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部为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撒尔及其后裔所属部落，14世纪在额尔古纳河和呼伦湖一带游牧。15世纪初，其中一部分东迁到大兴安岭以东的嫩江流域，成为兀良哈地较为著名的蒙古部落，北元时成为东部蒙古较强大的独立势力。曾与卫拉特部征战，与达延罕的6万户蒙古抗衡，后来形成包括科尔沁部6旗、杜尔伯特部1旗、扎赉特部1旗和郭尔罗斯部2旗，共4部10旗的社会集团，也成为蒙古语在内蒙古东部地区形成地方口语的社会基础。科尔沁土语不是在1个部落或1个旗的范围内形成，而是以超部落或部落联盟为社会基础的蒙古社会大分化的产物，又是蒙古社会在科尔沁地方局部统一的产物。

清代科尔沁各部和内喀尔喀5部由于在后金统一中国的战争中的汗马功劳而成为清王朝的主要依靠力量，保存传统的地域和王公贵族势力，也保证蒙古语使用的社会环境。在以后300余年的历史时期内，通过与清王室的联姻关系，科尔沁王公贵族优越的社会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为蒙古语在科尔沁地方独立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在科尔沁土语中，反映科尔沁王公贵族的社会活动和王府生活的词语比比皆是，在科尔沁民歌和地名中也保留这方面的词语，在老一代人的叙旧言谈中同样有反映旧时贵族等级、官职地位、封建礼教的词语，在传统的习俗中也保留着封建等级关系的词语。这些都是过去的那种社会生活的写照。

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的蒙古语口语与其他地方的蒙古语基本一致或大同小异，只是在语音、词汇方面具有地方特色，因此不成为一种独立的方言，而是基础方言里的一种土语，与西部区土语的差异较大些，具有蒙古语在哲里木盟地方变异的特点。

在过去的社会里，哲里木盟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简单的游牧生活和闭塞的社会生活使语言的扩散和社会交际受到限制，往往以日常生活用语为主，向地区性变异发展。在各旗王爷统治的封建割据环境中，蒙古语口语还具有蒙旗范围的地方特色。直到如今，我们仍可以听到库伦口语和奈曼口语的特点，以及科尔沁左翼中旗和科尔沁左翼后旗口语东部和西部的差异。各旗的口语都有独特语言成分。

元代和明代，这里是蒙古人游牧区。后来，北部科尔沁人和内喀尔喀5部人南迁到这里，形成蒙古人在这里的第一次汇集，使蒙古语的环境有所改变。

清代，许多下嫁公主及随员和属民在这里定居繁衍成为科尔沁人，使用蒙古语，还有大批内地农民，被称为五荒八旗人，在这里落户生息，经过几十年与当地蒙古人杂居、来往，使用科尔沁蒙古语，使哲里木盟形成比较广泛的蒙古语环境。另外，该地的许多汉族人、满族人和希伯族人也使用蒙古语，因此，这里的蒙古语使用环境大、人口多、口语影响面广。

清末至民国初年，哲里木盟肥沃的良田吸引许多外地人前来开荒种地，于是出现又一次人口汇集，形成蒙汉杂居的语言环境，并使语言中出现农业文化的内容。此后，哲里木盟的汉族聚居地逐渐扩大，有的地方成为汉族县而划归其他省，使哲里木盟的纯蒙地方缩小，使用蒙古语的地区人口更加密集。到1998年，除通辽市、开鲁县和其它旗的局部地方为汉语使用区之外，各旗县广大农村牧区以苏木、嘎查为集中点，以蒙古屯为单位，形成全盟范围的纯蒙和蒙汉杂居的语言环境。其中科尔沁左翼中旗46个苏木乡镇中蒙古族占多数的苏木有30个，科尔沁左翼后旗34个苏木乡镇中的26个为蒙古语的环境。扎鲁特旗、库伦旗和奈曼旗许多苏木乡镇主要使用蒙古语。蒙汉杂居的苏木乡镇中也有不少蒙古屯主要使用蒙古语。汉族人占多数的通辽市郊区有3个苏木和许多蒙古屯使用蒙古语。这些地方的日常用语、一般的社会交际和文化娱乐活动离不了蒙古语。在城镇和集市也有许多蒙古族居民和流动的蒙民相互间说蒙古话。全盟约有110万蒙古族人，占全盟人口的40%，其中有80%的人说蒙古话，因此，这里是全国和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使用蒙古语人口最多的地区。

（一）农业生活

在蒙古族社会里，哲里木盟的蒙古人最早从游牧转入定居，从事牧业的同时从事农业生产，于是蒙古语中有了农业的内容。19世纪初，辽河两岸兴起农业，大批外地农民开垦荒地，建立村落，原地部分蒙民赶着牛羊奔赴边远沙丘地带游牧，大部分蒙古人则改变了游牧生活，定居于科尔沁草原从事农业。蒙古人聚居于农村，从几十户发展到几百户的蒙古屯星罗棋布，形成户连户，村接村的农村语言环境，蒙古语的交际呈现更活跃的局面，蒙古语的村名、地名多了，乡间的来往和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成为蒙古语口语的内容。

