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以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继承放垦蒙地政策，发布许多奖励条例，变本加厉地推行放垦政策。1914年，袁世凯政府的内务、农商、财政等部及蒙藏院联合制定《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垦辟蒙荒奖励办法》。1915年又公布《边荒条例》。接着在内蒙古地区的大小军阀也纷纷制定兴办蒙垦，搜刮租银的各种《规划》《办法》《条例》，大肆开展放垦蒙地的活动，远远超过清末“放垦蒙地”的规模。

中华民国政府禁止私放蒙荒和奖励垦辟蒙荒，实际是仿效清末变私垦为官垦，既得地权又获地利。《禁止私放蒙荒通则》规定，蒙旗放荒一律要报经党中央批准，由政府出面放垦，凡私放荒地的王公、台吉等，都要视情节轻重受到降爵、罚俸、罚畜等惩处。《垦辟蒙荒奖励办法》规定，各蒙旗凡原报垦招垦领蒙荒者，根据报垦领垦地多少，分别给予勋章职衔、匾额、荣典、奖章等奖励。《边荒条例》规定，放垦蒙旗牧地，由各旗札萨克呈报蒙藏院转呈大总统核准执行。所收银一半归中华民国政府，一半归蒙旗。这样中华民国政府既控制放垦蒙荒的大权，又坐收大量荒银。在袁世凯政府大力推行放垦政策的鼓励下，驻在内蒙古地区和邻近内蒙古地区的军阀争先恐后放垦蒙荒。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武力强迫东部地区蒙古王公放荒，1916年，“强迫开放达尔汗亲王旗辽河南北两岸沃土四千余方”，1922年又“占有通辽以西沃土二千八百余方”。1924年，张作霖部下“吴俊升强迫博多勒格台旗将斯卜海的土地二千垧租借九十九年”“是年吴俊升和杨宇霆同时侵占博旗松林哈特耕地二千二、三百垧”。同年，张作霖拟定《内蒙开垦大纲》，一面移民招垦，一面由军队屯垦。1928年，张作霖为进一步振兴地利，委张作华兴办兴安屯垦事宜。兴安屯垦计划以索伦为中心，东南临洮儿、归流二河与洮安县相接，西南邻乌珠穆沁，东北达扎赉特旗，西北为大兴安岭，这一大片地域位于兴安岭南麓，故名兴安屯垦区。这一片宜垦荒地有平原地带、缓坡丘陵地带，荒地总面积为9975平方公里。设立索伦山、葛根庙、佘公府、王爷庙等3个军垦团和1个军官队。初期垦殖面积共为56380亩。1927—1929年，热河军阀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也以武力在敖汉旗、喀喇沁旗、赤峰市郊区、翁牛特旗、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等强行放垦大片土地，实行军垦。

1932年，在自治区西部地区（原绥远省，今呼和浩特市地区），国民政府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以御侮实边，屯垦西北为名，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商定在包头设立绥远省垦殖联合办事处，闫锡山自任督办，王靖国、傅作义、张荫梧任会办，由陆军七十师、七十二师、七十三师编余官兵组成3个师垦队、3个军官垦殖队、27个垦殖连队，进驻河套地区，占有绥远垦务局清丈放垦后的余地4800顷，垦点遍及河套全境。屯垦队一边开荒植谷，一边剿匪，使河套地区社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安定。屯垦办事处在五原设立“农事试验场”，引进各种花卉、瓜菜、优良牧草、果木、粮糖作物、禽畜及一些机械半机械农具，对当地农业生产起一定示范作用。

屯垦队在开垦的土地开挖川惠、安惠等13道干支渠，清淤23道较大的干支渠，扩大河套地区引黄灌溉农田面积。至1934年，两年内，在河套垦区开垦荒地、二荒地20万余亩。1934年总播面积13.58万亩，其中屯垦连队自种6.5万亩，租给农民伴种7.08万亩，粮食除自给外，还有出售。1939年，傅作义将屯垦军改编为五原，临河警备旅。屯垦办事处由五原移到百川堡（今临河的新华乡）。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屯垦队的土地、房屋、牛犋由各县人民政府接管，土改时全部分给贫苦农民。

至20世纪30年代，自治区东部的大兴安岭东南麓平原、河谷，中西部的河套平原、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的中部和阴山后山等地区大部分已被放大，总面积达6000万亩。

“九·一八事变”后，自治区东部地区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侵略者企图公开大面积掠夺内蒙古的土地资源。1936年，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被选定开拓移民的地区包括哲里木盟（今通辽市）、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兴安盟、呼伦贝尔盟（今呼伦贝尔市）的许多地区，列入开拓土地面积达10500万亩。据1943年日本开拓总局长在日满开拓主任官联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透露：至1942年末，共收买3亿亩的开拓用地，其中已耕地即达5265万亩，在这些土地中有一部分在内蒙古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