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上的“开口奶” 　　

毗邻北京市西山戒台寺有一处幽静而活泼的宅院，名为“逸园”。园中屋宇高大，林木青翠，犬吠雀鸣，一派闲逸清幽。记者在此有幸拜访了园主，已经83岁高龄，却依然诙谐健谈的侯一民和邓澍夫妇。回忆起过去，侯老笑着说，我这一生一点都不亏，因为我经历了很多人经历不到的事情。　　

1930年8月生于河北高阳县的侯一民，在卢沟桥事变后，随父母从农村来到北平，1942年就读北平四存中学时，遇上了启蒙老师陈玄庵，在这里他学到的不仅是诗词、篆刻、国画，更有思想上的爱国主义启蒙。用侯一民的话说：“我在艺术上的‘开口奶’就是我们中国的、民族的东西。”　　

1946年8月抗战胜利后，徐悲鸿为校长、吴作人为教务长，奉命接管了国立北平艺专（党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侯一民同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国画科。一年后转西画科，得到徐、吴二位名师亲授，改学油画。1947年，年仅17岁的侯一民加入中共外围组织“进步青年联盟”，组织反饥饿、反内战示威，组织秘密读书会和“黄河剧团”，并发展李天祥等多人入盟。　　

1948年10月9日，18岁的侯一民成为中共党员，11月即因艺专地下党支部负责人被当局通缉而接任了党支部书记，组织营救被捕的同志。他曾先后发展了董希文、艾中信、李桦、周令钊等教师入党。他曾受上级指示，安排党员教师冯法祀带领秘密进城的田汉到徐宅面见徐悲鸿和吴作人，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平”的嘱托，鼓舞徐、吴二人团结广大师生，阻止了北平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教育部南迁艺专的图谋。　　

“那时我18岁，每天自行车上挂一双溜冰鞋，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去溜冰，其实我是去干事情。”所谓“干事情”，就是利用漫画、连环画、宣传画等形式，在文艺战线开展对敌斗争。侯一民记得，“当时我们办了一份刊物，其实是一份战报，我把这些刊物藏在美院宿舍的地板下，拴根绳，要看时，把绳一拽就拿上来了。”此外，他和同志们还印刷了10万份木版画形式的宣传册，是在已故知名作曲家瞿希贤家中刻制出来的，“手都刻得流血了，戴爱莲还给我们送来吃的和棉衣……”　　

1948年底，他组织叶浅予、董希文、周令钊、李桦等师生进行创作后，怀揣着上级发的左轮手枪，在我人民解放军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之际，组织艺专的师生员工们把传单贴满了古城的大街小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侯一民和“鲁艺”学生一块儿到沈阳机械厂等单位下厂下乡，后又到北京西郊参加土改。1950年，党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侯一民成为学院的一名教员。同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又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赴朝。在那里，志愿军战士、鸭绿江上的朝鲜战士、朝鲜一家人、担架队，甚至战俘营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都成为他描摹地对象，由他手绘的一张张战地速写，生动地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前方的战事。在随后的时光里，他没有停止对生活的深入，尤其热衷于到煤矿采风，更是和很多矿工结成了好友。　　

这些经历，让他找到了一生的艺术信条，“人不能够关在家里自我研究，还是要把自己的眼界和生活面打开，尽可能寻找自己真正寄情和投入的东西。除非你把自己封闭起来，只要你敞开心怀，你就会关注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　　

结缘人民币　　

从1962年开始，中国人几乎每天都欣赏着侯一民的作品，堪称世界上流传量最广、被最多人看到并接触过，这就是中国的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虽然没有署名，甚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幕后的艺术家是侯一民，但这两套人民币却是他最引以为傲的创作之一。　　

1958年侯一民只有28岁，他当时是党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中国人民银行邀请他和罗工柳、周令钊3人组成了第三套人民币设计小组。在此之前，第一套和第二套人民币的绘制、生产都由前苏联专家协助完成，而第三套人民币标志着中国自主设计、绘制和生产高质量货币的开始。侯一民被选入设计小组，并承担了1角、2角、5角、1元、2元、5元、10元7个币种全部票面的风景与人物绘制任务。为了贯彻当时全面体现社会生产力的要求，侯一民深入到建设一线进行了大量的写生，最终绘就了这一系列从1962年到2000年在中国流通、发行达38年的人民币。带有炼钢工人图案的5元券，曾被评为“世界纸币精品”，成为钞票史上的一幅经典之作。　　

到了1978年，侯一民再次接受邀请，参加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为了突出“民族大团结”的主题，侯一民在3年内踏遍了大西南，考察写生各个少数民族的生活，1982年与其夫人邓澍共同完成了第四套人民币的主景设计。后又在50元券的设计中，特意加上了戴眼镜的知识分子形象；100元券里，独具匠心地绘制了四位领袖的头像。这两套人民币流通使用期长达数十年之久，极具收藏价值。　　

60年的天作之合　　

侯一民和邓澍的结合被朋友们称为“天作之合”。一是因为两人61年的恩爱岁月，二是在艺术创作上的夫唱妇随。1950年，在北平国立艺专基础上成立的党中央美术学院，其实还有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从解放区合并过来的华北大学艺术系，而华北大学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之一。年长侯一民1岁的邓澍便是从华北大学并入党中央美术学院的女战士、女干部之一，被与其年龄相仿的学生称为“我们的小老师”。1952年7月1日，侯一民和邓澍选择在党的生日举行婚礼。

