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581～618）的建立，南北统一，铸币亦复归一。货币制度仍实行五铢钱制，但又有整顿和提高。隋文帝开皇元年（581）铸行统一的“五铢”钱，俗称“开皇五铢”，规定每千枚重4斤2两。为了推行这种钱制，开皇三年，令各关置百钱为样本，合乎标准的才准许入关。不合乎标准的钱则销毁为铜，改铸新钱。并禁止以前的“常平五铢”、“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等钱流通。这样，在全国实现了统一的隋五铢钱的流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货币流通长期混乱的局面。由于这一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再度繁荣，内蒙古地区又是草原丝绸之路必经的主要线段，因此隋五铢在内蒙古地区的出土和发现也较南北朝钱币为多。

唐朝（618～907）承隋以后，又重新建立了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唐代币制继承了前代的传统，“钱帛兼行”在整个唐代一直是法定货币流通制度。但在金属铸币流通方面，废除五铢钱，建立新的“开元通宝”钱币制度，不仅开了以通宝、元宝、重宝为钱币名称，而且改革了衡制——以钱代铢十进位制，规定了铜铸币的货币单位为文。而且在整个唐代经常感到流通中铜钱的不足，特别是两税法实行以后，扩大了货币流通范围，促成了唐代中期为时数十年的货币紧缩现象，出现了所谓“钱荒”，标志着金属铸币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地位与作用的加强。与此同时，绢帛的货币性逐渐衰退了，而贵金属白银的生产与使用渐广，特别是到唐末、五代时，已有正式进入流通领域的迹象。

唐朝建立后，武德四年（621）宣布废止五铢钱，改行“开元通宝”钱。从此，我国的金属铸币制度正式脱离了以重量为名的五铢钱系统，而发展为“通宝”钱制度。这种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不仅是唐朝一代的定制，而且在此后的近千年中，其大小轻重往往被作为“制钱”的楷模。开元钱每枚重2铢4絫，10枚重1两，1枚开元钱称1文或1钱。自此，1两10钱制的十进位衡法逐渐形成。

唐代的内蒙古地区，生活着突厥、契丹、奚、室韦等诸多游牧民族。其中以突厥最为强盛，建立了疆域辽阔的突厥汗国。内蒙古的西部、中北部即为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而南部、中部直至东部地区则都是唐王朝的辖地。同时，这里有相当大的地域则是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交错共存的地区。由于唐王朝的强大国威，对外交往的国门大开，一时出现四方威服、八面来朝的局面。突厥汗国也与唐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双方间虽有战争，但更主要的关系仍是臣属、联姻、和平相处和经济文化交流。这也促进了此一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兴旺发展。因此，在内蒙古地区不仅出土发现了大量的唐朝钱币，而且也有西域地区乃至中亚西亚等地的外国货币。

五代十国（907～960）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动乱时期。一些割据政权曾先后铸造过铁钱和铅钱，与铜钱并行流通。兴起于北方的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统治了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并铸行货币。五代十国时期的钱币在内蒙古地区极为少见。

一、隋朝货币

隋朝立国不足30年，当时币值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与隋朝建立之初文帝杨坚实行的货币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隋五铢较汉五铢个体小、外郭宽、穿孔小，无好郭，独“五”字旁穿有直划似好郭。制作精良，“五铢”2字笔划精细，“五”字交股处稍曲而圆。

赤峰市辽上京地区发现有隋“五铢”。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出土有数枚隋“五铢”。

通辽市出土有隋开皇“五铢”。

1959年，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唐代古城出土的唐代窖藏钱币中，有318枚隋“五铢”。

1964、1965年，呼和浩特市郊区白塔村出土金代窖藏钱币中，有隋“五铢”1枚。

1981年，赤峰市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的辽代钱币窖藏中，有隋“五铢”433枚。同年巴林右旗上石匠村出土辽代窖藏钱币中，有隋“五铢”25枚，钱径2.15至2.4、郭厚0.07至0.09、穿宽0.8厘米，重1.9至2.3克。1985年，巴林右旗他本板出土的唐早期窖藏钱币中，发现5枚隋“五铢”。

