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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 【史海钩沉】呼和浩特蒙古靴业
  • 蒙古靴是牧民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品种分为布靴和皮靴。布靴穿起来软和轻便,是用棉、布、毡绒纳上各种花纹缝制而成。皮靴通常是用牛皮、马皮制成。穿起来挺拔、结实。蒙古靴具有靴身宽大,易套裹腿毡、毡袜、靴底平直,左右脚不分,便于穿脱,靴脸儿短,骑马不易套镫,宜于人身安全等特点。穿着蒙古靴除美观,与蒙古式的骑马镫、骑马姿势相吻合外,夏季能防蛇虫、防露水,冬天可趟雪、防冻。既可防止沙土灌入,又能防止牛马等大牲畜踩踢脚面,骑马时,蒙古靴又能起到护腿、护踝的作用。蒙古靴实乃牧民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    

    呼和浩特生产蒙古靴,相传始于清代康熙年间。据我27年前采访蒙古靴制作师傅郭良业(74岁、祖籍山西大同、归化城义和社最后一任会首)、吴永祥(61岁、大同)等得知,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前后,归绥(呼和浩特旧称)有蒙靴铺七大号。它们是坐落在旧城北门外太平街路东的永德魁、义生泰、长义永,兴盛永,小东街路西的元升永,东顺城街路北的泰和德,东马道巷路西的元和德。这些蒙靴铺的门市大都是三间,在门面上方都有金字招牌,也有栏柜(柜台),后面是作坊。有意思的是,长年生产而经常不开门,称作“暗房子买卖”。那么,生意如何做呢?一是有零星上门来的订货者或买主,二是靠称作集锦社的通译业(俗称通事行)和称作新疆社的西庄业收购后驼运外发,后者的生意是主要的。这七家蒙古靴铺,当年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都设有分号,各家从归绥派去的经营人员10名左右,经理也不准带家眷,两年一回家。  

    永德魁开业最早,元升永约在清代道光六年(1826年)前开业。上述两家以货真价实闻名。当时,在元升永的门外安放石狮子一只,在柜台上也放有一只玲珑小石狮子。做好的蒙古靴筒内盖有元升永字样及一只狮子的戳记。蒙古语称石头狮子为“此老阿十楞”(也译作楚鲁阿尔斯楞),这种产品很受欢迎,牧民们争相购买或以物相换。民国十五年(1926年)前后,元升永从业人员50名左右。股东(财主)是山西祁县的吴少烈,此人在北京开设“聚宝一茶庄”,在张家口(亦称东口)还养有汽车。元升家顶六厘生意以上的掌柜有十来名,山西清源县(今清徐县)的李继孔顶一分二厘是最高的。还有清源县的李守文,交城的陈刚龄,忻州(今忻州市)的马永祥、郝登成、陈源、张庆祥等。马永祥曾任驻库伦分号的经理。元升永有制作蒙古靴的师傅和学徒30多名,后来成为全能把势的郭良业,就是这家蒙靴铺的学徒。此外,还有学习做买卖站栏柜的十来名,称作“小小”。年生产蒙古靴五千双左右。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这七家蒙靴铺先后倒闭。呼和浩特又开设了十来家三人班五人号的小作坊。  

    蒙靴铺专学做买卖的“小小”,八年左右便可以顶生意,靴铺不倒闭就不能辞退(叫打发)。年工资合银子八两,管吃不管穿戴。另一种是学习手艺(技术),三年出徒后再谢师三个月,一出徒就挣计件工资。学徒期间靴铺管吃穿,不管鞋帽,出徒后只管吃了。买卖不景气时,首先辞退工人。伙食是早餐炒米面茶,晚餐炒米稀饭,午餐是荞面、莜面来回倒替,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吃白面,也只是中午这一顿。  

    早年,制作皮蒙古靴的原料牛皮,是从红皮坊购进。靴筒料称作“花皮”,皮面由人工制成花纹,刷上黑烟煤后,再用发酵后的猪油、牛油、植物油烤搓均匀,花纹、色泽经久不退。民国二年(1913年)前后,才有了木制带铜辊的压纹机,使靴筒面有了均匀的方格纹路,用栲胶水等鞣制成香牛皮。靴底革是从熏皮坊进料,在三伏天用桐油浸泡后纳制靴底,经久耐磨。在腻旦街(新生街)路北因巷内曾有一家薰皮坊而得名“薰皮坊巷”。  

