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宋乐天大我 9 岁， 1932 年时已是北平前门区共青团团委书记，常利用回家的机会给我讲一些革命道理，还跟我说起 1933 年他参加的李大钊同志灵枢示威游行。大哥很信任我， 1933 年他曾被捕，被捕前交给我一个秘密 “小包”，我偷偷藏在婶母的柜子。我拆阅，看了《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反杜林论》，还有关于五卅运动、介绍十月革命、揭露国民党不抗日的材料，很多都是油印本，我读得似懂非懂，又被深深吸引，反复翻阅之后，心中对共产党有了朴素的向往。

二、参与绥远反帝大同盟

当时在归绥，有地下党组织的反帝大同盟秘密开展活动。我虽然不是盟员，但和盟员们常一道参加活动和会议。二哥宋守德是归绥中山学院的学生，他是盟员，我让他抄写大哥寄存在我这里的材料，在盟员中传阅。 1934 年 4 月，杨植霖、杨业澎等相继被捕。我从父亲处得到消息后，赶紧骑上自行车，飞快地通知李作栩、宋守德转移，又跑回学校从我父亲工资中预领了些钱，让他俩带上连夜逃跑。

1935 年，我来到北平准备考大学。城南有一个绥远会馆，不花钱随便住，我就住在绥远会馆的二会馆。我与郑天翔都在二会馆落脚并相识，从 7 月到 8 月底，双双备考。郑天翔和我都是绥远凉城人，他大我 4 岁，他叔父和我父亲是北师大的同学。天翔 1934 年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农学系，那里政治气氛沉闷，他不喜欢，于是又来考试。而我高中只念了两年就来考大学。就这样，我们在北平同时复习，准备考试。因为都是穷学生，我们常一起逛书店、交换书、谈理想，谈国家、民族的忧患，谈对日寇的仇恨、对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我们谈得热烈而深入。一个多月后，天翔和我分别考上清华大学、齐鲁大学。自此，我离开家乡来到济南。

三、参加“民先”

1935 年 12 月，一二九运动沸腾了北平，齐鲁大学这“沉默”的一角也沸腾了。我们与其他学校的学生会接上了关系，也与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接上了关系。 1936 年 1 月，平津学联代表和清华自行车宣传队到达济南，北平学联主席王仲华 ( 又名董毓华、王春裕 ) 秘密召集我们学校几名积极分子开会，我和孙香亭、刘维祯等同学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校后，我们通过报告会、座谈会、讨论会等形式，启发同学们的觉悟，使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 在我们埋头读书的几年里，当局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一系列卖国协定，东三省、热河、察哈尔、河北的主权一步步丧失。同学们悲痛不已，从心底发出“反对卖国协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

山东省教育厅采取提前放寒假的手段压制学生运动，齐鲁大学则采取提前考试的方法。在平津学联代表的帮助下，我们领导了罢课、罢考活动。我们悲呛而激越的歌声不时在校园里响起。

就在我们活动深入发展并准备去北平串联之际，学校突然宣布提前放寒假，并以停火停食为名要求学生立即离校，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守在学校周围，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自坐镇指挥，来往信件被扣，只许出，不许进。不得已，我们商定刘维祯、刘静莹留校坚持工作，一部分同学去北平参加救亡运动，一部分同学下乡宣传抗日。

1936 年夏，我们在济南地下党林浩同志的领导下开始工作。从最初的三名“民先”队员刘维祯、孙香亭和我，又发展了刘静莹、武送奎 ( 现名王泽 ) 、韩豁、冯兰珍和李金榜。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经过济南时，我们组织同学慰问，请他们来学校讲演，听众多达两三百人。我们散发宣传材料到学校各处，学校当局对我们提出警告，我们不予理会，有些基督教徒还帮助我们散发传单。

1936 年秋，日寇侵略绥远，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在绥东军民的支持下，大获全胜，收复百灵庙和大庙等地，全国人心大振。济南各学校纷纷发起募捐援绥活动。齐鲁大学的“民先”组织很快募集到一大笔款子，购置了药品、食品、锦旗，印制了慰问信和宣传品，由李耕田、李度 ( 现名张芳 ) 和我代表齐鲁大学文、理、医学院爱国师生，奔赴绥远前线。我们三人和各地代表拜访了东北抗日联军的代表，我们被将士们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前仆后继、英勇杀敌的事迹感动得热泪盈眶，将剩余的 70 多块大洋全部赠送。

经过两年来特别是在齐鲁大学这一年多来的考验， 1937 年 1 月，林浩派人跟我谈话，告知我已被批准人党。 1937 年 3 月，校长刘世传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指责我不好好读书，宣传共产主义，并拿出北平寄来的书刊作“罪证”。我毫不示弱，据理力争。当天晚上，校方突然搜查我的宿舍。一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徐乃光同学将《圣经》塞到我的枕头下，另一名同学将我的箱子移到她床下。搜查者没想到竟然搜到的是《圣经》，大感疑惑，邹尚卿同学机智地说 : “宋守莲是基督教徒。”

我们与校方闹成了僵局，北平寄来的书刊被没收，私人信件也常常丢失。特别是天翔从清华大学给我寄的进步书刊和通信，有的就没收到。好在我和天翔通信中常用暗语交流“民先”的情况，幸未暴露，保留了一些资料。

在林浩指示下，我们改变方式，尽量避免与校方冲突。韩豁是山东省主席韩复集的侄女，她常去韩复集家带宣传品给太太们看，教孩子们唱救亡歌曲，获得了他们的同情。形势紧张时，韩豁就将宣传品放在韩复集姨太太纪甘清处，可说万无一失。我则联系中学同学李生兰的爱人、国民党军医田玉磺，往军营送抗日宣传品。各阶层的抗日救亡运动汇集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

四、革命伉俪的红色情结

1935 年，我和郑天翔相识于北平的绥南二会馆。当时我们都来到北京备考，郑天翔的叔父和我的父亲是同学，我们又是老乡，因此很快熟识。两个进步青年，来自同一故乡，有着谈不完的话题。我们各自备考，互相帮助，为两人相扶相伴的一生拉开了序幕。

1935 年 8 月，我和郑天翔相继考入清华大学、齐鲁大学。入学后，我们都是学校里的先进分子，同为“民先”组织的成员。我们在来往的信件中经常交流自己的想法，相互邮寄一些进步文学刊物和“民先”的资料。可以说，“民先”的任务和信息，已将我们拴的更紧密。恋爱中的革命者境界最高，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献身革命与爱情之间的分寸，较好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1936 年 10 月，日军准备大举侵略两人的家乡绥远，郑天翔等人积极准备武装抗日。郑天翔在给我写的信中提到，“爱情，男女之爱以及家庭之爱，在我们心中占的地位总不能过高，我以为战胜十个情敌，并不如打败一个反对派来得痛快。”

从 1936 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开始交换彼此的日记。写完一本，寄去一本，以加深彼此的了解和交流。 1937 年 3 月，我和郑天翔的通信和寄进步书刊的事，被各自的校方和军警、特务们所察觉，郑天翔被校方警告。

1938 年 8 月 1 日，我们于延安喜结连理，自此携手走过了 76 年的岁月。宋汀对她和郑天翔的感情的评价是“同志式夫妻”，两人相互扶持，相濡以沫，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事业。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两人始终携手与共，宋汀认为是两人的共同信仰让他们走过浪漫、壮丽的一生。

( 采访：宋立志 整理：法爱美、王劲楠、张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