1987年，伊盟乌审旗陶利苏木西夏窖藏钱币中发现隋“五铢”103枚。

1990年，伊盟达拉特旗吉格斯太乡沟心召村发现的金代窖藏钱币中，有1枚隋“五铢”，钱径2.25、穿宽0.75厘米，重2.1克，面穿右一竖与“五”字相连。

在乌盟凉城、丰镇、察右前旗、兴和等旗县都出土了少量的隋“五铢”。

呼和浩特市地区隋“五铢”遗存最多的地带在托克托县中滩乡所辖沿黄河的一溜湾村庄。据分析当与隋大业三年（607）四月，隋炀帝北上“巡幸”榆林（今伊盟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与托克托县仅一河之隔）有关。另外，黄河当时是隋王朝北部地区水陆交通要道，著名的君子津就在附近，过往商人较多，因此，这里遗留有较多的隋“五铢”钱。

另在呼和浩特市地区的清水河、和林格尔和武川县出土的窖藏钱币中也常有隋“五铢”。

内蒙古博物馆收藏有来自乌盟、伊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出土的隋“五铢”。

二、唐朝货币

唐代铸行最多的钱币是“开元通宝”和会昌开元，其次还有“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以及史思明铸行的“得壹元宝”、“顺天元宝”等。此外，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流入有外国钱币，所以，这一时期在内蒙古地区流通的货币种类较为繁多。

（一）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始铸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钱文为书法家欧阳询所书隶体，极为工整。加之铸造精良，重量适宜，所以深受世人欢迎。又恰逢大唐开国盛世，因此“开元通宝”铸行的时间最长，可谓贯穿唐代始终。不仅其数量大，而且品种亦多。常见的左挑元、右挑元、双挑元，背星纹、月纹、月孕星纹，铸有背文监名的会昌开元等等，不一而足。再有乾封、乾元、大历、建中等各种铸币。

“开元通宝”是内蒙古地区出土发现唐代钱币中最多的一种，几乎在自治区各地都有出土，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也丰富。

呼和浩特市地区发现的“开元通宝”钱数量很大，凡辽、金、元时期的窖藏钱币中，开元钱的数量仅次于北宋钱，唐代窖藏钱币中开元钱的数目更是多得惊人。如1959年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出土的唐代窖藏钱币500多公斤，7万多枚，“开元通宝”即多达67062枚。其品类多，仅“元”字的书写形式即可分十几种。窖藏中最晚的钱币为“建中通宝”。

1980年，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出土辽代窖藏钱币，共23.5公斤，6383枚，有“开元通宝”1388枚。钱文书写、背纹都有不同。仅背月纹位置不同者即有9种之多。

同年，伊盟达拉特旗盐店乡出土西夏窖藏钱币1048公斤，272154枚，其中有部分“开元通宝”钱。

赤峰市唐以后的钱币窖藏中，“开元通宝”都占一定比重。如1981年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的辽代窖藏钱币，在20多万枚古币中，有“开元通宝”61000余枚，钱文书法和大小都有不同。还有背饰星、月纹者，会昌开元有22种之多。

同年，在巴林右旗上石匠山村出土一瓮辽代窖藏钱币中，有“开元通宝”50.5公斤，在整个窖藏中所占数量最多，以其钱径、轮郭、文字以及背纹的不同可分5大类、若干小类，其中有会昌开元22种。

1981年，巴林左旗丰水山乡中号村出土辽代窖藏钱币中，唐钱数量最多，“开元通宝”有142枚，其纹饰、大小、薄厚有多种，背双月、仰月、星纹者都有。另有会昌开元4枚，可辨背文者为蓝、洛、润。

1982年，赤峰市巴林右旗灰通河出土金代窖藏钱币12289枚，其中唐“开元通宝”1339枚。

乌盟大多数旗县均出土过“开元通宝”，早、中、晚期“开元”钱都有，会昌开元亦发现有9种。如在兴和县南湾子出土“开元通宝”289枚，其中背多有月纹。在察哈尔右翼前旗煤窑乡出土的宋代窖藏钱币中，发现“开元通宝”171枚，可分7品。1984年，在该旗礼拜寺乡出土的元代窖藏钱币中，发现“开元通宝”56枚。

