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沿革

内蒙古地区的寺庙学塾教育是随着黄教（喇嘛教的一个支派）的传入而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

16世纪中叶，阿勒坦汗执政时期，中断200余年的喇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其支派黄教迅速为蒙古贵族和广大牧民所接受。明万历七年（1579），阿勒坦汗在今呼和浩特市建立内蒙古地区第一座黄教寺院甘珠尔庙（即大召），其后又修建席力图召（延寿寺）、小召（崇福寺）、乌素图召（庆缘寺）、美岱召等大小召庙10余座。蒙古其他各部也纷纷修建寺庙，如察哈尔部的察干召（白寺）、喀尔喀蒙古的额尔德尼召等等。随着寺庙的增多，佛事法会频繁，培训喇嘛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有部分喇嘛自费或由召庙选派到西藏、青海等地的寺庙学塾学习深造；同时，内蒙古各地的寺庙也开始设置学塾，招收青年喇嘛学习藏经文。1586年，设于哈喇嗔部的译师学塾组织喇嘛翻译藏文经典，培养大批翻译经文的人才。16世纪末，在图门汗的主持下开始翻译藏文《甘珠尔经》，至林丹汗执政时，这部108函的佛教百科全书全部译成蒙古文。

清朝统治者深知喇嘛教在统治蒙古族中的重要性，明确规定“兴黄教”为对蒙政策重要内容之一。为大力扶持、鼓励喇嘛教，统治者给寺庙和喇嘛一定的社会地位：给寺庙划分一定的土地、牲畜，喇嘛可以免去劳役，受到人们的敬拜。由此，喇嘛教在蒙古地区迅速发展。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蒙古地区建筑寺庙已成风尚，盟有盟庙，旗有旗庙，佐（苏木）有佐庙，王公贵族还有私人家庙。至清末，内蒙古地区形成 “寺庙林立，僧众遍布”“男三者一人为僧”的局面。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蒙古地区黄教寺庙已达1200余座，喇嘛达10余万人。锡林郭勒盟有寺庙130余座，喇嘛16000余名；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有寺庙243座；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境内，鼎盛时期有大小召庙187座，喇嘛2万余人；四子王旗有24座寺庙；土默特左、右两旗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之说。随着寺庙和喇嘛的增多，各地较大的寺庙均纷纷设置学塾，收徒传授经典。

内蒙古地区具有6个学塾的寺庙只有巴达格尔庙（即今包头市区东北的五当召）；设5个学塾的有土默特左旗的葛根黑德庙（即广化寺）；设4个学塾的有呼伦贝尔盟（今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地区的甘珠尔庙，奈曼旗的蒙楚格庙，科尔沁左翼中旗的莫力庙，库伦旗的寿因寺，阿鲁科尔沁旗的汗苏漠庙、根丕庙和巴勒楚儒德庙，土默特右旗的霍尔钦胡日雅庙（瑞应庙），乌珠穆沁旗的哈拉嘎庙和莫洛木喇嘛庙，杜尔伯特旗（今四子王旗）的锡喇木伦庙，达尔罕贝勒旗的巴特哈拉噶庙（百灵庙）等10余座；其余大小寺庙，有的设2～3个学塾，有的只设1个学塾，也有的寺庙无学塾。

辛亥革命时期，内蒙古地区有少数喇嘛呼图格图（喇嘛的尊号）曾附和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格图的“独立”活动，但内蒙古地区的喇嘛教主十九世章嘉呼图格图率先赞助共和，并劝导内蒙古各寺庙的喇嘛归顺袁世凯政府。袁世凯也深知，要制服蒙古，在笼络王公贵族的同时，必须利用喇嘛教。因此，于民国元年（1912）8月公布《优待蒙古条例》，明确指出：“蒙古各地呼图格图、喇嘛等，原有之封号，概仍其旧。”将十九世章嘉呼图格图，从多伦诺尔请到北京，封为“大国师”，并加封“弘济光明昭因禅化”尊号；对其他有功之喇嘛也一一嘉奖。从民国元年至民国4年（1912—1915），受封为呼图格图尊号的喇嘛多达240余人。同时，袁世凯政府又将清代的理藩院改为蒙藏院，下设宗教科，主管“宗教之教育及一切宗教事项”。蒋介石袭用袁世凯地对蒙政策，设隶属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任命十九世章嘉呼图格图为委员，并加封“净觉辅教”名号。继而设置“蒙旗宣化使公署”，直属于行政院，任命章嘉呼图格图为“蒙旗宣化使”，以宣化蒙民。又于北京设“喇嘛事务所”，掌管包括寺庙教育在内的一切宗教事务。颁布《蒙古喇嘛监督条例》，条例第14条规定：“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筹办学校，培养喇嘛生活上必要之知识和技能。”这个时期，内蒙古地区新建的寺庙虽不多，但由于国民政府采取出资修复寺庙、赐名加封等各种扶持政策，内蒙古的喇嘛教也曾盛极一时，寺庙学塾教育也呈现经久不衰的局面。民国9年（1920），库伦旗福缘寺为培养喇嘛医增设曼巴学塾。民国15年（1926），又设却伊拉学塾，下设12个寻岱（专科班级），并将历年派往寿因寺学习的110名喇嘛接回，让他们志愿选择12个寻岱的一种继续深造。同年，库伦旗的兴源寺也增设却伊拉学塾，从寿因寺聘请首席喇嘛讲经。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东北，把发展喇嘛教视为政治渗透、笼络人心、强化其殖民统治的灵丹妙药，认为“整修喇嘛教是治理蒙古之要务”。为此，在其统治机构中设置专管喇嘛教的各种组织，成立隶属伪满洲国国务院的“满洲帝国喇嘛教宗团”，由蒙古活佛任团长，日本喇嘛任副团长并直接控制当地喇嘛教的一切事务。在内蒙古中部沦陷区，伪蒙疆政府兴蒙委员会设立“蒙古佛教复兴会”，下设喇嘛印务处，掌管当地喇嘛教。