    当时,销往四子王旗一带的蒙古靴,男靴称点勒半,女靴叫五步元,童靴称八宝。销往达尔罕旗、茂名安旗一带的是将军式(男靴)、皂靴(女靴)、一码三尖(童靴)。销往苏尼特旗一带的除男靴亦称将军式外,女靴和童靴均称三报靴,又叫小搬尖。销往召河一带的蒙古靴,通称鸡蛋头式样。销往乌珠穆沁旗一带的,通称邬郡靴。销往鄂托克旗的称大官(靴尖部位较肥),二官(靴尖部位不仅瘦而且靴筒较短)。销往额济纳旗、阿拉善旗一带的,通称纳木尔靴,又叫大搬尖。销往库伦(乌兰巴托)一带的蒙古靴,肥而且大也称将军式,又叫哈拉罕靴。上述产品,有的靴尖与后跟呈平线,如点勒半、大官、二官等;有的则是靴尖上翘,将军式的翘度更大些。当时,尽管蒙古靴大体相同,但是有细微的差别,各地穿着不同的式样。销往四子王旗的蒙古靴,拿到达尔罕旗、茂名安旗,是一双也卖不了的。  

    早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社。蒙古靴和布靴业的社,称作“义和社”,又叫靴匠社,是纯工人组织的行社。社内有从各靴铺工人当中选出管事的正副会首(又叫当家的)和大、二先生(会计),还有跑腿搞联络的,称作“散散”。每年一选举。社址在旧城通顺东街西头路北的义顺斋茶馆内,存放社里的社旗、桌、椅、鼓、号及炊具、餐具等。  

    义和社在农历的每月初二、十六日,两次向工人收款(徒弟不收)称作上布施。民国年间通行银元(每枚值银七钱二分)和铜子儿(无孔硬币)。一人每次五枚铜子儿,交够一千枚为止(合八年又四个月)。从张家口、宣化一带来归绥耍手艺的靴匠,也是每次交五枚,但没有总数目年复一年地交,称作常年布施。从库伦(乌兰巴托)来的靴匠(也是从大同、代县、张家口、宣化等地去的)只上一年半布施。无依无靠的工人死后,由义和社出钱买棺木,埋葬在攸攸板申东北的义和社坟地。  

    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全行业放假三天,在西茶坊老爷庙(关帝庙、今社会福利院)红火,称作“过社”。三天集中起伙,还要请戏班唱戏。每逢唱戏时,便邀请城北公主府和大召前街硬山货铺“协成泉”(销售杈、耙、扫帚等)的人们前去观看。义和社所收布施存在协成泉,有时社内花销不够时,由协成泉垫付,也可以动用布施款,作为协成泉的资金。义和社供奉孙膑为祖师。  

    民国十四年(1925年)时,有蒙古靴铺10多家,共有工人250名左右。元升永的弓山、义生泰的杨宝山(都是大同人)是义和社的正副会首。当时,一个师傅每月必须做蒙古靴15双,工钱约合三两八钱,工人们起早贪黑地制作15双靴子,很是吃力,伙食又不佳。一天,义和社的“散散”用鸡毛信(表示火急)通知各家靴铺工人到西茶坊议事。后由会首弓山、杨宝山出面,与各家掌柜的交涉涨工钱未得到答应,各家的工人师傅联合起来罢工。掌柜的给徒弟们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敢参加。后来,由各自的师傅做工作,全行业罢了工。罢工持续一个月,掌柜们急坏了,想让驻军中一个叫石敬亭的旅长(河北人)出面弹压,结果没有答应。不得已各家靴铺统一将工人的月工资,涨到四两五钱七分五厘。  