1984年，兴和县明胜村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在仅存的16.5公斤（总数约50公斤，大部分已流散）中，有289枚“开元通宝”，有的背有日纹或洛、昌、润等字。

1985年，在赤峰市郊区（今松山区）当铺地乡大兴隆庄村出土金代窖藏钱币重约300公斤。其中有“开元通宝”，含背书蓝、宣（穿上仰月纹）字的会昌开元。

1985年8月，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他本板村东北、林东至林西路北1500米处的土坡上，当地牧民发现一陶壶古钱，共计4公斤，1188枚。在这批古币中，除有5枚隋五铢和6枚汉五铢外，其余1176枚均为“开元通宝”，且均为“元”字第二笔左挑。其大小有别，可分6品。钱径在1.9至2.5、穿宽在0.55至0.6、厚在0.08至0.15厘米之间，重在1.7至4.55克之间。上述开元钱，仅在三品中发现少数背有错范和六品中的背郭因磨损或光背者，其余面背周郭和钱文均清晰可见。在这批窖藏“开元”钱中，有为数不少不合规范的小而轻薄品，约占整个窖藏的23%强。据《辽史》考证，出土这批窖藏的他本板地区在唐代为辽上京道所辖怀州、“本唐归诚州”的属地。又据《新唐书》载，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在契丹大贺氏联盟设松漠都督府，所辖8个州外，又辖归诚州。根据出土实物以及唐初盗铸渐起、而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契丹人仿唐之风较甚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明在唐早期塞北少数民族契丹人已开始仿铸唐钱，并直接影响其后来铸行本民族的货币。

包头地区唐至宋元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开元通宝”屡有出土，而且各个时期的开元钱都有发现。1985年，在包头固阳新建乡元代窖藏中出土3000多枚“开元通宝”，其中全会昌开元17种。包头地区出土的“开元通宝”以左挑元、背素者为多，月纹和会昌开元都少见，但却发现了铁质开元钱。

“开元通宝”在呼盟的大部分旗、市均有发现，据初步调查共计516枚，可分7品。1985年在扎兰屯市出土的辽代钱币窖藏中有“开元通宝”百余枚，分4品，会昌“开元”40枚，分10品。

通辽市境内出土的“开元通宝”有“元”字第二划平笔、左挑、右挑、双挑，面星，背星月、三星、五星、双星、数月、孕月。白铜“开元”、铅质“开元”、大字“开元”、花穿“开元”、合背“开元”、银质“开元”、祥石纹“开元”，以及昌、京、反京、洛、益、丹、兖、荆、襄、越、宣、蓝、洪、润、潭、鄂、兴、梁、广、梓、福、桂、平等23种会昌“开元”。1985年，原哲盟土产公司上交盟文物店的2万枚古钱中，有“开元通宝”若干枚。1994年10月，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散都苏木麦里嘎查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中，有“开元通宝”。

1986年秋，乌盟卓资县大榆树乡南沟村出土一陶罐古币，共重6.5公斤，计925枚。其中有“开元通宝”65枚。钱文隶书，清晰精美，“元”字第二笔左挑，直径2.5厘米，均无背纹，具有唐早期开元钱之特征。

1987年，赤峰市土产公司回收到一批出土窖藏钱币，共计5391枚，“开元通宝”多达2230枚。其中全会昌开元21枚，背文有昌、京、益、蓝、越、宣、润、鄂、兴、广、梓、福字等。

同年，在乌审旗陶利苏木桃儿庙嘎查出土古钱605公斤，其中亦有“开元通宝”。

1989年4月，锡盟兵部营子村出土一批古币，共征集到4776枚，其中有“开元通宝”700枚，有背月及光背者，直径在2.35至2.45厘米之间。还有宽缘和钱文篆书等南唐钱。

1990年，锡盟正蓝旗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古墓中出土1563枚古币。内有“开元通宝”104枚，可分4品。其中一品较厚重，光背，直径2.45厘米。一品钱文笔划略粗，背“洛”字。背月者少见。