1944年，呼伦贝尔盟牧业四旗有喇嘛2645人。1945年，牧业四旗的蒙古族小学生有1471名，学生数远少于喇嘛数。据伪满洲国蒙政部1936年的统计，东蒙地区蒙旗喇嘛庙总数为662座，喇嘛28985人。日本侵略者在整顿、扶持蒙旗原有寺庙学塾的基础上，又重新制定专门的教育制度，规定每个旗都要在基础好的寺庙建一所喇嘛学校，因而蒙旗喇嘛学校明显增多。据有关资料统计，1942年，锡林郭勒盟的16个旗各有1所喇嘛学校，全盟共有16所，教员总数30余人。各校教师人数不等，最多的15人，最少的只有1人。16所学校共有喇嘛学生501人，其中在校学生数最多的有80余人，最少的只有10余人。伪兴安北省公署于1938年在呼伦贝尔地区新巴尔虎旗、陈巴尔虎旗的7座召庙，各建立1所曼巴日仓学校（喇嘛医学校），同时在海拉尔市（今海拉尔区）成立蒙古喇嘛医学研究所，直接管辖并指导上述7所曼巴日仓学校的一切教学工作。

1941年，日伪当局还决定，每年从二年制喇嘛学校毕业生中选拔15～19岁的学生20名，送到新京（今长春）蒙古事务学院喇嘛学生部公费学习，学习期限一年。日本侵略者还制定喇嘛留日制度，一方面限制蒙古喇嘛到西藏、青海等地寺庙学习深造，另一方面又鼓励喇嘛留学日本，以造就亲日的“喇嘛中之指导者”。1934年，当局派遣第一批6名喇嘛学生到日本高野山兴亚密教学院留学。1940年，伪蒙疆政府从巴彦塔拉盟地区选派10名青年喇嘛赴日本学习。1940年，蒙旗各寺庙的青年喇嘛100余人到日本各僧院和佛教学院留学。1941年，在日本延历寺喇嘛训教场、智恩院喇嘛训育场及高野山兴亚密教学院学习的蒙旗喇嘛学生有42人。这些喇嘛学生学成回国后，大都成为各寺庙的掌权者和喇嘛学校的教师。

1942年，在德穆楚克栋鲁普“兴蒙”办学的号召下，四子王旗王府主持建立了希拉穆仁庙学、都呼莫庙学、满都拉庙学和哈布其拉庙学，共有学生150余人，学习内容有《蒙古字母》《圣谕广训》等，希拉穆仁庙学的学习内容除上述课程外，还教学生学习制造粗纺毛织品技术。满都拉庙学、哈布其拉庙学、都呼莫庙学于1945年秋停办。1949年5月5日，四子王旗和平解放。1950年，在希拉穆仁庙重新建立庙学，学生有四五十名，全部是青少年沙毕喇嘛。除了学习藏经和参加庙内劳动外，学生还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公办学校的一些课程。1953年，喇嘛学生转入当地的蒙古族小学读书，庙学解散。

16世纪末，出现于内蒙古地区的喇嘛教育，虽然以巩固封建统治为目的，尤其是沦陷时期的喇嘛学校，为日本的殖民统治培养少数叛国者，但喇嘛学塾及喇嘛学校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客观上为没有条件接受教育的蒙古族牧民子弟提供学习文化知识的机会，在保存和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及培养蒙古族翻译人才、著作家、教育家和医学人才等方面也发挥积极作用。据当时统计，牧区蒙古族文盲占蒙古族人口总数的50%，而农区汉族文盲为当地人口总数的95%以上。1952年，开展扫除文盲工作时，四子王旗有蒙古族4000余人，其中喇嘛767人，这些喇嘛成了扫除文盲工作的骨干或教师，旗扫盲办公室专职干部萨木腾就是一位还俗的喇嘛。阿鲁科尔沁旗六世杨松活佛吉木彦，蒙文、藏文造诣很深，后被选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人大代表。

巴林右旗阐化寺的葛根喇嘛嘎拉僧普日布扎木苏，从1939年起行医于旗内外，为各族人民诊治疾病。1947年，他募集资金建立旗蒙医诊所；1950年，诊疗所扩大为蒙医、中医、西医结合的巴林右旗中心联合诊所。1962年，建立巴林右旗蒙医研究所，嘎拉僧被任命为所长。

最著名的喇嘛医是鄂尔多斯的沙拉布朋斯克，他历任伊克昭盟展旦召大喇嘛，呼和浩特席力图召主事喇嘛，他的医术高明，自筹资金分别在伊克昭盟、呼和浩特市建立蒙医诊所，后被推选为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第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网站蒙医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