    蒙古靴、布靴和韂坊掌柜的以及学做买卖的“小小”是另外一个行社,取名“集义社”,社址在大召前街路东财神庙巷的财神庙内。每年农历三月十六、十七、十八日过社。  

    日寇侵占后,在内蒙古牧区设立了“大蒙公司”、 “畜产公司”和所谓的“合作社”,大肆掠夺畜产品,使传统的民族用品制造业遭到严重摧残,蒙古靴铺断了原料,也纷纷倒闭,工人们全部失业。全能把势郭良业师傅曾和张二娃(代县)张三娃兄弟俩搭伙,到达茂旗一带为牧民修靴配底糊口度日。有的师傅回乡务农,有的在街头为人们钉鞋,有的卖了荞麦皮等。据报载,到解放时不仅呼和浩特,就是全自治区连一把蒙古刀、一双蒙古靴也要靠外省区供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怀失业工人。1951年,由市劳动局拨款成立了“归绥市工人制靴社”,师傅们处理了“义和社”的物品,补充了一部分资金。社址在北沙梁,有工人20多名,专门生产蒙古靴,负责人是李宝庆。同年又成立了“归绥市制鞋社”,地址在旧城喇嘛庙巷(可通到石头巷和小南街),有工人50名左右,生产布鞋、皮鞋、马靴,负责人是孔向虎。1954年,上述两社合并,取名“呼和浩特市国营制鞋厂”,厂址先后设在旧城北门外的太平街和石头巷,1957年迁至五塔寺东街,有职工100名,生产蒙古靴、马靴、布鞋、皮鞋,魏瑞泉任厂长兼书记。  

    1958年,搞单干制作蒙古靴的李生业、吴永祥、吴禄、阎合奎、王世美、张存义合伙成立了“蒙古靴生产合作小组”,由李生业任组长,张明新任会计,在太平街占用原“义德堂蒙靴铺”旧址,门面三间。1959年因特大洪水太平街被冲,迁至晋阳楼巷;1960年又迁至旧城北门外。合作小组有资金约7500元,月产蒙古靴150双左右,一部分交呼市百货公司,一部分由牧区供销社收购。原料由国营制鞋厂供应。1963年,合作小组并入小召夹道巷十五号的“呼市铜铁制品社”后﹐更名为“呼市民族用品社”。产品有蒙古靴﹑马靴﹑马头琴以及铜铁制品,负责人是崔文治﹑宋文义。1969年,“省市民族用品社”根据产品特点一分为三,其中生产蒙古靴﹑马靴的车间,先迁至大南街后迁到新生街﹙腻旦街﹚,取名“呼市蒙马靴社”,又从国营制鞋厂借来了郭良业﹑吴宽﹑田德元﹑张恒﹑吕高山、吕万恒﹑吴少元﹑苟新仁等16位制作蒙古靴的师傅,有职工90名左右,张忠祥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惠文、刘观灯任副主任。1971年,该社更名为“呼市皮革制品厂”,1973年又更名为“呼和浩特市民族用品厂” 。从1974年起,国家先后专项拨款达117万元,扩建厂房增加设备扩大生产。厂址在石羊桥西路路南,有职工近300名,工人们由简陋的作坊里,搬进宽敞明亮的三层楼内生产。不少工序已由手工劳动变为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生产,减轻了劳动强度。产品分皮革、金属、木制品三大类25个品种,有近百个花色。成为呼和浩特地区为蒙古服务的全能工厂,被列为全国11个生产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企业之一。到1982年底,这家工厂已生产少数民族用品212万件。19787月,由蒙古靴全能把势郭良业师傅设计制作的男七云(口八云)大搬尖蒙古靴,被国家轻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商业部和标准总局评为“优秀设计样品”;全云香牛皮蒙古靴,在19833月召开的中国国际旅游会议上的旅游纪念品评比中,受到表扬奖励。  