同年，清水河县的古力半几河岸出土一大白瓷罐钱币，共有15729枚，有“开元通宝”1240枚，其中全会昌开元50枚；伊盟达拉特旗吉格斯太乡沟心召村发现一处金代窖藏钱币，共计2437枚。内有“开元通宝”198枚，含8枚7品会昌开元。

1993年，在乌盟兴和县二台子乡土堡子村出土的窖藏钱币中，发现“开元通宝”，其中有会昌“开元”。1996年8月，兴和县二台子乡二十二号村出土4枚“开元通宝”。

赤峰市辽上京地区发现有唐“开元通宝”，其中有“元”字第二笔右挑、双挑和会昌“开元”钱。“开元通宝”是该地区发现的唐代钱币中最多的一种。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发现有数量不少的唐代钱币，其中尤以各式“开元通宝”为多。民间收藏中亦多有“开元通宝”。

乌海市从民间收购的古钱币中以“开元通宝”数量最多。

阿盟地区出土的“开元通宝”较其他货币都多，而且分布于全盟各地。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呼和浩特市郊区白塔村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中有620枚“开元通宝”。多数“元”字第二笔左挑，且有背星、月纹者，会昌开元11枚，均系左挑元。

内蒙古博物馆所藏钱币，“开元通宝”是其中的大数，除去前述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出土的67062枚之外，还有80枚来源于伊盟、乌盟、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的开元钱，其中有12枚会昌开元。

（二）乾封泉宝、乾元重宝

“乾封泉宝”是唐代铸行的第一种年号钱，此后，直到清“宣统通宝”，中国年号钱的铸行几无中断。乾封泉宝”以一当十与开元钱并行流通，铸行未及1年即废止了，因此存世较少。“乾元重宝”始铸于肃宗乾元元年（758），是为当十钱，即1枚“乾元重宝”当10枚“开元通宝”。次年，铸重轮乾元钱。初始一当五十枚开元钱，后改一当三十、一当三等。

“乾封泉宝”在内蒙古地区较少见，“乾元重宝”略多些。

1959年，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出土的一大陶瓮古钱中有“乾封重宝”2枚，钱文4字真书旋读，直径2.5、穿宽0.65厘米，重4.5克。

196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呼和浩特市郊区太平庄乡征集到一批1964、1965年在白塔村丰州古城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其中有20枚“乾元重宝”。

内蒙古博物馆由呼和浩特市地区、伊盟鄂托克旗等地征集到“乾元重宝”9枚。

1980年，赤峰市巴林左旗土木富州乡大良沟出土一陶罐铜钱，共重23.5公斤，计6383枚，有“乾元重宝”12枚。

80年代初，赤峰市林西县三道营子出土的辽代窖藏钱币中有“乾元重宝”16公斤，4100枚，可分5品。

1981年，赤峰市巴林右旗上石匠山发现的一瓮辽代窖藏钱币中有近2公斤“乾元重宝”。铸造工整，文字轮郭清晰，面文隶书直读，面背肉好俱周郭，背纹有穿下月。可分5品。钱径2.2至2.6、郭厚0.09至0.10、穿宽0.65至0.8厘米，重1.9至4克。

1984年，乌盟兴和县南湾子乡明胜村出土一大瓷瓮窖藏钱币，在征集到的16.5公斤钱币中有9枚“乾元重宝”。

乌盟兴和县南湾子乡出土窖藏钱币中有15枚“乾元重宝”。察哈尔右翼前旗煤窑乡出土的宋代窖藏钱币中，发现“乾元重宝”67枚。1984年，在该旗礼拜寺乡出土的元代窖藏钱币中，发现“乾元重宝”14枚；在该旗集宁路古城遗址中出土“乾元重宝”14枚。

