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蒙商与易货贸易

内蒙古的边商贸易即旅蒙商贸易，是从清朝康熙皇帝征伐噶尔丹以后开始的，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经历了近260年的历史。当年，清朝政府曾在漠北边疆派驻重兵，军队里就开始有了“随营贸易”人员，这些人多是沿边地带的汉族商民，离开部队后，就在草原上继续从事商贸活动，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旅蒙商。这些人中，坐商在城镇进行贸易兼营批发，行商深入到漠南漠北与牧民进行交易。从贸易地区来看，有的去外蒙古和俄罗斯，有的在内蒙古牧区，还有的去新疆地区从事贸易。旅蒙商多数属于资本雄厚、人员较多的商号，他们把日用生活品运到漠北等地，再把换回的牲畜等赶运回来运销各地。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政府与俄国沙皇政府签订《尼布楚条约》以后，中俄两国正式建立了商贸往来关系，开展边境贸易。旅蒙商以丝绸、棉布、茶叶、瓷器、砂糖等与俄国商人交换野生皮张、皮革、毛纺制品、衣料等。清雍正六年（1728年），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在恰克图等地开设了边境贸易市场，允许两国商人建立商店、货栈，并分别设专职官员，监督管理互市贸易。清嘉庆五年（1800），中俄边境贸易总额达838万卢布。民国初年海拉尔“八大家”旅蒙商（即乾隆年间奉旨到蒙古经商的聚长城、隆大、广太、晋兴、大利、鼎恒升、弘盛隆等八家商号，当地称为“八大家”。大的商号资本有白银1万～3万两，小的有白银2000两～3000两），每年向俄运销价值160多万卢布的皮货、肉类，从俄罗斯购回价值80多万卢布的俄国酒、装饰品等。

二、旅蒙商的兴衰

旅蒙商在漠南漠北和边境地区进行商贸活动，他们懂民族语言、通地方风俗，一般都采取流动贸易方式，把商品送上门。大的旅蒙商一般都搞赊销买卖，也搞物资交换，他们资本雄厚，机构庞大，人员众多，以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海拉尔、多伦诺尔、张家口等城镇为据点，雇用大批从业人员，携带商品深入到草地和边境地区与蒙古牧民等交换畜牧产品。他们不仅在草地上建牧场，在国内许多地方都设有行庄、联号，业务范围极其广泛，经营品种“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应有尽有。旅蒙商中规模较大的三大家是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即“三大号”或称“大外路”），基本上垄断了北部边疆整个草地和部分城镇市场的贸易活动。其贸易特点是先售货，后收账，采取赊销办法进行不等价交换。中等旅蒙商贸易方式与“三大号”基本相似，也有少数到北部边疆开展贸易，称作“小外路”。

旅蒙商贸易的发展，带动了其他行业的繁荣，当时的归化城、包头等地的茶庄、绸布庄、钱庄、戏院等也都相继建设和发展起来。以张家口为例，清康熙年间有各种商号十几家，清雍正年间增至90多家，清乾隆六十年（1795）发展到190多家，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增至230多家，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发展到530多家，民国14—18年（1925—1929）旅蒙商全盛时期，内蒙古地区较大商号达1000多家。

“大盛魁”是内蒙古地区历史上最大的旅蒙商号，主要活动于漠北的大部分地区和与俄国接壤的边境地带以及内蒙古西部，其经营范围之广、贸易额之大、获利之多、历史之久，在中国民族贸易史上是罕见的。其创始者为山西人王相卿、张杰、史大学等。大盛魁每年贩运羊约100多万只、5000匹～20000匹马，同时还从漠北收回大量的兽皮、贵重药材等；向漠北贩运大量的生活用品，仅砖茶每年就在3000箱以上，生烟2000多囤（每囤180包，每包约1斤），还有大量的瓷碗、木梳、木盘、小麦等；其经营资本多达2000多万两白银，从业人员达5000人～6000人，所做生意多是大出大进，一次就能吃进俄国小麦16万担，出售砖茶一次也是10万、20万担（1市担=100市斤）。

民国13年（1924），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了旅蒙商在当地的银票和财产，仅大盛魁损失就达200万两白银，驻科布多分庄就有1.5万峰骆驼、2万匹马、20万只羊的债权未能收回，雄踞塞外200多年的大盛魁在民国18年（1929）被迫倒闭。后因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和连年战争，旅蒙商进一步衰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