    在我27年前采访这家工厂时,当年的蒙古靴艺徒有的已经退休欢度晚年,有的在车间、科室传授技艺,有的搞产品校验,严把产品质量关。这些制靴老艺人大部分没有文化,可是他们的后代当中有的是大学生、有的子承父业接了班。一些汉族制靴的老师傅,在与牧民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十五岁就开始学做蒙古靴的吴永祥师傅(大同人、61岁),是祖辈三代传承的蒙古靴匠。他兄弟七个就有四个靴匠、两个毡匠、一个皮毛匠。他从20岁就带着做蒙古靴的工具跑草地,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和阿拉善一带,不辞辛苦地为蒙古族牧民做靴、修靴,就住在牧民家里,与他们相依为命。他常说,我们这一家人在内蒙古先后生活了将近200年,世世代代是为蒙古族同胞服务的。后来,吴师傅参加工作,上了年纪,不能再到草原上挨家挨户地为牧民兄弟服务了。但是,他与牧民结下的深厚友谊仍然与日俱增。在吴永祥师傅家里,经常有牧区来的亲戚。1971年冬天,达茂联合旗的巴图巴雅尔领着患精神病的妻子来呼市治病,就住在吴师傅家里。病人日夜吵吵嚷嚷,吴永祥一家不但不嫌弃,还尽心帮助。当时,精神病医院没有床位,巴图巴雅尔在吴师傅家住了20多天,心理常惦记着家里的几个孩子。吴永祥说:“你把病人给我留下,回家去看看孩子们吧”。巴图巴雅尔刚走,住院通知来了。吴永祥立即找朋友筹借住医院的押金,把病人送进了医院。  

    1980年,吴永祥的独生子吴润林结婚。达茂旗﹑四子王旗﹑察右后旗等地的牧民朋友有的亲临,有的捎来礼物贺喜,道布交一家五口赶来了。在呼市读书的一些蒙古族牧民子女,经常到吴永祥家里探望。孩子们亲切叫他姑父或姨夫,有的星期六晚上来,星期日再返回学校。吴永祥的家一年到头,常有草原上来的蒙古族客人,人们称赞这里是“牧民之家”。                       

    还需要提及的是,郭良业、吴永祥等制作蒙古靴的老艺人,与牧民交流时都讲流利的蒙古语,让人一点儿也听不出他们山西大同的口音。  

       

                                 (作者: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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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史海钩沉】呼和浩特蒙古靴业
  • 蒙古靴是牧民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品种分为布靴和皮靴。布靴穿起来软和轻便,是用棉、布、毡绒纳上各种花纹缝制而成。皮靴通常是用牛皮、马皮制成。穿起来挺拔、结实。蒙古靴具有靴身宽大,易套裹腿毡、毡袜、靴底平直,左右脚不分,便于穿脱,靴脸儿短,骑马不易套镫,宜于人身安全等特点。穿着蒙古靴除美观,与蒙古式的骑马镫、骑马姿势相吻合外,夏季能防蛇虫、防露水,冬天可趟雪、防冻。既可防止沙土灌入,又能防止牛马等大牲畜踩踢脚面,骑马时,蒙古靴又能起到护腿、护踝的作用。蒙古靴实乃牧民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    

    呼和浩特生产蒙古靴,相传始于清代康熙年间。据我27年前采访蒙古靴制作师傅郭良业(74岁、祖籍山西大同、归化城义和社最后一任会首)、吴永祥(61岁、大同)等得知,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前后,归绥(呼和浩特旧称)有蒙靴铺七大号。它们是坐落在旧城北门外太平街路东的永德魁、义生泰、长义永,兴盛永,小东街路西的元升永,东顺城街路北的泰和德,东马道巷路西的元和德。这些蒙靴铺的门市大都是三间,在门面上方都有金字招牌,也有栏柜(柜台),后面是作坊。有意思的是,长年生产而经常不开门,称作“暗房子买卖”。那么,生意如何做呢?一是有零星上门来的订货者或买主,二是靠称作集锦社的通译业(俗称通事行)和称作新疆社的西庄业收购后驼运外发,后者的生意是主要的。这七家蒙古靴铺,当年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都设有分号,各家从归绥派去的经营人员10名左右,经理也不准带家眷,两年一回家。  