1985年，原哲盟土产公司上交盟文物店一批约2万枚古钱，其中有“乾元重宝”若干枚。

同年，包头固阳县新建乡画匠渠出土一批元代窖藏钱币，共48193枚，其中有少量“乾元重宝”，“元”字第二笔多为右挑。

1987年，赤峰市土产公司回收一批出土窖藏钱币，共重22公斤，5391枚，其中有“乾元重宝”16枚。

1989年，锡盟多伦县兵部营子村出土“乾元重宝”2枚，直径2.3厘米。

1990年，锡盟正蓝旗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古墓出土钱币1563枚，有1枚“乾元重宝”。肉薄体轻，直径2.3厘米。

同年，乌盟商都县小海子乡八号村出土1枚“乾封泉宝”，直径2.45、穿宽0.7、厚0.09厘米，重3.4克；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古力畔几河岸出土的一瓷罐钱币中有30枚“乾元重宝”；伊盟达拉特旗吉格斯太乡沟心召村发现一处金代窖藏钱币，共计2437枚，有“乾元重宝”9枚3品，钱径2.35至2.45、穿径0.65厘米，重2.6至2.7克。

1995年，在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麦里嘎查出土金代窖藏钱币中，有“乾元重宝”。

1996年8月，兴和县二台子乡二十二号村出土2枚“乾元重宝”。

呼盟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扎兰屯市均发现有“乾元重宝”，共计23枚。可分3品：一是钱文隶书对读，背光素，铸工规整。二是铸工稍差，背穿下月纹。三是小钱，背光素。

赤峰市辽上京地区发现有“乾元重宝”。

兴安盟民间收藏钱币中有少量“乾元重宝”。

呼和浩特市博物馆收藏3枚“乾元重宝”。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博物馆收藏4枚“乾元重宝”，大型重轮者3枚，小型者1枚。

另外，在钱币普查中，发现“乾封泉宝”1枚，“乾元重宝”405枚。

（三）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西域铸币

“大历元宝”、“建中通宝”及“元”字钱、“中”字钱，都是唐朝大历、建中年间（766～783）安西都护府在今新疆库车地区铸造的。这些钱币以及当时活动在西域地区的西突厥别系突骑施铸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流通到距铸地迢迢数千公里的内蒙古地区，虽然数量不多，但不能不说是两个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密切联系的实物见证。

据内蒙古博物馆的统计资料，1959年和林格尔土城子古城唐代窖藏钱币中，共发现“大历元宝”79枚，“建中通宝”20枚。这批窖藏钱币中，也发现了少量的“中”字钱和“元”字钱。

1986年，在伊盟准格尔旗十二连城征集到1枚突骑施钱。钱径2.5厘米，重5.7克。钱体厚重，面、背均铸回鹘文。

1987年，在伊盟达拉特旗发现1枚突骑施钱。面文清晰、素背。直径2.1、穿宽0.5、厚0.1厘米，重2.5克。

同年，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单于大都护府遗址内，出土1枚“突骑施钱”。此钱直径2.26厘米，重2.75克，青铜质，品相较好，正面有回鹘文，背作弓（蛇）状纹；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东胜州古城征集到1枚突骑施钱，面铸粟特回鹘文，环读。此钱较一般突骑施钱略薄小。钱径2、穿宽0.5厘米，重1.6克，面铸四决纹，背素。

1991年，在伊盟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遗址内出土1枚粟特王钱，系拂呼缦王时所铸，时在公元658年。青铜质，直径2.32厘米，重3克，仿唐“开元”钱形制。面文由粟特文单词“BryWm′nMik’”（即拂呼缦）组成。背上“Y”字形纹下作三尾纹饰。

赤峰市辽上京地区发现有“建中通宝”。

兴安盟民间钱币收藏中有少量“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

通辽市出土的唐代钱币中，有“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

乌盟察哈尔右翼前旗土城子发现“大历元宝”4枚。

呼和浩特地区的民间藏品中见有“大历元宝”背俯月品。

唐代货币（内蒙古各盟市均有出土）

唐代西域铸币（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出土）

（四）外国货币

唐朝国门大开，对外开放，特别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西亚诸国乃至欧洲保持着经济贸易联系。因此，在内蒙古地区发现有唐朝时期的外国货币，以及具有西方风格的金银饰件和金银、玻璃器皿等物。