哲里木盟蒙古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也给口语增添许多新的内容。由于定居，需要建房，关于房屋的种类、结构和建造的技术、材料等方面的用语自然也产生。由于定居生活，集中和积累许多财物，关于院落、仓房、家具、农具的词语更加丰富。由于从事农业生产，家禽家畜的饲养、关于五谷杂粮和疏菜瓜果的种植、土地的使用、季节的选择，收割和加工农业产品等方面的词语在哲里木盟蒙古语口语中应有尽有，并反映出地方特点。特别是与农业生活有关的衣、食、住、行的词语，在当地口语中形成和发展，词汇丰富，词义比较具体。例如车辆和犁杖的各个部件都有专有名词，关于种植和收割的过程以及加工制作的手段也有地方口语详细而生动地描绘和表述。其中大部分词语产生于民间，还有一部分是汉语借词。

哲里木盟的蒙古人很久以来既农又牧，吸收邻近汉族人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因此，语汇有多方面的内容。

（二）风俗习惯

当地蒙古人在传统的蒙古语称谓词语基础上增添许多方言的称呼，基本上与汉语的称谓对称，对人们之间关系的远近、亲疏和感情色彩区分得比较详细，其中借用许多汉语称谓词语，例如称最小的叔叔为“麻麻”，称舅为“朱朱”，称姨妈为“杨啊”。此外，称呼爷爷、奶奶、太爷、太祖母、大爷、大娘、叔叔、婶娘时一般都用汉语借词，不用蒙古语的复合称谓词语。哲里木盟蒙古屯周围的山河地形都有专有名称，村名地名也有历史典故，并有反映放牧打猎的生活环境和反映蒙古民族豁达豪放心理素质和美感的方言。哲里木盟的蒙古人对土地的热爱，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渴望心理形成的许多习俗，滋生许多习俗词语。有关时令的习俗受到汉族的影响，形成与汉语相对应的习俗词语。例如，过小年、祭灶、吃粘食，过大年，贴对联，吃饺子，初五破五、二十五祭田仓、清明节扫祖坟、端午节登高峰等，离不了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充满农业文化的内容。

当地蒙古人的各种祭祀活动如祭敖包、祭山神、祭场院、祭奶奶神时用当地口语表达风俗礼仪的祝词、贺词，以及各种活动形式的名称，反映当地方言的特点。

婚丧嫁娶的活动也在当地口语中得到反映，例如定亲的酒宴、娶亲的仪式、送亲的宴请，新郎新娘的服饰、礼节等都有地方的习俗内容反映在口语里，产生了方言性的语言成分。

（三）宗教活动

蒙古人传统的宗教——萨满教在科尔沁草原长期流传，演变为科尔沁“博”，并由此产生许多有关的词语。关于科尔沁“博”的种类、服饰、道具和各种表演形式的词语成为民间的口语成分，其中保留一些蒙古语的古代成分。

蒙古人普遍信奉佛教，1949年以前，哲里木盟有191所寺庙，约有三分之一的蒙古族成年男子集中于寺庙，念藏经、说蒙古语。因此庙会和喇嘛的活动成为当地蒙古语交际的中心，人们的言论中增加经文的内容，人名和地名中也保留经文的词语。

（四）文化生活

哲里木盟的蒙古语方言民歌和民间故事出自民间的口语，在民间自编自唱和流传中得到锤炼，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幽默生动，是当地蒙古语口语的精华。

具有哲里木盟地方特点的300余名拉胡说书艺人遍及广大农村牧区，受到人们的欢迎，他们是当地蒙古语言艺术家，即兴编唱历史传说和好来宝，口若悬河，有时连续说唱十天半月。许多人宁可不看电视，专听拉胡说书，可见拉胡说书所用的蒙古语方言的巨大含量和艺术魅力。

（五）语言习惯

哲里木盟各旗口语中都有一些土话和方言词，与当地的生活习惯和表达感情相联系，分别与书面语的词形成等义词关系，当地人的语言习惯与文字语言有所不同，人们对广播或官方的书面语感到生疏。

哲里木盟的蒙古人很早就与汉族人来往密切，吸收汉族文化和许多汉语借词，同时学会汉语，其口语受汉语影响较大，特别是在哲里木盟的喀喇沁人汉语程度高，口语中有汉语卷舌音和许多汉语借词。他们之中蒙汉兼通的喀喇沁先生们曾在哲里木盟各地传播汉语文化，翻译大量的汉语古书演义，编成艺文传播民间，使民间口语中汉语成分更为丰富，甚至连蒙古族的人名和地名有许多都是汉语词。

城镇和汉蒙杂居区主要使用汉语，因此，大部分人蒙汉兼通。其中知识分子和干部，特别是年轻人在社会交际中习惯于使用汉语。这种情况导致蒙古语口语产生混合语现象。生活中出现的许多新生事物来不及形成蒙语词语，通过这些人的言语使汉语词直接进入蒙古语口语。言谈的语句中关于公历、星期、机关、职务的名称一般用汉语代替，甚至一些汉语动词也以蒙古语的形态进入语句中，形成不规范的言语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