    永德魁开业最早,元升永约在清代道光六年(1826年)前开业。上述两家以货真价实闻名。当时,在元升永的门外安放石狮子一只,在柜台上也放有一只玲珑小石狮子。做好的蒙古靴筒内盖有元升永字样及一只狮子的戳记。蒙古语称石头狮子为“此老阿十楞”(也译作楚鲁阿尔斯楞),这种产品很受欢迎,牧民们争相购买或以物相换。民国十五年(1926年)前后,元升永从业人员50名左右。股东(财主)是山西祁县的吴少烈,此人在北京开设“聚宝一茶庄”,在张家口(亦称东口)还养有汽车。元升家顶六厘生意以上的掌柜有十来名,山西清源县(今清徐县)的李继孔顶一分二厘是最高的。还有清源县的李守文,交城的陈刚龄,忻州(今忻州市)的马永祥、郝登成、陈源、张庆祥等。马永祥曾任驻库伦分号的经理。元升永有制作蒙古靴的师傅和学徒30多名,后来成为全能把势的郭良业,就是这家蒙靴铺的学徒。此外,还有学习做买卖站栏柜的十来名,称作“小小”。年生产蒙古靴五千双左右。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这七家蒙靴铺先后倒闭。呼和浩特又开设了十来家三人班五人号的小作坊。  

    蒙靴铺专学做买卖的“小小”,八年左右便可以顶生意,靴铺不倒闭就不能辞退(叫打发)。年工资合银子八两,管吃不管穿戴。另一种是学习手艺(技术),三年出徒后再谢师三个月,一出徒就挣计件工资。学徒期间靴铺管吃穿,不管鞋帽,出徒后只管吃了。买卖不景气时,首先辞退工人。伙食是早餐炒米面茶,晚餐炒米稀饭,午餐是荞面、莜面来回倒替,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吃白面,也只是中午这一顿。  

    早年,制作皮蒙古靴的原料牛皮,是从红皮坊购进。靴筒料称作“花皮”,皮面由人工制成花纹,刷上黑烟煤后,再用发酵后的猪油、牛油、植物油烤搓均匀,花纹、色泽经久不退。民国二年(1913年)前后,才有了木制带铜辊的压纹机,使靴筒面有了均匀的方格纹路,用栲胶水等鞣制成香牛皮。靴底革是从熏皮坊进料,在三伏天用桐油浸泡后纳制靴底,经久耐磨。在腻旦街(新生街)路北因巷内曾有一家薰皮坊而得名“薰皮坊巷”。  

    当时,销往四子王旗一带的蒙古靴,男靴称点勒半,女靴叫五步元,童靴称八宝。销往达尔罕旗、茂名安旗一带的是将军式(男靴)、皂靴(女靴)、一码三尖(童靴)。销往苏尼特旗一带的除男靴亦称将军式外,女靴和童靴均称三报靴,又叫小搬尖。销往召河一带的蒙古靴,通称鸡蛋头式样。销往乌珠穆沁旗一带的,通称邬郡靴。销往鄂托克旗的称大官(靴尖部位较肥),二官(靴尖部位不仅瘦而且靴筒较短)。销往额济纳旗、阿拉善旗一带的,通称纳木尔靴,又叫大搬尖。销往库伦(乌兰巴托)一带的蒙古靴,肥而且大也称将军式,又叫哈拉罕靴。上述产品,有的靴尖与后跟呈平线,如点勒半、大官、二官等;有的则是靴尖上翘,将军式的翘度更大些。当时,尽管蒙古靴大体相同,但是有细微的差别,各地穿着不同的式样。销往四子王旗的蒙古靴,拿到达尔罕旗、茂名安旗,是一双也卖不了的。  

    早年,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社。蒙古靴和布靴业的社,称作“义和社”,又叫靴匠社,是纯工人组织的行社。社内有从各靴铺工人当中选出管事的正副会首(又叫当家的)和大、二先生(会计),还有跑腿搞联络的,称作“散散”。每年一选举。社址在旧城通顺东街西头路北的义顺斋茶馆内,存放社里的社旗、桌、椅、鼓、号及炊具、餐具等。  

