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地区真正意义上的“走西口”活动，早在明代就已开始。明朝末年，占据土默特地区的蒙古首领阿拉坦汗，以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为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积极拓展军事力量，与明廷抗衡。他通过虏掠边民、容纳叛民、招募工匠等方式，积极在土默川发展“板升”农业，使大量中原汉民，迁徙到这里修筑房舍，开垦荒地，建立村落，从事农、副、手工业生产。《明史·鞑靼传》说：“时富（丘富）等在敌，招集亡命，居丰州，筑城自卫，构宫殿，垦水田，号曰板升。板升，华言屋也。”据《万历武功录》记载：“赵全率□恶民……二十八人悉往从之，互相延引，党众到数千……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生，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驱华人耕田输粟。”“大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其间白莲教可万人。”［1］明谢肇浙《五杂组》也说：明王朝“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指土默川一带）。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网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2］

当时这些越边墙而来的汉族百姓，发挥各自特长，从事农业及各种手工业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围绕这些汉族工匠而形成的村落，当地蒙古族人往往就以该专业命名。如朱尔圪庆，蒙古语义为画匠；沙尔沁，蒙古语义为挤奶人；察素齐，蒙古语义为造纸匠；毕克齐，蒙古语义为掌文书者，等等。之后，因为村落中多是固定的房屋，所以蒙古族就用板升来指称房舍和村落，于是在土默特地区，就有了众多以板升或板命名的村庄。包头地区现存的如板升图，蒙古语义为有房子；板升气，蒙古语义为造房子的人；捣拉板升，蒙古语义为七间房；公积板，蒙古语义为公爷的房子；黑麻尔板，蒙古语义为像鼻梁的房子等。这些汉族人的迁徙定居，为清代大量汉民的“走西口”，奠定了基础［3］。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包头地区的民俗生态。

到清康熙时，为了从经济上保证蒙古地区的长治久安，在实施“分旗划界”保障各盟旗牧业经济有序发展的同时，劝导蒙民适当进行农业开垦，鼓励牧民“能耕田者勤于耕田”［4］，用所获粮米保障生计。清代早期几次大规模的西北用兵是“走西口”活动形成的直接推动力。清初，为了边疆的安宁，康熙皇帝三次统兵平定噶尔丹叛乱。此后，清政府长期在蒙古地区驻守较大数量的军队。解决西征部队的军需和在蒙地驻军所需粮草及日用品供应，直接促成了土默川上的旅蒙商贸易和农业垦殖。

当时，清政府出于军事防务、政治统治、经济发展等多种考虑，“弛禁放垦”，允许晋陕一带汉民进入土默川及鄂尔多斯等地区大规模圈地垦田，发展农业生产。一些蒙古王公贵族也主动招纳内地农民到边外垦种。如《清实录》记述的：“每招募民人春令出口种地，冬则退回。”“治边数州百姓岁岁春间出口，皆往鄂尔多斯地方耕种。”

当时，老包头地区是蒙古族的游牧之地，土地已有开垦，有散在的农业村落。老包头最早的寺庙——南龙王庙，有一块清光绪元年（1875）的重修碑，碑文记述到：“包镇旧有龙王庙，为农民祈雨之所。”“庙肇于康熙，修于乾隆，迄今二百余年矣。”“镇之东南隅，旧有龙王庙一楹，系土默特蒙古所建，不知建于何时，有康熙五年补修匾额。”［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包头发现的地契，最早有康熙二十年（1681）的，说明早在康熙时代，老包头地区即有“走西口”的汉民，南龙王庙的补修，就是人口日益增多的证明。

康熙五十六年（1717），兵部尚书范时崇受命负责勘察和选定通往蒙古乌里雅苏台的兵道驿站，其幕僚范昭逵在《从西纪略》一书中，详细记载了所见所闻。其所记经过的包头境内台站，有四台毛岱多浑（今土默特右旗毛岱村）、五台沙尔沁（今九原区沙尔沁村）、六台昆都仑（今九原区前口子村），而且四次途径“箔头”（即包头），三次止宿，“就水下营”，说明“箔头”当时已是水运码头。

台站建成后，清朝从各地调拨17000多蒙古站丁，共85000余人服务于这一军台大道，当时军粮运输包给商人承办，商人再招雇车工和驼户，随军贸易于是发展起来，大批内地商民随军进入包头地区，促进了包头和萨拉齐地区商业的发展。

乾隆二年（1737），包头在原“代州营子”的基础上形成村落。来包经商的汉民，开始用农产品和日用百货换取皮毛、牲畜，一些小手工业者，打造农牧刀锄等用具，钉马掌、修箭头，以换取牧民的皮毛、雕翎、鹿茸等，运回山西出售。他们还进行米面加工、经营粮食、布匹、砖茶，以货物换取蒙民的皮毛和牲畜等。据乾隆年间的地契反映，那时包头至少已有东西两条街道，有商号12家，商业繁荣。通过为旅蒙商提供草料而获得巨额利润的经商汉民，之后发展到开粮店、货栈，办钱庄、银号，做经纪、当行，在包头设立十几家“复”字商号，其商业网络覆盖了整个包头市面，从而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民谚传说。

道光三十年（1850），一直是土默特地区黄河航运重要码头的托克托县河口镇因黄河溃堤而被水淹，由包头南海子渡口取而代之，从而南海子渡口一跃成为塞外河运主要商埠，西路船筏改在包头停泊，黄河上游甘肃、宁夏、青海出产的皮毛、药材、盐碱，河套地区盛产的粮食，经由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入包头，为包头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

“皮毛一动，百业兴旺”。到了光绪末年，包头已由一个昔日的小村落，发展成为西北的门户，塞外著名的商业重镇、“水旱码头”，西北“皮毛集散重镇”的形成，增加了致富、生存机会，从而吸引更多的晋陕人“走西口”、走包头。当时包头人口已发展到近7万人，商贾云集，百业俱兴，拥有工商户1100余家，工商业形成了“九行十六社”，每年进出口总额达白银1000万两左右。山西各地“走西口”来包经商定居的汉民，组成“代州”“忻州”“祁太”“云朔”“文交”等同乡社团，互相照应。

随着交通的发达，新的商店陆续成立，1923年后的十几年间，新成立的皮毛店达20余家，连同旧有的共有50余家，皮毛工人千余人。旅蒙商达40余家，单干或合伙经营的旅蒙商有100余户，包头商业急剧发展，达到极盛，其中许多商业资本，都来自于晋商。

同属包头的萨拉齐县城，当时商业也非常发达，人口急剧增加，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小街小巷多以山西地名命名。

此外，成千上万“走西口”的农民，不断地到土默川和大青山后从事农业垦殖，通过二百多年的经营，使古来一直是少数民族游牧的荒漠草原，变成了沃野千里的农田，出现了鳞次栉比的村庄。

大量人口的涌入、定居，村落、城镇的形成，以及农业、商业等的繁荣，为包头地区民俗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