1959年，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毕克齐水磨沟南口发现一座唐墓，出土有西方金饰品、器具数件，以及1枚拜占庭金币“索里得”（Solidus）。该币直径1.4厘米，重2克，剪边，正面为王者像，背面为双翼女神像，为东罗马列奥一世时铸币。

1965年，在呼和浩特市西北坝口子村古城内发现4枚波斯萨珊王朝银币。其中1枚为卡瓦德一世银币，直径2.8厘米，重3.8克，正面有王者半身像及古波斯帕勒维文（又译作钵罗婆文）王名“卡瓦德”铭文。另外3枚纹饰基本上与上枚相似，仅形制略异，王者像前有“库斯老”王名铭文。这3枚银币当属库思老一世（ChosroseI）铸币，但其流通到中国是在唐朝时期。

1984年，在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西乌兰不浪乡头号村又发现1枚东罗马金币，出土地与1959年所出拜占庭金币为同一条山沟，只是前者出在沟之南端，后者出于沟之北端，两地相距40公里。这枚金币直径1.2厘米，重2.3克，剪边。正面是王者半身像，周边铭文多可辨认，为“DNDEOEEOVRP-ETAVC”。背面是双翼天使像，其周边铭文3组，为“DIVTOX、AAYVVV、OHOB”。属东罗马币制改革后的早期铸币。但其“失落”到这条古老山沟通道的时间，应在南北朝以后，约当隋唐时期。

波斯货币

（原大直径2.8厘米呼和浩特市坝口子村出土）

罗马金币

（1.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出土原大直径1.4厘米

2.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出土原大直径1.2厘米）

三、五代十国货币

内蒙古地区出土的五代十国时期的货币，常见的有五代后汉、后周和十国前蜀、南唐的铸币，其他朝代的货币都十分少见。虽然这一时期的货币不多，但流通到内蒙古的大部地区，包括遥远的呼盟境内。

196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征集到一批出土于白塔村的金代窖藏钱币，其中有“周元通宝”3枚，“乾德元宝”1枚。

1980年，赤峰市土木富州出土辽代窖藏钱币6383枚。其中五代十国钱有“周元通宝”3枚、“唐国通宝”11枚、南唐“开元通宝”2枚、“天汉元宝”1枚、“光天元宝”1枚、“咸康元宝”2枚、“乾德元宝”2枚。

1981年，赤峰市三道营子出土窖藏古钱币20多万枚，其中有前蜀“通正元宝”4枚、“天汉元宝”15枚、“光天元宝”2枚、“乾德元宝”5枚、“咸康元宝”14枚、南汉“乾亨重宝”1枚、后晋“天福元宝”6枚、南唐“唐国通宝”（篆隶两种书体）650枚、“大唐通宝”1枚、后汉“汉元通宝”12枚，以及后周“周元通宝”260枚，共计10种。这是五代十国钱币在内蒙古地区出土最为集中、数量和品种最多的一次。

1985年，赤峰市郊区当铺地乡大兴隆庄村出土金代窖藏钱币，其中有五代后周“周元通宝”、十国前蜀“天汉元宝”、“乾德元宝”、南唐“开元通宝”（篆隶两种书体）、“唐国通宝”（篆隶楷3种书体）。

1985年，包头市固阳县画匠渠元代窖藏钱币中，有“周元通宝”、“天德元宝”、“天汉元宝”、“乾德元宝”、“咸康元宝”、南唐“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

包头市地区出土有前蜀“通正元宝”，铸造粗劣，钱径2.35厘米，重约4.5克。“元”字第二笔左挑。

呼盟额尔古纳市和扎兰屯市共发现南唐“唐国通宝”3枚，钱径2.33、穿宽0.59、郭厚0.12厘米，重3.7克。扎兰屯市的“唐国通宝”，出土于1985年的辽代窖藏中。同一窖藏还发现了前蜀的“乾德元宝”。

呼盟鄂温克族自治旗发现后周“周元通宝”2枚，钱径2.2、穿宽0.5厘米，重6.30克。

呼盟文物工作站藏有前蜀“乾德元宝”2枚。其铸工粗糙，钱径2.38、穿宽0.57、郭厚0.11厘米，重2.3克。又藏南唐“永通泉货”1枚，钱径4.8、穿宽1.3厘米。