    义和社在农历的每月初二、十六日,两次向工人收款(徒弟不收)称作上布施。民国年间通行银元(每枚值银七钱二分)和铜子儿(无孔硬币)。一人每次五枚铜子儿,交够一千枚为止(合八年又四个月)。从张家口、宣化一带来归绥耍手艺的靴匠,也是每次交五枚,但没有总数目年复一年地交,称作常年布施。从库伦(乌兰巴托)来的靴匠(也是从大同、代县、张家口、宣化等地去的)只上一年半布施。无依无靠的工人死后,由义和社出钱买棺木,埋葬在攸攸板申东北的义和社坟地。  

    每年农历五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全行业放假三天,在西茶坊老爷庙(关帝庙、今社会福利院)红火,称作“过社”。三天集中起伙,还要请戏班唱戏。每逢唱戏时,便邀请城北公主府和大召前街硬山货铺“协成泉”(销售杈、耙、扫帚等)的人们前去观看。义和社所收布施存在协成泉,有时社内花销不够时,由协成泉垫付,也可以动用布施款,作为协成泉的资金。义和社供奉孙膑为祖师。  

    民国十四年(1925年)时,有蒙古靴铺10多家,共有工人250名左右。元升永的弓山、义生泰的杨宝山(都是大同人)是义和社的正副会首。当时,一个师傅每月必须做蒙古靴15双,工钱约合三两八钱,工人们起早贪黑地制作15双靴子,很是吃力,伙食又不佳。一天,义和社的“散散”用鸡毛信(表示火急)通知各家靴铺工人到西茶坊议事。后由会首弓山、杨宝山出面,与各家掌柜的交涉涨工钱未得到答应,各家的工人师傅联合起来罢工。掌柜的给徒弟们施加压力,使他们不敢参加。后来,由各自的师傅做工作,全行业罢了工。罢工持续一个月,掌柜们急坏了,想让驻军中一个叫石敬亭的旅长(河北人)出面弹压,结果没有答应。不得已各家靴铺统一将工人的月工资,涨到四两五钱七分五厘。  

    蒙古靴、布靴和韂坊掌柜的以及学做买卖的“小小”是另外一个行社,取名“集义社”,社址在大召前街路东财神庙巷的财神庙内。每年农历三月十六、十七、十八日过社。  

    日寇侵占后,在内蒙古牧区设立了“大蒙公司”、 “畜产公司”和所谓的“合作社”,大肆掠夺畜产品,使传统的民族用品制造业遭到严重摧残,蒙古靴铺断了原料,也纷纷倒闭,工人们全部失业。全能把势郭良业师傅曾和张二娃(代县)张三娃兄弟俩搭伙,到达茂旗一带为牧民修靴配底糊口度日。有的师傅回乡务农,有的在街头为人们钉鞋,有的卖了荞麦皮等。据报载,到解放时不仅呼和浩特,就是全自治区连一把蒙古刀、一双蒙古靴也要靠外省区供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怀失业工人。1951年,由市劳动局拨款成立了“归绥市工人制靴社”,师傅们处理了“义和社”的物品,补充了一部分资金。社址在北沙梁,有工人20多名,专门生产蒙古靴,负责人是李宝庆。同年又成立了“归绥市制鞋社”,地址在旧城喇嘛庙巷(可通到石头巷和小南街),有工人50名左右,生产布鞋、皮鞋、马靴,负责人是孔向虎。1954年,上述两社合并,取名“呼和浩特市国营制鞋厂”,厂址先后设在旧城北门外的太平街和石头巷,1957年迁至五塔寺东街,有职工100名,生产蒙古靴、马靴、布鞋、皮鞋,魏瑞泉任厂长兼书记。  

