推动志书的质量管理，这些理念都给志书的编纂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无论是历代或者当代已出版的各级志书都切实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获得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佳赞是最好的明证。　　

三、方志精神的客观基础　　

　　方志精神的提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政治追捧，更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实践与理论总结的升华，是一代代方志学者对方志事业追求与探索的精神体现。长期以来，没有将这种精神进行高度概括和总结，将其升华。其实，随着方志事业的发展，早在一代代方志学者心间潜移默化的生存和播衍，且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尽管表现很隐晦，不为人所共识，却不可阻遏在实际存在着、发展着。直至今天才提出“方志精神”，是出于伟大时代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是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升华，充分体现了广大方志学者共同的心愿。　　

　　笔者提出的方志精神，在于方志编纂的优良传统，是中国独特的文化，植根于富有中华民族浓郁文化气息的土壤。千多年的方志长河总是滔滔不息的奔流，承载着中华大地各个区域、各项事业发展变化的厚重历史。由于方志是一地之全史，地域特点浓郁，不仅为当地人民所喜爱，成为最直接最现实的乡土教材，也为各学科的学者提供丰富的地情研究资料，是取之不竭的资料宝库，故能长盛不衰，持续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融历史与现状于一体，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炉，使方志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融合。科学跨越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建设也成为党和政府至为关注的重要事业，成为支撑我们国家的灵魂，发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颁布了方志条例，这是推动方志事业发展的原动力，已为全国人民所共识，方志文化在闪烁时代特有的光辉。　　

　　方志起源众说纷纭，清方志学者章学诚比较客观地认为，方志属史，起源于“周官宗伯属，外史掌四方之志”之说，而“地方史志”的名称是准确的。方志最早创始是秦之前，源自何年，源于何书，应是含有地理性质的《禹贡》、《山海经》和《越绝书》。秦汉至六朝，以地理类书居多，州郡志则少，却对宋元方志发展之影响不可低估。宋代始，由州县官主修州县志书，内容逐渐增多，体例趋于完备，而且深获宋朝的重视，人物和艺文在志书中占有重要地位。明代是方志兴盛时期，从内地到边远地区，志书编纂有序进行，尤其是政治经济发达地区每十年或数十年一修，实如谱牒纂修，连续编纂，代代相传，呈现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清代是方志的繁荣时期，不仅数量浩繁，品种齐全，而且名家辈出，名志众多，全国篆刻的《大清一统志》即达2519部，上百名学者曾参与修志活动。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更重要的是促成了方志编修优良传统的形成，在这种特殊背景下，还兴起编修乡土志的热潮。　　

　　民国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内忧外患交织，然而已形成的方志编修传统仍然没有中断，而且新意迭出，超过明清。即使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大片河山沦丧，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仍然编修地方志950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方志编修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开展。1954年9月，山东代表王祝晨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早早编修地方志”。自此，全国修志闻风而动，却由于种种原因，施展迟缓，而编修的志书大多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则自行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为编修地方志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1981年7月，中国地方史志大会成立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太原召开，重新开启地方志编修的先河，推动了全国志书编修的开展。自此，各地先后成立了修志机构，修志热潮蓬勃兴起。1999年10月18—23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北京举办全国新编地方志成果展览，展出省、市、县三级志书3600部，加上部门志、行业志以及其他类志书总计万余部，70亿字。至2000年9月，全国已出版省志1583部，市志604部（卷），县志2100部，专业志、部门志2500余种。除此，各地还编纂地方年鉴。过去没有修过志，尤其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在此期间修好了志书。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很好地诠释了方志精神的特有个性。这种特有的精神激励着方志学者在改革开放大潮勇往直前、拼搏进取。坚持科学发展、繁荣发展文化，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必须有这种精神支撑，使方志在发展过程获得不断地充实和丰富。　　

　　方志精神是乐于奉献的最高境界。这种精神境界根植于传统，又播扬于实践。社会的和谐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在全国人民中对人生观、价值观长期的教育，扎根在人民心间。共产党人从没有放弃对现实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的目标的实现，必须有全国人民共同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奉献，而这种追求的理想已深深扎根在方志工作者的心田，与传统的方志文化浑融一体，升华为方志精神，使之引领方志工作者在创建方志文化的征途走向新的辉煌。　　

　　方志精神是方志发展实践和理论建树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的概括和总结，是方志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方志为社会服务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这个精神的提出和践行必将为方志文化起到精神引领和价值引领的重要作用，从而增强方志文化在商海大潮的竞争力，激励方志工作者在方志园苑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凝聚方志工作者的合力，促使方志事业为振兴中华文化作出更重要的贡献。　　

                                    （作者：福建清流县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