　侯一民夫妇近照　

侯一民和邓澍，一个来自解放区，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家庭是一个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和艺术激情的“黄金组合”。1954年，邓澍去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油画系学习油画创作。这一年，侯一民考入党中央美术学院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同班同学有冯法祀、靳尚谊、武德祖、詹建俊等22人。此后，这个班对中国油画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7年以后的1961年，邓澍回国，与侯一民开始艺术的合作创作阶段。“文革”后，两人又共同开始了壁画合作创作的旅程，直到2009年创作完成大型巨幅壁画《抗震壮歌》。　　

在位于戒台寺的“逸园”建好后，除了延续原来的创作外，两人分别玩起自己最喜爱的“游戏”——侯一民拿起毛笔画一些中国古典寓言故事和生活感悟系列国画作品，邓澍则在画布上画起他们的老师和朋友，还有她所喜爱的牡丹和迎春花，“逸园”里的时光可谓其乐融融。　　

2008年，侯一民因患直肠癌怕邓澍担心，便给她留了一批“作业”，瞒着她到北大医院做手术，经过7天7夜高危病房的折腾后，来到病房的邓澍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知道他没事”，并为他画了一幅在病床上的油画像。　　

“逸园”分3个展厅收藏着两个人的几乎所有代表作品。侯一民前脚带朋友参观那些作品，邓澍后脚会逐次把打开的门和灯光一一关上。用侯一民的话说：“不用担心，一个都不会落下，有人会关掉！”两人的政治和艺术激情，经过半个多世纪后，在北京西山戒台寺旁一座看起来不显眼而内里却价值连城的安静院落里，找到了自己最理想而恰当的呈现方式。　　

侯一民的女儿侯珊瑚从小受到父母熏陶，成为旅居美国多年的画家。　　

不卖画的画家　　

业内周知，侯一民在画坛上有着强大的“气场”。不管何活动何场面何规格何规模，只要他到场，宛若众星捧月一般，各方视线均会集于这个白胡子、大肚子、拄棍子却思路清、中气十足的老翁身上。众所不知，作品量巨大的侯一民却未卖过画。每涉此话题，他的回应总是3个字：“我喝粥！”对此，他给我的解释是——“我没卖画，不想‘吃肉’。我愿‘喝粥’，喝粥长寿。我手画我心，我心为人民。”　　

“文革”结束后，侯一民重任油画系副主任，在与吴作人、靳尚谊、林岗共同执教于陈丹青、葛鹏仁等首届油画研究生毕业后，他于1983年始任党中央美院第一副院长，实际主持全院工作历时4年。一辈子因为画钞票而出名，但侯一民却坦言，自己一辈子最喜欢的题材，是朴素的煤矿工人。　　

年轻时，侯一民便曾多次深入矿区写生。在那里，他和煤矿工人们同吃同住，通过画笔留下他们结实的肌肉、黝黑的脸庞、疲惫的神情。他指着幻灯机播放的一张煤矿童工的速写图：“他们被称作‘水老鼠’，矿底里有很多水，童工拉煤斗的时候，只能看见他的头在外面，真的很悲惨！”　　

不过，侯一民的笔触并非停留在对苦难的再现。“我总是从正面表现他们的一种意志，一种求生存、求做人的渴望。我不会把他们画成‘黑鬼’，因为他们是我爱地对象。他们虽然黑，但他们的灵魂是美的，是一种真美、大美、朴素的生命之美。他们，影响了我的艺术审美观，这也是我不太喜欢轻浮、华丽的作品的原因。”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他便来到党中央美院，和中国壁画学会高级研修班的师生们商量创作一幅“大画”的事情。这幅“大画”便是汶川地震一周年时展出的巨幅壁画《抗震壮歌》。在长近200米、高2.5米的长卷上绘制了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面，整体效果十分震撼。　　

但是观众们并不知道，就在这幅作品完成前夕，侯一民却因肠癌不得不入院做手术。谈起这事儿，侯老轻描淡写地说：“昏迷了70多个小时，阎王爷知道我手头的活儿还没做完，所以不要我，于是我又回来了，把剩下的事情做完。”　　

侯一民说，他想用这件作品回答一个问题：“别有用心的人说，我们的青年人身上共同的理想荡然无存了，是这样吗？这幅画作证明了一切！我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艺术家’，理当讴歌真善美和人间大爱，理当用艺术为人民服务。有人说，‘为人民服务’已经过时，我倒是认为它很前卫，我一生坚守，无怨无悔。”　　

侯一民指着第四套人民币10元券上的蒙古人形象得意地说：“这个蒙古人很像吧？”朋友问他，您在设计时是不是在这方面有了点“私心”时，他哈哈大笑。“我们去过内蒙古很多次，经常会请当地的蒙古族姑娘、小伙当模特。我们一家都以是蒙古族而感到自豪。”“我们家祖上原在北京，开过当铺，攒了点钱后去了河北高阳县买了地定居下来。”侯一民说，在朋友们的眼中，自己是条“蒙古族汉子”。与生俱来的血性，似乎很适合革命和艺术的热血需要。“最老的传统，也是最新的观念，就是艺术要为人民！”侯一民说。　　

                       （摘自《内蒙古日报》2013.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