    1958年,搞单干制作蒙古靴的李生业、吴永祥、吴禄、阎合奎、王世美、张存义合伙成立了“蒙古靴生产合作小组”,由李生业任组长,张明新任会计,在太平街占用原“义德堂蒙靴铺”旧址,门面三间。1959年因特大洪水太平街被冲,迁至晋阳楼巷;1960年又迁至旧城北门外。合作小组有资金约7500元,月产蒙古靴150双左右,一部分交呼市百货公司,一部分由牧区供销社收购。原料由国营制鞋厂供应。1963年,合作小组并入小召夹道巷十五号的“呼市铜铁制品社”后﹐更名为“呼市民族用品社”。产品有蒙古靴﹑马靴﹑马头琴以及铜铁制品,负责人是崔文治﹑宋文义。1969年,“省市民族用品社”根据产品特点一分为三,其中生产蒙古靴﹑马靴的车间,先迁至大南街后迁到新生街﹙腻旦街﹚,取名“呼市蒙马靴社”,又从国营制鞋厂借来了郭良业﹑吴宽﹑田德元﹑张恒﹑吕高山、吕万恒﹑吴少元﹑苟新仁等16位制作蒙古靴的师傅,有职工90名左右,张忠祥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惠文、刘观灯任副主任。1971年,该社更名为“呼市皮革制品厂”,1973年又更名为“呼和浩特市民族用品厂” 。从1974年起,国家先后专项拨款达117万元,扩建厂房增加设备扩大生产。厂址在石羊桥西路路南,有职工近300名,工人们由简陋的作坊里,搬进宽敞明亮的三层楼内生产。不少工序已由手工劳动变为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生产,减轻了劳动强度。产品分皮革、金属、木制品三大类25个品种,有近百个花色。成为呼和浩特地区为蒙古服务的全能工厂,被列为全国11个生产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的企业之一。到1982年底,这家工厂已生产少数民族用品212万件。19787月,由蒙古靴全能把势郭良业师傅设计制作的男七云(口八云)大搬尖蒙古靴,被国家轻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商业部和标准总局评为“优秀设计样品”;全云香牛皮蒙古靴,在19833月召开的中国国际旅游会议上的旅游纪念品评比中,受到表扬奖励。  

    在我27年前采访这家工厂时,当年的蒙古靴艺徒有的已经退休欢度晚年,有的在车间、科室传授技艺,有的搞产品校验,严把产品质量关。这些制靴老艺人大部分没有文化,可是他们的后代当中有的是大学生、有的子承父业接了班。一些汉族制靴的老师傅,在与牧民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十五岁就开始学做蒙古靴的吴永祥师傅(大同人、61岁),是祖辈三代传承的蒙古靴匠。他兄弟七个就有四个靴匠、两个毡匠、一个皮毛匠。他从20岁就带着做蒙古靴的工具跑草地,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和阿拉善一带,不辞辛苦地为蒙古族牧民做靴、修靴,就住在牧民家里,与他们相依为命。他常说,我们这一家人在内蒙古先后生活了将近200年,世世代代是为蒙古族同胞服务的。后来,吴师傅参加工作,上了年纪,不能再到草原上挨家挨户地为牧民兄弟服务了。但是,他与牧民结下的深厚友谊仍然与日俱增。在吴永祥师傅家里,经常有牧区来的亲戚。1971年冬天,达茂联合旗的巴图巴雅尔领着患精神病的妻子来呼市治病,就住在吴师傅家里。病人日夜吵吵嚷嚷,吴永祥一家不但不嫌弃,还尽心帮助。当时,精神病医院没有床位,巴图巴雅尔在吴师傅家住了20多天,心理常惦记着家里的几个孩子。吴永祥说:“你把病人给我留下,回家去看看孩子们吧”。巴图巴雅尔刚走,住院通知来了。吴永祥立即找朋友筹借住医院的押金,把病人送进了医院。  

    1980年,吴永祥的独生子吴润林结婚。达茂旗﹑四子王旗﹑察右后旗等地的牧民朋友有的亲临,有的捎来礼物贺喜,道布交一家五口赶来了。在呼市读书的一些蒙古族牧民子女,经常到吴永祥家里探望。孩子们亲切叫他姑父或姨夫,有的星期六晚上来,星期日再返回学校。吴永祥的家一年到头,常有草原上来的蒙古族客人,人们称赞这里是“牧民之家”。                       

    还需要提及的是,郭良业、吴永祥等制作蒙古靴的老艺人,与牧民交流时都讲流利的蒙古语,让人一点儿也听不出他们山西大同的口音。  

       

                                 (作者: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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