1987年，赤峰市土产公司回收一批辽代窖藏钱币22公斤。其中五代十国的钱币有“汉元通宝”2枚、“周元通宝”2枚、南唐“开元通宝”4枚。

1989年，锡盟多伦县兵部营子村出土宋代窖藏钱币4776枚，有“唐国通宝”3枚，直径2.4厘米。

锡盟多伦县大河口乡出土窖藏钱币120多枚，其中有少量“唐国通宝”。

1990年，锡盟正蓝旗元上都城南砧子山墓葬发掘出土南唐“唐国通宝”1枚，钱文篆书、对读，直径2.4厘米，锈损较重。

1991年，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出土钱币窖藏，其中有后周“周元通宝”、前蜀“乾德元宝”及南唐“唐国通宝”。兴安盟钱币学会藏有“通正元宝”、“光天元宝”、“咸康元宝”等前蜀小平钱数枚。

呼和浩特市地区发现的五代十国时期的钱币有后晋“天福元宝”、后汉“汉元通宝”、后周“周元通宝”、前蜀“乾德元宝”、“咸康元宝”、“通正元宝”、南唐“唐国通宝”和“开元通宝”。其中1997年，在清水河县浑河岸边出土的一罐窖藏钱币（17公斤）中有后周“周元通宝”30多枚。这批“周元通宝”作工精良，品相极佳，钱径2.5至2.6、穿宽0.7、厚0.1厘米，重3.2至3.8克，且有背铸星纹或月纹者。托克托县博物馆收藏的五代十国钱币有“周元通宝”2枚，南唐“开元通宝”对钱2枚。呼和浩特市博物馆藏有“周元通宝”1枚、“乾德元宝”1枚。

乌盟地区出土的五代十国钱币有后周“周元通宝”，后汉“汉元通宝”，前蜀“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和“咸康元宝”，南唐“唐国通宝”、“开元通宝”等。据初步统计，卓资县八号村出土“唐国通宝”20枚，三道营乡榆树营村出土“唐国通宝”3枚。在兴和、丰镇、凉城、商都县和察哈尔右翼前旗、察哈尔右翼中旗等地也都有五代十国钱币出土。其中兴和县明胜村1984年发现的一批窖藏古钱币中，有1枚“乾德元宝”和5枚“唐国通宝”。在察哈尔右翼前旗煤窑乡出土的宋代窖藏钱币中，发现“唐国通宝”15枚、“周元通宝”6枚、“乾德元宝”3枚；在该旗元代集宁路故城出土“唐国通宝”4枚。1986年，在卓资县大榆树乡南沟村出土的金代窖藏钱币中，发现“唐国通宝”2枚，铸造精美，直径2.4厘米。1993年，兴和县二台子乡土堡子村出土的窖藏钱币中发现有“周元通宝”和“唐国通宝”。

五代十国货币（赤峰市、呼盟、乌盟等地出土）

通辽市发现的五代十国时期的钱币有“天福元宝”、“汉元通宝”、“周元通宝”（背有星、月纹）、南唐“开元通宝”（篆隶2种书体）、“乾亨重宝”、“通正元宝”、“天汉元宝”、“光天元宝”、“乾德元宝”（大、小样）、“咸康元宝”、“唐国通宝”（真隶篆三种书体）。科尔沁左翼后旗麦里出土有“天汉元宝”、“周元通宝”和“唐国通宝”。

初步统计，伊盟发现五代十国钱币共计481枚，即“汉元通宝”4枚、“周元通宝”63枚、“乾亨通宝”1枚、“通正元宝”1枚、“天汉元宝”6枚、“光天元宝”1枚、“乾德元宝”43枚、“咸康元宝”10枚、“唐国通宝”261枚、“大唐通宝”3枚、“开元通宝”88枚。

内蒙古博物馆收藏“天汉元宝”1枚、南唐“开元通宝”2枚、“唐国通宝”3枚、“周元通宝”2枚、“顺天元宝”铁钱1枚、“乾德元宝”2枚、“咸康元宝”1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