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鄂温克族已经生活在黑龙江中上游和贝加尔湖沿岸地区。17世纪初，有关史料记载，鄂温克族分为三支：一支是居住在贝加尔湖北勒拿河支流威吕河和维提姆河的使鹿鄂温克人，共有12个大氏族。他们被称为使鹿的“喀木尼堪”或“索伦别部”，酋长叶雷、舍尔库特等。一支是贝加尔湖以东赤塔河一带的使马鄂温克部，被称为“纳米雅儿”部落或“那妹他”，共有15个氏族，其中一个酋长叫根特木耳。一支是“索伦”本部，居住在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一带，酋长为博穆博果尔。当时，鄂温克族同内地有着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在明末清初，皇太极曾两次进行征服当时包括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族在内的索伦部的战争。鄂温克族头领向清廷纳贡，受清廷管辖。

1643年，沙皇俄国的武装远征队开始野蛮侵入贝加尔湖和黑龙江北岸流域，给当地居住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居住尼布楚、雅克萨一带的鄂温克等族人民拿起扎枪、弓箭，英勇抗击沙俄侵略者。在清朝政府军队抗击沙俄侵略者的呼玛尔河口战役、尚坚里黑战役、古法坛等战役中，鄂温克族同鄂伦春族的将士都参加战斗。在1685—1686年的雅克萨战争中，鄂温克族人民不仅参加战斗，而且担负军需、粮食供应、驿站运输的任务，还在深入敌后侦查、参加收复雅克萨战斗中作出卓越贡献。随后，鄂温克官兵又远涉西北，出征时在黄河边上受到康熙皇帝的检阅，参加平息噶尔丹叛乱的斗争。

这个时期，鄂温克族陆续从黑龙江中上游的北岸渡江迁居到嫩江、讷莫尔河、诺敏河、阿伦河、音河、雅鲁河、济沁河、绰尔河流域，按氏族居住。清史称这一带的鄂温克、达斡尔人为“布特哈打牲部落”。清廷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把布特哈地区的鄂温克族编为5个“阿巴”（围猎场），在讷莫尔、都伯沁、莫日登设达斡尔族3个“扎兰”（清朝官职）。这5个阿巴3个扎兰统属齐齐哈尔总管，直属党中央理藩院统管。康熙初年改属宁古塔将军管辖，后归黑龙江将军统管。

自清康熙年间，鄂温克人每年接受兵丁测验，凡15岁以上身高5尺的男子，都为壮丁。清廷任命精于骑射的人为佐领，管理壮丁。他们平时进行狩猎生产，每年每人向朝廷交纳一张貂皮，战时出征。

清雍正九年（1731），清廷将布特哈5个“阿巴”的鄂温克壮丁，编为鄂温克族5旗、47佐，达斡尔族3旗、39佐，规定旗色，编入八旗。全部鄂温克族成年男子成了八旗官兵。为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守，清廷决定“移民实边”，于雍正十年（1732）将布特哈地区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和巴尔虎3000壮丁移驻呼伦贝尔地区，编为索伦左右翼八旗50佐。其中鄂温克族壮丁1636人。并拨给118528头（只）牲畜，供壮丁及家属从事牧业生产，以谋生计。

鄂温克族将士骁勇善战，清朝统治者频繁调他们往各地作战，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整统一，反击外来侵略干涉。由于长年征战，许多鄂温克族士兵血洒疆场，加之灾荒，造成鄂温克族人口锐减，生活贫困。

1896年后，沙俄为掠夺中国的资源，修筑中东铁路，原雅鲁河两岸17个村子300余户鄂温克人的猎场和牧场受圈占和破坏，他们只得向深山里迁移。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呼伦贝尔盟（今呼伦贝尔市）地区，对各族人民实行残酷统治。额尔古纳旗的鄂温克人1937年开始蔓延肺病和其他疾病，到1945年，死于肺病的有111人，只剩下32户。日本侵略者还引诱鄂温克族青壮年吸鸦片，削弱其劳动力和对疾病的抵抗力。1943年，阿荣旗查巴奇的鄂温克人发生伤寒病，其中吸鸦片的人几乎全部死去。在经济上，日本帝国主义者以苛捐杂税、公差劳役、粮食出荷，以及强行收购猎产品，进行剥削，使鄂温克族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辉苏木在“九·一八”前有6万余牲畜，而到日本投降时只剩1万余头。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鄂温克族人民进行英勇斗争。有不少鄂温克人参加东北抗日联军，转战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鄂温克族群众也为东北抗日联军当向导、送信、送粮食、护养伤病员，打击日本侵略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阿荣旗、布特哈旗一带的鄂温克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地方武装部队，各地鄂温克族青年踊跃参军参战。在歼灭“光复军”和武装土匪，保卫土改，以及在辽沈战役，解放西南，抗美援朝的战斗中，都有许多鄂温克族战士英勇参战，荣立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在鄂温克族聚居的原索伦旗行政区划内，于1958年8月1日成立鄂温克族自治旗，并在鄂温克族其他聚居地区分别成立民族乡，鄂温克族人民实现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愿望。